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系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獎法吏，甚為時論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為郡公。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讚。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

為什麼說唐宰相戴胄一身正氣呢？我來講一下《新唐書·列傳第二十四》中記載宰相戴胄，頂撞皇帝，反而受獎的故事。

唐朝初年，官員選拔制度欠缺，有人靠造假獲得了官位。唐太宗命令這些人自首，否則查出來立即處死。

不久，果然查出一人，戴胄依法，判處他流放。唐太宗責備戴胄說：〝我下詔書說，不自首查出來要處死，你卻判他流放，這是失信於天下。你在這案子上，受賄了嗎？〞戴胄說：〝我沒有受賄。如果是陛下判此案，要殺他，我管不了。但我審理，怎麼敢脫離法律？〞太宗說：〝你自己守法，卻讓我失信，我怎麼辦？〞戴胄說：〝依法辦，更能取信於人，言論卻是一時喜怒而發。陛下一時發怒，要殺此人，可又知道不應該，所以才讓我依法處置。這是忍自己的小憤怒，而保國家的大信！如果反過來，以一時的憤怒而違背信用，我會為您深感惋惜。〞唐太宗大有感悟，同意了他的意見。

戴胄查案都嚴格依法，不止一次犯顏直諫。在分析案情時，總是條理清楚，言如泉湧。太宗非常看重他，任命他為尚書左丞。又體念他的貧窮，特意下詔書賞賜錢十萬。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天子震怒，誰不心驚膽戰？戴胄卻能在雷霆萬鈞的時刻，堅持原則，違抗聖旨，依法辦事，勇氣可嘉。古人說：〝明哲保身〞。似乎戴胄不懂這個道理。那要看明的什麼〝哲〞，保的什麼〝身〞。古代的〝明哲保身〞並不是現在人理解的意思，而是說，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具足了智慧和道德，才能避免災禍，保全自身。

《詩．大雅．烝民》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老陳來回答：

往往我們說一個人一身正氣，指的是這個人在面對不法，面對奸人能堅守自己的原則信守正義、嫉惡如仇，並能勇敢的說出“不”字，且付諸行動。戴冑無疑是這樣一個人，請聽老陳解析：

戴冑(出生年月不詳-633年)，字玄胤，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唐太宗朝宰相。戴冑早年為隋朝官員，曾效力於王世充，後歸唐，歷任秦土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尚書左壓、諫議大夫、吏部尚書、宰相等職，進爵武昌郡公。

戴冑正氣凜然、不懼生死、持身中正，敢說“不”的仁者風範，彪炳青史，光耀千秋。

戴冑原為隋煬帝官員，曾任門下錄事，為人堅貞正直，辦事幹練，通曉律法，嫻於文案。雖官秩不顯，卻享有盛譽，特別是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等，都對他讚賞有加。

大業十四年(61s年)三月，隋煬帝楊廣在江都被叛軍所殺。訊息傳到洛陽，群臣莫不驚遴色變，大臣元文都、王世充、段達等擁立楊廣之孫越土楊侗繼位，年號皇泰，史稱皇泰主，戴冑被任命為給事郎。

楊侗雖被擁立為皇帝，但終究是個只有14歲的孩字。其時，群雄逐鹿，遍地烽煙，朝廷所能穩定控制的區域只有一個洛陽城。

皇帝幼弱，政局翻覆，城頭變幻大土旗，天下亂成一鍋粥，手握重兵的王世充自然成了專擅朝政的鐵腕人物。元文都等一夥兒文臣早就窺破了王世充的憐逆不臣之心，暗中謀劃將其剷除，不慎事洩，反被王世充搶先下手，將元文都等一一誅殺，血濺朝堂。

洛陽城籠罩在一片恐怖的陰霆之中。

誅殺了元文都等大臣，王世充愈加氣焰囂張，橫行無忌，逼迫皇泰主任命其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獨攬朝政，一手遮天，其圖謀篡位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

面對殺氣騰騰不可一世的王世充，群臣莫不畏懼震驚，三緘其口。畢競，元文都等血染朝堂，殷鑑不遠。作為王世充屬下官員的戴冑卻不管這一套，他偏要與虎謀皮，勸諫王世充說:

