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到過比利時旅遊的人士奇怪，比利時為什麼沒有“比利時語”?

目前，比利時政府稱官方語言有三種：法語、荷語和德語，唯獨沒有所稱的“比利時語”。

這首先跟比利時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有關，由於其處於西歐的中部，所以其居民實際上來自歐洲的多個民族，歷史上凱爾特人、羅馬人以及近代的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和奧地利等都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留下文化的痕跡。遠的不說，1795年由法華人統治，可是在1815年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之後 ，將這塊土地劃歸荷蘭聯合王國。到了1830年，比利時爭取獨立成功，脫離了荷蘭的統治，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因此，在南部瓦隆區的比利時人說法語，占人口40%左右，北部比利時人說南部地區的荷語（弗拉芒語），人口占大約60%，只有0.7%的人口使用德語，是靠近德國的東部地區，布魯塞爾屬於雙語區。

比利時歷史上就存在語言之爭，因為政治、宗教、民族、經濟和文化等因素，存在多語言的比利時地區，從3世紀末開始就劃定了語言分界線（Taalgrens）。但是，這種語言之爭一直維持到近代與現代，特別是1830年獨立之後，這種爭執持續不斷。這種爭執出現在講法語的瓦隆區和講荷語的弗拉芒區之間，從政界到民間，經常有某種語言的檔案甚至路牌被忽視的情況。最初是法語佔優勢，國會、軍隊、教堂甚至大中學校，都是使用法語，荷語只是用在下級行政單位和小學校使用。可是，一些弗拉芒國家主義者，致力擺脫這種狀態，反對這種一語獨大的局面，認為不利於南北的溝通，不利於比利時的生存和發展，特別是為了維護比利時的獨立地位。

一直到到1970年，比利時實現聯邦化的程序開始，修改了憲法，才將比利時劃分為三個語言文化區，法語、荷語和德語，首都布魯塞爾作為雙語區。另外，根據經濟發展設立了弗拉芒、瓦隆和布魯塞爾三個行政大區，相應於語言區。

沒有統一官方語言的比利時，經常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是也不妨礙其成為一個經濟和科技發達的民主國家。

世界銀行資料顯示，截止2017年底比利時人口1137萬，GDP4926億美元。

比利時為多元族裔社會，佛拉芒人占人口總數58%，瓦隆人佔34%，德意志人近1%，再有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國的南歐人，以摩洛哥人為主的阿拉伯人，還有土耳其人、猶太人等。該國實行雙語制度，佛拉芒語（荷蘭語的一種方言）、法語、德語為官方語言，英語使用廣泛。佛拉芒人與瓦隆人的一致之處是宗教信仰，全國天主教徒佔比超80%，但對教會活動均不積極，再有新教徒、穆斯林等。

該華人文地理可以用“議會制君主聯邦國家、拉丁與日耳曼兩大文化的匯合地、三個經濟大區、四個語言區”來概括，1993年後兩條入憲。現有北部荷語區（佛拉芒語）、南部法語區、東部德語區（靠近德國的兩個省）、中部布魯塞爾荷法雙語區（常住人口115萬，70%講法語）。全國使用荷蘭語人數約佔56%，法語41%，德語1.5%）；經濟區為佛拉芒大區、瓦隆大區（含德語區）、布魯塞爾首都區；而最根本的特徵南北分野，南部受法國文化的強烈影響，北部文化傳統與荷蘭相同（屬日耳曼文化圈），兩大語言分庭抗爭的表象與歷史背景、政治因素、發展程度等交織，形成比利時人文特有“景觀”。從政體看，該國從1830年起的一個集權制國家，現已演變為全歐聯邦性質最強的君主立憲國，在歐洲聯合的征程中，比利時始終走在最前列。

聯合國2004年《文化多樣性報告》中讚揚比利時：“在民族和宗教衝突頻繁的世界中，既保持了文化多樣性又實現了國家統一”，殊不知當局者的苦衷，在比利時，語言是聯邦政府、大區及省市政府最為上心的一件大事。由於歷史原因，在佛拉芒與瓦隆之間，語言一直是關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敏感問題，為平衡族裔和語言差異，國家各領域現已形成兩個語系，各自管理，像單一的魯汶大學已分家為荷蘭語、法語兩個魯汶大學，社會黨也分為荷語、法語兩個政黨，出版物、電臺、電視等多用荷、法兩種語言，好在國王、王儲會講三種以上語言，每年聖誕節，國王必須用荷、法、德三種語言向三個語區的居民致詞，據稱比利時還是人均翻譯最多的過國家。

