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紹一下韓愈寫《送牛堪序》的時代背景。中唐之交，出現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這場黨爭的雙方，提出了不同的選官標準，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重經學，偏向於對子弟、寒士一視同仁；而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則以辭章為主要標準，偏向於錄取權貴子弟。“牛黨”利用座主、門生的關係，透過把持科舉來擴大政治力量，這對“李黨”甚至皇權都是一種危害。李德裕以國家利益為重，重新定位座主、門生之間的關係，打擊牛黨請託、行賄以干涉主司公正取士的醜惡行徑。

韓愈贊同對子弟、寒士一視同仁，按照士人才學高低來錄取。他在《送牛堪序》一文中闡明，座主取士和門生應舉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二者之間的私情，因而盛讚了牛堪登第後不去拜謝主司的行為。

《送牛堪序》是唐代韓愈創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餘，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中唐之交，出現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陳寅恪先生曾認為牛李黨爭是士庶之爭。現在學術界已否定了他的觀點，認為是兩個大官僚集團爭權奪利的政治傾軋。筆者認為，這場黨爭的雙方，提出了不同的選官標準，體現了對門第、才學的不同思考，對於晚唐文人的價值觀念和仕進道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於科舉取士，李德裕提出了很多意見，這些觀點看似充滿了矛盾，實際上並沒有矛盾。作為大官僚集團，牛黨和李黨都代表了大地主的利益，為什麼寒士傾向於士族代表李德裕，而敵視以進士詞科仕進的新階層的代表李宗閔、牛僧孺呢？這個看似矛盾的悖論，實際上和晚唐士人的門第、才學觀念的變化有關。

　　安史之亂後，舊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官僚體系出現了大量的官員空缺，需要吸取具有真才實學計程車人來充實，所以貞元、元和時期大批貧寒士人能夠透過科舉而進入政治核心。穆宗長慶以後，貞元、元和以後升入高官的子弟多起來，而官員的名額空缺已經很少了。這樣，對於科舉登第的名額，在無權無勢的寒士和朝中高官的子弟之間便形成了強烈的爭奪，這就是“子弟、寒士”之爭。寒門無權無勢，所恃者只有才學。而子弟憑藉的，則主要是父祖的地位和權勢。因而，放不放子弟，在錄取時就反映為才學和權勢、藝實和請託之爭。由於大官僚集團之間存在著利益分歧，在他們政治傾軋的同時，寒士憑藉著政治縫隙而登科入仕。這個最大的政治縫隙，就是李德裕針對李黨的科舉改革。

　　李德裕透過重新定位座主、門生之間的關係，打擊牛黨請託、行賄以干涉主司公正取士的行為，從而加強了寒士、子弟公平競爭的制度監督，這有利於寒士入仕。門生、座主是在科舉考試中形成的利益關係。進士及第與否取決於主司，座主有責任賞識、提拔門生，門生對座主要報恩，這樣考生與座主之間以及同門的考生之間，形成了休慼相關的利益集團。陳寅恪指出：“白樂天此詩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猶倦倦於座主高郢之深恩未報，斯不獨香山居士一人之篤於恩舊者為然。”牛黨利用座主、門生的關係，透過把持科舉來擴大政治力量，這對李黨、甚至對於皇權都是一種危害。李德裕為了打擊牛黨，重新定義了座主、門生的關係。其《停進士宴會題名疏》雲：“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樹黨背公，靡不由此。”

　　李德裕依據國家利益來重新定義座主、門生之間的關係，這種思想和韓愈、柳宗元的思想是一致的。

韓愈《送牛堪序》便是在以上背景下所做，文中稱讚牛堪登第後不去拜謝主司的行為。韓愈認為牛堪登科後不必去拜謁主司，這是因為座主取士和門生應舉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二者之間的私情。韓愈贊同對子弟、寒士一視同仁，按照士人才學高低來錄取。

作為文壇領袖，他“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餘年，聲名塞天”；作為作家，他敢為風氣之先，為文為詩氣勢磅礴。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韓愈的確是一個傲世文壇群雄的人物。

  

