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是清末民間武裝團體，成員可以說非常混雜，有樸實農民，也有流氓，地痞，還有白蓮教這種民間邪教。組織形式相對鬆散，總壇，壇，以壇為基層組織。目的也千差萬別，有扶清滅洋的，也有起義革命的。很難一致地說是不是邪教，是不是代表進步，我們以今天的眼光很難具體地評價。

我個人看來，義和團運動是當時中國在遭受外族欺壓入侵後自發形成的抵抗運動，是一個侷限於農業社會下底層人民的民族抵抗運動。

義和團運動的意義在我看來，意味著民族主義的一種覺醒，滿清以來被壓抑的民族主義的覺醒，就像百年英法戰爭鍛造出了近代的英法民族和近代國家，義和團運動以及後來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抗日戰爭，我們才有了近代民族意識的覺醒和近代國家-中華民國。

義和團發生的根源是晩清中囯受列強欺凌，受清政府的壓迫，民不聊生，據有宗教影響力的義和團起來反抗壓迫，到這兒看義和團運動沒什麼問題，但後來義和團受清政府利用，變成了清政府乃至慈禧維護自己統制，反對列強給光緒復位的工具，這樣義和團運動性質就變了，殺無辜洋人及教民，攻打領亊館，殺掉一切他們認為通洋的人，在對列強戰爭中一味相信迷信，無任何戰略戰術，這一點上遠不如太平天國，他們與列強作戰基本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但沒有給華人漲臉，還給中國招來了無盡的苦難，所以說義和團前期是正常的農民運動，但與清政府聯手後的義和團就是邪教。

義和團當然不能算是邪教。義和團在民國知識界所代表的形象是與文明、科學相對應的野蠻、矇昧之典型——尤其是刀槍不入、神靈上身等口號，它與邪教的意義當然有區別。

義和團可能與白蓮教等傳統民間秘密團體的變異有關，同時也源於一種勤王的民團組織。大刀會是清代華北由貧苦農民為主的一個團體，成員演練“金鐘罩”，認為可以刀槍不入，也被認為是義和團的起源之一。

義和團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秘密聚眾，稱為“義和拳”，其中摻雜有大量教授信眾“刀槍不入”的愚昧成分。

據陳貴宗《義和團的組織和宗旨》所說，義和團的組織大致分為：1、壇，是義和團的基層單位，又稱壇口，也有“廠”、“爐”、“團”、“公所”等稱呼。首領一般稱大師兄；

2、.總壇，設天津“坎”字總壇。為壇的上一級單位。

3、門或團，為總壇的上一級單位。義和團按照八卦方位分為八門（團），如“乾字門（團）”、“巽字門（團）”等。

4、義和團，是由所有義和團員共同組成的一個鬆散模糊而缺乏邊界的組織。

義和團有自己的一套樸素的紀律，既有官方頒發的十條團規，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

義和團是一個歷史事實，它經由各種書寫而形成文字，文字與語境的結合則構成了原來歷史的重構。在二十世紀初“新文化”的時代訴求下，義和團曾被表述為中國社會迷信野蠻與矇昧無知的象徵。

據教會人士的統計統計，共有241名外華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嚴復1902年發表於《大公報》的《主客平議》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嗚呼！亦可傷已。

秋瑾在《精衛石》說：義和拳釀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鄒容《革命軍》也認為：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義大利加波拿裡，為國民添禍亂。

1916年，蔡元培在《華工學校講義》中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

那拉後、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此六人者結通團匪，以戕殺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

1914年胡適在留學美國期間就曾投書報刊和發表演說，批評“但論國界，不論是非”的狹隘民族主義觀念，以“是”與“非”為題，討論了民族情結是非界限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指出了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國對列強反抗的正義性，以及後來義和團運動不可原諒的非理性。李大釗在談論東西文明的差異時也指出：

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可以說，義和團是一股恐怖、暴力與無序的破壞力量。清末民初關於義和團的文論文字，充斥著改良派與革命派的政治訴求，而這些政治訴求也正是那個時代需求的顯性狀態。

