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記載：“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鳳都，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至於雅尚志節，聽蔡子英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尚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問：毛澤東評價你“自古能君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您有何感想？

　　答：過譽了，自古能君多了去了，朕只不過是其中一員罷了！

　　問：《大明律》規定對貪官汙吏如何懲處？

　　答：朕對貪官汙吏懲處十分嚴厲。《大明律》規定：“受財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八十貫絞；受財不枉法者，一貫以下杖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物，不分首從，並贓論罪，在右小臂上刺‘盜官錢（糧、物）’三個字，一貫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貫斬。”朱元璋對監察官員貪汙受贓的處刑更重：凡風憲官吏受財及於所按治去處求索、借貸人財物，若賣買多取價利，乃受饋送之類，各加其餘官吏罪二等；並規定：“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

　　問：明初刑罰的殘酷程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朝代，您是怎麼想的？

　　答：《唐律》已廢止了古代墨、劓、非、宮、大辟五刑，而代之以笞、杖、徒、流、死（斬、絞）五刑。《大明律》除規定以上後五種刑罰外，還動用了殘酷的凌遲、黥刺、挑膝蓋、剁指、刖足、非、劓、閹割、錫蛇遊、刷洗、梟令、稱竿、抽腸、剝皮等酷刑，並經常使用連坐族誅之刑，誅連三族、九族。由於懲處過於嚴酷，從洪武元年到十九年，竟然沒有一位官員做到任期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就遭到貶黜或被殺頭。因殺官太多，以至有些地方衙門無人辦公，朕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還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回到公堂辦公。

　　朕對貪官汙吏從不手軟。朕從元朝的滅亡中總結出一條經驗：“元朝因為寬容放縱貪官汙吏，把江山丟掉了，如今我得了天下，若不用嚴刑峻法便不足以矯正積弊！”朕稱帝不久，即派人對中央各部及地方官員的政績作系統調查，發現有嚴重的貪汙行為，立即下詔，詔曰：“凡官吏貪贓滿八十貫錢（每貫一千文，約折銀一兩）者，一律處死，決不寬貸！”

　　問：您是如何進行廉政教育的？

　　答：朕登基不久就下令設專人，每天五更時在譙樓上吹起號角，高聲唱道：“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更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朕為了嚴束功臣，特令工部製造申誡公侯鐵榜，對功臣各種不法行為逐項地規定處罰法律。洪武十八年前後，朱元璋將自己編寫的四本誥書印成冊，發給每位官員，讓他們學習，從中接受教育。洪武二十五年，朕編寫《醒貪簡要錄》，親自在奉天門向百官宣讀，並頒佈中外。每次誅殺重大貪汙犯，朕命令刑部將其罪行印發至各縣衙門，廣為張貼，還命令官員都到刑場觀斬，以受教育。

　　問：您為什麼想殺掉“白衣天子”沈萬三？

　　答：明末《雲焦館紀談》已經說得很具體了：朕和沈萬三約好同時開工築城，結果被沈萬三搶先三天完工，朕在慶功會上舉著酒杯對沈萬三說：“古有白衣天子一說，號稱素封，你就是個白衣天子。”這話表面上是誇獎，實際上已經透露出了殺機，大明江山豈能容許兩個天子並存於世？後來，朕雖然欲殺之而不能，但總不甘心。最後，還是找了個藉口，把富可敵國的“白衣天子”流放到雲南去了。見笑了，呵呵！

　　問：狠抓反腐敗，您是如何從自身抓起的？

　　答：朕抓反腐敗，首先從自身抓起。擊敗陳友諒後，宮內有張鏤金床，有人勸朕享用。朕將鏤金床砸毀，說此床與昏君孟昶的七寶溺器一樣，用則喪志。朕以陳友諒父子窮奢極欲終取敗亡為例，告戒臣僚：“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以饜眾心，猶恐不足以慰民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取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立朝之後，朕就宣佈，宮中不再設女樂。朕令儒士將古代無道昏君的劣跡編輯成書，供朕閱讀，以便“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每逢地方遇特大災害，朕與皇家的人都吃一餐麥飯和野菜，以表與民同甘共苦。用現在的話來說叫憶苦思甜，不忘本性。

　　問：您是如何對待立大功的貪官及親屬違法犯罪問題的？

　　答：朕親自審訊處置了許多重大的貪汙案件，不僅殺曾立過大功的貪官，就連自己的親屬也殺。朕的親侄兒朱文正立有顯赫戰功，官拜大都督，在鎮守江西期間，貪聲色，驕侈荒淫，朕先將其免職，後又將他殺掉。晉王因將出土文物佔為己有，大修別墅宮殿，大選美女以供娛樂，朕將他逮到京城，要將他斬首，因皇太子跪泣求情而赦免。駙馬都尉歐陽倫收受賄賂，偷運私茶到邊境販賣，他的部下凌辱地方官吏。朕得知後，下令將歐陽倫處死。但是，朕在處置貪官汙吏時，往往不遵守《大明律》的規定，受自己情感好惡影響，經常出現輕罪重判，無罪枉判的現象。有的案犯本應處死，但有人求情，正遇朕心情較好，也就屈法從輕處置。這個事情請不要曝光，否則，天下人會嘲笑我辦事不公的，嘿嘿！

　　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在收繳浙西秋糧時，勾結各司郎中員外郎及各省派到中央繳納賦稅的官員，貪汙國庫錢財摺合大米二千四百萬擔。朕下令將主犯郭桓處斬，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員也都被殺，江南不少富戶也牽連被殺，總共殺了好幾萬人。朕曾下令對工部官員政績進行突擊檢查，發現工部侍郎韓鐸、李楨及部屬官員存在多領並剋扣工匠餉銀的問題，於是，工部幾名贓官均被正法。禮部侍郎章祥夥同員外郎辛欽侵吞皇帝賞賜公主婚禮的銀錢，建昌知縣徐頤徵收稅糧貪汙作弊，金吾後衛知事靳歉私吞軍餉，朕知道後下令嚴懲，以上幾人很快都做了刀下鬼。

　　問：您培養與提拔的幹部違法犯罪如何處理？

　　答：朕對自己培養的幹部也決不姑息養奸。為了培養和提拔新生力量，朕專門成立了培養人才的國子監，為沒有入仕的年輕讀書人提供升遷機會。朕對這些新科進士和監生厚愛有加，還經常教育他們要盡忠為公，不為私利所動。然而，洪武十九年，朕派出大批進士和監生下基層查勘水災，結果有141人接受宴請，收受銀鈔和土特產。朕在斬殺他們時，傷心得連連嘆氣。唉！

