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帝死後通常都會有諡號，作為對他一生功過的蓋棺定論。同樣，對於地位比較高的臣子們，尤其是對國家社稷有過巨大貢獻的臣子，在他們死後，皇帝也會給他們一個諡號，作為對他們一生的貢獻的肯定。

最初，在這眾多的諡號中，“文”算是對臣子最高的評價。因為，按照諡號的解讀，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換句話說，想要獲得“文”的諡號，不僅需要有經天緯地的才能、還要品德道德一流，並且忠、孝、仁、義、禮、智、信七樣全佔，才能有機會得到“文”的諡號。

在這種背景下，不要說是臣子，就是皇帝，想弄個文皇帝噹噹，那都非常困難。對此，從西周到東漢這一千多年裡面，總共也就只誕生了周文王和漢文帝這兩個“文皇帝”。至於獲得文諡號的大臣，幾乎就沒有。

直到從三國開始，隨著諡號的泛濫，臣子才開始被授予“文”諡號，比如張昭、司馬昭、宇文泰等人，都單諡一個“文”字。這其間，只有東晉的王導，諡號是“文獻”。再等到唐朝時，魏徵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諡為“文貞”的名臣，於是“文貞”這個諡號開始流行。

但到宋仁宗的時候，因為宋仁宗叫趙禎，為了避諱，文貞才改為文正。這個時候，司馬光跳出來說：“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

換句話說，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致。經過他的宣揚，文正從此被認為是人臣極美的諡號，皇帝不再輕易給人。

在這種背景下，整個宋朝，就只有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九人獲得文正的諡號；元朝也只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七人獲得文正的諡號。

至於明朝，得到文正諡號的大臣，只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五人。清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也就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人。

這樣算下來，歷史上獲得文正諡號的大臣，總共也就29人而已。 在這29個人當中，大家普遍比較熟悉的人，也就只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李東陽、曾國藩6人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就單對這6個人進行分析，來看誰最不符合“文正”的諡號。

首先，范仲淹和司馬光這兩個人，在文學上都可以堪稱偉大二字，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是流傳千古的鉅作；至於在政治上，范仲淹和司馬光，也都是公認非常傑出的政治家。

雖然，司馬光政治上偏保守，問題是，人家所制定出來的政策，於公於私大都沒什麼可指責的地方，更沒有帶來所謂的災難後果；至於私德上，兩人幾乎都可以用完美二字形容。從這層意義說，范仲淹和司馬光用“文正”這個諡號，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至於耶律楚材和曾國藩兩人，雖然私德有些問題，問題是，人家都為國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耶律楚材先後輔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餘年，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曾國藩更是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所以就他們對國家的貢獻而言，也足以擔得起“文正”二字。

李東陽可能還有部分人不熟悉，他是弘治、正德時期的內閣大臣，時人將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與永樂、洪熙、宣德朝名臣“三楊”相比，稱“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另外，李東陽還在清除大宦官劉瑾一事上做出了巨大貢獻。並且，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也非常高，是茶陵詩派的核心人物。從這層意義上說，李東陽諡號“文正”，也勉強過得去。

最後是方孝孺，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不是出於神話皇權的需要，方孝孺完全配不上“文正”這個諡號。

因為，方孝孺作為建文帝最重要的臣子之一，結果建文帝在他的輔佐之下，一年之內帝國大亂，四年之後帝國都城被人攻破，最後建文帝自己也身死國滅。

關鍵是，在靖難之役的這四年期間，方孝孺也沒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情，他既沒有貢獻出什麼讓人佩服的奇謀妙策，也沒有做出什麼力挽狂瀾的政治革新，甚至連推舉傑出人才都沒能做到；不僅如此，即便是單論文學上的成就，方孝孺也沒留下任何讓人稱道的文學作品。

從這層意義上說，方孝孺不論是從治國能力，還是文學水平，都與“文正”這兩個字差得太遠。關鍵是，按照明王朝的官方史書《明太宗實錄》記載，方孝孺被抓後，直接向朱棣叩頭祈哀。但朱棣認為他是慫恿建文帝肆意胡為的罪魁，所以把他同齊泰、黃子澄一塊殺了。

如果按照這個記載來看，方孝孺連最後的氣節都沒有，就更不配“文正”二字；雖然後來在滿清修訂的《明史》中，改成是朱棣叫方孝孺草繼位詔書，結果方孝孺拒絕並大罵朱棣，於是被殺害。從這個結果來看，方孝孺雖然保住了氣節，問題是，他的行為，與“文正”二字的意思差得太遠。

