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是中國傳統士人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就跟李密《陳情表》一樣，他既不想委曲求全折節流世，也不想得罪司馬氏，所以用這樣巧妙的表達保全了自己名節，也為司馬氏留足顏面。朝代更替，中國傳統士人有一種盡忠之志，對新朝廷大多不願合作，故選擇隱居或稱病，甚至以死殉國。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忠義志士，比如豫讓、蘇武等。這樣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明朝滅亡後，以黃宗羲為代表的一大波愛華人士拒不剃髮，密謀反清復明，也是這樣忠義的提現。在民國時期，王國維投昆明湖而死，其實也是殉清盡忠的表現。
趙孟頫作為宋朝皇室貴胄，自己的家國被元朝所滅，自然內心裡是不願意和元朝合作的。但是，正因為他的特殊身份，他身上承擔著來自元廷更大的壓力和外界更多的質疑，他最終無法選擇，只能出來做官，為元廷代言。所以在清代，著名書法家傅青主說趙孟頫的書法“盡奴顏媚骨”，這其實就是以人論書了，由此可見趙孟頫承受的詬辱之深。這與嵇康很像，嵇康拒不與司馬氏合作，最終被殺。另一方面，中國士人還有另一種入世態度，既然天下無道，那我以己之力去澄清天下，就算遺臭萬年，也無所畏懼了。明朝滅亡後，清廷徵召當時的文壇首領錢謙益，錢也不想出山，但史可法殉國在前，錢所承受的壓力和矛盾就更大，所以他曲節應召，目的在於將自以為是的明朝制度用於清朝服務，請求清廷善待天下讀書人，為漢文化保留血脈。世人盡知柳如是可投水殉國，錢因“水太涼”受盡後人辱罵，卻不知錢謙益選擇苟活，需要更大的勇氣。他晚年退隱，賣盡一生藏書暗中資助反清復明，人格極為複雜，也是形勢所迫，不管做何選擇，都跟他傳統士人的身份完全吻合。
我非常喜歡下面這個故事:據說宋亡之後，元廷徵召當時的大儒許衡，許衡接詔立即赴京，另一位大儒劉因便問他：“公一聘而起，毋而太速乎？”意思是說，人家一徵召，你馬上就去當官，未免也太猴急了吧？話中不無諷刺之意。許衡回道：“不如此，則道不行。”後來，元廷又徵召劉因，但劉因卻拒不出山，旁人問他，他回道：“不如此，則道不尊。 ”
這個故事，最早見於《南村輟耕錄》，現在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完全是一個當時人杜撰的故事，並非真實發生的。但是，這個故事的意義，卻超出了它本身的真假。當時人杜撰出來的許衡的“不如此，則道不行”；劉因的“不如此，則道不尊”的回答，蘊意深遠，寄託著當時代儒者的價值觀，很值得我們思考。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就完全被震驚到了，我甚至認為，理解了這個故事，就是理解了儒家。 民族主義興起的現代，儒家與蒙元與滿清的合作，無疑是分外的刺眼。或許有人也會疑惑，儒家自己也是講夷夏之辨的，為何又會與夷合作呢？此處有一個很大的誤會，儒家的夷夏之辨，其核心不是漢族與四夷的區別，而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這是儒家的夷夏之辨與民族主義之間最本質的區別。真正的儒者，他們心中的第一效忠目標，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百姓，更非任何國家、民族，而是所謂的道統，這個道統，我們可以簡單的理解成是以儒家的價值觀為核心的文明與文化。
君王、百姓、國家、民族，在某種意義上，都只不過是儒家藉以行道的載體，所以對於他們的忠誠，是要低於道統的，比如向君王的效忠，是因為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如果不曾食君之祿，那就完全可以不必效忠，並不會因此而受譴責。這僅僅是一種契約關係。理解了這個，才能理解許多儒者的行為模式。許衡一召而起，說不如此則道不行，這是因為儒家是入世的學問，必須要藉助君王與國家的力量行道，如果所有的儒者都不與元廷合作，那儒家的道統就有斷絕的危險，文明的承續就可能中斷，相比此而言，蒙元的異族色彩就是次要的了，只要蒙元願意合作，那首要的，是保證道的延續。