而當下一些事件中的集體無意識和價值混亂，網路義和團的興起，則更顯現了義和團運動的時代投射與長效影響，但不知是喜是悲？

感覺像今天所說的恐怖分子。

記住！那個叫天保的孩子

在庚子年的那場浩劫裡，不僅很多宣教士遇難，就連身邊孩子也未能倖免，死在中國的土地上。

十三歲的畢天保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黃錫培弟兄編著《回首百年殉道血》裡，收錄了他的故事。

畢天保的父親畢翰道出生於愛爾蘭一個富裕的基督徒家庭，畢業於都柏林著名的三一大學。

畢翰道於1879年自費到中國宣教，後來，又把自己繼承的遺產捐給中國內地會，用於宣教事工。用他表弟的話說，他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獻給了所愛的中國。

畢翰道起身的時候，身為貴族後裔的母親為他賦詩送行：

1883年，畢翰道與來自倫敦的宣教士耿潔思在中國結婚。第四年，他們的兒子天保出生了。這個孩子給一對生活在異國他鄉的青年夫婦，帶來多少快樂和安慰啊！

1892年5月，畢翰道夫婦帶著天保來到山西壽陽縣，置地建屋，成立壽陽宣教會。

天保身邊沒有夥伴，常常感到孤獨，要父母帶他到太原，找姨母家的表弟表妹一起玩。天保的姨夫姨母也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

壽陽宣教站建立後，畢翰道夫婦緊接著開辦了學校、戒菸所、診療所，服務當地群眾。

天保在父母身邊長大，從小就有一顆愛主的心。有一次，畢師母帶著小天保到外面散步，天保仰著臉對媽媽說：“神與我們同在，媽媽，可不是這樣嗎？祂看見我們，雖然我們看不見祂。”

媽媽很欣慰，她彎下腰對天保說：“雖然我們看不見祂，但你只要開口向祂求，祂就會進入你的心。”

有一次，父母帶著天保回英國度假。當騎兵軍官的叔叔來看他們，一身戎裝，讓天保羨慕不已。旁邊人的人問他，是不是想和叔叔一樣，也成為一名軍人？天保回答說：“不，我要做基督的精兵！”

1899年，十二歲的天保參與服事，做了中國孩子的主日學老師。他的中國話說得非常好，已經成為他的第二母語了。

天保心靈手巧，喜歡做手工。1899年聖誕節，他收到了從英國寄來的聖誕節禮物，一個小小的工具箱。他非常高興，立刻用心愛的工具造了三張玩具床，送給身邊的小夥伴。

1900年，酷吏毓賢任職山西巡撫，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屠殺傳教士和信徒。7月1日，壽陽宣教站及診療所被燒燬。

畢翰道夫婦和小天保被拘押，同時在壽陽被捕的還有兩名學校的老師，兩個寄養在這裡的女孩。

7月8日，畢翰道一行七人被官兵押解到太原府，關在衙門的監獄裡。

第二天，在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巡撫毓賢帶領官兵，將集中在這裡的46名傳教士及其子女全部殺害。

在遍地的屍首和鮮血面前，天保走到父母面前，眼含熱淚，與他們親吻告別，全家人隨即遭到砍殺。

對於在中國殉道，畢翰道其實早有預料。

一個同工回憶說：“畢翰道曾對我提起，我們要怎麼樣實行這句經文：‘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他指出，宣教士不該選擇環境好的地方，而是要去主差他去的地方。”

最後一次回國探親的時候，畢翰道曾對別人說，一個極力反對傳教士的官員，被委任主政山西，這對宣教士和中國信徒很不安全。

別人勸他最好還是先在國內等待，觀察一下形勢。畢翰道回答說：“假如真的發生變故，我怎麼能撇下中國信徒呢？”

天保雖然還小，但對於殉道已經有心理準備。他對家鄉的小夥伴們說：“在英國我們不可能殉道，但在中國，我和父母都有這個可能。”

