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滅亡有四大禍根，分別為藩鎮之禍、宦官專權、農民起義、朋黨之爭，其中，藩鎮之禍是最大的禍根。

安史之亂就是藩鎮之禍。

我們如果瞭解清楚為什麼會爆發安史之亂，就能明白安史之亂後為什麼唐朝就江河日下，日益衰弱。

先來說說藩鎮崛起。

根源來自於唐朝設定的節度使制度。節度使是大唐王朝的獨特發明。

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後平定遼東、東、西突厥、吐谷渾等地區，使唐朝成為一個國境極為遼闊的國家。邊境漫長，周邊遍佈少數民族勢力，邊防壓力很大。為加強邊境防禦，朝廷開始在一些戰略意義比較重要的地區設定最高軍事長官，節度使一職應運而生。

節度使一職始設於唐睿宗景雲年間，而其正式和有計劃的設定，是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元十年，設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十個節度使。范陽（北京地區，即古幽州）節度使是節度使中兵力最大的。

而安祿山一人恰恰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擁兵20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8萬，而且太平日子過久了，打起仗來，不堪一擊。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節度使權力膨脹

節度使設立之初僅僅作為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專司國防軍事，不管地方民政。可是，到了天寶年間，節度使權力越來越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他們儼然就是“土皇帝”，總攬所轄地方的軍、民、財、政大權，連各州最高行政長官刺史都要受其節制。節度使本人往往還直接兼任帥府所在州的刺史，成為名副其實的地方大員。

節度使勢力的擴張沒有引起朝廷和皇帝的重視，他們反而賦予一些重要節度使更多的權力，甚至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比如安祿山統領三鎮。

為什麼出現這種問題？

就在於統治階層也日漸腐化，怠於政事。

唐玄宗統治後期，越來越享受，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朝政一直由李林甫把持，國內矛盾重重。而且奸相李林甫為了專權，向唐玄宗建議重用胡人，說他們忠勇單純，加上安祿山認楊玉環為母親，曲意逢迎，更加受唐玄宗信任與重用。也就是說，他們君臣放任安祿山等節度使擁兵自重，使安祿山權力越來越大，最終自食惡果。

後來，楊國忠為相，與安祿山不和，激起了安祿山的反叛之心。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經過近十年艱苦卓絕的戰爭，朝廷終於平定這起規模巨大的叛亂，延續了王朝國祚。

安史之亂後，唐朝依然依賴節度使，無異於飲鴆之渴

但唐帝國沒能因此挽救頹勢，再現昔日輝煌，反而陷入更大的危機，因為平定安史之亂的主力不是政府的中央軍，而是手握兵權的地方節度使。

安史之亂前，唐帝國的中央軍長期生活在太平盛世，習慣了歌舞昇平，戰鬥力大幅減弱，真正能打的反而是鎮守邊陲、時常訓練打仗的藩鎮軍隊。

中央政府的軍隊不中用、不禁打，為平定叛亂，恢復河山，朝廷只好依靠手握重兵、實力強大的節度使。

但要想調動這些人的積極性，僅靠朝廷釋出一道詔令，號召大家積極勤王、為國平叛之類的精神激勵是不管用的，必須拿出足夠的誠意。

加官晉爵自然少不了，但最實惠的是放權，在財權、事權、人事權，甚至司法權等方面進一步擴大節度使們的權力。在一系列放權措施中，最具決定意義的是允許節度使自行招兵買馬。

在此之前，大部分節度使所轄兵馬是朝廷的軍隊，只是由節度使代為管轄。但從現在開始朝廷公開允許他們招募士兵，這些招募來計程車兵就成了節度使的私人武裝，一種全新的兵制——募兵制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這是中國古代兵制最重要的轉折點。

安史之亂實質上是節度使勢力過盛惹出來的禍患，平叛後削弱地方實力派應該是必然選擇，但實際情況卻是，安史之亂後地方勢力更加強盛，節度使的分佈從邊疆延伸到內地，中央政府對此束手無策。