韓愈提出了“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指出“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 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在《送牛堪序》中，韓愈主張牛堪登第後不必去拜謝主司，認為座主取士和門生應舉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二者之間的私情。這與他長期主張的對子弟、寒士一視同仁，按照士人才學高低來錄取的觀點一致。

誠邀，一縷英雄為您解答

回答樓主的這個問題之前，開宗明義地說一下，韓愈的《送牛堪序》是一篇“贈序文”。古代文人在相互送別之際，經常有以詩文、結集作序贈別的傳統，這種詩文或者結集作序的文章就稱為“贈序文”。

（韓愈繪像）

這種傳統演變到後來，但凡是臨別贈言的文章，即使沒有結集作序的也都叫“贈序文”。正因為贈序文具有實用性，帶有明確的贈別的特點，所以贈序文的題目都帶有“贈”或“送”這樣的字眼，而且大多贈序文都會明確地寫出贈送物件的名字。

什麼是“贈序文”

“贈序”這是一箇中國文學中的名詞，最早出自清代桐城派散文集大成者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一書。在書中他這樣寫道：

贈序類者，《老子》曰：老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範 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韓愈）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姚鼐把中國古代散文進行分門別類，總共分為13個門類。他從“書序”的角度把“序跋”與“贈序”分開，單獨把“贈序”作為散文的一類。可以說，姚鼐將贈序文從書序中分離出來，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清刊善本·《古文辭類纂》·書影）

從姚鼐的編排記載中，我們可以得知：贈序文是誕生於唐初的一種文體；贈序是明顯帶有贈送性質、有明確致贈物件的散文，集、表、傳、錄等書序類以及詩序類文章不是贈序。

姚鼐不僅把贈序之文獨立，與一般的序跋分別開來，而且特別指出韓愈的贈序文“冠絕前後”。

韓愈贈序文的特點

在唐代諸多的贈序文中，以韓愈寫的贈序文最具特色，也是能代表唐代贈序文最高成就的。贈序文在文體上有很大的抒發離情別緒的成分，韓愈的贈序文當然也包含著抒發離情別緒的的成分。

除了這一點，韓愈在贈序文中也會發表議論，表達自己的理想見識和思想，這進一步豐富了贈序文這一文體的表現力，對後世的贈序文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韓愈贈序文的成就也得到了後世的充分肯定，如北宋大文學家蘇軾在《跋退之送李願序》中就寫道稱：“餘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願歸盤谷》一篇而已。”

明代文學家吳訥在《文章辨體序說》中寫道：“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為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韓愈贈序文《送孟東野序》書影·筆者書籍）

由此可見，韓愈的贈序文確實有著很高的文學成就，韓愈的贈序文在語言上能自創新語，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不少成語就是出自於韓愈的贈序文：如成語“不平則鳴”和“雜亂無章”就出自於韓愈的贈序文《送孟東野序》；“深居簡出”和“弱肉強食”出自於《送浮屠文暢師序》；“輕車熟路”出自於《送石處士序》；“懷抱利器”出自於《送董邵南序》。

可以說，韓愈不光為後世留下了一篇篇絕妙好文，也豐富了中國成語寶庫的儲藏。韓愈贈序文寫作手法多樣，文中多用比喻，造成語言的生動、貼切，這不僅使韓愈的贈序文在前人的基礎上有了極大的創新，也是使韓愈贈序文成為文學散文的重要因素。

韓愈在《送牛堪序》中想表達什麼？

《送牛堪序》就是韓愈送別牛堪的一篇贈序文，全文有235字（不計標點符號），為了回答問題以及參照的方便，我將原文引錄於下：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餘，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韓愈題跋繪像）

從這篇贈序文的開篇段句“以明經舉者”和最後一段的敘述中可以知道，當時韓愈在國子博士的任上，而牛堪是韓愈的學生，當時是國子監的太學生，而且牛堪在科舉考試中以明經科登第。

這篇贈序文就是在牛堪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時候，作為老師的韓愈送別學生牛堪時，寫下的一篇贈序文。

韓愈曾兩次出任國子博士一職：第一次是806年韓愈官授權知國子博士，並在808年正式擔任國子博士。第二次是812年二月，韓愈復任國子博士。（在後文我會附錄韓愈年表，以供讀者參照）

