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年間的“爭國本事件”，可以說是明朝中期最著名的政治事情，其實際持續時間並不是五十年，而是三十年，幾乎貫穿萬曆的整個後半生。當然，別看這件事鬧得驚天動地，但其實呢，它的本質就是官員之間的利益之爭。

本來，在官僚體制逐漸成熟後，立誰當太子那完全就是皇帝自己的家事，與大多數大臣們並沒有多大的利益關係。通常情況下，大臣們大都懶得理會，更不會為此公開對抗皇帝。問題是，萬曆皇帝的情況，卻有些特殊。

對於當時萬曆皇帝來說，他的長子朱常洛，其母親只是一位宮女，是萬曆偶爾一次臨幸她後所生下的，換句話說，萬曆對這位宮女並沒有什麼感情，只是為發洩性慾而已。福王呢，她的母親是正兒八經的鄭貴妃。

所以，從個人的情感上來說，萬曆肯定要更喜歡福王一些。 更重要的是，按照封建禮法中“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如果都是皇后生的嫡子，那誰的年齡最大就立誰為皇儲，不管他是否賢能。

同時，如果皇后沒有兒子，也就是沒有嫡子，那其他庶子中，誰的身份最高貴，就立誰為皇儲，不管他的年齡是不是最大。

回到萬曆身上，他的皇后沒有為其生下嫡子，所以他就只能在眾多庶子中選擇皇儲人選，而這個時候就要看誰的身份最高貴。

當時朱常洛和福王相比，一個是宮女的兒子，一個是貴妃的兒子，誰貴誰賤一目瞭然。

退一萬步說，即便後來朱常洛的母親被冊封為恭妃，但與貴妃相比，依然差了好幾個級別。換句話說，在萬曆皇帝的庶子之中，福王的身份要遠遠高於朱常洛。從這層意義上說，萬曆即便立福王為太子，於情於理也都說得過去。

但問題是，因為萬曆皇帝的母親，也就是當時的皇太后李氏，恰好也是宮女出身，所以這就讓某些投機取巧的官員在朱常洛身上看到了機會。因為，既然萬曆皇帝的母親也是宮女出身，那萬曆皇帝自然無法以“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來確立太子。

一切是顯然的，萬曆如果把這條原則搬出來，豈不是公開打他自己和他母親的臉麼？因為按照這條原則，萬曆哪有資格當皇帝呢？他的母親哪有資格當太后呢？

記得有一次萬曆只是在太后面前說漏了嘴，說朱常洛是宮女生的兒子，結果就被太后狠狠的責罵了一頓，萬曆當時就嚇得跪在了地上！

事實上，正是因為太后和萬曆有這層經歷，大臣們才敢積極擁護朱常洛當太子，否則給他們十個膽，他們也不敢隨便介入這其中。因為，這純屬是找死。

所以對於大臣們來說，他們在這種背景下支援朱常洛當皇儲，並不用冒多大風險，接下來他們只就需要看這件事的收益大不大。

很明顯，收益非常非常的大。因為，如果是福王當太子並繼承皇位，那這與朝廷中的眾多官員們，顯然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因為人家是因為自己的母親受寵而被立為皇儲。但是，如果是朱常洛當上太子並繼承皇位呢？顯然就是眾多正義之士們支援的結果。

因為，萬曆皇帝不喜歡他，母親也不受寵，身份又低微，但朱常洛卻能競爭過鄭貴妃的兒子，這就是因為許多正義之士在支援他。所以，朱常洛當上皇帝后，自然會感激這些人，重用這些人，給他們升官加爵。

與此同時，福王的母親是名門閨秀出身，所以鄭貴妃的孃家人相對比較強勢，在這種背景下，等福王繼承皇位後，那鄭貴妃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兄哥小舅子等自然都會活躍在朝堂上，將本屬於官員們的權力瓜分走一大部分。

反觀朱常洛，他的母親只是個卑微的宮女，沒有強勢的孃家人，所以他當皇帝，自然不會出現強大的外戚來瓜分官員們的權力。

在這種背景下，不要說官員們，就是太后和皇后，也願意支援朱常洛來當太子。因為，這樣的朱常洛即位，註定是個弱勢皇帝。那既然皇帝弱勢，朝廷的權力，自然就由大家一起來瓜分。

事實上，正是因為類似的原因，某些投機取巧的官員，在看到竟然有這樣一個可以撈取豐厚政治資本的機會時，就果斷開始行動，立馬奏請萬曆立朱常洛為太子，由此也開啟了立國本之爭的序幕。而當這個事件被捅出來後，其他官員們自然也就無法再置身事外。

因為，如果他們置身事外，到時不管是福王即位，還是朱常洛即位，這些不表態的官員，很有可能被扣上反動派的帽子。

在這種背景下，大臣們自然都得開始站出來表明自己的態度。而對於這些官員來說，只要稍微一分析，就明白朱常洛當皇帝對他們最有利，所以他們都不約而同站在了朱常洛這邊。

從這層意義上說，所謂的國本之爭，不過是某些官員們想借此機會撈政治資本罷了。事實上，當時鬧得最兇的，就是那些所謂的東林黨，而他們也因此獲取了豐厚的政治資本。

問題是，對於明朝的百姓來說，是常洛當太子，還是福王當太子，有多大區別嗎？對於大明朝而言，難道會因為福王當太子，大明朝就會突然變得興盛？又或者會突然急轉直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萬曆十年（1582年），明神宗的長子出生，賜名朱常洛。雖然這個兒子是在意外的情況下到來的，因為不承認此事，神宗也多少被生母李太后訓斥。但是這畢竟是自己的兒子、長子，對於不到二十歲的神宗來說，他的出生，怎麼也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尤其是前代皇帝中，因為沒有兒子，從而導致世序斷絕、皇統轉移的例子（明代宗、明武宗），使得神宗在一段時間內對這個長子很是重視，不說多麼鍾愛，最起碼有血脈相連的感情，和後繼有人的欣慰。