十年的戰爭，老百姓流離失所，國內開始爆發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蜂擁四起的盜賊土匪也趁機作亂，安史之亂的叛軍餘孽也還是不斷鬧事。唐王朝陷入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軍事危機。朝廷掌握的中央軍既無力鎮壓、打擊，也無法清剿，只能繼續依賴地方藩鎮出兵出力。

在遍佈全國的節度使中，實力最強的有八個，他們分別是：魏博、成德、盧龍、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澤潞，合稱“八鎮”。

這八鎮不但佔據重要的戰略位置，擁有雄厚財力和強大軍力，甚至搞起父死子承、兄終弟及的世襲制。現任節度使死了，他的兒子或兄弟根本不等朝廷重新任命，主動接替父兄之位，還很自覺地自封“節度留後”，然後向朝廷報告請求認可。

這種先斬後奏的行為簡直是公開謀反，換作以往朝廷不會聽之任之。

不過現在是靠拳頭說話的年代，朝廷這個沒有爪牙的老虎，不敢招惹這些兵強馬壯的軍閥，只好接受既成事實，裝模作樣地下詔書承認他們的節度使官職。

就這樣，八鎮節度使代代相傳，藩鎮儼然成為一個個獨立王國。

唐德宗、憲宗時，中央政府對地方還沒有完全喪失控制力，有所作為的皇帝偶爾能略振國威，對不服從命令的藩鎮予以武力打擊。

但唐穆宗、文宗以後，宦官專權、黨爭之亂、農民起義三大禍患都來湊熱鬧，中央局勢更加混亂，特別是在黃巢大起義的沉重打擊下，羸弱不堪的唐王朝徹底走向崩潰。

老牌藩鎮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進一步擴大勢力，新生土豪亦如雨後春筍，趁機割據一方。到唐昭宗時，拋卻那些渾水摸魚、籍籍無名的小軍閥不算，光是有一定實力，能互爭長短、一較高下的藩鎮全國就有三十餘處。

在唐王朝苟延殘喘的最後幾十年，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已不是李氏皇帝和朝廷高官，而是風光無限的地方藩鎮。疆域廣闊的盛唐帝國已被藩鎮瓜分殆盡，別說“政令不出關中”，就連皇宮都出不去了。

後來，朱溫從河南中部崛起，經過二十多年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戰爭遊戲，兼併吞噬十多股勢力，其他尚存的藩鎮也大多向他表示臣服。

唐朝，一個萬國來朝的朝代。

安史之亂的爆發，打亂了當時唐朝的皇帝唐玄宗的內外部署，使得漢人為之神往的大唐盛世開元之治毀於一旦，就連一手締造這一世代稱頌的盛景的唐玄宗李隆基，也不得不為了日後的頤養天年，對自立門戶的太子李亨忍氣吞聲，對忠心於自己卻又逼迫自己縊殺愛妃的高力士和陳玄禮以禮相待。

八年後，儘管究極肅宗代宗德宗三代之力平定了以河朔三鎮為主力的安史之亂，大唐榮耀不僅不付留存，更是造就了藩鎮割據。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與唐朝朝廷產生了失聯狀況，在日復一日的積累之下，藩鎮割據越演越烈，最終想要平定藩鎮的唐朝朝廷在竭澤而漁的經濟措施之下，迫使百姓揭竿而起，使得新的藩鎮踏著舊藩鎮的屍體層出不窮的崛起，外族趁亂侵入，唐朝不但沒有崛起，反而是一蹶不振。