　　問：您在午門外特設“鳴冤鼓”有何用意？

　　答：朕在午門外特設“鳴冤鼓”，民間百姓如果有冤情，在地方討不到公道，可上京擊鼓直接告御狀。

　　問：您當政期間，一共殺了多少貪官汙吏？

　　答：朕當政31年，先後發起6次大規模肅貪，殺掉貪官汙吏15萬人左右。朕嚴懲貪官汙吏，起到了強烈的震懾作用。

　　問：最後問一下，您對歷史評價如何看待？

　　答：自古功過自有歷史評說，不必太在意。只要國富民強，怎麼評價朕都無所謂。

歷史上凡平民出生的皇帝，手下也大多出生於草莽，匪性很重，坐天下時，很難約束，現存的造反經驗，說反就反，杯酒釋兵權?對貴族或君子還行，對流氓文氓往往不行，再則皇帝也沒經驗，所以殺是最好的辦法。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每一個開國的皇帝都是不容易的，朱元璋作為一名太監，他也曾經出過家要過飯，他能夠從元朝手裡把江山奪回來，既有自己的能力，也有老天的相處，想想看，在眾多的開國皇帝當中，很少有像朱元璋這樣出自平民百姓，沒有一點兒職位的，僅憑這一點，我們就應該佩服，總體上講，朱元璋創立了大明王朝對我們國家有以下幾點貢獻。

1，留下歷史遺產。我們今天的故宮，天壇，永樂大鐘都是明朝留下來的歷史遺產。

2，後宮不幹政。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時候，就明令禁止自己的皇后干政，這個傳統被一直保留下來，所以整個大明王朝沒有後宮干政的現象的發生，像清朝就發生了後宮干政現象，慈禧掌控大清王朝48年，最終導致大清朝滅亡。

3，不設丞相。在我們國家歷史上，明朝率先開始不設定丞相，國家的政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手裡，同時皇上選定幾個有政治頭腦的人幫皇帝出出主意，決定國家政策，其實這正是今天內閣的雛形。

4，造船業發達。明朝的造船業十分發達，打通海上通路，也讓世界瞭解中國。

雖然說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以後，也曾有過屠殺功臣的做法，但仔細想想，哪個王朝不是這樣的呢，我們總不能因為這一點，把朱元璋的功勞給磨滅了，大家說對吧？

朱元璋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先說點好聽的，朱元璋出身於民間，小時吃過苦，肯定深知民生疾苦，也比較關心老百姓的福利。對盤剝百姓的官吏，朱元璋可謂非常痛恨，殺起來也毫不心軟，令人看了十分解氣。

但正因為朱元璋是泥腿子出身，本身沒有什麼文化與見識，所以他推行的制度非常粗鄙，推行起來也很任性。單就經濟政策而言，誠如一些研究明代經濟史的學者所指出：“明王朝建國前後，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展農業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乾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明代經濟格局受朱元璋立國規模的影響至深，1500 年以前的明代財政體系亦被稱之為洪武型體系，其特色是反市場的勞役和實物交換制度。貨幣交換雖還存在，但始終備受打壓而完全不顯著” 。

朱元璋似乎也不需要發達的工商業與貨幣化市場，有官員上書請求設立官營鍊鐵工場，朱元璋稱“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將上書人杖責，流放海島 ；明政府也常年不鑄幣，整個明朝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明代前期，全國有接近一半的地區成為“不行錢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貨幣的區域，民間交易只好採用實物貨幣，“雲南專用海貝，四川貴州用茴香花銀及鹽布，江西湖廣用米穀銀布，山西陝西間用皮毛，自來錢法不通” ；政府與財政都控制在最小規模，以實物稅與全民勞役方式維持政府的簡單運轉，連衙門辦公的“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徵取” 。

在這樣的“洪武型體系”之下，我們很難想象社會經濟能夠獲得正常發展。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只有在突破了“洪武型體系”的束縛之後才可能出現。

我不管朱元璋殺了多少功臣，又或者多少貪官，再或者多少商人，但是朱元璋對老百姓那真的是沒話說，因為他要過飯，知道老百姓的痛處。再說一句，歷朝歷代像朱元璋這樣的皇帝敢對自己女婿開刀的著實不多。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漢族成立的最後一個王朝，明朝的天子除了朱元璋，個個都是奇葩。

朱元璋不是奇葩，他是殘酷之人，歷史上建國天子都是渾身血腥的。

由建國天子殺人，子孫兒女沒人可殺，就可以專一做“仁君”了，這也是建國天子的苦心。

打下山河後朱元璋濫殺無辜，一向在繼承殺人中，此中空印案受連累的一萬人，藍玉案作古的有兩萬人，胡惟庸案作古了三萬人……

此中胡惟庸案最惹人注目，由於明朝藉此剷除了相權。

我們曉得宰相軌制風行了一千六百年，到朱元璋此處居然剷除了，也便是說權利全數齊集到了朱元璋手中。

朱元璋比秦始皇還虐政，但後裔卻對他多有表彰，以為他是個明君。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打山河的時辰歸附他的，跟李善長一樣，都是鳳陽定遠縣人。李善長在當了左丞相後，搞了一個小集體，也便是後裔稱“淮西朋黨集體”，著實便是一個伴侶圈，按地區告別。

胡惟庸獲得李善長的重用，由於他們是老鄉。作為李善長的交班人，胡惟庸沒什麼牽掛也升做丞相，其時右丞相汪廣洋是個草包，什麼政績也沒有，朱元璋很不看好他，他原來覺得本身沒用就不會被殺了，不測的是終極仍舊被殺了，看來人不可以太有用，但也不可以太沒用。

汪廣洋也並不是一點用沒有，主要問題是他不是李善長和胡惟庸的老鄉，於是淮西整體排出他，以是他的事項也沒法開展。劉伯溫也不是淮西派的，屬於第三者物，以是他也被架空。

朱元璋樂見其成，他但願相互制約的相關，不喜好抱團的相互關係。

胡惟庸是個聰明人，此人權利慾很強，當丞相時期大舉擴招伴侶圈，虎倀遍佈每個部分，將悉數龐大案件的權利都抓在手中。

朱元璋不言語，悄然默默冷靜地看著他瘋，等他瘋夠了，剎不住車了，恰好一鍋端了。

著實朱元璋也沒啥好砌詞處理他，而而今劉伯溫已經被他毒作古了，也沒人拿祖墳做文章（演員）。

可是不久之後，有人陳訴胡惟庸田園祖墳放光，尤其在晚上，附近周遭百里都被一道新鮮的白光籠蓋著，好象“皇帝之氣”。

偏偏在這時，有人陳訴朱元璋，胡惟庸貴寓有一口井水此刻不冒水了，冒得都是瓊漿，讓朱元璋去品嚐。

朱元璋疑心那麼重，居然也去了，半路上一個小寺人俄然衝到朱元璋車馬前，混身寒戰，話都說的直哆。

朱元璋為了讓他措辭利利索點，打了他一頓，終於把舌頭櫓直了。他說，胡惟庸標的目標有兵鋒，好象藏著士兵，刀槍林立。

朱元璋即將返回，飭令將胡惟庸拘繫，當天正法，然而藉此機遇殺了三萬多人。

著實這個小寺人有沒有還不必定，說不定是朱元璋派來演戲的。

卸磨殺驢，是開國天子喜好乾的。開國天子一句話，給仇敵生機便是不給自己生機，以是他能有如許的舉止，也是人性的定然，是歷史的定然。

“城下之日，諸將勿奪民財，勿搶掠人子女，勿毀房屋，我督諸將，諸將督眾軍，有犯令者，處以軍法”。這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統治爭奪天下時，戰前對手下眾將頒佈的軍令。

