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不太懂歷史，至少從你的問題看是的。

明朝之亡，不在所謂朱家一家之姓，亡在一朝之弊。

1.明亡於苛政和腐敗官僚。

明朝的土地兼併和苛政在中國曆朝歷代都是排得上號的存在，明朝的官爵和地方豪紳勾結，大量土地被侵佔，而且收不來賦稅。土地賦稅嚴苛，百姓無谷無糧，“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不爆發民變推翻明朝難道等著做安安餓殍死去？

2.明亡於黨爭和利益集團。

閹黨和東林黨怕是明朝最顯著的兩個臭蟲了。由於黨爭和利益集團的聯合，明朝皇帝壓根沒有任何權利，甚至沒有錢以賑災和剿匪。比如崇禎皇帝只能眼巴巴地被彈劾而不能跑出北京。

3.明亡於內憂外患。

當時的明朝可以說是最爛的一副牌，內有饑民遍地，李闖和張獻忠起義，外有滿清和西南土司暴動，內外交加之下，即使朱元璋在世也無濟於事。

4.明亡於天災。

明末正好處在小冰河期，千里大旱而且蝗災肆虐，糧食顆粒無收，百姓民不聊生。而後鼠疫已然爆發，讓北京幾乎死絕。

所以說，亡明是必然之事，並非一兩個王爵可以做到。

任何一個王朝的興盛和衰亡都絕對不是單一的原因，明朝的滅亡也是一樣，雖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朱元璋對子孫太好卻正是明朝滅亡的一個比就重要的原因。明朝未期各藩王子孫繁衍人員眾多，待遇優厚，國家養了一大群寄生蟲，耗費了大量的錢財，對土地的大量兼併皇室成員也功不可沒。

說歷史，我只能敲鍵盤，我只能戲說，基夲無話語權，因為我沒創造歷史！

朝代的更替，大的遠了說，有的說是龍脈，古代帝王認為，龍脈與朝代息息相關。另一原因當時各種異象層出不窮，1644年刮的風沙，遮天蔽日，崇禎帝趕緊請示神靈，曰，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

明朝的龍脈據說在祖靈，據說會出現半夜哭泣現象，而同時帝請示神靈的當天，朱元璋出生地鳳陽出了地震！

這些是給歷史神秘主義者的一些乾糧，信之則信，不信則棄！

另一個真正的外因是，明朝帝國多條戰線同時開戰，後金集團軍，李自成集團軍，張獻軍集團軍，蒙古遺軍，腹背受敵，多面受擊！不能集中優勢兵力，處處受牽制！

還有一個外因，明末氣象不好，天災不斷！瘟疫同時橫行！

另外王朝內部的原因是主因。

明朝無疑是一個最有骨氣的王朝，不稱臣，不納貢，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

明朝的末代皇帝也不是昏庸無能，也是一代明君，一個非常勤政的帝王！

所以明朝滅亡的主因是，財政危機，窮！還有就是祟禎帝被架空，皇帝沒有可靠的嫡糸，打倒魏忠賢，如斷臂求生，無法制衡東林黨！

內外交困，還有王朝的歷史從未超過三百年，江山氣數已盡，所以改朝換代必然到來！

明朝滅亡，朱元璋當初為其子孫設計的貴族制度，生來有爵位有奉祿，到明末，發展到100多萬的子孫，成為財政的不堪承受的負擔，其子孫在享了260多年的福之後，最後由100多萬朱氏子孫的性命整體為此買單，全部被李闖張獻大清趕盡殺絕，老朱也不過白瞎了一場。

朱元璋厚待子孫的貴族制度，是明朝滅亡的最重大的因素之一，這是無庸質疑的。。。

這個制度，使國家財政（其實就是整個社會勞動者，即納稅人）養著一大群人口不斷膨漲的不事勞動而錦衣玉食的寄生蟲的既得利益集團，那國家財政為此崩潰是早晚的事，導致滅亡就是必然的事。

一旦疊加其它因素，比如明朝中後期的土地兼併嚴重、貧富極端分化，階級固化，明未的內敵外患的夾擊，天災（蝗災乾旱）瘟疫（鼠疫）的疊加，就決定了明朝滅亡的具體時間：1664年。