自萬曆十年，至萬曆十四年（1586年），四年裡，神宗只有朱常洛一個兒子（神宗次子萬曆十二年十二月生，出生當日即夭折）。對於口銜天憲的帝王來說，繼嗣有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這個時期的朱常洛，絕對是萬眾矚目的中心，得到包括神宗在內的皇室諸多人等關愛，日後被冷落厭煩的待遇，這時候絕對不存在。

萬曆十四年（1586年），深受神宗寵愛的妃子鄭氏生下了神宗的第三子，賜名朱常洵。對於這個兒子，神宗愛屋及烏，異常喜歡，自誕育之日起，就愛不釋手，關懷厚待比之長子朱常洛強過萬倍。其母鄭氏更被冊封為皇貴妃，統攝六宮（神宗王皇后身體欠佳、低調謹慎，存在感很低）。

自皇三子出生後，神宗對於這個兒子的態度，以及對於長子的態度，有著鮮明對比，而且還有傳言：神宗偕同鄭貴妃，已經偷偷到大高玄殿盟誓，將御書誓冊禱告上天，存在匣內，交給鄭貴妃，約定立朱常洵為儲君。

越過長子，立三子為儲君，這是公然違背大明祖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而接受了傳統儒家封建禮制教育的文臣們，也勢必堅決反對皇帝的這一舉動，大明之後的諸多重大政治危機，皆因此而起。

發覺皇帝有越次另立儲君的意圖後，以內閣首輔申時行、次輔王錫爵為首的文臣們，在維護禮制、敬天法祖的理由驅使下，意圖規勸神宗，促其改變意志，遵循法度，以順應儒家禮法、及大明祖制。

表面上，諸臣規勸皇帝遵循祖制，按照禮法冊立儲君，是維護社稷穩定、尊崇皇權的表現。實際上，自宣德以來，由於內閣制度的逐漸完善，使得文臣漸漸掌握了部分朝政權力，對於皇權的限制性也越來越強。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以禮教規範至高無上的皇帝，按照禮法循規蹈矩的展開道統，而實際治理國家的法統解釋權應該又文官們來執行。也即是皇帝不應隨心所意地實施自己的意願，皇帝的意志應當在制度之下適當地彰顯。

而神宗拋開禮制，意圖按照自己得好惡來決定皇儲人選，無疑是違反了君臣都應共同遵守的制度。這是文臣們不能容忍的，必須使得皇帝取消這個念頭，才能使大明朝堂恢復正常的秩序。

在接到首輔的奏本後，年輕的神宗不予置否，推脫說自己年紀尚輕，皇子也年幼，過幾年再說。對於皇帝這明顯屬於敷衍的回答，文臣們十分不滿，接二連三地上疏，督促皇帝遵從祖制，早定儲位。

神宗對於諸臣的逼迫，在這之後總算是有了清醒認識，但是他自然不會輕易地屈從於臣子們，對於輔臣們當然要客氣點，但是諸低階文臣們，那沒有客氣可講。於是神宗一面搪塞內閣輔臣們，一面將上疏的科道部員們統統貶官遠竄，打發得遠遠的，以此來威懾諸臣，不要冒犯皇權。

！

但是文臣們絕不會輕易地罷休，為了維護“忠義道統”，以首輔申時行為首的文臣們，鍥而不捨的窮糾此事，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再次聯名上疏，要求皇帝正視建儲之事，早日冊立皇長子為太子。

神宗面對輔臣們的糾纏煩不勝煩，脾氣也上來了，於是據不接見輔臣，並將奏疏留中。見皇帝耍起了無賴，各位內閣大學士一是氣憤、二是擔憂不能約束皇帝隨性而行。

神宗無奈之下，只得出面勸慰，並宣佈或者是明年，或者等皇長子十五歲時，再行冊立之事。好歹安撫了諸輔臣，不至於鬧出全體大學士辭職回家的大笑話。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萬曆十九年（1591年），有工部官員向皇帝奏請準備冊立皇太子禮儀時的準備事宜，被神宗以不得奏擾的名義罰俸，群臣這才明白又被皇帝涮了。於是首輔申時行等人上疏，以神宗起先所承諾的話語來表示反對懲罰。神宗怒氣迸發，拒不收回詔令。

申時行為了調和君臣矛盾，暗中奏疏，表明居中維護的意思。但此事卻被捅出，以捍衛禮教祖製為己任的科道諸臣們於是譏笑彈劾首輔申時行阿諛訕君，毫無骨氣，名譽掃地的申時行只得黯然下臺，辭職後返鄉，再不趟這渾水。