而且，類似這樣行為的人，在每個王朝末年，實在太多太多。如果僅僅只按照這個標準來判定，實在有些把“文正”的標準給降低了。也許很多人會說，人家方孝孺因此被誅了十族，難道還不夠格麼？問題是，這個事情並不是出自正史，而是民間野史記載。

更關鍵是，如果你是方孝孺的門生故吏，當方孝孺說出“誅我十族又何仿”這句話時，你會為他的行為而感動嗎？

我想，你只會在心中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給罵一邊。因為，你要為建文帝盡忠，那儘管去盡忠罷了，但憑什麼把我們全家人得性命也給捎上，這是人乾的事情嗎？

這就好比，一個在現實中的人，明知道他的反抗行為，會導致自己全家人被殺，甚至所有的親戚也會因此被殺，結果他不僅不管不顧，還大聲告訴要殺他的人說，你有本事就把我的學生也都全部殺了。你們說，這樣的人，真值得稱讚嗎？

退一萬步說，你方孝孺想盡忠，大家也能理解，那你完全可以選擇在朱棣進城時，自殺一了百了，這樣既成全了自己的名聲，又保護了自己的家人和學生，這不是一舉兩得嗎？為何偏要用極端的行為，把自己的親朋好友都送去見閻王爺呢？

從這層意義上說，不論是從治國才能，還是從文學成就，甚至是從私德來說，方孝孺都只能用自私二字來形容，根本配不上“文正”二字。

問題是，在皇權時代，方孝孺的這種行為，卻是皇帝非常喜歡的。因為，這就是傳說中的大忠臣，總而言之，為了皇帝，不要說自己的性命，就是自己全家、全家族、甚至學生的性命，都可以棄之如履。

諡號是人死後，為了概括他一生的成就和經歷，為他所取的稱號，是對一個人生前的評價，諡號最早在西周就有了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就廢除了，他覺得這是一種僭越行為，有“臣議君”的嫌疑。到漢朝之後又恢復了諡號制度，

我們用“漢文帝”“漢武帝”“漢哀帝”“隋文帝”“隋煬帝”等來稱呼皇帝，其中“文”“武”“哀”“煬”等字眼就是“諡號”。諡號就是用來評價皇帝、皇后和諸侯大臣等位高權重的人物的。早在周朝，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其夫人有得到諡號的資格，而到了漢朝，只有生前曾經被封侯的重臣才能獲諡。每個大人物的德行作為肯定各不相同，有人值得褒揚、有人值得同情、有人遭到貶損，所以諡號中不同的字眼表達的意思就不一樣。

而“文正”是一個很優美的詞語，“文”說的是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愛民慈惠等；“正”說的是內外賓服、身正言明。司馬光曾經說過：“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

那麼，中國歷史上有多少位諡號是“文正”的人物？其中誰最名副其實？

三國時期，東吳的名臣張昭死後便被追諡為“文”。“司馬昭在死後也獲得“文”的諡號。

後來，單追諡一個字有時無法將獲諡號者的功過充分表達出來，於是出現了兩個字的諡號。趙武靈王在追諡臣子時，就使用二字諡號。王導在東晉建立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他死後，被追諡為“文獻”。兩個字的諡號慢慢流行開來。

到了唐朝，以直諫著稱的魏徵死後，他的諡號是“文貞”。宋朝廷承襲唐朝的諡號制度，仍把“文貞”作為最高規格的諡號，宋太宗時期的名相李昉就是被追諡為“文貞”。

乾興元年（1022），十三歲的趙禎繼位，即宋仁宗，因他名字中有“禎”，為了避諱，“文貞”這一諡號改為了發音相近的“文正”。司馬光對於這一諡號大加讚美，認為“道德博聞曰文”、“靖恭其位曰正”，“文正”這一諡號代表著對一個人文化修養、道德境界的最高認可。

北宋時代“文正”就成為給文臣的最高評價。明朝的《大明會典》是收錄明朝各種典章制度、法律法規的文獻，其中對以“文”為首字的諡號進行了排列，文正為最高等級，其次才是文貞，以及往後的文忠、文獻等。

整個宋朝獲得文正諡號的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馬光、黃中庸、蔡卞、鄭居中、蔡沈九人；元朝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六人；明朝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等五人；清朝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八人。如果再加上金朝的虞仲文和張行簡、鄭經在臺灣追諡的陳永華，中國歷史上就共有三十一位諡號為“文正”的人物，其中，較為知名的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曾國藩等。我們認為，這些人獲諡都是名副其實的，其中，范仲淹更是無可爭議，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了後世無數文人追求一生的境界。