很多人喜歡說明朝宗室超百萬，又說他們霸佔大量國家農業資源，就這兩方面來說說：

明代皇家檔案（就是玉牒，這上面記錄的才算宗室）上正式收錄的人數，洪武年間是58人，到永樂年間，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萬曆三十二年又增至8萬多人（所有記載皆包括男女）。且明代親王並沒有呈現累加級數的增長，而是在達到85人的最高峰後逐步下降穩定在了30人。由於明朝有降爵制度，嫡長子繼承製度，親王數量不可能無限制增長的。

來對比一下滿清的宗室人數，遼寧省檔案館目前儲存的溥儀時期的玉牒，多達7000頁，其中僅詳實記錄的宗室男性就有10餘萬人，女性並未記錄其中。按正常計算，總數不會低於20萬人。雖然這份玉牒距離清代滅亡已經有十年了，但10年人口增長有限，大致能反應滿清的宗室人口情況。

和明朝不一樣的是，滿清除了宗室需要國家供養之外，還有享受鐵桿莊稼的旗人需要供養。按照清初的八旗軍情況看，這一數字至少在10萬。近300年下來，這批人又生下多少？僅在北京一地，乾隆時期旗人的供養就超過了宮廷，全國來看的話，超過宮廷供養三四倍是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滿清貴族消費是很高的。修建避暑山莊、圓明園、頤和園（這些園林主要是康雍乾三朝接力修，每座園林至少在5000萬兩以上白銀，還不包括每年維護費）、進口各種西洋玩意等，都需要海量的金錢。直至滿清日暮西山，韃子朝代被西方列強揍得滿地打滾，都沒有影響韃子貴族窮奢極欲的揮霍，光緒大婚花費500萬兩，太后“老佛爺”大壽花費1000萬兩，沒錢怎麼辦？挪用海軍軍費唄。就連退位後的韃子皇帝，民國政府起初每年要支付超200萬兩的費用供其繼續揮霍。韃子朝代的開銷到了什麼程度。

再說滿清宗室非常幸運，民國對他們寬宏大量。宗室基本上沒死，後來有的做了明星、文化人、藝術家等，因為在近300年間，沒啥事做，就是搞一些樂子玩，時間長了，素質也上來了。所以現在娛樂圈文化界，滿族人很多。另外去了外國發展，因為害怕在國內遭到清算。還有一批在抗戰中做了日本人奸細，為日本人鞍前馬後效勞。韃子末代皇帝就是典型，這大概不用展開來說了。

說回頭，明代供養宗室的叫皇莊，按照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記載，興起於永樂末年，於正德時期達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後的嘉靖年間，皇莊就已經被廢除。

“明世宗即位後，為緩和民情立即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同時，委官清查畿內皇莊。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給事中夏言將調查所得的真實材料，寫成《勘報皇莊》一疏，進呈明世宗。疏中，詳細說明皇莊的建立過程、數量、地理分佈以及正德以來所產生的巨大危害，並建議取消皇莊，還田於民，以消除由皇莊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弊端。”

“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宮莊田子粒銀兩仍辦納解部，年終類進應用。頃畝數目，止照新冊改為官地，不必稱皇莊名目。’ ”

按某些人的說法（包括白壽彝在內），似乎這只是名稱的改變，從“皇莊”改為“官地”。但實際上這種看法根本錯誤，原先皇莊的管理人員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確實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莊改稱官地之後，管理人員就由“戶部派州縣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莊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每年將田租交納給宮廷使用，作為皇室的費用開支。並且這種性質的田租比例遠小於一般地主徵收的田租（按每畝三分徵）。可以說耕種這些田地的佃農負擔小於一般田地的佃農。另外“ 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戶部清核畿輔莊田。”，清查的結果又把大部分原本屬於皇莊的官地歸還給民間。

一定意義上說從嘉靖以後，就根本不存在所謂皇莊，要說有也只有官地，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聯絡，無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筆銀，而不必再另外交稅。

從實際來看，皇帝從官地獲得的收入也是相當有限的，比如根據黃仁宇的記載，“皇莊每年4萬9000兩子粒銀的收入用以供應幾位太后的開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於北京郊外的石橋建築和捐給宗教寺院”。可能這個數字每年有波動，但最多的時候估計也不會超過六萬兩！這是個什麼概念，當時一些私人大地主、大鹽商、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每年賺取的利潤都遠遠不止於這個數字。而最受寵的福王，1617年，湖廣只支付了福王府3659兩銀子，被說成敲骨吸髓。