那麼，唐朝為什麼在安史之亂後，迅速的進入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

多數情況下，會將安史之亂之後的大唐定為中唐時期（最為頂峰時自然是唐玄宗的開元之治）。這正好應證了一個說法，盛極必衰。

即便世人皆知往日榮耀不復返，卻依然希望在自己手中恢復大唐的繁盛。此種渴望，在公在私唐肅宗責無旁貸，又經唐代宗、唐德宗兩朝的“經營”，由此引發了唐朝進入衰敗時期。

肅宗的決策

肅宗面臨的是無兵無將，空有太子兼天下兵馬元帥的名頭。哥舒翰大敗潼關後，唐肅宗身邊只有兩千人。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太子李亨稱帝之後，郭子儀和李光弼撤回時才帶來了五萬人。當時兩京皆落入安祿山之手，財帛幾乎蕩然無存，只能採用和親的方式，派遣與回紇有舊的僕固懷恩結好回紇借兵五千，聯合數個西方藩鎮遊牧部落（朔方、安西、回紇、大食等）二十萬人馬，收復西京，站穩腳跟。之後克復東都洛陽，二十萬大軍圍困安慶緒於相州。

為了答謝回紇太子葉護，唐肅宗下詔。

乃封葉護為忠義王，約每年送絹二萬疋，至朔方王便交授。

這種籠絡手段和答謝的方式無可厚非，可是在這之前，回紇早在東西兩京之中，飽掠一番。要知道，安祿山的軍隊曾在西京長安中盤踞了近一年半的時間。官員和宮女每抓獲百名便送往長安，兵甲文物圖籍犀象掖庭後宮洗劫一空。幾次三番的襲擾，十室九空。

初收西京，回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及收東京，回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

對於外族的助力和劫掠，既無法拒絕，又乏力阻擋，唐代宗李亨更想在短時間內平定內亂，便不停調遣周邊的都督府和藩鎮，包括最遠的安西和抵禦吐蕃的主力，河西隴右兩節度使。當然，還有日後成為平定安史之亂的主力軍朔方。

兵災加上日甚一日的消耗，不僅國庫空虛，邊地也因此抽調的所剩無幾如同不設防。吐蕃和党項趁機不斷東進劫掠，西南地的南邵也蠢蠢欲動。

代宗的選擇

唐代宗李豫即位後，傾盡全力平定了河朔三鎮。可是允許田承嗣等人搞割據，令後人大肆口誅筆伐。其實，即位之初他根本是無力討伐，即無軍隊又無糧餉。唐代宗只能退而求其次，容忍三鎮成為事實上的小朝廷，凡有上奏請封請命的，唐代宗悉數恩准。而藩鎮之中被推選出來的節度使或留後，不管不問牙兵牙將是經過如何廝殺如何勾心鬥角獲得的任命。

換句話說，唐代宗的做法看似懦弱無能，姑息養奸。其實仔細一看，卻是代宗制約河朔三鎮的一個策略，就是鼓勵河朔三鎮的內部進行爭權奪利，相互殘殺。凡是河朔三鎮更換節度使上書請封的話，立刻恩准，激勵三鎮內耗。

雖然這個方法顯得笨拙被後世評價為姑息，卻不得不說為唐德宗和唐憲宗打下了一個基礎。

然而，也僅此而已。

在唐代宗還是皇子時，先是經歷了安史之亂，大唐瞬間衰敗，而後終極父親唐肅宗一生加上他的親身參與下才將亂軍壓縮至河朔三鎮，緊接著吐蕃入侵，佔據十數州，兵臨長安城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僕固懷恩叛唐，引領吐蕃回紇30萬大軍再次縱軍入侵。即便想有作為，在這個有兵有將就可以舉兵起事的動亂年代，也不易成行。

德宗的決策加努力

自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開始，吐蕃開始攻取河西諸州，至唐德宗李適貞元六年（790年），截斷了與西方國家和藩鎮的聯絡。這不僅僅是領土的丟失，更是被截斷與藩鎮以及西方失去了交往，經濟規模日益萎縮。

河朔三鎮雖然早已收復，卻因糧食和賞賜的問題爆發了史上有名“涇原兵變”。

如果是其他藩鎮出現這種情景，代宗便會派出禁軍，也就是掌控在親信宦官之手的左右神策軍。自從吐蕃在廣德元年（763年）侵入長安之後，神策軍的主要職責就轉變為巡防（主要有四個側重點分別為，奉天、雲陽、涇陽和咸陽），負責長安的安防。