范仲淹出身寒門、自小喪父，但聰慧好學。他憑藉自己的出眾能力不斷攀升，但又因為剛正不阿的性格而觸怒皇帝，被調任外地。後來范仲淹雖被再度啟用，但敢言直諫的作風沒有半點改變，有人勸他謹言慎行，但他回答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受命平定西夏動亂，《宋史》記載：“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後來，在范仲淹、韓琦、夏竦等人共同努力下，西夏向宋稱臣。

西北戰事平息後，范仲淹又被召回到朝廷，他針對國家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和隱患，發起了“慶曆新政”，無奈因阻力太大而被迫廢止。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宋仁宗親筆寫下“褒賢之碑”，追封他為楚國公，並賜諡號“文正”。范仲淹文武全才，又忠誠可靠，在位為國為民，真正配得上“文正”這一諡號。

范仲淹一生政績卓著，曉暢軍事，文學成就突出。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後世影響深遠。

“文正”這個諡號對古代的文人來說是死後最高的評價了，但是宋朝之前沒有一個大臣或者文人獲得“文正”這樣的諡號，可以想見這個諡號的標準是多麼高了。

唐朝之前，對“文正”諡號的把控是比較嚴的，幾乎是聖人才能得到這樣的“諡號”，宋朝開始之後，“文正”的諡號開始多了起來，成為了政治的工具之一了。

（范仲淹像）

（耶律楚材像）

（劉統勳像）

根據以上表格統計，自宋朝開始到清朝結束，共有28人獲得“文正”的諡號。

歷史朝代越往前，人們對“諡號”的追認越認真。東晉時期，獲得兩個字諡號的人就非常少，古代人大臣的諡號是眾位大臣共同商議出來的結果。

東晉時期的王導，獲得了“文獻”這樣的稱號，其他人也就只有一個字的“諡號”，可謂是惜字如金了。譬如堂堂的司馬昭，大權在握，也就只有一個“文”字的諡號。（王導像，也只是諡號“文獻”罷了）

按照唐朝之前的規範，讓大臣們共同商討去世大臣的“諡號”的話，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達到“文正”這樣的諡號，參與議論的人越多，大臣在世的一些活動越容易暴露出來，這樣的話就不符合“文正”的要求了，“文正”諡號是不容易得到的。

“文正”諡號多了起來，這說明“文正”的標準降低了很多，才突然冒出這麼多“文正”諡號的大臣來的。同時“文正”諡號成為了王朝皇帝政治需要品，譬如宋徽宗自己就送出了三個“文正”諡號。（魏徵像，他的諡號“文貞”還是在唐太宗的干預下獲得的，不然是沒有這個諡號的！）

嚴格意義上來講，這28人中幾乎沒有一個達到“文正”諡號的標準，要不然北宋之前怎麼一個“文正”諡號的人也沒有吶？已經淪為封建王朝的政治工具了！

我認為比較接近“文正”諡號的人只有范仲淹，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名垂清史。其他27人都有讓人詬病的地方，談不上“正”這個字！

最名副其實的應該是范仲淹。

簡而言之，文人得“文正”，武人得“忠武”，這兩個諡號最牛的原因是：

文人心眼多，能“正”，很不簡單；

武人兵權大，能“忠”，很不容易。

砸缸的司馬光最先提出“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後世也依次來進行諡號評定，因此要看“文正”的含金量，最多從北宋開始看起——在司馬光之前，大約單諡“文”是比較好的，但也並不統一標準，因此暫且不看。

北宋開始，歷代得“文正”的名臣有：

宋朝：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

元朝：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

明朝： 方孝孺（南明福王追諡）、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

清朝：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其中，清朝的評定，無論是文正還是忠武，都很不客觀、標準很低，給出一大堆，沒什麼意義；元朝也是以小族臨大國，文化上有點瞎搞。

最重要的就是拿諡極度當回事的宋明兩代三朝。

但要評定出個最名副其實的，也挺難，畢竟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不過先賢都已作古，後輩可以瞎說一下：

個人認為，宋朝的“文正”第一毫無懸念，就是范仲淹。范文正公出將入相，文有慶曆新政、改革強國，武有屯田久守、鎮住西夏，實實在在的功業擺在面前。

明朝這些位裡面要挑，真的是矬子裡拔高個。方孝孺氣節很好，可惜實實在在坑了建文帝；李東陽、謝遷差不多，政治上也並沒見到特殊建樹；倪元璐、劉理順都是崇禎時殉國，氣節是有的，而且很難得，但政治上還沒到李、謝的高度。硬要選，謝遷應該算魁首，畢竟人品更好些，光明磊落。但與范仲淹相比，還是相去甚遠。