這就是某些人咬牙切齒，義憤填膺的明朝皇室對人民的剝削。對比一下滿清的統治者“據內務府編的材料，《宣統七年放過款項及近三年比較》記載：民國四年的開支竟達二百七十九萬餘兩，以後民國八、九、十各年數字逐年縮減，最低數仍達一百八十九萬餘兩。”，這還是已經倒臺的滿清末代皇帝，如果是康熙乾隆這些東西，每年耗費的民脂民膏，則更難以計量。不知道有些人又做何評論？可笑的是，現在某些人一再宣揚韃子皇帝如何如何節儉，這大概是最大的歷史笑話吧？

有觀點認為明宗室不該為明朝滅亡負責，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給其“喊冤”“洗白”，實在有點沒意思。須知，明末張獻忠造反，率軍在短短3年半時間裡，就橫掃湖廣、巴蜀，先後沒收至少9位明代藩王積聚的鉅額財產，後者個個堪稱富可敵國。

比如，張獻忠從襄王朱翊銘的府庫中“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在武昌楚王府“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動用幾百輛大車都沒法一次運完。除了金銀財寶，這些藩王還佔有大片良田，就藩長沙的吉王佔去沃土近百萬畝，巴蜀地區的瑞王（就藩重慶）和蜀王（就藩成都）則各有200多萬畝良田，以至於當時都江堰灌溉土地的70%都被宗室霸佔。

那麼，明代宗室的經濟問題到底是怎樣演變發展的？其又為何會成為明帝國的“掘墓人”之一呢？本文且對此作一扼要分析。

洪武9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定下了“親王歲支米5萬石、郡王6000石”的規矩，可是沒等他嚥氣，這項歲祿制度運轉就出現了問題——洪武22年，因四川糧餉供給雲南，蜀地民生艱難，朱元璋下令蜀王停祿5年。而地處偏遠的岷王（受封雲南），更是歲祿嚴重縮水至600石，甚至從洪武28年開始要靠戶部接濟。

但是，如果後世就此以為這些王爺們過得很慘，那可就錯了。從弘治朝開始，宗藩歲祿開支巨大，已成為引發明代中後期財政危機的導火索之一。比如弘治2年，山西就提出透過挪用軍費、變賣鹽引等辦法，籌措20萬兩白銀補充當地王府、宗室的龐大開銷。

過了5年，山西巡撫又向朝廷上書訴苦，稱山西境內分封的親王、郡王、將軍、郡主、縣主，已多達千餘人，每年耗費歲祿超過77萬兩，並需要各州縣供應上百萬斤糧食。此外，這幫宗親貴族每年還要修建府第、宅院，花費銀兩也有數萬之多。而當時山西連年鬧災，軍民疲弊之極，要足額供應前者實在力不從心。

弘治8年，河南巡撫也向朝廷奏明，請求將這一年河南起運京城的糧食留下20%、次年起運的夏糧留下三分之一，用於優先保障分封河南的明宗室物資需求。正德年間，山西又請求朝廷放寬捐納條件（說白了就是賣官鬻爵），並允許地方留下出售51.15萬份鹽引所獲白銀，甚至奏請皇上將平陽知府貪汙的5200多兩銀子都留在本地，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給山西境內的明宗室“補貼家用”。

等到了嘉靖朝，宗祿問題已從山西一地蔓延至全國。例如，嘉靖26年，山西巡撫向朝廷上書，稱這一年僅太原府轄區內就需要供給王府俸祿121萬兩。與此同時，由山西負責籌措的宣大三關軍費102萬兩卻無著落。最後，朝廷准許山西動用本省儲備糧、儲備銀，並賣了20多萬份鹽引才暫時補上虧空。

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年間光是山西一省，就向中央“哭窮”達20次之多，而明廷則以動用庫銀、增收錢糧、出售鹽引、劃撥鹽池收入、開墾荒田、劃撥草場、挪用軍糧、放寬捐納等方式，千方百計滿足宗室王府的窮奢極欲。

其中，明確記載的白銀金額就超過140萬兩，如果再算上提供的糧食、馬匹、草料，相關數字肯定十分驚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嘉靖時期開始，本來屬於中央財政支柱的鹽利，被大筆永久性劃歸王府宗室享用，僅山西一省就每年損失鹽課收入超過20萬兩。