所以在歷史上，儒者最大的敵人，從來不是蒙元與滿清這樣的異族敵人，而是類似贏秦這樣的政權，這也是為何陳王倡義，孔子的後代完全不顧及對方的身份，立即帶禮器追隨，因為秦朝是儒者不共戴天之仇。 那為何劉因卻做出完全相反的選擇呢？是否劉因就不如許衡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呢？顯然並非如此。因為在我們昨天講過的道統之外，儒家還有一個重要的題目，就是所謂的“治統”，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正統，就是王朝的合法性。
蜀漢為何在《三國演義》中是主角？因為宋儒確認了蜀漢的正統地位，那時代的小說不得不受此影響。在古代中國，合法性的來源，漢至宋，概括來說，主要是由五德終始與傳國玉璽確定的，但宋儒開始，拋棄了二者，而將道統引入了治統之上，一個王朝是否是正統，須看它是否承載著儒家的道統。也就是說，宋儒完成了漢儒未能完成的使命，將道統正式的置於治統之上了。
所以，面對元廷的徵召，劉因要堅決的拒絕，這種拒絕，並不完全是因為元廷的治統存在瑕疵，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道統高於治統的態度。儒者固然需要藉助出仕來行自己的道，但是，如果所有的儒者一有官當就迫不及待的出山，那不論如何自我標榜，儒家又算什麼呢？所以，劉因才說：不如此，則道不尊，做出了與許衡完全不同的決定。二人的不同選擇，正是那個時代的儒者心中的儒家的一體兩面，沒有許衡那樣的儒者，儒家就只能在孤芳自賞中顧影自憐的消亡，沒有劉因那樣的儒者，儒家就會淪落為君主的看門犬，喪失理想與尊嚴，只有這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行為，合在一起，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儒家。
故他們做何選擇，都是值得尊重的。至少在現在，我們的確缺乏這樣的精神氣節和士人精神。
這其實是中國傳統士人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就跟李密《陳情表》一樣，他既不想委曲求全折節流世，也不想得罪司馬氏，所以用這樣巧妙的表達保全了自己名節，也為司馬氏留足顏面。朝代更替，中國傳統士人有一種盡忠之志，對新朝廷大多不願合作，故選擇隱居或稱病，甚至以死殉國。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忠義志士，比如豫讓、蘇武等。這樣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明朝滅亡後，以黃宗羲為代表的一大波愛華人士拒不剃髮，密謀反清復明，也是這樣忠義的提現。在民國時期，王國維投昆明湖而死，其實也是殉清盡忠的表現。
趙孟頫作為宋朝皇室貴胄，自己的家國被元朝所滅，自然內心裡是不願意和元朝合作的。但是，正因為他的特殊身份，他身上承擔著來自元廷更大的壓力和外界更多的質疑，他最終無法選擇，只能出來做官，為元廷代言。所以在清代，著名書法家傅青主說趙孟頫的書法“盡奴顏媚骨”，這其實就是以人論書了，由此可見趙孟頫承受的詬辱之深。這與嵇康很像，嵇康拒不與司馬氏合作，最終被殺。另一方面，中國士人還有另一種入世態度，既然天下無道，那我以己之力去澄清天下，就算遺臭萬年，也無所畏懼了。明朝滅亡後，清廷徵召當時的文壇首領錢謙益，錢也不想出山，但史可法殉國在前，錢所承受的壓力和矛盾就更大，所以他曲節應召，目的在於將自以為是的明朝制度用於清朝服務，請求清廷善待天下讀書人，為漢文化保留血脈。世人盡知柳如是可投水殉國，錢因“水太涼”受盡後人辱罵，卻不知錢謙益選擇苟活，需要更大的勇氣。他晚年退隱，賣盡一生藏書暗中資助反清復明，人格極為複雜，也是形勢所迫，不管做何選擇，都跟他傳統士人的身份完全吻合。
我非常喜歡下面這個故事:據說宋亡之後，元廷徵召當時的大儒許衡，許衡接詔立即赴京，另一位大儒劉因便問他：“公一聘而起，毋而太速乎？”意思是說，人家一徵召，你馬上就去當官，未免也太猴急了吧？話中不無諷刺之意。許衡回道：“不如此，則道不行。”後來，元廷又徵召劉因，但劉因卻拒不出山，旁人問他，他回道：“不如此，則道不尊。 ”