而從語族起源看，佛拉芒人是在古代日耳曼部落基礎上形成，瓦隆人屬羅曼拉丁語族，但二者身上都有凱爾特人、羅馬人和法蘭克人的血統。1830年比利時以國家身份後的一個多世紀裡，瓦隆的煤鋼產業大行其道，瓦隆人在政治經濟社會佔統治地位，法語被看作是有教養的語言，佛拉芒人則是貧窮和無教養者，但幸運之神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今擁抱佛拉芒人——煤鋼衰落，北方的造船與國際貿易崛起，佛拉芒與瓦隆窮富易位，北方人認為南方在經濟上拖累了他們。而在語言方面，大多數佛拉芒人通曉法語，而懂荷蘭語的瓦隆人則不多，二者很少能從外表、衣著、言談甚至居所上辨別出來，唯一區分他們的方法是語言（聽覺）。還有一個辨別方法，除了黑黃紅三色國旗和歐盟旗幟外，佛拉芒地區掛獅子旗，瓦隆則是雄雞旗，獅子是佛拉芒人抵抗發福哦數百年統治的一個象徵。

目前，比利時的官方語言有法語、荷蘭語和德語，就是沒有自己的比利時語言。其實這既有人為的原因，也有語言形成的客觀規律因素。

比利時的歷史其實相當複雜。由於這個地區比較小，和外界又沒有明顯的地緣阻隔，很容易成為周邊強權的一部分，因此先後由勃艮第、西班牙、奧地利統治。

一直到18世紀末，法華人趕走了哈布斯堡家族，這裡成為了法國的地盤。1815年，拿破崙兵敗滑鐵盧，比利時又被交給了荷蘭以遏制法國的影響。直到1830年，受當時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時人把荷蘭的新教統治者趕下臺，自己當家做主了。

可見，在比利時獨立之前的歷史上，法國和荷蘭都對它有著深遠的影響，這造成了它與生俱來的分裂屬性。

比利時全國可以被大致分為四個地區，通行三種不同的語言：北部靠近荷蘭的弗拉芒地區，官方語言是弗拉芒語（可認作是荷蘭語的一種方言）；南部挨著法國的瓦隆地區，通用瓦隆語（與法語差別極小）；還有一小塊從德國獲得的領土，民眾說德語。以弗拉芒語、法語和德語為母語的人口分別約佔總人口的58%、41%、1%。

鑑於這種現實，比利時議會透過法律確立了一條東西向的語言分界線，以北為弗拉芒語區，官方通用弗拉芒語，以南為瓦隆區，官方通用法文，首都布魯塞爾則為雙語區。

比利時這種二元制的國家體制自誕生起就要面對語言的雙重性與地區間經濟不平衡的巨大挑戰，然而對比利時來說更為嚴峻的，是周邊的國際環境。如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奧地利人和馬扎爾人的選擇一樣，比利時的兩個不同民族出於生存的考慮，唯一的合理選擇就是走向聯合。

對於隔海相望的英華人來說，比利時是一個被他們打入德法之間的楔子，也是其大陸均勢策略在西歐最重要的棋子。想要玩好離岸平衡手，就必須要保證比利時的中立地位。一旦讓法德之中任何一個得到比利時，另一方就很難阻攔對手，進而會在歐洲大陸上產生一個統一的力量對抗英國。

以鄰國德國和法國的視角來看，比利時也佔據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一方面，德國工業的心臟——魯爾區，和法國首都巴黎，都在距離比利時邊境二百公里的範圍內。即使不能控制比利時，也要盡全力保證比利時的中立地位，以保障本國核心區的戰略安全。

另一方面，由於德法陸地邊界上有萊茵河與孚日山脈作為屏障，且雙方還經常在邊境線附近修築密集的堡壘和要塞（例如著名的興登堡防線和馬奇諾防線），而北部的德國-比利時-法國交界處卻是有利於部隊集結和機動的大平原，除了一些小河流外再無障礙。

而比利時也深知這一點，要在歐洲列強之間更好地生存，就需要更高明的手段，這也許也是比利時沒有擁有一種統一的語言作為國家語言的因素之一。而事實也是，在歐盟的框架下，比利時透過區位優勢和多邊合作，以及不俗的工業基礎，發展出了相當發達的國民經濟。