同一時期，另一個宗藩大省河南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嘉靖元年，新皇帝登基才9個月，河南巡撫就上奏稱，該省因連年鬧災，已拖欠境內各王府祿糧125萬石，為填補虧空，特請求朝廷將京畿一帶（含保定）夏秋兩季稅糧連續增收3年，每季向百姓各戶增收金額（糧食折換成白銀）1至1.5兩不等。

按照嘉靖年間翰林院學士霍韜的說法，明初是一郡供養一個藩王，如今卻變成了一郡供養少則幾百、多則數千宗室人口，必然會造成祿糧供不應求。據他調查，明初山西宗室歲祿僅1萬石左右，如今卻激增至87萬石，用來養活1851名宗室人口。

以山西一省推及天下，宗祿負擔之重可想而知——當時的河南周王歲祿從1萬石增至近70萬石，山東魯王歲祿增至14萬石，湖廣楚王增至26萬石，而這3個王府需要“吃皇糧”的宗室人口也分別達到1440人、361人和587人。

時任戶部尚書梁材十分贊同霍韜的看法，給皇帝呈上幾條解決辦法，其中一條竟然是透過“限制納妾”來減少宗室人口增長過快。在講究達官貴族妻妾成群、多子多福的封建社會，梁材能琢磨出這麼個“歪點子”，足見當時明廷上下對於沉重的宗室財政負擔已經快無計可施了。

然而，非常時期只能行非常之策，嘉靖皇帝居然就採納了這一條款，於嘉靖31年下令嚴格核查宗室出生子女的登記，防止有人冒領宗祿，同時限制郡王以下宗室納妾的年齡和人數（比如郡王只許納妾4名），遏制宗室人口過度膨脹。更搞笑的是，為進一步節省開支，明廷還下令今後配給宗室的儀仗隊、侍從人員儘量從囚徒內調撥、補充。

不過，把宗室“當豬養”可是明成祖定下的規矩——宗室在政治上前途無望，唯有憑藉豐厚經濟收入和優越生活條件寄情於歌舞酒色之間。而且很長一段時間裡，明廷對於宗室所生子女，無論長次嫡庶一律“厚賞榮養”，於是明宗室人口就跟吹氣球一樣迅速激增，平均每30年翻一番，到1644年明亡之際朝廷奉養的宗室人口已超過20萬之眾（僅周王后裔宗室就有5000多人）。

儘管朝廷為宗室生計操碎了心，但到嘉靖後期，龐大的明帝國仍感到力不能支。嘉靖41年，御史林潤報告稱，每年供應京師的糧食400萬石，而全國各處王府所需祿米卻多達853萬石，由於“宗室蕃衍無休時”（說白了就是“不停生娃”），導致“天下財賦所入已不足王府所需之半”。

為此，明廷於嘉靖44年頒佈《宗藩條例》，相比之前新增了提高宗室享受歲祿的年齡（20歲）、嚴格要求宗室子女正統性（血緣不再是唯一標準，只有合法配偶所生子女才能享受宗祿）、清查玉牒、郡王以下一旦絕嗣爵位不得世襲（旁支也無法繼承）等五六十條規定。

雖然明廷制定實施《宗藩條例》的初衷是好的，但其中卻留有一大隱患，即對於和皇室血緣、關係最密切的各家親王，採取了“不動特權、不減利益、不受制約”的格外優待政策，這就給萬曆時期愈演愈烈的“親王斂財”風潮埋下伏筆。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屬於傳統農耕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之源。明朝建國後，從洪武至宣德年間，朝廷在正額以外欽賜王府田產的情況尚不算普遍。可是明英宗執政後，這一現象開始冒頭。等到成化年間，明憲宗先後賞賜給5個弟弟（都是親王）超過70萬畝，這還不包括欽賜的湖泊、魚塘、菜園、果林、牧場、灘地、山嶺。

弘治年間，明孝宗又給8個就藩的兄弟（也是親王）分9回賞賜超過60萬畝田地、湖塘、花果園。而且，只要這些親王請求加賜，明孝宗多數時候都予以滿足。甚至連各地王府與民爭利，侵佔大片近湖淤地，明孝宗寧肯冒著激起民變的風險，也執意站在宗藩一邊。