他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朱元璋還在郭子興部下為將時，郭子興的另一名大將攻下亳州後，強搶了一批年青女子準備帶回軍營，朱元璋聞訊後立即趕至並釋放了她們，眾女子及其家人無不放聲大哭，跪謝朱元璋，對於“西吳賢王”這個美號，朱元璋是實至名歸。

“防民之具，輔治之術”，源於曾在最底層。

朱元璋身處元朝末年，社會動亂，貪官汙吏橫行。由於出身社會最低層，朱元璋自小家境貧寒，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皆因元朝的橫徵暴斂，平民百姓身處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朱元璋深知平民百姓的疾苦，看透了官場的黑暗和腐敗，他對貪官深惡痛絕，把貪官視為亡國之源，可以說朱元璋是從小就已勵志要反腐倡廉。所以在他做了皇帝后，對貪官汙吏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懲治。

由於出身最基層受盡了壓榨，朱元璋深諳作為“防民之具，輔治之術”的法律的極端重要性，在登基之初他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礎上制訂頒行《大明律》，接著又親自編定了《明大誥》。朱元璋立法一為治民，二為治吏，尤其是《明大誥》則著重於懲治貪官，現在來看，我們可以視為“反貪刑事特別法”。

“刑亂世用重典”——這是朱元璋極力主張的，他開展雷厲風行的肅貪，刑罰之酷、歷時之久、殺人之多，為我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代王朝所沒有的。

民押官，絕對是洪武期間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據明史記載，明朝初年的官員，凡貪汙夠60兩銀子的，一律處死，即使是對推翻元朝立過大功的人也毫不留情。

常熟縣令顧英貪贓枉法，無惡不做，鄉民陳壽六忍無可忍，與弟弟、外甥三人綁了顧英，頭頂《大詔》去南京告狀，一路關卡路口放行，各個驛站免費提供食宿，到南京查清屬實後，顧英被鞭打至死。

朱元璋賞三人每人兩件衣服，20兩白銀，並免去陳家三年的差役賦稅。此後在全國各地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可以看到百姓押著貪官進京的現象。

難能可貴的是朱元璋以身作則，他的皇后過生日也只是四菜一湯，我們都聽過的相聲《珍珠翡翠白玉湯》那是真事。

每當有官員外放時，朱元璋對他們不是空洞說教，有一次他把要外放的官員領到一口水井旁，對他們道“做官有清官和貪官，清官就像這口井，雖然不滿但可養家餬口。但若不滿足，去別處取水到入井中，那就成了貪官，會害了自己牽連了家人”，真可謂是推心置腹、情真意切。

對開國功臣下刀，蒙受歷史非議！

然而與這些鄉紳小吏相比，讓朱元璋怒火中燒的是那些隨他打下大明江山的文武大臣。這些人刀槍還沒入庫，就開始攀比享受了，他們欺男霸女、貪贓枉法甚至草菅人命。

朱元璋該怎麼辦？他的選擇是“殺”，不論是公、候、將、相，全部照章辦事，決不姑息，寧可錯殺也不錯放。

發現一個懲治一個，而且懲治手段聳人聽聞，從凌遲處死到扒皮塞草，從砍手砍腳到火燒水淹等多種酷刑。

涼國公藍玉欺男霸女、強搶良田被凌遲處死；永嘉候朱亮祖貪汙公款、逼死縣令被扒皮塞草。就連安慶公主的駙馬歐陽倫因走私茶葉也被朱元璋處斬了。

朱元璋當政31年，前後發起了6次反貪風暴，而殺掉的貪官汙吏數以萬計，這其中很多是大明帝國的功臣，這也讓他背上了屠殺功臣的罵名。

反貪的背後，朱元璋不得已的苦衷。

朱元璋可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若任由貪官們橫行，到時激起民變，兵連禍結，受傷害最大的還是平民百姓，若殺一人而能救萬人，可行之。

不幸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不知什麼時候就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原來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

有的家裡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徵出仕，甚至自殘肢體。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裡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汙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皇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蹟，而不是什麼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無所顧惜的。

朱元璋就是一個歷史的笑話，他能當皇帝完全是一個悲哀，一個民族的恥辱。廷杖就是朱元璋侮辱知識分子的手段，知識分子從此就喪失了尊嚴。筆者認為，知識分子被邊緣化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朱元璋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的罪人。

朱元璋雖然驅逐了蒙古人，但卻建立了不亞於後者的專制統治，其對商業的遏制、海禁政策和對老百姓自由流動的限制更是讓中國倒退了幾百年。雖然在明末，朱元璋的政策沒有扭過歷史發展的潮流，紛紛被打破，但其負面效應卻讓明朝受害幾百年，甚至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朱元璋小時候悲慘的個人境遇讓他十分厭惡商人，每當他想起自己捱餓而商人囤積糧食時，他就恨得牙癢癢，這種恨意已經完全突破了理智，而淪為了純粹的情緒發洩。朱元璋成為皇帝后，無論商人沈萬三怎麼支援朱元璋，但依然被朱元璋沒收了全部家產，一併充公，朱元璋還規定商人一律不許穿綢緞，將商人打入了谷底，徹底破壞了宋朝以來優良的商業傳統。在朱元璋的理想社會中，完全沒有商業的地位，倒退到樸實低效的農業社會才是朱元璋的目標。

（宋朝繁華的海上貿易完全被朱元璋斷送）

朱元璋在建國後，總的來說就是圍繞著兩個基本點展開，一個是建立樸實均等的農業社會。另一個就是加強中央集權，加強對社會的控制，維護朱家的專制統治。而商人對於這兩點來說，都是阻礙。

先說朱元璋的第一個目標，樸實均等的農業社會。這個可以說是所有農民的共同理想，後世的太平天國起義時的政治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就明確提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由此獲得了大批農民的支援。後世的中國革命領袖則更是靠著“平均地權”得到了農民的擁護。而朱元璋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皇帝，也懷著這樣一種平等均富的理想。朱元璋鼓勵農桑，實行輕徭薄賦，減免租稅的政策都是為了促進農業生產，而打擊地主富戶平分土地的舉措這是為了促進平等的實現。而商人的出現顯然不符合這個理想，朱元璋明白，一旦鼓勵商業，貧富差距就一定會擴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就一定會再度發生，而那些坑害自己的屯米奸商，則又會在大災之年出現坑害貧苦農民，而這是朱元璋決不能允許的。如果我們再擴大一下視野，就會發現朱元璋給予官員極低的工資，和對貪汙的零容忍度也和追求平等有著密切關係，他相信，只要管好了商人和官員，貧富差距就會消失，樸實的、以農業為主的大同社會就會實現。