同時，拱倒了首輔的文官們再接再厲，數百人齊聚左順門，跪地懇求（要挾更合適）皇帝早日冊立太子。神宗因為疏忽，致使原本可以爭取的首輔被迫辭職，自己惱怒異常，再得知文臣們繼續逼迫，得寸進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於是下令將上疏官員按照罪行大小處理，或罰俸、或罷官、或流放，跳的最高的則施以廷杖。禮部尚書洪乃春為首的幾個言辭激烈的官員，則以“窺探宮闈、目無君上”的理由，拖到午門外廷杖六十。洪乃春因此抑鬱憂憤而死。

萬曆二十一年（1993年），在拖延了兩年之後，文臣們再次就冊立太子之事向皇帝奏請早日決斷。而神宗對於臣子們的不斷逼迫則產生了不可抑制的逆反心理，他感覺到自己作為皇帝而擁有的乾綱獨斷的能力在不斷的被冒犯和削弱，所以就是不予批准。因此，皇帝和文臣們的交鋒愈演愈烈。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為了反擊文臣，神宗以手諭形式，給首輔王錫爵下達詔令，要求內閣安排流程，將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此時神宗第五子朱常浩已生）並封親王，然後在其中選取賢者為儲君，其實就是耍花招，把皇長子的天然優勢拉到與其他皇子一樣的水平，再圖以後操作。

王錫爵得到詔令後，既怕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會招致科道御史言官們群起而攻之，又怕和皇帝頂牛，致使龍顏震怒，首輔位置不保。兩難之下，於是向神宗建議由神宗王皇后收養皇長子，然後以嫡子身份冊立太子。神宗不予應允，還是堅持並封三王。

訊息傳出後，朝堂大譁，諸臣既是氣憤皇帝出爾反爾，又是惱怒首輔居然不能堅持禮教原則，皇長子為太子的合法性被首輔這麼一弄，豈不是明說還需補流程，不具有優先權。

於是王錫爵被群起攻之，彈劾奏本如雪片飛濺。無奈之下，王錫爵只得自己請辭，重蹈前任申時行的覆轍。神宗在全體文臣的發對和不配合下，也無法堅持己見，只得收回三王並封詔令。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十二歲的皇長子終於得以出閣讀書，以長子身份舉行了接受教育的儀式，基本上肯定了預備皇儲的地位。但是神宗還是不甘心，在群臣們反覆上疏要求立儲的情況下，以“皇后正當盛年，朕待嫡子降臨”的理由，就是不同意冊立皇長子為太子。（神宗王皇后身體羸弱，為人低調，在生了皇長女後，再也沒有生育）。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皇長子已經十四，到了大婚的年紀。禮部官員向神宗請求頒佈皇長子大婚禮儀。因為禮部官員知道，皇長子身份特殊，又沒有太子的名份，如以藩王之禮舉行大婚，則有禮儀不符之嫌；如果以皇太子身份舉行典禮，沒有皇帝的首肯，僭越之心是跑不掉的。所以禮部官員不肯背鍋，把決定權踢給皇帝，要他發表意見，也是逼皇帝擺明立場。

神宗對禮部官員的心思心知肚明，自然不能讓他們得逞，以國家用度過多，又正在對外用兵的當口（此時正逢明軍出兵朝鮮，討伐侵朝的日本豐臣秀吉政權），經費不足，皇長子婚禮延後舉辦。堵住了朝臣們藉此逼自己表態的口實。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因遲遲不予就太子冊立之事給出最終答覆，文臣們再也忍不住，於是，齊聚文華門，上疏神宗，要求皇帝依照祖制，冊立太子，早定國本。

而與文臣們拉鋸交鋒了十幾年的神宗，也終於明白了祖制、宗法的威力，自己隨心所欲的更立儲君，看來是辦不到了。只得答應，冊立皇長子為太子。

這其中，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在冊立皇長子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皇帝和大臣們頂牛的過程中，作為太后的神宗生母李氏是站在文臣們一邊的，她對孫子們沒有什麼偏愛，而皇長子是第一個孫子，按照禮制，立長子為儲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萬曆二十六年，某一次神宗到李太后宮中請安侍奉的時候，李太后問起了遲遲不能確立的太子冊立之事。

（李太后當年就是神宗之父、還是裕王身份的朱載垕府中的一個普通宮女，被穆宗臨幸，得以生下神宗。）

-----“孝定太后，神宗生母也.....帝入侍，太后問冊立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蓋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故云。光宗由是得立。”-----《明史》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在十五年的君臣反覆對抗中，又有生母的干預下後，神宗終於向文臣們妥協，不再堅持己見，下達了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的諭旨。

國本之爭，文官們最後取得勝利，標誌者明末時期君權已經被嚴重削弱，文臣權力及影響力大大增強。“君弱臣強”已經是事實存在的現象。自此皇帝再也不能輕易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實現對內外諸事的大權獨攬，皇權受到了臣子以祖制、禮法為依仗名義的限制。

對於神宗來說，他反感、痛恨文臣們對自己至高無上權力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最終卻在宗法祖制的支援下，獲得了實質上的勝利。這使得神宗對於治理國家感到厭倦、自信心受到打擊、對自己的權力真實性感到灰心。

最後，神宗放棄了作為國家至尊應該盡到的義務，以“消極怠工”來對抗及報復冒犯他的文官政府，數十年不視朝，不御講，不郊、不廟，不批章疏，不補缺官。大明的朝政執行陷入無序狀態，混亂不堪。