看到小天保說的話，我心裡覺得像針扎一樣疼痛。為了中國，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跟隨父母擺上自己的生命。

他們一同抵達那個更美的家鄉，那裡“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

該如何紀念小天保呢?我們還是先記住他的名字吧,記住有很多像天保一樣小小的麥種,撒在鮮血澆灌的土地上。

唉！日本明治六年開始普及基礎教育，明治天皇積極普及國民的文化知識，國家即使是最偏僻的農村也必須建立學校！可是同時代的中國不僅繼續沉迷於愚蠢的儒家農耕文化而且根本沒有普及教育的作為，人民既貧困又愚昧無知，當貧困導致的絕望，憤怒爆發為暴力的破壞的時候，當權者又把責任推卸到人民的身上，肆意的汙衊誹謗，屠殺他們！

義和團有蠻橫暴力的一面，也有愚昧無知的一面，但是絕對不能算邪教，回頭想一下，如果不是義和團的存在，西方武力入侵和文化入侵的同時，清朝亡與不亡到在其次，滿大街哈利路亞得有多麼可怕。直到今日，農村宗教信仰普遍被基督教佔領，本土道教和漢傳佛教生存空間越來越小，這不是文化的問題，這是文化安全的問題，必須扶持本土宗教，培樹國民的民族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感，不限制外來宗教，但要管理要約束，防止另外一個領域的和平演變。

怎麼說呢？這得看邪教的定義了。而邪教的定義，既有中西差別，也有歷史與現實差別，現在正常的宗教，也還都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歷史上可能也犯過很多錯，甚至現在的文化衝突，也演變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並沒有減弱的趨勢，只不過換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按語言學定義。則這個邪教，第一是邪門歪道，第二是宗教信仰。義和團當然不缺邪門歪道，而且也有信仰，但它的信仰亂七八糟，不成體統，都是大帥兄二師兄隨時瞎編出來的，腦洞不知道開得多大，才能掄出來，民間迷信，加民科。

如果我們按它的基本特徵，則第一須有個胡說八道的教義，第二須有個超人般的教主，第三乃秘密組織。義和團當然也不缺胡說八道，但是卻沒有統一的教主，大師兄二師兄各有壇口，信仰的也都是各自的神妖魔怪，至於秘密組織，也談不上，烏合之眾。朝廷認為他們是禍害，鎮壓了，他們就處於地下；朝廷要把他們當炮灰，需要上前線了，他們又轉地上了。

如果按文化特徵，以西方文化的視野，認為義和團不過是20世紀一大黃禍；以中國文化的視野，倒更象大清版的文化大革命，揭帖就是大字報，輿論圍攻就是大批鬥，再訴諸武力，文攻武衛全有了。大毛子（洋人）、二毛子（教民）、三毛子（與洋沾邊的），就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人民群眾可以隨便之。

如果按宗教特徵，則是民間迷信的大綜合了。紅燈照首領林黑兒，尊稱黃蓮聖母，民間傳說不過是天津一個土娼，7月份的時候，即說外洋18國已被她們紅燈照滅掉16國。問題是，就是全天津的妓女上陣，每人都帶梅毒，把外華人睡死，也得時間呀。黃蓮聖母本人還會治傷，用清水一灑，病人即告全愈；用手摸死者屍體，死者即能復活。聽著比泰式按摩還靈。當然，如果法術不靈，藉口也是現成的：此人生前有過處，是你人品不行，不是我技術不行。

另一個義和團首領，張德成。據說建有義和神團天下第一罈。這貨估計看西遊記看多了，學會了猴哥那套法術。

可能是受了張德成的影響，或者一塊兒跟張德成聽過西遊記評書似的，所以紅燈照的一些姑娘，把自己整成了鐵扇公主，說什麼扇子一扇，就把自己扇到天上啦，變作了星星，能在空中放火，燒洋人的房屋。

義和團另一個著名的大師兄，叫曹福田。牛逼得不行不行的，手執二尺長的秫秸杆上戰場，對眾人說是玉皇大帝賜給他的寶劍。陣前向敵人一指，人頭皆紛紛落地。義和團攻打老龍頭火車站時，曹福田對大家說：凡是空手沒有武器的，都學我，拿一根秫秸杆，繼續前進，到前線就會變成真槍了。

不是變成真槍，而是變成，真傻！

義和團作戰時，有咒語的：“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如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託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兵!”