（朱元璋讓中國又完全退回了小農經濟）

另一方面，朱元璋打擊商人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維護專制統治，穩固朱家江山。對政府來說，被束縛在土地上且財力單薄的農民要比四處亂跑、富可敵國的商人好管的多，如果是海商，則更為難管，到時很可能一不滿意政府，就直接將財物擱上商船逃之夭夭，到時政府將很難對其進行抓捕。朱元璋作為一個底層上來的皇帝，對於江山的穩固看的比任何一位君主都要重，甚至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為了子孫可以殺盡所有功臣，甚至差點連告老還鄉、主動放棄權力的湯和都不放過，可見其疑心之重。疑心如此重的人，將江山穩固放在政府收入前，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雖然朱元璋制定瞭如此多的措施來打擊商業，但是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朱元璋的政策到了明朝中後期幾乎已經完全失效，他廢了宰相，但又有了內閣；他打擊了商人，但是明中後期的商業繁榮卻堪比宋朝；他厲行海禁，但明中後期的海上走私犯比任何時代都多；他禁止人口流動，但明後期的流民卻遍地都是，戶口缺額嚴重。朱元璋，終究還是沒能扭過歷史的潮流。

儘管朱元璋最後輸了，但他卻讓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晚來了幾百年，如果明朝初期就繼續奉行宋朝的商業政策，說不定中國早就飛黃騰達了，就這一點來看，朱元璋是歷史的罪人，而非功臣。

至於蒙古人，其統治早已是千瘡百孔，就算沒有朱元璋，更重視商業的張士誠、陳友諒也可以推翻元朝，當時的局勢下，元朝無論如何都是活不下去的，將萬千漢人的憤怒歸結為朱元璋一人之功勞，實在是有失偏頗。

朱元璋，朱重八是一位極有心計，膽大如牛，善交朋友，善駕馭部下，熱愛百姓，疾惡如仇，很有作為的一位皇帝。

重八少年時代，父母被官府逼死，當過和尚，乞丐，餵過馬。從小膽大過人，在小朋友中就是老大，都叫重八哥，放牛時小朋友餓了，將財主的牛宰殺，讓大家分吃，敢作敢當，膽識過人，深受朋友們尊敬。朱元璋投奔郭子興，憑著超人的心計，一直上升，直到做大明皇帝。朱重八對腐敗相當痛恨，只要腐敗，六親不認，且手段相當毒辣，重貪者：剝皮，抽腸，腰斬。封疆大吏朱亮祖，侄兒，附馬因為腐敗全被誅殺，深得民心，大明開國皇帝：重八是一代明君！

平民皇帝，生活節儉，愛民如子，專殺貪官汙吏。因為殺的貪官太多，多招人誹謗。有人愛，必有人恨。那些個貪官汙吏的後人對他恨之入骨，編書造謠詆譭他。很多人不明真相，多加附和，人云亦云，天道不公。

咱們不妨從他的人物性格來聊聊，說不定多少能有所啟示。

心理學上，朱元璋屬於伴有情感焦慮的偏執型人格障礙患者，並有攻擊性施虐傾向。

偏執型人格障礙診斷標準：敏感多疑，將友好行為誤解為敵意和歧視自己；無端懷疑別人在搞陰謀要傷害自己；過分自尊，有強烈的出人頭地願望；嫉妒心強，不願看到別人比自己成功；對挫折和拒絕過於敏感，對極小侮辱傷害耿耿於懷，對他人過錯不寬容，為人固執。

施虐傾向診斷標準：缺乏同情心，人極度冷漠自私；有強烈控制他人的慾望；具有強烈的攻擊慾望；喜歡看到受攻擊者的痛苦。

結合有關朱元璋的史實描述，症狀很符合。比如朱元璋痛恨腐敗，但他對待重貪者的懲罰手段竟然是剝皮，抽腸，腰斬，可以說手段極為殘忍了。34個開國功臣，殺了30個也是毫不留情，這心狠手辣，一般人也絕幹不出來。

患有偏執型人格障礙患者成因多與其兒時經歷有關，在歷代君王中，朱元璋的出身最為卑微，當過和尚要過飯，在好不容易當上皇帝之後，這一夜暴富的心理根源是安全感極度缺乏，他敏感多疑的性格就是偏執症的典型症狀。而他成為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權力者，也更是將偏執症發展至極端。

此外，兒時貧苦的人容易顯現出囤積心向。通俗點說，就是窮怕了。這點在朱元璋身上也表現得很突出。

“有囤積心向的人特徵是重秩序和條理，他們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積的節省上。容易閉關鎖國，對擴張沒有興趣，把一切都固定住，排斥外來變化，只有遠離或者佔有他人才被看作一種安全。從朱元璋後，中國明顯地內向化了。”——張宏傑《坐天下》

毫無疑問朱元璋是一代梟雄，尤其是他的一生可以說充滿了個人奮鬥的傳奇故事，是當之無愧的“勵志男神”。甚至可以說，他這樣的人格缺陷某種程度上也對他是一種持續的鞭策，使他為達目標不擇手段，以獲得片刻的安寧。通史只會記錄諸如秦皇漢武們的盛世榮光，定然伴隨著金錢與權力，然而他們個人真正幸福嗎？是做一個名垂青史永垂不朽的符號，還是一個現世安好，內心安寧的普通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流傳下來的朱元璋畫像，相貌之謎~

朱元璋也算是一個政治天才，他建立的財政體系，在他死後沒有人能玩得轉，他在剛上位時就想方設法的收回皇權，在元代制度的基礎上，吸取了若干教訓，為了避免元代後期的官僚失控現象，繼續加強皇帝的權威，明太祖將百官的權力盡可能回收。

公元1380年，朱元璋藉口丞相胡惟庸造反，乘機取消了中書省。由皇帝直接領導政府各部，各部長官都要向他直接報告，所有事務都由他親自定奪。這樣皇帝幾乎是將一切權利集於一身。

這種做法在現在，就當於相當於取消了國務院，國家元首直接統領各個部門。與中書省一起廢除的還有大都督府和御史臺，它們分別是軍事和監察機構。皇帝集所有的權力於一身，不再信任任何人。但是，一個人的精力必定是有限的，這麼大一個國家的管理事務多如牛毛，這些機構本來都是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的專業機構，而今只剩下皇帝一個人，就算一天到晚一刻不停，也無法將所有的事情做完。於是，明太祖引入了一系列地位更加低賤、更容易控制的機構和人，來替他做事情。