擁有一個長期存在且責任重大的禁軍，為了保持正常運轉和發揮它的功用，就需要解決因此帶來諸多問題。

首先，僅是豢養這些禁軍就需要很大的費用。其中佔據攻防主力的騎兵，消耗的糧草更為巨大。

能夠提供馬匹的回鶻和党項則是趁火打劫，雖說是不斷送來馬匹與唐朝進行交易，卻是極為頻繁，更讓上下目瞪口呆的是，馬匹多數會在不久死亡或損耗掉，來年還需要再行購買。白居易在《陰山道》這樣描述。

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

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

其次，連年戰亂，耕地荒蕪，主要的收入來自於南方，卻又隨著戰局的變化時常中斷。期間更是接連遭遇洪水蝗災以及旱災。

百姓四處逃亡，形成了日後時常見於史書的逃戶，逃戶在一些地方定居後，大多就成了只能依附地主豪門為生計的“客戶”。賦稅無法順利且正常的呼叫，隨著與河朔三鎮以及淄青鎮的割據，賦稅多用來維持軍事的開銷，糧食和物價飛漲，米鬥千錢，京師米鬥一千四百錢。

雖然歷代都會出現各種天災，可是與兵變接踵而來，極大打擊了唐朝。最終，促使唐德宗時期兩稅法的誕生，改革賦稅徵收辦法，堪堪維持住局面，緩慢的恢復國力。

總之，經過唐肅宗唐德宗四朝的積累，局面雖然還是差強人意，國內大鎮強鎮林立，詔令多被違逆，最少還保有李氏的名號。

在“安史之亂”後，唐朝逐漸走向衰落，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唐朝時期所實施的藩鎮制度。

唐朝是一個國土遼闊的國家，這種制度雖然有利於各地方的普遍發展，但是會導致中央政府權力的逐漸衰弱。隨著地方經濟政治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政治制度必然會對中央政權產生危險。

唐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就是因此爆發的，“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更是一落千丈，對於地方政權的把控變得有心無力，這最終導致了大唐王朝的漸漸的衰落。

一、唐朝衰落的政治原因

（1）政治的腐化：

自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亂”前期，一直維持著高速發展的狀態，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唐朝的歷代君主，無論是唐太宗還是唐高宗，或者是武則天，甚至是轉折點的唐玄宗都是大有作為的君主，雖然國內曾經爆發過動亂，但整體的國家實力是逐漸增強的。

不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盛及則衰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在社會安定之後，朝廷開始謀求更高的發展水平，因此開始加大對人民的剝削，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很多唐朝前期隱藏的問題開始顯現出來。

（2）社會制度遭到嚴重破壞：

唐朝初期建立的各項政治制度其實是極其完善的，到了唐太宗時期，各政治部門各司其職，國家機器處於一種平穩執行的狀態之中。

但是武則天時期，一切發生了改變，女性稱帝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為了成功稱帝，她對原本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到了唐玄宗時期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唐玄宗中期，處理政務很多時候就完全憑個人的喜惡，到了唐玄宗統治後期更是將李林甫，楊國忠等官員視如奴僕，尤其是楊國忠上臺之後，整個朝堂亂象叢生，官員們只顧貪財享樂，不顧國家發展，在這種狀況下，國家政局一片黑暗，唐朝一步步走向滅亡。

（3）藩鎮制度弊端顯現：

唐朝對於地方的權力過於放大，才會出現“安史之亂”這樣的事件，即使在“安史之亂”平定之後，藩鎮割據局面也沒有被削弱，甚至地方權力愈加擴大，此時地方節度使的權力就像皇權一樣可以傳承，這樣看來地方就相當於“小國家”了，此時衰落的中央並沒有能力解決這一系列地方問題。

“安史之亂”後仍有很多餘黨沒有被消滅，而朝廷對此也採取的是姑息養奸的政策，對於願意投降的反賊，中央甚至可以封他們為節度使，讓他們掌管地方的財政大權，在這種政策下地方勢力的話語權明顯高於中央，最終個節度使團結一致，反抗朝廷命令，不向中央提供賦稅。