萬曆10年明神宗親政，大規模賜田正式拉開序幕，“凡諸王請乞田地產業，多從之”。萬曆17至18年，明神宗賞賜胞弟潞王田地400萬畝，並允許潞王自行徵收糧食、田稅。此例一開，惡劣風氣再也無法扭轉。

明神宗第3子於萬曆29年受封福王，為彌補對愛子不能繼承大統的缺憾，明神宗採取了近乎瘋狂的“經濟補償”措施——福王大婚賞賜30萬兩、營造洛陽王府賞賜28萬兩、萬曆41年一次性賞給福王莊田400萬畝（經群臣力爭才減半）。

此舉的結果就是福王田產遍及全國——河南肥沃土地不夠，就從山東、湖廣強佔良田“找補”，又將江都至太平沿江雜稅、四川鹽茶榷場、淮鹽等收入“補貼”給福王。而且，福王田畝徵稅也遠高於其他諸侯王，比如潞王徵1份，福王就可按3倍加徵。從京城前往洛陽就藩時，光是運送福王隨行攜帶的財物就動用了1172艘船、1100名衛兵。

需要說明的是，與富可敵國的各家親王、郡王相比，許多明代下層宗室過得並不好，比如嘉靖朝後期，就有地方奏報稱分封大同的貧苦宗室（代王后裔）很多人幾天都吃不上一頓飽飯，“老幼嗷嗷，艱難萬狀”，還有的宗室30多歲娶不上媳婦，甚至亡故10年都無錢安葬，至於沿街乞討、在民間幫傭、餓死道旁者也不在少數。可見，當時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在明宗室內部同樣存在。

但話又說回來了，老百姓可不管你是“富親王”還是“窮宗室”，隨著大量土地被宗室兼併侵吞、朝廷和宗室不斷橫徵暴斂以滿足後者慾壑難填的物質需求，最終使宗室經濟問題變成了激化社會矛盾的一大誘因，也讓明帝國這座大廈在饑荒、兵災、瘟疫的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中崩塌。

其實這一切都來自於朱元璋一開始上位時候的理念，認為如果自己能夠把子孫開枝散葉的話，那就能一直都是他朱家的天下，其實這一種想法在現在來看跟走關係，或者是把公司全部的員工變成自己親戚的想法是一樣的。

所以在想好之後，他馬上將一些子孫風光封爵待遇更是比尋常的官員更加的豐厚，如果是親王的話，一年的俸祿可以高達5萬石，都在當時來說是很多官員無法想象的一個數字，當然想法非常的美好，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要是周圍的一些官宦都變成了自己親戚的話，那整個朝廷哪有威嚴可言。而且親人之間都想著互相的包庇，這樣封建和腐敗的現象將會變得越來越嚴重，不僅不會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還有可能加速王朝的滅亡。

所以朱元璋看起來表面上非常的重用其他的大臣，但實際上他背地裡最擔心的是自己的子子孫孫，虛虛偽偽的擔心將士們沒有飯吃，但實際上最擔心的肯定是自己的子孫，其實要是家裡只有1~2個這樣去疼愛他也並沒有什麼關係。但他開枝散葉的範圍實在太廣，只要沾親帶故就加封進爵，甚至把他們的俸祿變得無比之高，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可能不會出現很多的問題，但是隨著時間一長就會發現整個王朝已經腐爛不堪。

明朝其實論兵力來說是所有王朝裡面最為強大的，但我們都知道，如果長時間都處於一個比較安逸的生活的話，很多人就會放棄心中那種緊張的感覺，除了少數想要為國家做貢獻的將領之外，基本上一些王爺每天都是吃喝玩樂和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中國的人口也正是從明朝開始才越來越多，這一切都是因為朱元璋開了一個很好的頭，皇帝那麼能生那麼下面的人，肯定也就會跟風，閒來沒事的話就開始造人。

雖然說子孫比較多，並不是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但實際上也是埋下了很深的一個隱患，雖然朱元璋在位的時候這一個隱患並未爆發，但是在他兒子繼位之後，慢慢的就開始發現已經挽救不回來了，這就是所謂的千里之堤潰如蟻穴。本來明朝應該是最為堅固的一個王朝，因為他們從始至終都沒有受過外界的侵害，同時軍事力量也是非常的龐大，在當時站在世界的頂端沒有任何一個不開眼的國家敢得罪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