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雷厲風行的改革家，而申時行則是假裝大方的守舊者。其實早在張居正執政的時候，申時行就得到了提拔，並且被張居正認定為入閣成員之一。

可以說張居正對申時行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不過張居正執政期間，不準人說話的壞毛病，使得申時行一時間也有些抑鬱。

任何一個時代，不允許人說話，不管經濟多發達，都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時代。張居正善於搞經濟，也正因為他打算搞好經濟，所以手段獨到，不允許任何人提出反對意見，這也是後世最為詬病的地方。

01張居正雷厲風行的態度，是辦事情的樣子。

張居正是個厲害角色，他老成持重，在內閣呆了很多年。歷經嚴嵩、徐階、高拱等三位內閣首輔，在萬曆初年正式執政，成為大明王朝的實際控制者。

早在嘉靖時期，大明王朝的經濟就已經是一落千丈，積重難返之下，又經歷了皇權更迭的風波，所以張居正上臺以後，認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那就是讓國家富裕起來。

當時大明朝富裕的表現，有這麼幾個主要的方面。

首先就是國庫充盈，只有國庫裡面有了錢，才能夠維持國家的基本運轉。張居正一條鞭法，使得大明朝國庫收入成倍增加。其次就是官員富裕，這裡當然不是說貪腐，是國家給開的工資提升。只有公務人員的待遇提升了，貪腐的現象才會減少，張居正改革，衍生出火耗銀子，正好填補了這一點。再者就是百姓豐衣足食，這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條。張居正改革的初心是好的，統一賦役，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強了生產力。

由此可見張居正的改革，使得大明王朝的確迎來了一次走向富裕的機會，這對大明朝來說，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張居正雖然大權獨攬，雖然不聽從旁人的阻撓，可是他雷厲風行的做事態度，是能夠辦成大事的。

予以居正救時似姚崇，偏激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雜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錢穀為考成，而神宗中葉大啟礦稅。居正以名法為科條，而神宗末造叢脞萬幾。嗚呼！手實之禍，萌自催科，申、商之後，流為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明史紀事本末》

很多時候，左聽右聽就是遲遲不下決斷，這樣的人根本做不成什麼事情，最終反而會耽誤了大事。由此可見張居正，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實幹家。

02申時行假裝大方的形象，反倒是像個小丑。

申時行是張居正拉進內閣的，看來是要當成接班人之一來培養。在張居正死後，申時行並沒有出面阻止那些反對派的誣陷，令人寒心。

當時內閣有四個人，分別是張居正、張四維、呂調陽以及馬自強，申時行進來的時候是最末尾的一個。

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覆上，時行力求罷。---《明史》

可是張居正死後，新任內閣首輔張四維回家守孝了，呂調陽和馬自強也都去世了。一下子小弟變成了大哥，成為了內閣中資歷最老的閣員，於是他接替了張四維，成為了內閣首輔。

申時行上臺以後，想要有一番作為，所以他大改過去張居正時期的高壓政策，採取兼聽則明的政策，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廣開言路本身是一件好事，可是申時行真的是這麼想的嗎？當然不是，這一政策實行以後，那些反對張居正的言官們，紛紛跳了出來。申時行本打算利用這一次機會，籠絡那些與張居正對立的官員，沒想到這幫人一股腦地上書彈劾張居正此前的種種行為，甚至還牽連上了申時行。作為張居正一手提拔起來的內閣首輔，申時行當然脫不了干係。於是一場鬧劇就這麼誕生了，申時行開始與言官對罵。本想洗脫罪名，結果越陷越深，所謂廣開言路，也必須要建立在不能引火燒身的前提下，可見申時行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此後申時行更是堅定地站在了萬曆皇帝身邊，幫助萬曆打壓群臣。當時群臣建議萬曆早點立朱常洛為太子，可是萬曆就是喜歡胖胖的福王朱常洵。