在國本之爭中，文官中因各自立場不同，也產生了各種利益集團，他們也結成朋黨，各自抱團，爭權奪利，明末政治癒發敗壞和混亂，朝綱紊亂、政治角逐越演越烈，國家在無休止的內訌中耗盡元氣，走向衰敗。最終，在內部爆發的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下，國家最終滅亡。這一切，都起源於萬曆時期的國本之爭。在這場爭鬥中，沒有最後的勝利者。

首先要弄明白國本之爭是爭什麼，要知道什麼是國本。國本就是指的皇位的繼承人，也就是太子儲君。這樣一來，意思就很明顯了，就是爭奪皇位的繼承權。在朱元璋時期就很明確的規定了繼承皇位的順序，萬曆皇帝只要按照之前的規定立太子就可以了，為什麼變成了國本之爭呢？

按照嫡長子繼承製度，皇太子應該一出生就已經註定是繼承人了，但是明神宗跟文官集團關於這個人選持續了這麼多年。不過這幫人也不是沒事找事，他們的爭鬥中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透過整個過程來看，國本之爭大概被分為三個階段，體現了不同本質。

萬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本是一個高興的事情，因為這是皇帝最心愛的鄭貴妃生的，可沒過多久明神宗就不高興了。同年，內閣首輔申時行就向皇上上奏請求立已經五歲的皇長子為太子，理由也是比較牽強。從表面來看，申時行是為了明朝的江山來考慮，但結合當時的情況來看，他這樣的要求不是很合理。當時的規則是，有嫡長子就要立嫡長子，而朱常洛並不是嫡長子，而且當時皇帝和皇后都是二十歲出頭，嫡長子以後可能會降生，如果現在立了太子，將來還要改動會很麻煩。

所以明神宗對於這些奏摺就沒有理會，他也沒有再上書，但是其他的人就不願意了，相繼上書要求立朱常洛為太子。文官集團的人肯定都知道這樣做可能會有麻煩，但是沒一個人反對，所以國本之爭最初的階段就是文官集團在無理取鬧。明神宗對此明說了自己的想法，再過幾年還是沒有嫡長子，就立他為太子，這也讓文官消停了幾年。可是幾年後，皇后還是沒懷孕，有人就上書請求讓朱常洛出閣讀書，因此國本之爭風雲再起。

文官集團這樣的行為是很反常的，他們這樣的統一口徑一定是有人在背後指使，無論他想不想立朱常洛為太子，都不可能立朱常洵為太子，這樣就違背了無嫡立長的嫌疑。於是文官集團就使出了必殺技，拿出之前沒有早立太子的悲慘歷史說服明神宗。這也確實打動了明神宗，讓他只好採取下策，為了削弱文官集團背後人的勢力，他採取缺官不補，派出礦監和稅使兩個措施。

幕後黑手也沒有妥協，奮力抵抗，與民爭利，後來明神宗沒辦法了只好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到這，國本之爭的本質就清晰了，表面上是文官集團努力讓明神宗立太子，但其實是文官集團背後勢力想接著朱元璋的家法達到對皇帝權力的制約，讓幕後人當家做主的目的。明神宗的抵抗顯然也沒什麼效果，只能採取以上兩個措施。

就算這樣，國本之爭還是沒有停止，明神宗的措施並沒有停止，為了等待時機，他還讓已經被封藩王的朱常洵留在京師，最後隨著一場皇太子被刺殺，國本之爭才得以結束。發展到最後，明神宗也沒有采取新措施，所以最後一個階段的本質就是明神宗的垂死掙扎。

中國古代歷來“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太子之爭也被稱為國本之爭。

著名的國本之爭就是明朝明神宗冊立太子的問題。按照明朝規定應該立長子為太子，而且大部分群臣也都擁戴皇長子朱常洛，但是明神宗不喜歡長子朱常洛，就想立朱常洵為太子。這次國本之爭歷時十五年之久，最後明神宗妥協了，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東林黨在此次國本之爭中取得勝利。也加劇了明末黨爭以及明朝滅亡。

萬曆皇帝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的皇帝生涯可謂充滿傳奇，首先他幼年登基，得名相張居正輔佐，王朝一掃嘉靖朝以來的頹勢，國家呈現蒸蒸日上的氣勢。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安然度過了他的幼年和少年時光，待他成年後，張居正暴病而亡，所以他並沒有受制於權臣的苦惱。

後來不知這傢伙受了什麼刺激，變的懶的出奇，二十多年都不上朝，就在後宮鬼混，生了兒子公主一大堆。生了還不想負責，只寵愛鄭貴妃和她生的兒子，一心想把鄭貴妃生的兒子立為太子。也不管老祖宗朱重八定下的“立嫡立長”的規矩。可大臣不幹了要堅持真理，認為你這麼幹，國家不亂套了嗎？大臣就反對，勸皇帝，立太子關係國家根本，您老不能亂來啊，亂來國家要出亂子的啊。可皇帝不幹，要表達對鄭貴妃的愛是真的，是千百年不會變的，這樣一來二去，就爭到皇長子朱常洛都有兒子了，還沒爭出個所以然來。

這就是明朝萬曆年間的爭國本事件，表面爭的就是立誰為太子，實際爭的是統治中國千百年的儒家思想。

國本之爭是萬曆年間圍繞立誰為太子發生的一場政治鬥爭。表面是諸位之爭，實質上皇權的爭奪。糾正一個錯誤，國本之爭從萬曆14年開始到萬曆42年結束，將近30年，不是50年。明朝亡於萬曆大概由此而來。