這篇《送牛堪序》的贈序文是韓愈第二次出任國子博士之時寫下的，韓愈的著名文章《進學解》也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

（韓愈雕塑像）

在說這篇贈序文表達的思想的時候，我先解釋一個名詞，就是牛堪這次考中的明經科舉。

在唐朝，科舉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常設的科目，主要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書、明算六科。各科的考試方法、內容均不相同，其錄取標準也各異。

參加明經科考試的人，必須要研習經學，所以取名“明經”。唐代的“明經”科試帖經，以通經比例決定等第。明經又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等，考試之法，先貼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

而牛堪就是在明經科考試中登第的，可以看出：牛堪是一個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以說得上是韓愈的得意門生。

（唐代科舉考試場景圖）

韓愈在送別學生牛堪的這篇贈序文中，主要表達了以幾個方面的思想：

第一個方面是：首先肯定了牛堪的學識和才華

韓愈在開篇就寫道：“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這就是說考取明經科舉的學生，不光要對本專業的書籍做到博聞強記，通曉文理；還要做到觸類旁通，對別的領域的書籍或者理論也要有深入的涉獵和鑽研，這就要求學生付出很多的精力和時間去學習。韓愈曾說過“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名言，就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韓愈在這篇贈序文裡第一個要表達的思想就是對學生牛堪的肯定，也就是說牛堪是一個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

第二個方面是韓愈對學子登第之後的一般性論述

韓愈認為，經過寒窗苦讀的學子，經過多年的刻苦學習之後，經過科舉考試的選撥和錄用，終於可以進入仕途了，這也是古代寒窗苦讀的學子的夢想，常言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這個道理。

而且韓愈認為，這其中不乏能力超群出眾的人，他們在仕途上會表現出更卓絕的能力，甚至會成為國家的棟樑，成為朝廷的肱股之臣、宰輔之才。

所以在文中，韓愈寫道：“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他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是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特點，透過科舉考試，可以為國家選撥大批優秀的人才。

透過科舉取士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打破了依靠世襲關係和世族的用人制度，讓普通的家庭中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國家管理者的隊伍，獲得施展才智的機會。其實韓愈就是透過科舉進入仕途的，而且韓愈也是普通家庭出身，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韓愈繪像）

第三個方面是韓愈對門生觀念、以及裙帶關係的論述（就韓愈的這篇贈序文字身而言，解讀相對簡單，但是文字又涉及到很多的唐代科舉的制度，所以還是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我儘量說得簡單一點。）

這個還要從唐代科舉考試的侷限性說起，因為科舉考試雖然在唐代得到了大力的發展，但是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第一，錄用人數很少，像白居易參加科舉考試的的時候，一次只錄了十幾人，所以考上難度很大，以進士為甚，明經好一些，所以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第二，就是唐代科舉制度本身不完善的地方了，唐代的科舉制度還比較隨意，直到宋代，才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糊名和鎖院、別頭試等制度；第三，它和第二點有所關聯又有所不同，它是唐代科舉的一種風氣，科舉選拔人才不單單從學子的文章選，也考慮到有沒有大臣推薦等情況。

所以考前，考生會廣泛向朝中重臣投行卷或者拜謁詩文，如果考生所投的詩文得到大臣欣賞，大臣就會進行推薦和宣傳，考上的可能性會大一些。如果考生承蒙大臣的推薦而得中，或者得到主考官青睞，一般考生會自認為是他們的門生。

（科舉放榜 ：登科與落第）

那麼唐代的這些考生有兩重身份：一是作為教學物件，師承於某一位老師，二是作為大臣或者朝廷權貴的門生。而本文中的牛堪和韓愈的關係既有師承的關係，也有推薦的關係。

所以考生在登第之後，往往會以門生的身份去拜謝老師或者去拜謝推薦自己的朝廷大臣，正所謂“報恩於私門”。正如韓愈在贈序文寫道的那樣；“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韓愈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而這種“謝於其門”的行徑這往往會形成一種潛在的裙帶關係，進入仕途之後，往往會以門生故吏的身份拜投在朝廷重臣的門下。縱觀唐代中後期的歷史，牛僧孺和李德裕的“牛李黨爭”縱橫交錯長達五十年之久，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裙帶關係或者拉幫結派造成的。