當明太祖把精力投入到加強皇權上面時，對於財政和經濟方面考慮得卻過於簡單。他曾經想學習元代的貨幣體系，卻由於不懂得其中的基本原理，讓紙鈔很快貶值，從而被市場拋棄。由於對外貿的無知，他也無法建立一套有效的外貿體系。他理想中的制度就是人人安其職、位其所的社會。在這個框架下，農業人口主要承擔的稅收包括田賦和丁賦兩種。其中田賦實行兩稅法，分夏稅和秋稅兩次繳納，而丁賦則是農村人口的勞役稅。

明代的農業稅簡化到極致，在張居正之前，政府甚至連運糧都不負責，糧食由從民間選擇的糧長運到朝廷的倉庫。

當田賦和丁賦不足以滿足財政收入時，政府利用食鹽專賣獲得了另一部分的收入。除了鹽，茶葉也實行專賣。在西北和西南地區，茶葉貿易可以換取一定的馬匹資源。剩下還有一小部分依靠傳統的商稅來作為補充，這部分包括在全國設立關卡收稅，以及市場上需要繳納的買賣稅、營業稅等。

整體上看，明代的財政制度已經退回到了中央集權帝國最原始的模式，能夠徵收的都是最簡單易行的稅項。而從唐代以來發展的革新，卻都被一一摒棄。

在這個原始的財政體系下，政府的財政收入幾乎是固定的。由於土地數量、人口數量、人們對鹽的消費量變化都不大，所以，在兩百多年裡，稅收也不可能出現大的變化。

在明代，真正體現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隨著貿易的活躍，江南的許多地方已經進入了商業社會，特別是在蘇州等農業重稅區，人們已經放棄了對土地的依賴，轉身變成了城市人口，依靠服務業、加工業生存。

工商業雖然也被列入了政府稅收範圍，但政府對於商稅的徵收並不成功。由於商人做買賣每年盈虧不一，繳稅差別很大，政府很難正確估算出每年的商業稅額。這是一個動態的稅，對於中央王朝來說已經過於複雜了。

在逐漸動態化的社會里，這架笨重的行政機器卻在用最靜態的方法來管理財政，這就是明代財政收入的死結所在。當政府的開支不大的時候，這種體制缺陷還體現不出來，可以一旦遇到緊急情況，政府很難再短時間內增加財政收入。

在開國之時，官員的數量並不多，政府不大，皇帝本人也是節儉的人，很會摳著錢過日子。他認為，只要政府保持這個規模，現在的稅額已經綽綽有餘。但沒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後，政府規模立即膨脹。他的孫子建文帝希望削藩，延續了控制政府規模的思路。可是，建文帝隨即被叔叔燕王朱棣打敗，朱棣（明成祖）立即遷都北京，同時在南京也留下了一套領導班子，一下子將中央官僚的數量擴大了一倍。

明成祖還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皇帝。

他北征蒙古、南攻安南（今越南），還派出了大型的船隊到印度洋轉了好幾圈，花費巨大。因此，財政狀況也開始吃緊。明成祖之後，明朝不再對外擴張，但這時官僚系統卻更加膨脹起來。洪武時期，全國的官員加起來只有兩萬四千人，到了一百年後的明憲宗時期（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武職已經超過了八萬人，文武官員總計有十多萬人。除了官員之外，朱姓的各種宗王也佔據了大量的資源，嘉靖年間（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宗王的祿米達八百五十三萬石，超過了全國供應北京糧食（四百萬石）一倍。

朱元璋按照小農思想建立的財政制度徹底玩不轉了，朝廷的財政狀況變得緊緊巴巴。皇帝不斷地掙扎著，又受制於祖宗制度，無法進行變革，只能將就著。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嘉靖年間起，倭寇和北方的蒙古、女真等勢力又開始活躍，明朝政府不得不動用軍隊對付他們，軍費開支陡增，已經被官僚系統耗空了國庫的明朝政府就更應付不過來了。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位牛人，他加入郭子興的義軍後，從親兵開始做起成一軍統帥，後打著“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了明朝。他也因此成了中國古代最後一個漢族王朝的建立者。

建國後，朱元璋一邊勵精圖治，一邊屠殺功臣。其實，朱元璋防範和殺戮將領的嗜好，早在打江山時期就已經暴露了出來。朱元璋為了防止將領反叛，就規定：出征將領必須把家人留在京城做人質，同時還會派遣心腹去監軍。

當年，朱元璋的這個政策就起到了“反作用”，甚至逼反了一些將領，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邵榮造反。

邵榮是朱元璋起兵之後的和徐達、常遇春並列的三大將領之一，“太祖自起兵，所任將帥最著者，徐達、常遇春與榮為三，而榮尤宿將善戰”。最後邵榮卻選擇了謀反，失敗後，朱元璋質問邵榮，說“我與爾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為一代之君臣，爾如何要謀害我”邵榮回答：“我等連年出外，取討城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同樂，所以舉此謀。”邵榮一席話讓朱元璋啞口無言。

後來，朱元璋為了“巴結”悍將徐達，擅自作主把大將謝再興的女兒嫁給徐達。謝再興知道後，憤怒地說：“女嫁不教我知，佇同給配。又著我聽人節制。”結果，謝再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投奔了朱元璋的死對頭張士誠去了。

朱元璋明朝建立後，其多疑之心還是沒有改變。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的罪名殺了丞相胡惟庸，同時被殺的有陳寧、塗節等數人。此後數年間，朱元璋又把胡惟庸扣上了“通倭”、“通虜”和“謀反”的罪名，把案件更一步搞大，結果牽連的人數達到了3萬人之多，令人駭然聽聞。

公元1393年，朱元璋又興藍黨大獄。藍玉是徐達、常遇春之後的第一大將，但錦衣衛指揮蔣球卻告發藍玉謀反，於是又牽連到1萬5千人。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史稱“胡藍之獄”，前後達十四年之久，誅殺近5萬人，幾乎殺光了功臣，到了“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的地步。

就連明朝建立的最牛的兩大功臣劉伯溫和徐達也在劫難逃。有著明朝第一謀士之稱的劉伯溫在生病時，朱元璋指使胡惟庸送去下了毒的御藥，結果劉伯溫服用後很快一命鳴呼。而關於徐達的死，根據王文龍《龍興慈記》載，徐達患有背疽，也就是後背有了毒瘡，不能吃蒸鵝，但是朱元璋卻賞賜給了他一隻燒鵝，最後徐達哭著吃下蒸鵝，吃後就去世了。

除了赤裸裸地屠殺，朱元璋還大興文字獄。

公元1397年，科舉後發榜，取錄宋琮等51名，是為春榜。因為錄取的人都是南方人，因此被稱為“南榜”。於是北方考生聯名上書告考官劉三吾﹑白蹈信偏私南方人。於是朱元璋派遣12人去調查，結果沒有任何問題，這是南方的文化水平遠超北方的結果。然而，朱元璋卻為了平復北方考生的怨氣，竟然將劉三吾﹑白信蹈等考官列為“藍玉餘黨”，加以打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大興“文字獄”後，身邊的文人往往會因為說錯一個字而引來殺身之禍，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高啟案。高啟是明朝初期三大文學家之一，和宋濂、劉基並列。高啟曾寫下一首《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朱元璋認為這是在諷刺他，於是懷恨在心。公元1373年，姑蘇太守魏觀府衙修建在張士誠宮殿的遺址上，被御史張度汙為“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於魏觀被殺。而高啟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有“龍盤虎踞”。結果高啟被處以腰斬之刑。