萬曆帝有3個兒子，長子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生母恭妃，原來是李太后的宮女王氏，有一次萬曆帝在太后宮中偷偷地寵幸王氏，王氏生下了朱常洛。二子早夭。三子王常洵，其母鄭貴妃最受萬曆帝寵愛。皇后一直沒有孩子。萬曆帝有意廢長立幼，大臣們不同意，紛紛上書要求立朱常洛為太子。由此開始了群臣與神宗、鄭貴妃進行了30年的拉鋸戰，最後李太后都參與其中，這就是“ 國本之爭” 事件。

萬曆14年( 1586)2月，大學士申時行等要求冊立太子。萬曆帝以朱常洛年齡還小為藉口拒絕了。群臣對這一答覆非常不滿意，紛紛上書支援申時行。

萬曆帝首先對上書的大臣來硬的，嚴厲打擊他們。如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刑部主事孫如法被貶，御史孫維城、楊紹程、給事中胡時麟被停發工資。

其次採取了冷處理的方法，將奏疏留中。留中指皇帝將臣下章奏留在宮中。或存檔備查，或暫緩批答交議。這裡萬曆帝採取的是暫緩的策略。由此萬曆帝開始了不上朝的舉動。

後來萬曆帝見效果不佳，開始找各種藉口拖延。有時候當面答應了群臣的要求，讓群臣回去等待旨意，一等就是四五年。有的時候說再等幾年吧，說不定皇后會生了孩子。為了達到目的，萬曆帝費盡了心機。

萬曆21年( 1593)閏11月，經過群臣據理力爭，神宗被迫讓步，答應朱常洛第二年接受教育。群臣取得初步勝利。

萬曆24年( 1596)2月大臣們以皇長子朱常洛到了行冠禮之年，催促萬曆帝立太子，第二階段的鬥爭開始了。萬曆帝故技重施，以等幾天就冊立、太子的住處沒建好、沒錢籌備典禮等等藉口拖延到1600年。這一年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實在忍無可忍了，史載:

一日，帝(指明神宗)入侍，(李)太后問故。帝曰“ 彼(指常洛)都人(即宮女)子也” 。太后大怒“爾亦都人子! ” 帝惶恐，伏地不敢起。常洛“由是得立”（《明史·孝定李太后傳》）

萬曆29年( 1601)10月15日,皇太子冊立禮舉行,同時冊封常洵等諸王。不久,皇太子冠、婚禮相繼舉行。“國本”之爭第二階段至此結束。有的學者把朱常洛立為太子作為國本之爭的結束，所以國本之爭也有持續15年的說法。其實這次事件遠遠沒有結束。

明朝祖制，親王受封后必須離開北京到封地,稱“就藩”或“之國”。但明神宗與鄭貴妃不死心，指望著有一天以福王取代太子,因此一直不讓其之國。

萬曆40年5月，群臣開始上疏催福王“就藩”，這也是“爭國本”事件的尾聲。這期間，面對大臣們的催促，萬曆帝置若罔聞，但此時皇太子已立，他找不到更好的託詞。在萬曆42年3月，發生了挺擊案，人們懷疑是福王和鄭貴妃派人做的，為了避風頭，福王朱常洵被迫“就藩”。這意味著“國本之爭”事件暫時以朝臣的勝利而結束。

國本之爭的後果很嚴重。“國本之爭”發生時，萬曆帝與群臣為了各自的利益多次發生衝突進而產生了不信任，皇帝還變相罷工，不理朝政。朝臣中間也發生了黨爭，給明代後期的政治造成極大地負面影響。此外處在鬥爭漩渦的朱常洛長期處於緊張焦慮之中，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結果登基不到一個月命喪黃泉。可以說“國本”之爭是明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古以來，便有“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而在冊立太子之時，則一貫堅持“立嫡立長”的原則。然而，明神宗朱翊鈞因長子朱常洛是宮女所生而不喜，又因寵愛鄭貴妃，便想廢長立幼以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卻遭到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對，就此引發了長達二十九年的國本之爭。

△明神宗朱翊鈞

萬曆九年（1581年）的一天，年僅18歲的明神宗前往慈寧宮向慈聖皇太后請安，卻沒想到太后不在宮中。一時間，精蟲上腦的明神宗竟然寵幸了慈寧宮宮女王氏，不過事後朱翊鈞便後悔了，他並未按常理賞賜信物給王氏，而是匆匆離開了慈寧宮。

△慈聖皇太后李氏

朱翊鈞自感此事不太光彩，再加上李太后和首輔張居正平日對其管教甚嚴，因此明神宗朱翊鈞事後根本不願提及此事，然而卻沒想到這一次風流，王氏竟然就此珠胎暗結。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氏便因體型變化而再也無法隱瞞，只得將事情向李太后和盤托出。

李太后自己也是宮女出身，不僅對王氏的境況深表理解，而且想方設法的讓兒子認了此事。一日，李太后趁著與兒子酒宴提起此事，朱翊鈞起先還想抵賴，直到李太后命人拿出《內起居注》，朱翊鈞這才不得不認。在李太后的勸說下，朱翊鈞勉強封王氏為恭妃。

數月之後，王恭妃誕下一子，取名朱常洛。因當時宮中均稱宮女為“都人”，明神宗便常常稱朱常洛為都人子，由此可見他對這對母子的厭惡。

正所謂母憑子貴，按理來說生下皇長子的王恭妃應該水漲船高，尤其是在皇后並未生子的情況下。然而，就在萬曆九年（1581年）八月，鄭氏透過選秀進入皇宮，並迅速受寵於後宮，三年之內便先後被晉封為淑嬪、德妃、貴妃，與王氏的境遇簡直是天壤之別。