“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慼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

王世充虛與委蛇，也算給足了戴冑面了。沒成想戴冑競“蹬鼻了上臉”，沒過多久，戴冑再次從容諫阻王世充謀逆篡位。王世充惱羞成怒，決意將戴冑攆出京城，貶其為鄭州長史，派他與王行本一同去鎮守虎牢關。

攆走了戴冑，王世充又逼迫皇泰主任命白己為相國，封鄭王，加九錫殊禮，儼然“曹操第二”。

皇泰二年(0619年)四月，王世充逼迫皇泰主楊侗禪位，自立為帝。六月，王世充派其侄土行本績殺了楊侗。

到了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克虎牢關，戴冑被引入秦土府任士曹參軍。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不久，繼位為帝，是為唐太宗。戴冑被任命為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

貞觀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出缺，派誰去繼任這個主掌全國案獄審理的職務呢?唐太宗首先想到了一向公正無私、辦事持重練達的戴冑，對左右說道:

“大理，人命所繫，胃清直，其人哉。”

於是，任命戴冑為大理少卿。戴冑走馬上任。沒過兒天，便與宰相封德彝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某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應召入朝期見，一時忙亂，沒有解下佩刀就徑直走進通往內宮的東上閣門，走過閣門後，監門校尉才發覺。

當時朝廷律文規定:內侍人員不得持寸刃入上閣，違者斬。按照這條規定，長孫無忌無意問犯下了死罪，與此相關的監門校尉也罪在不赦。

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胞兄，又在玄武門之變中立有大功，唐太宗倚為股肱。究競應當如何處理這一事件，朝臣們意見相左。

宰相封德彝判定:長孫無忌誤帶佩刀入宮，屬過失犯罪，罰銅20斤;監門校尉履職疏忽，失職犯罪，判處死刑。 唐太宗競同意了這種裁決，將案了發付大理寺稽核結案。

戴冑挺身而出，大聲說“不”。他上奏太宗說:“按照法律規定:供奉皇帝的湯藥、飲食、舟船，一旦發生任何差錯，都要判處死罪。長孫無忌帶刀入宮，監門校尉沒有發覺，這對雙方來說同屬犯罪，現在一個僅僅判處罰銅20斤，一個則判處死罪，同罪不同罰，顯然有失公允。如果陛下因長孫無忌有功而從寬處理，這不是司法機關可以議定的;如果要依法處理，那麼這樣判決就襲讀了法律的公平。”

唐太宗聽了戴冑的奏議頓改初衷，說道:

“法為天下公，聯安得阿親戚?”

於是，降詔重新審議。

宰相封德彝依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唐太宗默然良久，想順水推舟。

兜了一個大圈了，又回到了原點，戴冑甚為窩火，又上奏太宗辯駁說:

“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

唐太宗深為戴冑的剛正不阿和執法持平的態度所感動，遂赦免了校尉的死罪。

唐太宗勵精圖治，十分重視人才的選拔，知人善任，唯才是舉，不拘一格，將大批德肋才高之輩遴選到顯耀崗位。有些人為搭上順風船，登上進身階梯，競偽造身份資歷，篡改譜碟。針對這種情況，唐太宗特地下詔，請作偽者主動自首，凡作偽又不自首者，一經查出，以死罪論處。

不久，有一位官員被查出偽造資歷。戴冑受命審理此案，依法判處此人流放。

唐太宗聞之勃然大怒，當面斥責戴冑說:“我早有詔令明示天下，作偽不自首者處死，你偏偏跟我作對，當判死刑判流放，這不明明是讓我失信於天下嗎?”戴冑毫不示弱:“陛下如果直接下詔將此人處死，臣自然管不了。陛下既然將他交付法司，臣敢違背法律嗎?”

