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曹操的智謀武略，只要曹爽由他父親的智謀武略，高平陵之變也絕對會失敗。因為一個最重要的核心是，皇帝在曹爽身邊。在皇權社會中，皇帝是一切的主宰，包括太后在內都只是皇帝的附庸，皇權是至高無上的。只要曹爽積極保有皇帝這張王牌，無論是去鄴城，還是去許昌，就是西奔長安都有能力召喚勤王之師。曹爽最大的問題就是太后的懿旨和皇帝的聖旨孰輕孰重分不清，以至於輕易相信了司馬懿的謊言，最後落得個悲慘下場。

高平陵政變實際上是司馬懿利用皇城空虛的時機趁虛而入，本身是非常冒險的。因為沒有皇帝的皇城只是一座空虛的堡壘，不是王朝的核心。當時曹魏的中心城市有很多，只要曹爽佔據了任何一個，就有資本和司馬懿周旋。而且當時掌握天下錢糧的大司農桓範已經逃出了洛陽，見到了曹爽。以他的官位足以調動任何地方的錢糧，有了錢糧自然有軍隊，有了天子，自然也有了皇旗。這樣的軍隊是司馬懿根本無法阻擋的，只要曹爽當時堅定一些，睿智一些，把司馬懿想象的再惡毒一些，歷史就有可能改寫。《三國志》當中的這一段記載尤為讓人可惜，這能說是生死一瞬間，可惜曹爽做錯了最重要的一道選擇題。在《三國志》中記載：“桓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群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

看了這一段記載，只能說曹爽兄弟幼稚得可笑，低估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當時的曹爽是大將軍，顧命大臣，又有天子在手，只要振臂一呼，司馬懿等人立刻就會成為反賊，受到天下的撻伐。此時的曹爽就和千餘年之後的朱允炆一樣，想兇狠又狠不起來，沒有那個膽量。想仁慈也仁慈不起來，沒有那個度量。這樣矛盾的結合下，自然不是司馬懿的對手。

哦，這是一個歷史“假設型命題”，如果曹爽有他祖上的智謀武略。無疑高平陵之變是不可能成功的。具體來說有以下四個節點：

（楊修之死。楊修究竟因何而死？）

其一，早圖司馬氏。司馬懿是豪族大家的代表，一直以來都是曹操竭力打壓的物件。荀彧，對曹操有巨大功勞，最終不免莫名其妙的一死；孔融出身望族，曹操說殺就殺；楊修出身弘農豪族，曹操說殺就殺。荀彧之死、孔融之死和楊修之死，都是曹操打壓豪族、鞏固權力的必要操作。

如有曹操之智謀武略，曹爽便會在正始八年（247年）架空司馬懿之後，緊接著羅織罪名，將其誅殺並連帶三族，永訣後患。至於派一個人去探望虛實，簡直多此一舉，浪費精力。

其二，無險高平陵。正始十年（249年）正月甲午（初六）日（2月5日），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其實整個過程險象環生。在緊閉城門的情況，桓範等人能逃出洛陽就是例證。即便曹爽上一步操作沒有完成，也無妨，出城前他也會做好安排。回想曹操四出征戰，留天子於許都。每每都會留曹氏/夏侯氏與核心謀臣留守。終其一生都未發生後院起火這樣的不測事件。

如有曹操之智謀武略，曹爽便會做好妥善安排，一方面留親族鎮守，另一方面還會帶上司馬氏，不會留給他任何私下操作的空間。

（高平陵之變，對司馬懿而言無異於賭博。其中險象環生，如果不是曹爽這一個“豬一般”的對手，絕難成功。）

其三，臨機巧決斷。即便第二步沒有做好。面對司馬懿與郭太后的合謀，也會當機立斷，直奔許都，根本不會在原地停留。試想原地自守，無疑於“自牢”。直奔許都，以天子名義徵召四方兵馬，才是上策。此時，無論是洛陽還是外地，曹氏/夏侯氏手握兵權者不在少數，再加上天子在身邊，絕對有實力絕地反擊並大機率獲勝。至於勸降者以洛水為誓，何以為信？

當初曹操政治生涯的轉折點是迎天子於許都。如有曹操之智謀武略，曹爽便會如法炮製。

綜上，如果曹爽有曹操的智謀武略，司馬懿的高平陵之變不可能成功，因為他連操作的機會都沒有。

不需要有曹操的智慧，只需要一般人的水平估計也差不多了，只可惜曹爽實在太無能，白白浪費了好局，生子當如孫仲謀，說明了生一個好兒子的重要性，魏明帝曹睿也是糊塗，太信任司馬懿，還給了他好多機會，一把滅了就是了，曹魏那麼多人才，讓誰領兵不是照樣滅蜀滅吳嗎？說到這裡我不由的想起魏武帝曹操的英明判斷，司馬懿鷹視狼顧，萬萬不能重用，但是他的後代一個個的都忘記了他說的話，最終江山拱手讓人，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