因國家和地區範圍界定不同，國家官方語言只是個相對概念。具體而言是一個國家通用的正式語言或認定的正式語言。

國家官方語言是為適應管理國家事務的需要，在國家機關、正式檔案、法律裁決及國際交往等官方場合中規定一種或幾種語言為有效語言的現象。國家官方語言也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與其政府機關通訊時使用的語言。

一個國家的官方語言確定一般有幾種方式：

一是該語言是該國使用範圍最廣或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

如英國為英語，法國為法語。有的國家只有一個官方語言，如德國；有的國家有好幾個官方語言，如印度；有的國家沒有法定的正式的官方語言，如美國、日本，但官方實際使用一種語言。

二是政治、宗教、民族因素決定

印地語是印度的官方語言，烏爾都語是巴基斯坦的國語。兩個語言最開始實際上是一種語言，英華人統稱的印度斯坦語，在口語上交流完全沒有問題，其起源歷史、語法結構都是相同的。後來波斯化成為了烏爾都語，梵語化成為了印地語。

烏爾都語代表了穆斯林的身份認同，印地語代表印度教徒的身份認同。因此為了強化兩者的不同，以賽義德為代表的穆盟領袖提出兩個民族主張，以語言為工具進一步強化穆斯林的身份認同。19世紀後半葉，印度興起了印地語純潔運動，引入大量梵語詞源的詞彙，增大同烏爾都語的差異。

巴基斯坦的官方語言之一的烏爾都語（另一是英語），不但不是首都地區方言，而且不是巴基斯坦任何一個地區的本土語言，烏爾都語是以波斯字母拼寫的、受波斯語影響的印地語方言。

烏爾都語在英屬印度時期，被引入成為巴基斯坦地區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以取代原本的波斯語，並在巴基斯坦建國後成為官方語言之一。

然而，烏爾都語卻並非巴基斯坦任何一個地區的母語。巴基斯坦近40%人口（包括在首都伊斯蘭堡）的第一語言是旁遮普語。其他地方的第一語言分別為普什圖語、信德語和俾路支語。

僅有不到8%的巴基斯坦人以烏爾都語為母語，這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在巴基斯坦獨立後，移民到巴基斯坦的印度穆斯林。

如果按照第一種形成規律，使用人數多的弗拉芒語和使用更廣的瓦隆語都有資格成為官方語，但也正是因為第二種形成規律造就了比利時現在語言割據。

比利時的居民主要使用兩種語言：南部的瓦隆族講法語，北部的佛蘭芒族講佛蘭芒語，自1830年比利時建國以來，兩個民族間存在的語言糾紛同國內宗教與黨派鬥爭糾纏在一起，在比利時造成了許多麻煩，有時甚至成為政府倒閣的主要原因。 比利時的語言矛盾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 這個國家曾長期分裂，18世紀起受法國統治，1815年後又併入荷蘭，直到1830年才宣佈獨立。比利時的人口主要由佛蘭芒族和瓦隆族構成，分別佔59．3％和40．1％左右。比利時建國時，講法語的瓦隆族憑藉豐富的資源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在比利時佔據統治地位。 法語一度被定為唯一的官方語言。這曾使佛蘭芒人在就業等問題上受到歧視。對此他們深為不滿，經常開展一些小規模的爭取佛蘭芒民族權利的運動。 隨著比利時經濟的迅速發展，國內資源不足和產品過剩的矛盾日趨突出，這就決定了它需要向外擴張。北部沿海地區依仗交通便利的有利條件，工業獲得迅速發展，佛蘭芒人聚居區的經濟實力也大大增強，到20世紀70年代，超過了瓦隆地區。 而瓦隆地區的經濟由於資源枯竭，大工業衰退而每況愈下。經濟上佔優勢的佛蘭芒族自然不願處於從屬地位，要求加強自己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兩族矛盾愈演愈烈。比利時歷屆政府對待這一問題都十分小心。儘管如此，戰後40多年中，內閣因民族矛盾和語言糾紛而更迭的就有30多次。 為了緩和語言矛盾，政府在兩種語言的使用上嚴格保持平衡；內閣成員由兩族平分秋色，國民教育部和文化部各設兩名大臣，分別由兩族出人擔任。政府對兩大區的開支也要均等分配。此外，涉及語言的許多方面更是如此，一個大學（如魯汶大學）要按語言分為兩個，一本書要有兩個不同的語言封面，電臺、電視臺也一分為二，甚至一個政黨因語言問題也分成兩個，如佛蘭芒基督教社會黨和法語基督教社會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