萬曆十四年（1586年）正月，鄭貴妃生下朱常洵，朱翊鈞對此高興無比，同年三月便再度晉封鄭氏為皇貴妃。也正因此，明神宗朱翊鈞竟然起了廢長立幼之心，就此引發了長達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

很快，便有流言說明神宗與鄭貴妃私下約定，將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再聯想到申時行曾在朱常洵出生前請立太子而被拒，王恭妃長期未受封，而鄭貴妃剛剛生子便被晉封皇貴妃等事，立即便引起了朝臣們的警覺。

廢長立幼不僅違背了自古以來的“立嫡立長”原則，更是違背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的祖制，立即引爆了朝堂。就在鄭貴妃被冊封的當天，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等人便紛紛上書請立太子，其中姜應麟措辭極為激烈，直接激怒朱翊鈞，被貶為大同廣昌典史。

朱翊鈞的打壓不僅沒能壓制住朝臣，反而激起了朝臣的鬥志，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相繼上言，結果再度被罰。朱翊鈞的態度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朝中大臣立即紛紛上書，建議朱翊鈞今早冊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破除流言。而在上書請立太子的同時，大臣們更是指責後宮干政，直指寵冠後宮的鄭貴妃。

對於猶如紙片一般砸來的奏章，明神宗朱翊鈞也懶得再進行批覆，一律置之不理，而朝臣們則是前仆後繼，在奏摺不斷的同時，更是在朝會時不斷提及，結果朱翊鈞一氣之下乾脆眼不見心不煩，連朝會也不參加了。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交鋒中，申時行、王家屏、趙志皋、王錫爵等四任內閣首輔被迫辭退，中央即地方官員三百多人參與其中，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廷杖、解職、發配充軍。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干預下，朱翊鈞這才不得不立皇長子朱常洛為長子。

朱常洛被立為太子之後，其他諸子也相繼被加封為王，其中朱常洵為福王、朱常浩為瑞王、朱常潤為惠王、朱常瀛為桂王。然而，被立為太子的朱常洛仍然備受冷落，除了太子的名義之外，根本沒有享受到與之相對應的待遇，而福王朱常洵則長期逗留京師，根本不離京就藩。

為了防止事情發生變故，大臣們又紛紛上書要求福王儘快離京，然而朱翊鈞卻是一拖再拖，直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大臣們以鄭皇貴妃和福王朱常洵意圖謀害太子為名再度上書彈劾，福王朱常洵這才前往洛陽就藩。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男子張差手持木棍闖入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慶宮，擊傷守門太監，意欲行刺太子，幸好太子內侍韓本用及時趕到將其逮捕，史稱梃擊案。後經審訊，張差交代說是有一老太監收買自己，並將自己帶到慈慶宮，指示自己打殺遇到之人，尤其是穿黃袍者（太子朱常洛），但卻並未交代收買自己的太監是誰。

之後，萬曆帝又令員外郎陸夢龍再度提審，這才誘使其說出實情，原來背後指使之人便是鄭貴妃手下的太監龐保和劉成。於是，朝臣們懷疑鄭貴妃仍不死心，這是想要謀殺太子朱常洛，王志、何士晉、張問達等人更是指責外戚鄭國泰“專擅”。

後太子朱常洛出面，鄭貴妃這才得以逃過一劫，只是處死了張差一人。然而，鄭貴妃雖然未因梃擊案受到懲處，但她的勢力卻就此一蹶不振，朱常洛的太子之位這才得以穩固。至於梃擊案到底是鄭貴妃指使，還是太子自導自演的苦肉計，則已經無人知曉了。

爭國本的本質，就是萬曆要整頓官僚集團，讓官僚集團真正聽命於己，而官僚集團不讓他整。萬曆爭國本失敗則是明朝組織路線徹底失控的開端。明亡倒計時由此開始。

中國歷史上有422位皇帝，但是真正能做到乾剛獨斷，一言九鼎的卻並不多。大部分的歷史時期，皇帝與其說是領導國家意志，不如說是官僚集團的代言人，有的朝代，比如東漢，魏晉，兩宋，甚至連開國之君都沒能真正馴服官僚集團，反而對官僚集團相當程度地讓步妥協了。所以，算下來，真正做到能讓組織路線服從皇帝本人指揮，並實事求是地貫徹皇帝本人意志的帝王，兩千年來也是屈指可數。

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因為官僚們都是人精，他們有無數種辦法綁架、扭曲、腐蝕皇帝的意志。要完成整頓官僚集團的歷史重任，必須要有堅定的政治毅力和巧妙的政治手腕，非雄才大略的雄猜之主不能做到。有的皇帝壓根就不想做這種事，一心只願與官僚集團同流合汙，如司馬炎；有的皇帝有這樣的野心，但在實踐中受挫，與官僚的政治鬥爭，因為阻力過大，只得中途放棄，如萬曆。正因為如此，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帝王”才會這麼稀缺。

就“爭國本”事件本身而言，萬曆選擇與官僚集團開戰的題目太大導致進退失據，理論依據又不充足，導致孤立無援，以至雙方相互僵持，淪為死局，最後只得放棄整頓。這是一個失敗的案例。而相對的，漢宣帝在冊立皇后，展開實際奪權的時候，選擇的“故劍情深”的題目，就很成功。這個題目既給自己留下了進退的餘地，也合情合理，容易爭取大多數。從這裡可以看出兩者政治手腕的差距。