無獨有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記載一件十分荒唐的文字獄事件。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看了後，大怒，認為其中的“生”就是“僧”，認為這是諷刺自己，於是殺之。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內有“體幹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作箋者也被處死。

殺的殺，洗的洗腦，朱元璋並沒有就此鬆手，他還創造性地發明了一個監察百官的特務機構——錦衣衛。朱元璋派這些錦衣衛去偵查大臣的言行舉止。結果在這種特務機構的監察下，朝中大臣無不人人自危。據史書記載：錢宰被徵編《孟子節文》，回家後吟詩一首：“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質問道“昨天做的好詩，但我並沒有嫌你啊，何不用‘憂’字”。錢宰聽後只得磕頭謝罪。吏部尚書吳琳告老回到自己的家鄉黃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察看他的行跡，等使者回報說吳琳在家老實務農時，朱元璋才停手。國子祭酒宋訥“危坐有怒色”,第二天朝見時，朱元璋問他昨天為什麼發怒，宋訥大吃一驚。

對於百官，朱元璋採取以上三重壓迫的方式進行掌控，而對於最基層的普通百姓，他實行了歷史上最為嚴格的戶籍制度。他將戶口分為民、軍、匠三大類，詳細登載各戶的鄉貫、姓名、年齡、丁口、田宅、資產。透過這些戶籍制度，將百姓牢牢的束縛於土地，“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視為遊民，則逮捕之”。禁止擅自改變職業身份即籍，也就是農民就世世代代為農民。

朱元璋這樣不擇手段的目的只有一個：為了讓他打下的大明江山能在子孫手上萬代流傳下去。

——從明朝洪武帝看起，分析他一生的事蹟，為何成為歷史上少有的厲酷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字國瑞，生於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1328年）九月十八日，卒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閆五月初十日。永樂元年（1403年）上尊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1538年）又改上尊諡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一般稱之為明太祖或高皇帝也有人因其紀元年號稱之為“洪武帝”。

中國曆代的開國皇帝眾多，這些人稱帝前或為權臣重將，或為外成；出身寒微者並不多見，真正起于田畝之間的庶民，恐怕只有兩位，一位是“誅暴秦、伐無道”的漢高祖劉邦，再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朱元璋。這二人毫無弒君篡位之嫌，因而被舊史家譽為得國最“正”的楷模。比之劉邦，朱元璋的出身似乎更寒微一些，他的祖先幾代都是貧窮的農民，高祖父朱百六世居金陵句容（今江蘇句容）通德鄉。南宋末年，元璋祖父朱初一舉家南渡準河，使居於泗洲（今江蘇盱眙）；元時，元璋父朱世珍又因生計無著遷居濠州（今安徽鳳陽）鍾離東鄉，元璋即出生於此。後朱世珍又徙居西鄉，再遷於太平鄉孤村莊定居。朱元璋稱帝后追尊四代先人，高祖朱百六為德祖玄皇帝，曾祖朱四九為懿祖恆皇帝，祖父朱初一為熙祖裕皇帝，父朱世珍（朱五四）為仁祖淳皇帝。因為世代都是連正式名字都沒有的貧苦農民，無疑朱元璋也曾想透過一個有名的祖先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考慮過宋代大儒微州人朱熹、後來因實在扯不上關係作罷。不過，永樂間最後定稿的《明太祖實錄》還是為朱元章找到了風光的始祖，而且天璜遙遙，直追五帝：“其先帝題項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春秋時子孫去邑為宋氏，世居沛國相縣，其後有徙居句容者，世為大族，人號其裡為朱家巷””。

不管怎樣渲染，朱元璋貧困的家世是無法隱購的。元璋出生時，前面已經有了三個哥哥和兩個姐姐，他排行第四，年幼時名重八。元璋之父是一個無方寸之土地、一生替人傭作的細農；母親姓陳，外祖父陳公原是宋末名將張世傑的親兵，宋亡後輾轉至於旴眙津裡鎮，靠當術士謀生。朱元璋就出生在這樣一個社會底層的家庭中，至於《明實錄》、《明史》等官、私記載中說他出生時有“香氣”、“紅光”之祥，是否可靠，就不得而知了。

元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十七歲。這一年朱家屢遭重大不幸。春天，準北大早，繼而流行癌疫，元璋父母、長兄相繼死去，不久又有其餘兄嫂等人的疆耗傳來。九月，元璋為衣食所迫，到本鄉皇覺寺作行童。皇陵碑文中記載：五十天後，“寺僧以歲飢罷僧飯食”，也只得加入遊方僧行列，遍歷準西，漂泊遊食，直到至正八年（1348年）年底才回到皇覺寺。三年多的別離，家鄉已是物在人非，兄嫂並亡，朱家男子只剩了元章和其長兄之次子朱文正兩人。明朝建國，在追尊祖先為帝的同時，元璋也給亡故的伯、叔兄長等人都追封了王號，活著受封的未氏子孫卻只有朱文正一人，朱文正在洪武朝曾任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後因罪謫死。其子守謙受封靖江王，就藩廣西桂林，世襲至明亡。

朱元璋回到皇覺寺的時候已經是二十一歲，三年多的流浪生活。非富了他的社會閱歷也煉了能力。這段率生活使他刻骨格心，後來他在で大明陵之碑》（在中都風陽元球父母酸前）文中回憶說：彼時“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仰天表，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面急進，醇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面俠佯西風唳，俄浙瀝以飛霜。身如篷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後來他常以此教育子孫，讓他們知道創業艱辛。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紅中軍起義，次年，朱元由其幼時夥伴湯和導引投奔到州紅市軍首領郭子興帳下，由此開始了他打江山的戎馬生涯。此後十餘年間，元球曲十夫長升為鎮撫，繼而任總管直至主帥，大展雄材。他招賢納士，徐達、郭英、吳良、常遇春，馮國用、李善長、康茂才、傅友德、劉基、陶安，朱升等紛紛投效歸附，一時間勇者效力，智者費襄。克滁州，下和州，取太平。1356年攻佔集慶（今南京），改為應天府統帥郭子興全部，船沉小明王。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稱吳王，立世子、百官，開始著手建立王朝的準備工作。此後，陳友諒之子陳理、張土誠、方國珍等割據一方者先後戰敗被俘或歸降，群雄漸次削平。