一時間上書不斷，申時行出了個主意，不準官員們上奏跟本職不相干的事務，結果事情就這麼被解決了。其實這跟用膠帶封住你的嘴巴有什麼區別呢？

03廣開言路別隻是做做樣子。

申時行簡直就是在打臉，一邊希望大家暢所欲言，對國家治理提出自己的建議。一邊又開始封住大家的嘴，讓大家只能說自己分內的事情。

這麼一來，誰還能信任申時行的執政能力呢？他們只會認為申時行是一個在拍皇帝馬屁的內閣首輔，一點作用都沒有。

申時行實在無奈，在最後也假裝站在了群臣那一邊，上書建議萬曆立太子。可是背地裡又偷摸著寫信給萬曆，說立太子是他的家事，大臣們不懂事，不用理他們。

而給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群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為言。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群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明史》

這一道奏疏居然被傳了出來，申時行自己都傻眼了。結果當然是蜂擁而至的彈劾書，申時行的高壓政策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後只能選擇辭職。

萬曆皇帝想要的是解決問題的內閣首輔，而不是那種兩邊做好人，自己漁翁得利的內閣首輔。顯然申時行並不具備這方面能力，自然是被萬曆皇帝給撤了。

廣開言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的很難。封建王朝帝王統治之下，誰敢說真話呢？當問題的矛盾涉及到施政者本人時，情況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總結：申時行和張居正不能調換出場次序。

張居正當政的時候，皇帝是沒有什麼權力的。所以張居正可以大權一把抓，成為一個真正說一不二的人。

申時行當政的時候，皇帝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申時行做任何事情，都要先看看皇帝的臉色。

這兩個人是不能轉換位置的，如果皇帝擁有實權，而張居正又是內閣首輔的話，那麼鐵定會造成皇權和相權之間的鬥爭。

如果皇帝年幼無權，申時行這樣左右搖擺之人當政的話，那麼國家大事無人可以裁決，最終只能造成大明王朝的衰敗。

由此可見，他們必須要在特定的時期出現，又或者說特定的時期造就了這兩個人。張居正當然是非常優秀的執政者，比申時行優秀的多，可是他不讓人說話的態度，的確可惡。

參考資料：《明史》

張居正和申時行，分別是明朝中後期的內閣首輔，兩人都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而在執政風格上，張居正屬於開拓者，申時行屬於守成者，相對而言，申時行的風格會讓更多人接受。

一、風格迥異的兩位首輔

1、

張居正少時頗為聰明，12歲就中秀才，13歲就參加了鄉試，16歲中舉人。並於嘉靖嘉靖二十六年，得中進士，入朝為官。初入朝堂之時，正值嚴嵩權勢如日中天之時，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下，沒有為自身的利益去投靠嚴嵩，選擇站在當時還是裕王的隆慶皇帝身邊，一心一意的輔佐裕王，與高拱等人逐漸扳倒了嚴嵩，幫助了裕王上位。

隆慶皇帝在位僅五年就駕崩，而當時的新皇帝萬曆，年齡尚幼，作為前朝老臣的高拱，飛揚跋扈，自持身份，不把皇帝放在眼裡。張居正適時出現，將高拱勒令退隱。使朝政恢復了正常。

張居正在擔任首輔期間，先是鞏固國防，其次整頓吏治，任用了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對韃靼的侵犯邊境事件，運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化解，同時對於朝廷之前的人浮於事的官場作風，大力整改。實施了著名的“考成法”，明確了各部各官的職責所在，從內閣到六部，從六部到衙門，層層考試，使各個職能部門高效 的運轉。

另外，張居正最大的功績在於推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專案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張居正於萬曆十年（1582）去世，明神宗萬曆賜張居正上柱國，諡文忠。

2、

申時行，是張居正死後首輔的繼任者，在他之前，有位首輔為張思維，張思維父親病故，丁憂返鄉後一病不起，才由申時行接任，歷史中對於申時行的評價傾向於“循默避世“之類，而申時行的政治風格也確實傾向於溫和的處理。

申時行在任期間，經歷了張居正被清算，眾多之前被張居正壓制的官僚紛紛上疏彈劾張居正，申時行作為被張居正提拔的官員，也受到了一定的牽連，但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申時行依然能夠得到萬曆皇帝的認可，並將文官集團梳理的井井有條，同時彌補張居正留下的千瘡百孔，讓國家機器井然有序的前進。

