在很多人眼中，魯迅先生這個人十分的不好相處，因為他總是得理不饒人。魯迅先生說話從來不怕得罪人，而且文筆犀利又一針見血，總是能把別人罵個狗血淋頭。的確，魯迅先生這一生罵了很多人，而且沒有誰是他不敢罵的。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魯迅這個人就像個鍵盤俠一樣，而且還很小心眼。

魯迅

其實魯迅罵的大多數人，也不能說是罵。魯迅是在批判那些文人，因為有一些文人確實人品有問題。眾所周知，郭沫若雖然是中國著名的大文豪，但是他的品性卻不怎麼好。這一點，相信也不用小編多說。魯迅先生曾經用5個字來評價郭沫若：文人加流氓。小編覺得，魯迅先生的這個評價很真實啊。至於“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這個並沒有得到證實。

林語堂

也有人和魯迅先生是反目成仇，不過這種仇實際上就是性格思想上的矛盾。這個人和魯迅交往的十分密切，認識了整整11年，每年都會見面十幾次。毋庸置疑，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只不過後來卻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這個人是現代著名的作家，大家看的《京華煙雲》就是他的作品，他就是林語堂。

林語堂和魯迅的關係是非常親近的，但後來這兩人的關係就有些惡化了。兩個人見面就互掐，很少再和平共處。那麼，魯迅和林語堂為什麼會決裂呢？甚至在林語堂看來，魯迅就是身材消瘦矮小的大煙鬼。其實主要是這兩個人的性格不合，畢竟雙方的家庭環境和人生經歷不一樣，而且魯迅還比林語堂大了14歲。

兩個人都是文人，都有自己的原則和思想，這種碰撞下的火花也會灼傷兩個人。林語堂出生在一個幸福安逸的家庭裡，從小就沒吃過什麼苦，而且對於生活品質也很有要求。但是魯迅就不一樣了，他一直都處在黑暗痛苦的環境下，有一些不修邊幅也不拘小節。魯迅和林語堂在學術上倒是沒什麼矛盾，但是日常生活是真不行。

魯迅

不過，導致兩個人關係真正結冰，是因為魯迅覺得林語堂和別人一起欺騙他。當時有人拖欠魯迅先生的稿費，魯迅好不容易要回來。於是幾個人一起去吃飯，飯桌上有人說了魯迅學生的壞話，這讓魯迅十分的不高興，關鍵是陪吃的林語堂還沒看出來。看不出來就看不出來吧，關鍵林語堂的這個嘴也是很要命，他就喜歡叨叨。

別人說魯迅學生的壞話，林語堂在不知道的情況下也跟著附和幾句

這下可好，魯迅先生徹底惱了。當時魯迅和林語堂就吵起來了，而且鬧的是不歡而散。這兩個人也顧不上什麼形象了，各種罵人的話全都出來了，就連畜生這樣的詞也說了。這件事情之後，兩個人的關係就降到了冰點。後來，林語堂甚至在日記裡寫道，8月底的時候又和魯迅對罵了一次，倒是十分的有趣，不過此人已成神經病。

林語堂

說實話這兩人就不適合在一起，魯迅先生本來性格就偏激敏感，結果林語堂還總是刺激他。雖然這兩個人有矛盾，但並不會怨恨。魯迅逝世之後，林語堂還是給了魯迅極高的評價。在林語堂看來，魯迅還是最好的小說家。所以說，這倆就是冤家，不過平凡日子裡有這麼個朋友，倒也能增添不少的樂趣。

小阿蠻來回答一下吧。

我認真看了樓下幾個朋友的回答，有的回答了起因但是沒有進一步分析原因，有的回答離題比較遠。下面我試著來總結一下看看：

一、魯迅和林語堂的兩次”交惡“

1936年，魯迅逝世的時候，林語堂寫過一篇文章，他在文章裡面說：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其間也。我始終敬魯迅。魯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我們可以看林語堂這段話，這段話很長，其實他把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說的很清楚。他們之間，有兩次的”反目“，但不是出於什麼個人恩怨，林語堂到最後還是敬重魯迅的。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魯迅跟林語堂他們為什麼會反目；至於他們之間友好的關係，今天就先不說。

二、魯迅理和林語堂”反目“的起因

其實他們兩個人交惡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起因非常小。

這件事情在魯迅在日記裡面有記載，1929年8月28日：

小峰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

我們看魯迅這段日記，簡單來說，就是他們兩個人在吃飯的時候說話起衝突了，並且，兩個人有互不相讓的架勢，說著說著，可能國罵都出來了。

事情的起因：魯迅跟北新書局他們之間存在版稅和稿費的問題。北新書局的李小峰是魯迅在北大的學生。這時候，魯迅他一方面是北新書局的編輯，另一方面也是北新書局的作者。可是北新資料經常拖欠魯迅的版稅，還有拖欠其他作者的稿費。這樣一來魯迅就很生氣。在跟李小峰交涉幾次沒有結果之後呢，魯迅就請了律師來跟北新書局打官司，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後來，郁達夫就出面來說和調解。魯迅跟北新書局之間的矛盾就暫時得到了緩和。這次他們這麼多人在一起吃飯，就是雙方和解之後的聚餐。在場有很多人，魯迅、林語堂、郁達夫等很多人都在。這件事郁達夫也有在他的文章裡面說到了，他就說，這一次魯迅和北新書局打官司，是因為另外一個同行的挑撥。而林語堂，對事實的真相不是很瞭解，人又愛說話。在吃飯的時候了他就說了幾句維護這個人的話。這樣就引起了魯迅的不滿。最後兩個人就發生了言語上的衝突。