而韓愈此處要表達的思想，還是對牛堪的讚賞之情。韓愈在贈序文中寫到：“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

（韓愈《聽穎師彈琴》·畫意）

韓愈認為：牛堪沒有“報恩於私門”的行為，韓愈對這位學生寄予了厚望，韓愈認為牛堪是一位不同於一般登第者的青年才俊，這其中既有韓愈對牛堪的肯定，也有對牛堪的勉勵之意。可以說是韓愈作為老師的一片良苦用心，或者是韓愈學生牛堪一番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他希望牛堪在仕途上和學業上都保持初心，成就一番事業。

所以韓愈寫道；“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韓愈在第三個方面要表達的思想就是這些。

（韓愈題跋全身像）

小結

以上三個方面就是韓愈在這篇贈序文中所言表達的思想，總而言之，是一位老師對學生寄予的厚望吧。韓愈在《師說》一文中曾這樣說道：“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韓愈對老師這一角色的定位。

其實在韓愈的內心深處，他不僅僅只是簡單地給學生傳道授業解惑，其實更包含著他對學生的關愛、對學生語重心長的教誨、以及寄予的厚望。從這篇《送牛堪序》的贈序文中其實就能看出來這一點，我想這也是韓愈被後世稱為“百世師表”的原因。

附：韓愈年表及文學思想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縣）人，祖籍昌黎（今河北省省昌黎縣）， 自稱“韓昌黎”。又因韓愈曾任吏部侍郎，也被稱為“韓吏部”。諡號“文”，因稱“韓文公”。《舊唐書》、《新唐書》均有傳。

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年）， 韓愈出生於河南河陽的一個普通家庭，父母去世很早，是韓愈的兄嫂將他養大成人。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十九歲的韓愈離家到京師參加科舉考試，到貞元八年（792年），二十五歲的韓愈才考中進士，這期間他參加了四次科舉考試。

796年，韓愈到汴、宋、亳潁州觀察處置使董晉幕府，任觀察推官。799年，到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府任節度推官。802年，時年三十五歲的韓愈被擢升為四門博士，第二年被拜為監察御史。這一年關中大旱，韓愈上疏請寬民徭役、除民租賦，因而觸怒了當權者，被貶為連州陽山（今廣東省陽山縣）令。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韓愈擔任國子博士，813年改任比部郎中，吏館修撰。814年，為考功郎中，改考功知制誥，815年遷中書舍人，公元817年七月，韓愈隨宰相裴度率軍平淮西，任命韓愈為行軍司馬，因平淮西有功，升韓愈刑部侍郎。

819年，韓愈因上表反對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後改任袁州制史，韓愈在任上政績顯著。821年，唐穆宗即位，韓愈被召回京師，任國子祭酒，摧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今陝西省西安市）尹兼御史大夫。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於長安靖安裡第，終年五十七歲。

韓愈在思想方面，推崇儒道，排斥佛、老，是一個儒家的信奉者。韓愈在文學上的最大功績是提倡和領導了“古文運動”。他的古文理論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他強調文道統一，“文以載道”。“道”就是孔孟儒家學說，是內容，是對“文”起著決定作用的東西；“文”是載道的工具，是表現形式。

其次，他提出“惟陳言之務去”的著名論點，韓愈主張文章要創新。

第三，提出“物不平則鳴”的論點，韓愈認為文章是作家思想對現實生活的反映。

韓愈在領導“古文運動”中，不但有深刻的理論，而且有豐富的實踐。他的古文，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記敘性的，一是議論性的。在記敘性的文章裡，塑造了一些鮮明的人物形象，採用了不少富有表現力的口語。如《張中丞傳後敘》、《毛穎傳》、《藍田縣丞廳壁記》等都具有這些特點。

在韓愈的議論性的文章裡，具有雄辯闊論，結構嚴謹，邏輯性強的特點，形成了一種剛健雄肆、曲折奔放、筆力遒勁的獨特風格，對當代及後世影響很大。可以說，韓愈是繼司馬遷之後的一位散文大師，他開創了一代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