萬曆年間，黃河多次氾濫，而之前的治理河道的官員潘季馴因為得罪了萬曆皇帝被罷官，申時行多番努力，將潘季馴重新啟用。將黃河氾濫的情況得以遏制。

與邊境和平互市多年的韃靼部落對明朝邊境再次侵犯，申時行透過與蒙古的大部落聯合進行壓制，不費一兵一卒，將邊境重歸於和平，在申時行在任期間，邊境再未發生過騷亂，不得不說，這與申時行的手段有很大關係。

二、不同的政治風格，適應於不同的時代背景

張居正時代，朝綱混亂，百官人浮於事，國家財政以及軍力薄弱，張居正透過一系列措施和方法，將嘉靖皇帝之後逐漸日薄西山的大明朝重新拉上了正規，又使這個王朝煥發了新的生機。而對於張居正的很多政治策略和政治風格，部分人評價用力過猛，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張居正的“猛政“措施，也是當時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而申時行，經歷了張居正死後被清算的歷程，對於已經對朝政懈怠的萬曆皇帝和日益強勢的文官集團，他沒有張居正那樣的魄力和能力，他更願意用相對溫和的方式去感化影響身邊的人和事，尤其是面對奇葩的萬曆皇帝之時。

三、總結

縱觀張居正和申時行的政治生涯，兩個人作為明朝的內閣首輔，在各自的時代，均是兢兢業業，面對複雜的朝局形式和性格迥異的皇帝以及同僚，各自採用了不同的方式進行改變，其目的也都是出自於忠君愛國的本身。

兩個人的結局，不得不說都是慘淡收場，張居正作為生前紅極一時的明朝第一首輔，死後被萬曆皇帝清算，家產被抄，兩個兒子也分別因他而死。而申時行，也因為在政治上的不謹慎，被迫辭官歸隱。

相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來說，兩個人分別是開拓者和守成者，而兩個人的做事風格，申時行會更讓人能夠接受，能夠喜歡。

張居正明史上一個救時宰相、鐵血宰相，他為大明續命了70多年。申時行，說他性格溫和都是對他的褒獎，但萬曆皇帝需要這樣的傀儡誰也改變不了的。如果讓張居正挑選接班人的話，申時行永遠都排不上號

張居正不用說了，瞭解的比較多，大體總結下來就是雷厲風行，大膽激進。正是這樣的做事風格才能使得他的改革能快速的推行下來吧，延長了明朝70年的壽命。但是也正是這種做事風格使得他得罪 了很多的人，導致他死後被“反攻倒算”，被鞭屍不說，兩個兒子也是不得善終。

申時行歷史上最多的評價有“和事佬”、“溫和謙讓，胸中富有積蓄，但不近懸崖，不樹異幟”，在內閣首輔8年時間，有效的調和文官集團和皇帝的矛盾，調整了明朝對內對外的政策，使得在張居正死的政治風波不至於波及太多的人，同時在立儲這件事上也有效的穩定了朝政。總之，申時行是有見識和有能力的，但時不予他，雖然如此，他還是盡心盡力地完成了本職，無功亦無過

個人更喜歡張居正！

魯迅先生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我認為張居正就是這樣的人，考成法以整飭吏治，一條鞭法以整飭財政制度，軍事上重用戚繼光，李成梁。極大的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抑制了封建王朝後期慣有的土地兼併。

海瑞評價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我另有看法，像張居正這樣的人，肯定明白得罪權貴階層意味著什麼，但是他為什麼這麼做。為的就是讓更多的人吃得上飯，為的是他堅守的傳統儒家思想：雖千萬人吾往矣。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至於所說的品行不端，生活腐化，我認為是誇大了。跟李太后很大可能是子虛烏有，抄家只有白銀10萬兩，黃金3000兩對於首輔來說更談不上多。