唐太宗更加火冒三丈:“你只顧白己遵守什麼法律，卻讓我失信於天下，這合適嗎?”戴冑見太宗動怒，放緩了語氣說:“法律是國家為布信天下而制定的行為規範，言語是由一時喜怒而信口說出來的。陛下憑藉一時忿怒而殺人，其實心裡也清楚這樣做非常不妥，故而交給臣下依法論處，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從個人一時喜怒，襲讀法律的尊嚴，失信於天下，臣為陛下感到惋惜。”

一番肺腑之言使唐太宗幡然醒悟，於是欣然採納戴冑的意見，微笑著對戴冑說:“我在法律上每有失誤，你都能及時予以糾正，我也就沒什麼憂慮了。”

“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趟，言若泉湧，帝益重之。遷尚書左壓。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

貞觀四年(630年)，戴冑升任宰相，進爵武昌郡公。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頒旨重修洛陽宮殿。戴冑進諫道:“現在關中、河西都在擴充軍隊，前不久剛剛啟動了修復九成宮工程，丁壯被役使殆盡。如今戰亂平息不久，民間人口遴減，一人為役丁，全家農事荒廢，老幼盡力勞作，也難以維持生計。況且，自七月以來，淫雨不止，江河氾濫成災，今年年景如何，尚未可知，此時再大興土木，我擔心會引起白姓的怨恨。今宮殿足以庇風雨，也足以住得下衛隊儀仗，過兒年再重修洛陽宮殿，尚為時未晚，何必一定要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擾民添亂呢?”

唐太宗聞奏，大為讚許，遂罷重修洛陽宮殿之議。

“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冑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

貞觀七年(633年)，戴冑病逝。唐太宗罷朝三日，追贈戴冑為尚書右僕射、道國公，賜溢號為忠，命虞世南為他撰寫碑文。唐太宗見戴冑身後家無餘財，宅第簡陋狹小，以致祭享無所，詔令有關部門為之建廟祭祀。

讀《新唐書·戴冑列傳》，恍覺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從字裡行間昂然奮起！

面對手握屠刀的太尉王世充，他大聲說“不”;

面對阿訣權貴拘情枉法的宰相封德彝，他大聲說“不”;

面對當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他依舊大聲說“不”。

持身中正，不懼生死，該說不時則說“不”，是戴冑一生宦海沉浮為官理政的鮮明特色。沒有信守正義、嫉惡如仇的價值追求，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情懷，沒有“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的堅守與自信，沒有即使被殺頭也毫不含糊的決絕與執著，這個“不”字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的。

戴胄，字玄胤，譙郡譙縣人。經歷隋唐兩朝，在唐朝初期，一路升至戶部尚書、封武昌郡公，位列宰相。

王珪是唐初四大名相之一，歷任諫議大夫、黃門侍郎、侍中、同州刺史、禮部尚書，封永寧郡公。王珪拜相後，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等人同朝為相，有次太宗李世民讓其對各位宰相進行品評。當評價戴胄時，王珪認為戴胄能力出眾，善於解決各種疑難問題，化解各類複雜矛盾。

劉洎也是太宗時期宰相之一，其人認為戴胄、魏徵兩人，通曉治吏之策，品質正直，每次遇到應該彈劾舉直諫的事情，從不迴避。

李絳是穆宗、敬宗時期宰相之一，其人在對太宗時期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溫彥博、戴胄、李靖、李勣等人進行評價時，認為戴胄與溫彥博處理政務能力突出。

這裡唐朝三位宰相對戴冑的評價，主要認為戴冑處理政務能力突出，至於品行方面只有劉洎點出戴胄與魏徵都是善於直諫。對戴胄最推崇的要數明太祖朱元璋了，他認為歷代幹事最公正的，只有漢代張釋之、於定國，唐代戴胄三人，之所以能夠這樣就是因為這三人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大概明太祖朱元璋的話是對戴胄一身正氣的最好解釋吧。

在隋朝時候，戴胄就在朝堂任職。後來隋煬帝遇害江都，王世充於洛陽立越王楊侗為帝，戴胄被任命為給事郎，後來又成為王世充的太尉府官屬。王世充準備篡位稱帝，作為太尉屬官的戴胄就進行勸諫，讓王世充效仿周公，忠心侍奉隋朝；後來王世充準備加九錫，戴胄再次出面阻止。結果惹怒王世充，被貶黜為鄭州長史，與王行本共同鎮守虎牢關。