在他之前，精於權術，在贏得“大議禮”的勝利，肅清楊廷和等當權派之後，一直牢牢地把握著對官僚集團的主動權的嘉靖帝雖不能算是勵精圖治的一代英主，但其對官僚集團的控制力還是值得稱讚的。至於張居正時期，由於張本人執政手段強硬，透過考成法和內閣管理言官制，把官僚們治得服服帖帖，都得老老實實地去幹活，雖然“奪情”時官僚們趁機躁動，但張居正一直都能控制住局面，並貫徹了其改革變法在基層的落實。

由此可見，國本之爭最後的妥協，是萬曆未能完成整頓官僚集團的歷史重任的表現，也是明朝中央真正失去對官僚集團的戰略主動權的開始。在他之後的皇帝，也都沒能完成整頓官僚，重塑威信的歷史任務。

中國古代歷來有“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國本之爭就是太子之爭。

明神宗

明朝萬曆時期的太子之爭，前後歷時十五年。表面上看是明神宗和臣工們關於太子人選的爭執，實際上是皇權和文官之間的權力鬥爭。

萬曆十五年，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冊立皇長子為太子的原則，嚮明神宗建議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歡宮女所生的朱常洛，因寵愛鄭貴妃，有意立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受到大臣與慈聖皇太后極力反對。

明神宗和大臣們爭執不下。大臣中也分成兩派，大部分官員支援皇長子朱常洛。朝廷大臣以集體辭職嚮明神宗施加壓力。甚至公然批評皇帝隱私。

雙方爭吵了十五年。至萬曆三十年，明神宗才立朱常洛為太子，結束了太子之爭。

太子之爭時，內閣首輔四人、部級官員十幾人被迫去職。一百多位中央及地方官員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

一、太子之爭是以明神宗讓步而結束的。在明神宗和文官集團的權力鬥爭中，皇權減弱了。皇權在權力格局中的仲裁和影響受到弱化。

二、朝廷大臣們在太子之爭中的爭執，逐浙演變為黨爭。東林黨，齊黨，宣黨，浙黨等派系開始成形。

三、長達十五年的爭執，造成朝廷政務懈怠。明神宗心中惱怒朝廷大臣，轉而使用太監處理政務，大肆斂財，閹黨成形。明神宗則沉溺美色，奢靡享受，不理朝政。

“明朝衰敗自萬曆開始”。贊同這個說法。

萬曆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在位四十八年，也就是明十三陵唯一發崛的定陵的主人。在他身上發生的怪事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爭國本＂。

＂國本＂就是儲君。也就是爭立太子之位的意思。按照皇家古制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神宗皇后無子，太子也就只能從妃嬪庶出的皇長子產生。

爭國本的兩個主角：一個是不受待見的王恭妃1585年所生皇長子朱常洛，另一個是受萬曆寵愛的鄭貴妃1586年所生的皇次子朱常洵。

爭國本，萬曆與朝臣爭吵對立了十五年，而非題目說的五十年。中間一些人丟官喪命。直到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以萬曆的敗北，群臣的勝利一一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次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的結果而結束。

為爭國本，十餘年鬧得沸沸揚揚、朝野震動，萬曆為歷代皇帝第一。

還原歷史，也事出有因：

太子朱常洛的母親王恭妃本是皇太后的貼身宮女。可奇怪的是肚子日漸鼓起。太后追問之下道出實情，是萬曆皇帝所為。一開始萬曆還想抵賴，但早已被隨身記事太監記錄在案。不得不承認。

原來一次萬曆去太后宮中問侯母后，恰逢太后不在，一時性慾大發，顧不了那麼多，臨幸了這位王氏宮女，竟一矢中的。太后做主，給了一個嬪的封號和名份。直到兒子被立為太子，才晉封為王恭妃。

雖然朱常洵沒有奪得太子之位，但同時封為福王，封地洛陽，食俋四萬傾，創歷代封賞之最。

但他的下場很慘，李自成攻陷洛陽後，烹了這位福王，結局很悲。

國本之爭歷史上是真實存在的。

萬曆十四年(1586年)首輔申時行上疏，請求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萬曆不喜長子。在三子朱常洵出生後，欲立三子。群臣反對，荒唐的爭國本事件就此開始。在長達十五年的爭論裡，許多大臣因觸怒萬曆皇帝進入詔獄，發配邊疆，帝國統治陷入不寧，來自於後宮的唆使讓萬曆皇帝始終不願退步，大臣們的堅持讓帝國的統治陷入混亂。

朱常洛被立為太子是天意 也是人和，，其實從古代宗法制上 立嫡長子就應該是朱常洛為太子 。但是當時萬曆皇帝當時寵愛鄭貴妃 ，自己也想立朱常洵 但是大臣極力反對 理由就是不符合宗法制 。大致是這麼回事，當時分兩個黨派。一個黨派齊、宣、楚、浙、昆（下面簡稱浙黨），另一個黨派就是我們大名鼎鼎的東林黨。一部分擁護皇長子朱常洛，另一部分就擁護福王朱常洵。按照明朝規定應該立長子為太子，而且大部分群臣也都擁戴皇長子朱常洛，但是明神宗不喜歡長子朱常洛，就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就這麼著，遭到了群臣和皇太后的反對。