……

靠，這再不是邪教，啥是邪教呀。你總不能說是電子遊戲吧，王者榮耀，三國殺？

轉

《對義和團的評價》

毛澤東評價義和團運動：

究竟是華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華人民，因而激起華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孫中山評價義和團運動：

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華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華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華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評價義和團：

吾人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無德行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德軍元帥瓦德西，曾著有《瓦德西拳亂筆記》）

馬克吐溫對義和團的支援：

為什麼不讓華人擺脫那些外華人？既然我們並不准許華人到我們這兒來，我願鄭重宣告，讓華人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裡去，拳民是愛國者，我們祝願他們成功。拳民主張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拳民，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馬克吐溫曾隨美軍採訪，有演講《我也是義和團》）

公知們以為，大罵義和團，能討得洋大人的喜歡。果真如此嗎？

我們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義和團的：

1、德國《科倫報》1900年7月7日發表題為“我們的中國志願者”的文章，寫道：“我們的傳教士的熱情對於血腥的起義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如果華人想要派遣人來讓我們皈依孔夫子的學說的話，我們歐洲人又會做何感想。對於擁有歷時數千年的宗教的中國來說，今天問題是同樣的；他們在與曾經在1860年焚燬了頤和園的歐洲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也在許多其他事務方面，並沒有看到什麼好事。”

次日，《科倫報》又發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爾的著名美華人約翰·佩蒂凱利斯向《帕爾馬爾日報》報道了已被謀害的克林德先生有關傳教士的下列評論：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屬於較好階級的人都很少與傳教士交往。投靠外華人的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目的在於獲得外華人的保護，而為此他有時要繳納一點錢財。”

2、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全程參與者、沙俄外交官科羅斯托維茨的回憶錄《俄國在遠東》說：“義和團的產生及其迅速發展……老百姓對洋人的積憤主要是因傳教士的行為引起的，由於某些列強，特別是俄國在滿洲和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政策，使這種積憤在上世紀末更加強烈起來。外華人以戰略上、政治上的考慮以及以賠償為藉口，完全無視中國主權，以租借形式佔領了中國的港口和大片領土。”“他們（指英、法兩國駐北京公使）認為，發生這次事件的原因，與其說是由於華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說是由於華人的無知和歐洲人的過錯。”

3、  著名的“中國通”、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公知的洋祖師爺的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說：“引起民眾不滿的一個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後許多中國教徒所表現的傲慢的，甚至肆無忌憚的行為。據報道，有些中國教徒穿著西裝，坐著轎子招搖過市，因教堂事務而闖入衙門，或者利用他們和外華人的關係進行敲詐勒索和拒不納稅。特別令人憤憤的是，中國教徒普遍樂於依仗教會的支援和庇護，同非基督教徒的對手打官司。某些傳教士縱容、甚至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能夠對衙門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使得有時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壓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顛倒的裁決。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到這種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紛紛攀附教會，這便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教徒和普通華人之間的摩擦……由於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引起的疑懼和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衝突極為普遍。從1860年至1900年這40年間，發生了需要透過最高外交途徑來處理的數百起重大事件或騷亂，至於地方上不難了結的案件則有數千起之多。”

4、 《劍橋中國晚清史》承認，洋人的作惡，是導致義和團運動的根本原因：“半個世紀的外華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

  顯然，在洋大人看來：

1、義和團是：品行端正、鐵骨錚錚的漢子。

2、信洋教的教民：“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為者。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在洋大人的眼裡，罵義和團的公知，就是：一群賤骨頭。