至於所說的獨斷專行，不獨斷專行能做到這麼多事嗎？

最後引用著名學者熊十力的話，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原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幹事還是張居正吧，雖然此人有些悲劇色彩，做為男人，我更欣賞他。申連蕭規曹隨都做不到，也就平平了。不過張鋒芒畢露，樹敵太多，沒把自己的身後事和接班人安排好，也是人生一大敗筆

這個不是喜歡不喜歡的事，而是哪個更適合你的風格，以及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必須要有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行事風格，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人和行事風格。所以治國之道，一張一弛，不能偏廢。

這個真不好說，兩人都是優秀的政治家和宰臣，都會維護朝廷時局、推動社會發展盡到了自己責任，只不過風格略微有些不一樣，一個是困境中的補救者（申），小心謹慎、左右逢源，很巧妙的處理好了親政初期想要有番作為、性格比較叛逆偏執的萬曆皇帝與迂腐清高的群臣之間的關係，小心的維持著二者之間的平衡；一個是大刀闊斧、大開大合、壯懷激烈的改革者（張），透過一條鞭法等系列改革措施，在較短時間內很好平息了社會矛盾。

兩者的處事風格也跟所處政治環境有很大關係，張居正當政時皇帝年幼，太后、馮保又全力支援，且無太強政治野心，基本朝廷事務就以他為主導，所以他才能大刀闊斧搞改革；申時行當首輔大臣時，萬曆皇帝已親政，且年輕氣盛、性格剛強，而且廢除了張居正改革，明王朝國勢日益衰頹，關鍵朝臣還總想左右皇帝，慢慢君臣之間出現嫌隙，這種情形下的宰輔大臣怎麼可能強勢得了，只有小心翼翼的維繫好局面，既要確保政府各個系統的正常運轉，又要照顧皇帝的積極性和威嚴，所以只能當個紙糊匠，哪破了糊哪裡，但換個其他人再沒人比他在那種情況下做的更好。

申時行和張居正都是明朝時期的首輔，倆個人做事風格顯著不同。正好最近拜讀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我個人認為什麼時候都需要有張居正這類人，也需要有申時行這類人，二者融合才是一個完美的人。不過說我更喜歡哪一種，按現在的角度看，我會喜歡申時行的做事風格，下面就從他倆對文官的態度來講講。

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第二章的標題為“首輔申時行”，實際本章所講的內容是透過對比申時行與張居正的執政的不同特點，再透過實際的例子將一些有趣的事情串聯起來，敘述整個明朝的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及他們是如何排除異己。這篇文章主要說申時行與張居正對文官集團不同的認識，從而體現他們的做事風格。

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化身，他的十年新政，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他的目的是富國強兵。他的這種改革也同時得罪了文官集團，忽略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申時行對文官集團的這種雙重性格看得是非常透徹。申時行明白這些人以傳統的“四書”中所表明的內容作為標榜、宗旨，同時這些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私慾，申時行明白他不能消除這些人的私慾，所以他選擇與文官集團合作；而張居正卻把文官集團作為他改革道路上的障礙，他想要改變他們的作風，這是文官集團所不能忍受的。他的十年專政並沒有改變什麼，也就是說他的改革是失敗的，這種改革只是暫時性的，並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對於文官集團的反抗，他在世的時候，可以用權勢壓制這些抗議的人，等到他故去，他的心血事業也付諸流水，最終也造成了歷史的悲劇。

申時行沒有做大事的決心，他前任的各種錯誤能避免就避免，不會犧牲自我。他對文官集團的誠意便是對他們起感化和領導的作用即可。他明白除非以不同於文官集團的組織來替代他們，否則身為首輔只能與他們合作，按照他們的共同意志辦事兒。申時行也沒有忽略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雖然他最終也是被文官集團逼的辭官養老了，

當然相比張居正結局稍好點，但是他的這種做法對於當時的時勢來說也是國家之榮幸，給了這個精疲力竭的國家一絲喘息的機會。

張居正的悲慘結局也說明了他是一個自負的人。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他一心想幹的一番事業，最終因為他的自負而付諸東流。

所以說，從他們對文官的態度就可見，張居正史主張改革者，申時行是保持穩定者。從現在的角度看，我會喜歡申時行穩健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