因為皇長子朱常洛是宮女所生，這個福王朱常洵是鄭貴妃所生。萬曆皇帝呢，偏偏喜愛這個鄭貴妃所以也就喜愛福王朱常洵。

後來出了梃擊案 調查表明是鄭貴妃的人謀劃的 後來萬曆就立了朱常洛為太子 朱常洵被封為福王（最後被李自成農民軍抓了 給煮了當肉吃）弄到封地去了。

早在幾年前，萬曆皇帝為討鄭貴妃的歡心，曾許願將來封朱常洵為太子。鄭貴妃施展聰明，讓皇帝寫下手諭，珍重地裝在錦匣裡，放在自己宮中的樑上，作為日後憑據。可是，當鄭貴妃滿懷希望地開啟錦匣時，不禁大吃一驚：一紙手諭讓衣魚（蠹蟲）咬得殘破不堪，“常洵”兩字也進了衣魚腹中！迷信的皇帝長嘆一聲：“此乃天意也。”終於不顧鄭貴妃的淚眼，而把朱常洛封為“太子”。

因為這場關於決定誰是繼承人選的爭論，整個大明帝國都陷入了動盪之中，從國本之爭到三大案的爆發，整個帝國陷入了長久的權力鬥爭之中。

　　政治越發混亂，這個龐大的帝國終於走向衰敗。

　　國本之爭演變到最後，其實已經演變為皇帝和大臣們的角力，皇帝試圖憑藉自己的權威迫使大臣去妥協，但大臣們藉著祖訓絲毫不退步。

　　於情於理都不佔上風的萬曆皇帝眼見自己的皇帝權威在這場爭論中顏面掃地，也就不難怪要深居後宮不理朝政了。

爭儲君之位，即下一任皇帝位子讓誰即位。

萬曆皇帝想讓福王朱常洵當太子，而大多數朝臣想推舉皇長子朱常洛當太子。中國古代歷來有"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最終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即位成為明光宗。

《明史·神宗本紀》：“未幾，鄭貴妃生子常洵，有寵。儲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請……乃立為皇太子。”

明神宗16歲大婚，選錦衣衛指揮使王偉的長女王氏為皇后，婚後發現王氏不是自己喜歡的型別。有一次，去給太后請安，跟前的一個宮女被他看中，眼前一亮便臨幸了宮女，但沒想到宮女有了身孕，明神宗有些措手不及，隨著時間的推移宮女的肚子越來越大，便將原委告知太后，在太后力主之下，宮女被冊封為恭妃。不久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個兒子朱常洛。

明神宗18歲時，遇到了一生摯愛和有共同愛好的鄭貴妃，她不只是美貌，而且聰明機警、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經常在明神宗煩惱不快時給予排憂解難和寬慰，深得明神宗的喜愛。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嬪升為德妃再升為貴妃。1586年，鄭貴妃生下兒子朱常洵。

《明史·申時行傳》：“帝猶豫久之，下詔曰：‘……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

按照古代嫡長子繼承製的傳統，嫡長子沒有，肯定就是先出生的朱常洛了。但是一個宮女生的孩子，怎麼能比上自己心愛的鄭貴妃的孩子呢？可是他並不喜歡這個宮女，當然也不怎麼喜歡他生的兒子。明神宗想違背“立嗣立長”的祖訓，冊立朱常洵為太子，眾臣知道後遭到反對。

萬曆十四年，內閣首輔申時行代表群臣上書請求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傳統立儲法度，要求明神宗冊立庶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結果就引發了長達十幾年的“國本之爭”，雙方相持不下使得明神宗心力交瘁，終因鬥不過這幫大臣們，直至1601年10月，冊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封朱常洵到洛陽為福王。

“國本之爭”，決定了明神宗以後明朝政治的走向，成為晚明三大案的誘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黨爭的形成，甚至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是晚明最具影響的政治事件之一。

明神宗萬萬沒想到就因為一個立太子之事，結果引發了自己與群臣們的對立。最終以明神宗失敗而告終。沒想到群臣們會對傳統立儲規矩的如此堅守，導致明神宗慢慢開始怠政不理朝政，地方缺官嚴重，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內閣批紅權利下降而內臣批紅權利升級，出現後宮干政、宦官干政、黨爭不斷、內有起義、外有入侵愈演愈烈。

所謂黨爭，即朋黨之爭，朋黨是中國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中的一些官僚政治集團。開啟中國政治史，自周秦漢唐直到明朝建立，不同政治力量間的黨爭貫穿於整個歷史程序。

其實明神宗在位期間也曾做過很多大事，比如援朝戰爭，播州之戰等，事實證明，這些決策都非常英明，可見，明神宗還是一個比較有主見的人。

晚明三大疑案都是因為一個人而發生——朱常洛

晚明三大疑案或稱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總稱。這三起案件本身並不是很重要，但卻是皆因黨爭和朱常洛而起。同時，標誌著明末紛亂和衰亡的開始。

因此，明亡的禍根，實在是歷久深遠。明朝的黨爭，宦官專權，官員腐敗這都是由來已久的事，除了明太祖朱元章時期較少之外，幾乎各代都有中後期之後這種現象越來越重。明朝的生命力已在人與人之間無盡的內耗中廝殺殆盡了，至明崇禎，已是“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

明朝，最終“無可奈何花落去”，走到了歷史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