之後，秦王李世民東征王世充，攻取虎牢關，戴胄成為秦王府士曹參軍。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即位為唐太宗，戴胄被拜為兵部郎中，之後歷任大理少卿、尚書左丞、諫議大夫。之所以能夠出任大理少卿，是因為太宗李世民認為戴胄清廉正直，大理寺關乎人命，戴胄正是最合適人選。後來，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彝病逝，太宗再次任命戴胄為尚書左丞，負責處理尚書省政務；結果被後人稱為唐朝開國以來最稱職的尚書左丞。戴胄也敢於直諫朝廷得失，被太宗任命與魏徵同擔任諫議大夫，檢點朝政得失。

在唐朝時期，戴胄可謂最牛法官。

戴胄(?-633年)，字玄胤，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他早年在隋朝為官，曾效力於王世充，歸唐後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唐太宗繼位後，戴胄先後擔任大理少卿、代理吏部尚書、民部尚書和宰相等職務。戴胄為官正直無畏，敢於犯顏直諫；秉公執法，不畏權貴；清正廉潔，嚴於律己，是一位滿身充滿正氣的唐朝宰相。

一、戴胄的正氣源自他為官不畏權貴，敢於犯顏直諫

戴胄為官，看到不合法規制度的事情，敢於建言獻策，即使涉及到皇親國戚，也敢犯顏直諫，堅持真理法度。

史料記載，619年(武德二年)，戴胄成為王世充的太尉府官屬。 三月，王世充意欲篡位，戴胄進諫道:"君臣猶如父子，理應休慼與共，有始有終。希望您效仿伊尹、周公，輔佐王室，使國家安定，則是天下之幸。"但王世充沒有聽戴胄勸告，不久，又求取九錫殊禮，戴胄再次進諫。王世充大怒，將他貶為鄭州長史。

戴胄後來在唐朝為官，對於不合理合法的事情，依然敢於直言進諫。《舊唐書·戴胄傳》記載，有一天，長孫無忌被太宗召見，沒有解下佩刀就進入東上閣門。尚書左僕射封德彝定罪認為：“監門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唐太宗也同意這個判決。但這件事情本來是長孫無忌佩刀錯在先，監門沒有察覺在後，戴胄認為這樣判不公平，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雲：‘供御湯劑、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唐太宗認為覺得戴胄說得有道理，就下令重新議論二人之罪。封德彝堅持己見，唐太宗打算許可。戴胄又急忙爭辯道：“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唐太宗認為戴胄說得很對，就赦免了長孫無忌和監門校尉二人。

戴胄之所以犯顏直諫，完全是處於公心，為國家著想。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在他死後，賜給了他一個“忠”的諡號。

二、戴胄的正氣源自他的正直無畏，秉公執法

戴胄不僅嚴格守法，而且也嚴格執法，對皇帝的做法有違國家法律規定的事情，敢於糾正。《舊唐書·戴胄傳》記載了一則《戴胄犯顏執法》的故事。戴胄被提拔為大理寺少卿時，唐太宗李世民因為候選人大都對自己的做官資歷造假，下令他們自首，不自首的人判處死刑。沒過多久，有偽造做官資歷的人被發現了，唐太宗想殺他。戴胄認為按照法律此人應當流放，“胄據法斷流以奏之”。但唐太宗不認可戴胄的說法，說道：“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但戴胄據理力爭，說道：“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但唐太宗聽不進勸告，繼續說道：“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戴胄則回答道：“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唐太宗終於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幡然醒悟，並對戴胄大為讚賞，說道：“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三、戴胄的正氣源他的清正廉潔，嚴於律己

戴胄不僅嚴格執法， 而且自己也嚴格手法，從來不幹違法亂紀之事，自己始終保持兩袖清風，為官清正廉潔。據《舊唐書·戴胄傳》記載，戴胄死的時候，身為宰相的戴胄因為居住數間陋室太過狹窄，無法舉行祭典，“七年，卒，太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諡曰‘忠’，詔虞世南為撰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

縱觀戴胄一生，為人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秉公執法，嚴格執法，清真廉潔、一生正氣的品質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