投棄紅巾軍，不僅為朱元璋日後發跡開辭了道路，也使他的家庭生活出現了轉機。本來元璋窮困不能自活，死力娶妻，適身空門。投奔郭子興後，因狀貌奇特，被收留帳下，數戰功勳卓著，深得郭子興歡心。不久，郭子興便以自已的養女馬氏嫁給元璋為妻。馬氏，安徽宿州人，父馬，母鄭媼，均早亡，為子興收養，小元璋四歲。馬氏在元璋最初建功立業時曾有過不可低估的作用。郭子興為人梟悍善鬥，性情暴躁，不易容人，元璋功勳日見卓著，郭子興對他的猜忌也越重。

有記載說：“方事急，（郭子興）輒從太祖謀議，親信如左右手；事解，即信讒疏太祖。太祖左右任事者悉召之去，稍奪太祖兵柄。”在這種情況下，正是馬氏的多方調護，善事子興次妻小張夫人，オ使元璋得以免去後顧之優。馬氏是位賢德的妻子，在戎馬倥傯之際，她盡力照顧好元璋的生活。《明史》說：“後從帝軍中，值歲大歉，帝又為郭氏所疑，嘗乏食。後竊炊餅，懷以進，肉為焦。居常財糗脩供帝，無所乏絕，而己不宿飽。”在朱元璋打江山的過程中，馬氏常率將士妻妾家眷留守後方。攻佔集慶後，生活漸趨穩定，她曾帶領女眷們鏠製衣服鞋帽以供前方將士；城防危急時，臨危不亂，盡發吳王宮中金帛搞賞軍士，為穩定後方盡力。

1367年，以徐達為徵虜大將軍，北伐中原。次年八月攻克大都（今北京）、元順帝攜太子后妃先期北遁，元亡。就在這一年的正月，元璋在應天府祭天稱帝，國號明，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洪武元年正月，馬氏被冊封為皇后。 馬皇后出身貧寒，受封皇后正位中宮以後也頗注意節儉，每每親自省視皇帝御謄，她平素所穿之衣，至敝破仍不忍丟棄。她曾對元璋說：“妾與陛下起貧賤至今日，恆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細微，故願得賢人共理天下。”為了動戒奢侈，她曾下令用練（一種絹）做成衣褲，分賜給高年鰥寡，又以剩餘衣料和殘次的絹帛做成衣裳，分賜諸王妃公主，告誡她們應當知道稼穡蠶桑的艱辛。據後來明成祖回憶，馬皇后還要親自織補舊衣，元璋見而大喜，說：“皇后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

按封建禮法規定，皇后的職責是“主內治”，馬皇后堪稱楷模，她命女史摘錄宋朝賢后事蹟，朝夕省覽，並協助朱元璋制定了一套基本完善的後宮管理制度。洪武元年朱元璋命修《女誠》，五年立“鐫戒諭后妃之辭”的紅牌，都得到了馬皇后的支援。皇帝曾欲訪馬氏族人封爵，馬後堅決拒絕說“爵祿私外家，非法。”結果只是馬公夫妻封徐王、徐王夫人，重修墓廟而已。馬皇后為明朝抑制外戚勢力的膨脹立了一個典範。

朱元璋性情急躁，主張以猛嚴治國，刻薄寡恩濫殺無辜並且對待天下官員異常苛刻，戴枷審案的情況屢屢發生，大興文字獄，大肆破壞社會上尊師重道的傳統，用各種酷刑與苛法來強制性的讓廣大讀書人接受其理論與統治，絕對不允許有其他想法。而馬皇后正與他相反，主張仁義，認為過於仁厚要比過於刻薄好。元璋前朝決事常常震怒還官，馬皇后則每每善言勸解。元璋在外如狼似虎，在宮內有時卻頗能聽夫人勸告，有幾次竟被夫人說動，對犯事者減輕了刑罰。學士宋濂已告老家居，其孫宋慎被人告發黨從胡惟庸，當時治胡黨極嚴，於是宋濂也被押解來京，連坐論死。馬皇后勸諫說：“民家為子弟延師，尚以禮全終始，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朱元璋仍堅持處死宋濂，到吃飯時，皇后既不飲酒也不吃肉，元璋怪而間其故，答曰：“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於是元璋心動，放下碗筷。次日，特敖宋濂，安置茂州。

此外，皇親朱文正、李文忠等也都得到過馬皇后的解救。對於一些與內廷有關的事，她也是盡力糾正丈夫的過失。一日，元璋因小過而怒責宮女，馬皇后也假裝憤怒，下令將有過宮女發往宮正司議罪，實際上是避免元璋盛怒殺人，保全宮女性命。事後她對元璋說：“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官正則酌其平矣，”並且藉機諷勸外廷事：“即陛下論人罪亦詔有司耳。”諸王師傅李希顏管教嚴厲，對於那些頑皮過分的小皇子們間或施以體罰，這些嬌寵慣了的孩子們便向父皇哭訴，元璋一邊撫弄孩子，一邊就要發作處罰老師，也因馬皇后及時勸解，李希顏才免了一場大禍。不過，馬皇后自己也知道，她的勸諫是有限的，無法改變元璋的本性，最後便不得不作自我犧性。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馬皇后重病不起，群臣請禱祀延壽並訪求良醫，馬皇后拒絕了這些，對元璋說出一番意味深長的話：“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諸醫乎！”她就這樣拖著，不幾日死去，終年五十一歲。臨終前她曾對元璋說：“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元璋對她的死十分悲痛，諡曰“孝慈皇后”，自此不再立皇后，死後與馬皇后合葬孝陵。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成以南方統一北方建立大一統王朝的平民出身的皇帝，他建立了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的封建大一統中原王朝，他以充沛的精力和強硬的手段鞏固了大明王朝的統治，在他的治理下明朝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輝煌時代。雖然朱元璋大肆的屠戮李善長、胡惟庸和藍玉等開國功臣，雖然朱元璋用剝皮揎草的手段反腐太過於殘酷，但畢竟穩定了社會秩序並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推動了社會的穩定發展。從總體上來說，朱元璋是一位出身於農民階級且沒有完全失掉階級本色的封建皇帝，是一位成功的開國皇帝，是一位最終沒有脫離家天下思想的傳統帝王；同時，洪武大帝也是一位吝嗇的皇帝。

▲洪武大帝--朱元璋

《劍橋中國史》裡認為：明朝的洪武永樂盛世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最高頂峰，最輝煌的時代。

朱元璋出身微寒且經歷了太多的社會不公，造就了他堅韌的性格及對腐敗現象的切齒痛恨的性情。

朱元璋的祖父叫朱初一，父親叫朱五四，朱元璋本來的名字叫朱重八，從這些名字我們就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家族是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是被剝削被壓迫的物件，是吃不上自己生產的糧食的人。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的腐敗統治下，承擔了沉重賦稅的人民遇到災荒年月只能離開家鄉逃荒乞討，朱元璋也不例外。為了活下去，朱元璋當過和尚，做過乞丐，最終卻成了起義軍的領袖。在長途跋涉的求生過程中他養成了堅韌的性格，因為不堅韌就活不下去。