 當然，這不妨礙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戰時期日本人豢養二鬼子一樣。

到了當代，這些“二毛子”搖身一變成了慕洋犬和精日分子，他們惡毒的抵毀和咒罵義和團，把義和團妖魔化，無疑是在配合他們的洋主子消解華人民對外來壓迫的抵抗意志，以期能夠在將來很輕鬆的得手。

因此，對外國主子眷戀和維護，對義和團運動的仇視和汙衊，是他們的一種走狗般的本能的反應。

應該算邪教的一種。不然，不會騙了那麼多人，為其衝鋒陷陣，出生入死。可惜的是，點樣一個組織，卻缺乏鋼領，沒有奮鬥目標和管理措施，最後變成了盲人瞎馬，到處碰壁，直至滅亡。

義和團也是邪教？真正是聞所未聞！難不成邪教不夠用義和團來湊？各位看官的太爺爺，太奶奶可曾經都是義和團啊！曾經的英雄現在不叫狗熊，叫邪教恐怖分子！暈！以前我們接受的教育說義和團都是愛國的！專殺洋人和二毛子！現在也只不過才三十年光景啊，當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樣翻轉乾坤，顛倒黑白可真的是搞不懂呀！

“義和團”是底層人因為外來侵略、上層壓迫，導致生活貧苦，利用迷信手段，後被清政府利用的盲目排外活動！

到義和團爆發的時候，鴉片戰爭已經過去了45年，而且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西方列強更加瞧不上中國，他們的公使在北京趾高氣揚，欺負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朝官員。他們的傳教士深入到鄉村，跟傳統的儒家鄉紳發生了劇烈衝突。

一些投機取巧的華人，為了金錢和利益，擁抱了傳教士，然後轉過頭來開始欺負傳統的鄉民。

而且清官是怕傳教士，所以一有矛盾就更偏袒傳教士和傳教士收攬的教眾。

隨著列強在中國取得的權力越來越多，他們的商品也大量的湧入中國，雖然他們以高於本國商品的價格，在中國出售，還是導致了中國傳統手工業的破產，很多人無法生活。

而清政府呢？

搞了自強運動，開始引進西方工業體系和軍事體系，然而政府沒錢，就要向外借，借的錢要還，就得給底層人民要。要錢就要錢吧，搞了半天，三隻海軍據說是當時全球排名第八的艦隊，跟日本人一打，敗了，北洋海軍全沒了。

它簽了大量的不平等條約，賠給列強很多錢，到中日戰爭賠的更多了，

(l)清政府承認北韓國獨立自主，不再向中國朝貢;(2)向日本賠款 白銀二億兩;(3)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4)開放重慶、 蘇州、杭州和沙市為商埠;(5)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開設工廠，從事 工業和各種製造業。

後來三國干涉還遼，又賠了3000萬兩給日本，就是2.3億兩，沒錢賠又得借款，還錢的還是老百姓！日本人做夢都要笑醒了了，這筆鉅款是當時日本年財政收入的5倍，所以他們說，一想到又大量的錢滾滾而來，就頓時感覺國家和個人非常的富裕。

而且1898 年，黃河再次決堤，淹沒了山東境內的幾百座村莊， 患及一百多萬人。老百姓很迷信啊，他們覺得一切都是外華人的錯，他們修鐵路，搞傳教，破壞了當地風水。

開始他們也排清。清政府，也有強烈排外的，他們支援義和團，於是義和團越鬧越大了。

在載漪和剛毅勸說下，慈禧太后需要民心了

她說：

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 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

接著八國聯軍進京了。

所以對義和團的評價有兩種

第一：

義和團事件明顯是由反動的滿族朝廷、頑固的保 守派官僚和士紳，以及無知和迷信民眾的聯合力量所推動的。這 種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感情和憤恨的爆發是 蠢的、非理性的， 但也不能忽視其中所固有的愛國主義成分。

第二：

義和團事件是一場動機正確、方法錯誤的愛國的農民起義的初步形式。

不過對慈禧太后來說，義和團事件是一場痛苦的經歷。她經常流 淚，後悔地說:【沒想到我會變成皇帝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