這個故事，最早見於《南村輟耕錄》，現在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完全是一個當時人杜撰的故事，並非真實發生的。但是，這個故事的意義，卻超出了它本身的真假。當時人杜撰出來的許衡的“不如此，則道不行”；劉因的“不如此，則道不尊”的回答，蘊意深遠，寄託著當時代儒者的價值觀，很值得我們思考。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就完全被震驚到了，我甚至認為，理解了這個故事，就是理解了儒家。 民族主義興起的現代，儒家與蒙元與滿清的合作，無疑是分外的刺眼。或許有人也會疑惑，儒家自己也是講夷夏之辨的，為何又會與夷合作呢？此處有一個很大的誤會，儒家的夷夏之辨，其核心不是漢族與四夷的區別，而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這是儒家的夷夏之辨與民族主義之間最本質的區別。真正的儒者，他們心中的第一效忠目標，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百姓，更非任何國家、民族，而是所謂的道統，這個道統，我們可以簡單的理解成是以儒家的價值觀為核心的文明與文化。
君王、百姓、國家、民族，在某種意義上，都只不過是儒家藉以行道的載體，所以對於他們的忠誠，是要低於道統的，比如向君王的效忠，是因為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如果不曾食君之祿，那就完全可以不必效忠，並不會因此而受譴責。這僅僅是一種契約關係。理解了這個，才能理解許多儒者的行為模式。許衡一召而起，說不如此則道不行，這是因為儒家是入世的學問，必須要藉助君王與國家的力量行道，如果所有的儒者都不與元廷合作，那儒家的道統就有斷絕的危險，文明的承續就可能中斷，相比此而言，蒙元的異族色彩就是次要的了，只要蒙元願意合作，那首要的，是保證道的延續。
所以在歷史上，儒者最大的敵人，從來不是蒙元與滿清這樣的異族敵人，而是類似贏秦這樣的政權，這也是為何陳王倡義，孔子的後代完全不顧及對方的身份，立即帶禮器追隨，因為秦朝是儒者不共戴天之仇。 那為何劉因卻做出完全相反的選擇呢？是否劉因就不如許衡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呢？顯然並非如此。因為在我們昨天講過的道統之外，儒家還有一個重要的題目，就是所謂的“治統”，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正統，就是王朝的合法性。
蜀漢為何在《三國演義》中是主角？因為宋儒確認了蜀漢的正統地位，那時代的小說不得不受此影響。在古代中國，合法性的來源，漢至宋，概括來說，主要是由五德終始與傳國玉璽確定的，但宋儒開始，拋棄了二者，而將道統引入了治統之上，一個王朝是否是正統，須看它是否承載著儒家的道統。也就是說，宋儒完成了漢儒未能完成的使命，將道統正式的置於治統之上了。
所以，面對元廷的徵召，劉因要堅決的拒絕，這種拒絕，並不完全是因為元廷的治統存在瑕疵，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道統高於治統的態度。儒者固然需要藉助出仕來行自己的道，但是，如果所有的儒者一有官當就迫不及待的出山，那不論如何自我標榜，儒家又算什麼呢？所以，劉因才說：不如此，則道不尊，做出了與許衡完全不同的決定。二人的不同選擇，正是那個時代的儒者心中的儒家的一體兩面，沒有許衡那樣的儒者，儒家就只能在孤芳自賞中顧影自憐的消亡，沒有劉因那樣的儒者，儒家就會淪落為君主的看門犬，喪失理想與尊嚴，只有這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行為，合在一起，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儒家。
故他們做何選擇，都是值得尊重的。至少在現在，我們的確缺乏這樣的精神氣節和士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