▲司法監察與腐敗

作為被統治的物件的朱元璋從小就見慣了政府的腐敗和官員的盤剝，正是政府的腐敗和官員的盤剝才使朱元璋這樣的人活不下去，因此朱元璋對於官員的腐敗是切齒痛恨的，對於蒙古人可以武力奪取漢人的勞動成果是極其憤怒的，對於殺一個人只需要賠一頭驢的現象是完全不能原諒的。可以說，朱元璋本能的感受到了元朝政府統治下尖銳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他把這種矛盾和仇恨歸結於政府和官員的腐敗，因此在明朝建立以後對腐敗現象是零容忍。

▲面貌無關才能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經歷了磨難的朱元璋才有了建立明朝的能力和資本，成為了手段強硬的洪武大帝。

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以後就從變成了地主階級的總代表——皇帝，而皇帝的主要任務則是維持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自秦始皇以來，皇帝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其做事的最主要目的是維護統治。如果有哪一些因素威脅了皇帝的統治，那麼皇帝會用最直接的手段清除這種威脅。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最大的內部威脅是中書省的丞相的相權對皇權的威脅。怎麼樣才能消除這種威脅？殺戮。跟隨朱元璋的那些開國功臣們遭到殺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威脅了皇權。所以才有了胡惟庸案和藍玉案。

▲權力是皇帝的生命

明朝的政治制度實際上是延續的元朝的政治制度，元朝實行的是中書省領六部的制度，明朝實行的也是中書省一省制，由中書省處理全國的政務。在這種行政體系之下，相權被放大，皇權被壓縮，尤其是胡惟庸成為中書省宰相以後行事跋扈，不顧及皇帝朱元璋的感受，導致了朱元璋對胡惟庸的不滿，激化了皇權和相權的鬥爭。

▲皇帝與宰相是敵人

皇權和相權的長期鬥爭是不利於國家的穩定的，國家的穩定是發展的前期條件。明朝是中國經濟的轉型時期，在小農經濟區中出現了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在小農經濟主導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是說中國正在由小農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如果小農經濟成功的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那麼中國就會從封建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將繼續做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而存在。可惜的是，中國並沒有完成經濟和社會的轉型，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的封建農業社會，中國因此被西方國家侵略了100多年。

▲武將是保障

胡惟庸案是明初三大案之一，此案牽涉人數多，對社會的影響大，但案情卻並不複雜。說到底，胡惟庸案只不過是皇權和相權鬥爭的結果；宰相胡惟庸在與皇帝朱元璋的權力鬥爭中落敗了，落敗的結果就是與胡惟庸相關聯人員幾乎全部被殺,甚至連退休的李善長都沒能善終。在消除了負責行政的文官對皇權的威脅之後，朱元璋又把矛頭指向了對皇權有威脅的武將；明初以徐達藍玉為代表的軍方人士都有些自大狂妄，常常以功自詡。這樣的武將是除了朱元璋之外的任何皇帝無法控制的，起碼朱元璋的兒子朱標和孫子朱允文是沒有能力控制的；朱元璋為了掃除武將對後代皇權的威脅又祭起了屠刀而大肆殺戮武將。藍玉案就是朱元璋大肆殺戮武將的典型案件，與胡惟庸案一樣都是權力鬥爭的結果，最終只不過是成王敗寇而已。

▲南京是明朝的開國之都

能不能據此就認為朱元璋是一位殘暴皇帝？不能。朱元璋的鬥爭固然是為了鞏固自己和後代的皇權，固然是傳統的家天下思想，但朱元璋的確穩定了國家政權和社會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權力鬥爭，也就沒有《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等名著，更不會有徐渭的《墨葡萄圖》，當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和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就更不可能出現了。所以，進行了殘酷的權力鬥爭的朱元璋實際上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歷史選擇人，而不是人選擇歷史；換一個人代替朱元璋當皇帝也會如此做，人只能順應歷史大勢的發展。

▲對朱元璋的客觀評價——治隆唐宋

人創造歷史是假象，真相是歷史裹挾著人前進；人只是在歷史的要求下創造歷史，人只能稍微的影響歷史而不能主導歷史的走向。朱元璋是被歷史選中的推動歷史發展的人，無論我們如何說朱元璋殘暴，但有一點我們要意識到，那就是朱元璋是一個沒有忘掉平民本色的平民皇帝，他的出現意味著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民的力量在增強，他的出現預示著人民的崛起是歷史的要求，預示著人民當家作主是歷史發展的潮流和必然。總之，朱元璋是一位看起來殘暴但卻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沒有忘掉農民階級本色的有堅韌性格的且有貢獻的開國皇帝。有四個字非常切合朱元璋，那就是：治隆唐宋。

個人對歷史的瞭解不太多，看過一點朱元璋的介紹，朱元璋可以說是一個政治手腕相當厲害的人，曾在一本書中寫到過毛主席對歷史人物的評論，除了秦始皇，就是朱元璋看看下面他的做法就知道了，史書上有記載，朱元璋為了把至高無上的權利牢牢掌握到自己手上實行了很多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一句話就是讓老百姓有吃的，有穿的，基本的生活條件需要得到保障，為了避免沒吃的農民暴亂，當時還出了個笑話，有的地方不適合種植某種植物，老朱強求人人都的種，結果有的地方收穫好有的地方沒收穫，朱元璋沒有文化，所以特別討厭讀書人，明朝幾乎沒有人想當官，歷史最底薪水，老百姓比官員的過得都好，痛恨地主鄉紳，因為他老爹死的時候跪著請求人家都不願意給安葬費，同時朱元璋又渴望人材，所以很矛盾，那個時候只能選擇朱元璋定下的東西，孔子那一套，還有大明律，全國上下人人一本培養出來的人材都是書呆子，氣的他哭笑不得，很多小區都可以看到，團結，友愛，尊老，愛幼，其實是老朱時代就留下來的，包括後來民國的特務，都是朱元璋那個時候建立的，錦衣衛就是專門暗地裡偵查每個大臣是否有什麼異常沒有，還有一個典故，就是朱元璋那個時候的一個大臣晚上做了一首詩，第二天就被老朱問話看有沒有說謊，結果果然沒有說謊，然後老朱告訴他昨晚的事情，大臣聽到後嚇得滿頭大汗，包括歷史上的人口大遷徙都是老朱的大手筆，很多人聽到過自己是山西大槐的人，他殘忍的地方在於刑法，動不動就是，削足，割鼻，剝皮，挖眼，反正特別殘忍的手段都被他用上了，有用的人材幾乎被殺光了，等到用人的時候一個人也找不到，說到底就是流氓皇帝，全靠自己的意思做，對貪汙的官員絕不姑息除了殺還是殺，但明朝卻是歷史上貪汙最嚴重的朝代，不知道物極必反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