其實更有意思的是“忠武”的諡號，所獲者中名將濟濟、光耀千古，諸葛亮、王猛、尉遲恭、郭子儀、岳飛、韓世忠等都獲得過。有趣的是，司馬師也得過，個人覺得這應該算是最名不副實的“忠武”了。

宋朝：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馬光、黃中庸、蔡卞、鄭居中、蔡沈九人

元朝：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六人

明朝：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等五人

清朝：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八人

如果再加上金朝的虞仲文和張行簡、鄭經在臺灣追諡的陳永華，中國歷史上就共有三十一位諡號為“文正”的人物。

其中，較為知名的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曾國藩等。我們認為，這幾人獲諡都是名副其實的， 其中，范仲淹更是無可爭議，在他的名篇《岳陽樓記》中，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成為了後世無數文人追求一生的境界。

“范仲淹”出身寒門、自小喪父，但聰慧好學。他憑藉自己的出眾能力不斷攀升，但又因為剛正不阿的性格而觸怒皇帝，被調任外地。後來范仲淹雖被再度啟用，但敢言直諫的作風沒有半點改變，有人勸他謹言慎行，但他回答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受命平定西夏動亂，《宋史》記載：“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後來，在范仲淹、韓琦、夏竦等人共同努力下，西夏向宋稱臣。

西北戰事平息後，范仲淹又被召回到朝廷，他針對國家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和隱患，發起了“慶曆新政”，無奈因阻力太大而被迫廢止。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宋仁宗親筆寫下“褒賢之碑”，追封他為楚國公，並賜諡號“文正”。范仲淹文武全才，又忠誠可靠，在位勤勤懇懇，為國為民，可以說真正配得上“文正”這一諡號。

至於爭議最大的，恐怕就是清末名臣曾國藩。他雖然留下“半個聖人”的美名，其名著《曾國藩家書》也被後世所推崇，但正如國學大師章太炎對他的評價：“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賢、讞之則為元兇。”曾國藩因為立言成功而獲得的讚譽非常多，也因為他殺害同胞而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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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說“文正”這一諡號的發展過程。三國時期，東吳的名臣張昭死後便被追諡為“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這個司馬昭在死後也獲得“文”的諡號。

後來，單追諡一個字有時無法將獲諡號者的功過充分表達出來，於是出現了兩個字的諡號。趙武靈王在追諡臣子時，就使用二字諡號。王導在東晉建立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他死後，被追諡為“文獻”。兩個字的諡號慢慢流行開來。

到了唐朝，以直諫著稱的魏徵死後，唐太宗李世民痛心惋惜，他將魏徵比作鏡子，並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魏徵的諡號是“文貞”。到了宋朝，朝廷承襲唐朝的諡號制度，仍把“文貞”作為最高規格的諡號，宋太宗時期的名相李昉就是被追諡為“文貞”。

乾興元年（1022），十三歲的趙禎繼位，是為宋仁宗，而因為他名字中有“禎”，為了避諱，“文貞”這一諡號改為了發音相近的“文正”。司馬光對於這一諡號大加讚美，認為“道德博聞曰文”、“靖恭其位曰正”，“文正”這一諡號代表著對一個人文化修養、道德境界的最高認可。

北宋時代，司馬光是成功的歷史家，他對歷史文化的解讀很是權威。他已經這麼說了，“文正”就成為給文臣的最高評價。明朝的《大明會典》是收錄明朝各種典章制度、法律法規的文獻，其中對以“文”為首字的諡號進行了排列，文正為最高等級，其次才是文貞，以及往後的文忠、文獻等。

整個中國歷史上獲得文正諡號的有三十一人。

宋朝九人：分別為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馬光、黃中庸、蔡卞、鄭居中、蔡沈；

金朝二人：虞仲文、張行簡；

元朝六人：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

明朝五人：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

臺灣鄭氏政權：陳永華；

清朝八人：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個人認為名副其實的有范仲淹、司馬光、李東陽，至於曾國藩，因為有“曾剃頭”的惡名，文正二字的諡號名不副實。

歷史上不管三十一說丶二十八說。文正公非范仲淹和曾國藩莫屬。範文正古人敬之，岳陽樓記是代表作。而曾國藩家書讓他臉上貼了金。

范仲淹

心憂天下眾蒼生，

唯敬宋朝文正公。

大愛無疆憂社稷，

丹心一片獻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