這件事發生在1929年。其實在這之後，魯迅和林語堂並不是就斷絕來往。相反，在1933年的《魯迅日記》裡面，還很多次提到和林語堂之間的交往，比如說收到他的信，或者是給他回信，或者還在一起吃飯。包括魯迅《兩地書》出版的時候，魯迅還把書寄給了林語堂。

他們之間第二次的誤解就比較深了，是他們兩人”反目“的最主要原因。

起因是魯迅勸林語堂，應該多翻譯一些西方的古典文學到中國來。但是林語堂就說，這種事情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他不做。這樣這件事之後，兩個人就徹底失和了。

從上面這兩件事來看，魯迅跟林語堂之間的不合，最開始是因為在那次吃飯的時候，兩個人發生了言語之間的衝突。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第二次，是因為他們兩個人的文化理念，還有他們的價值觀不一樣決定的。

三、魯迅和林語堂”反目“的原因

魯迅的情況咱們比較熟悉。魯迅他是堅持思想革命，還有文化批判還有社會批判的。這三方面從一開始到他去世始終沒有改變。

而林語堂呢，最開始的時候他跟魯迅是一致的，也是堅持文化批判。但是到了後來他就轉向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世界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說林語堂的思想觀念是發生過變化的。

還有一點，魯迅他所接受和理解的西方文化主要是來自日本那邊。魯迅是從來沒有去過歐美國家的。他所接受到的，比如說社會進化論，或者是尼采叔本華他們這些理論，全都是經過日本翻譯過來的。而林語堂呢，他的歐美生活經驗比魯迅豐富得多的。一方面，他既瞭解西方現代文化的長處。同時，他也能夠認識咱們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一方面。

我們知道，魯迅他是一直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就是我們熟悉的國民性批判。雖然不能說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全盤否定，但至少和林語堂對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一面的認識相比，魯迅是較為偏激的。

到後來，林語堂在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這樣他就更加堅信自己的做法是更加合理的。所以這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從最開始的文化批判轉向介紹中國傳統文化，而不是是按魯迅說的，把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來。

上面這一點總結起來說：魯迅那邊的情況，他做的事情是文化的啟蒙，而林語堂他做的是文化的推介。兩個人的側重點是不一樣。

後來，魯迅對林語堂的文化，還有他的文學主張，就是林語堂的小品文，進行了很強烈的批判。魯迅就認為林語堂已經背叛了最開始的誓言和意志。

其實咱們現在來看林語堂，他並非是意志的不堅定。實際上，林語堂他接受過歐美的觀念和教育，思想上是一個比較自由的人。魯迅更多的是出於現實的需要來考量文學，而林語堂則是從文學（文藝）本身出發來做工作。兩個人的價值觀，或者說出發點已經不一樣。

有一段時間，因為魯迅批判過林語堂的緣故，林語堂在國內的情況很慘淡。這個跟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但是我們現在來看，其實魯迅和林語堂，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只是兩個人所選擇的道路不同而已，既不能簡單歸結於某個人的問題，也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

魯迅與林語堂失和的直接導火索是“南雲樓風波”。1929年8月28日，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峰在南雲樓設晚宴。宴請魯迅、林語堂夫婦、郁達夫夫婦、川島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魯迅因版稅問題與李小峰鬧得很不愉快，以致對簿公堂，後經郁達夫調解，兩人達成一致。因此，這頓飯帶有明顯的“和好”之意。

席間，有人忽然提到一個人：張友松。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他想辦一個書店，為此曾多次請魯迅、林語堂等人吃飯，並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為戒，決不拖欠作者的版稅。為了拉攏魯迅，張友松不惜暗中中傷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認為，魯迅與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張友松挑撥的，所以魯迅很忌諱這件事。

當有人提起張友松的名字時，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語堂也沒細想前因後果，就跟著別人連連點頭附和。林語堂原以為自己是在替魯迅說話，可是魯迅並不那樣認為。魯迅認為林語堂是在譏諷他，當場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道：“我要宣告！我要宣告！”顯然，魯迅這時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即林語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林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兩人越說越上火，郁達夫見勢不好，趕緊站出來，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讓他帶著夫人廖翠鳳趕緊離開。

對於這場風波，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二十八日……晚霽。小峰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同樣，林語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處日記中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

一句無心話讓一對朋友失和，這看似偶然。其實偶然之中也有必然，這個必然就是思想觀念的分歧。1933年8月25日，魯迅寫了《“論語”一年——錯此又談蕭伯納》。文中直接說道，林語堂與蕭伯納的“幽默”有所不同，“林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但林語堂也有自己的思想，他主張“幽默”“性靈”，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為了迴應魯迅，林語堂1934年1月1日寫了《論幽默》一文。他說：“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由此可見，魯迅與林語堂失和，根源在於兩人思想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南雲樓風波”只不過是個導火索。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病逝世。四天後，林語堂寫下了這樣一段情深意長的文字：“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這話或可視為林語堂對自己與魯迅關係的“蓋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