（4）對於百姓的壓迫：

由於地方勢力沆瀣一氣，不向中央交納付稅，為維持中央職能的正常執行，統治者開始大肆斂財。

加上當時自然災害頻發，百姓們身上的負擔日益加重，多次戰爭，更是讓民間喪失了大量的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百姓的生活如同雪上加霜，漸漸的民間農民起義運動興起，這大大威脅了唐朝的統治。

（5）唐朝後期宦官掌權的現象：

唐朝後期，統治者者偏愛宦官，宦官也因此獨攬軍政大權，到了後期，甚至連天子的命令都敢違背。

宦官集團存在普遍文化低下，目光短淺的問題，在他們的統治下，整個政局趨於癱瘓，朝政大事都以宦官集團的意志為準，這種政治局面引發了很多人的不滿，漸漸的地方勢力和農民起義軍，紛紛以清剿宦官為名進行軍事活動。

（6）外部勢力的威脅：

在唐朝剛剛建立時，唐太宗十分關注邊疆安定問題，曾經多次發兵攻打滅東突厥，吐谷渾，高昌等地，唐高宗時期也延續了這一對外政策，使用軍事鎮壓消滅了西突厥，高句麗，百濟等地，武則天時期也多次向西域發兵。

但是到了唐玄宗時期這些國家卻共同發難了，東北契丹，常常侵犯我國邊境，西邊的吐蕃也動盪不安，西南地區的南詔，北邊的回紇，也常常挑釁，隨著前幾任君主的多次發兵，這些地方政權實力已經大大減小，但是為了邊境地區的安定也不得不出兵，然而每次出兵都極其耗費國力，而且作戰效果並不是很好，這對於本就不富裕的唐朝來說損失很大。

二、唐朝衰落的經濟原因：

（1）“均田制”的滯後：

在土地制度上，唐朝延續了隋朝時期的“均田制”， 就是國家丈量土地，根據家庭中人丁多少，平均劃分土地。

由此可見“均田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弊端，這種土地制度在人少地多的時候才能夠平穩執行下去，可唐朝時期國家繁榮，人丁興旺，很顯然不適應這種土地制度，於是唐朝中後期土地兼併問題逐漸嚴重，那些因為沒有土地，成為留名的百姓，成為了當時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

（2）“租庸調製”的衰敗：

“租庸調製”是在“均田制”基礎上所推行的賦稅制度。根據規定凡事擁有土地的家庭，必須按人丁多少繳納付稅並且扶搖逸，這種政治制度必須與“均天制”相互配合。

由於“均田制”被破壞，“租庸調製”也漸漸衰敗下去，雖然後期改用“兩稅法”，但是已經到了唐德宗年間，此時的唐朝已經處於後期，因此，“兩稅法”最終也沒有得到普及。

三、唐朝衰落的軍事原因

唐朝士兵的來源主要是“府兵制”所提供的農民兵，這些士兵平常在家裡種地，打仗時提供徭役，這種軍事制度也要依靠“均田制”才能夠維持下去，當時因為土地把人民牽制在固定的地方，但是隨著土地兼併運動的盛行，原有的軍事制度漸漸很難招上士兵。

於是到了唐玄宗時期，就開始實施“募兵制”，就是國家用金錢來招募士兵，可是朝廷在改變原有軍事制度的基礎上並沒有形成一套有效的預防監督措施，最終由於中央不想負責招募士兵時的花費，於是將這項任務下發地方，導致招募上計程車兵被地方官員所控制，地方官員也因此實力漸漸壯大。

像安祿山一個人手中就把握著20萬大軍的控制權，這對中央的威脅可以說是致命的，中央也因此陷入到了一個兩難的境地，如果不招募士兵的話，就會受到外部勢力的威脅，可是招募士兵的話地方勢力又會迅速壯大。

四、統治者的個人原因：

唐玄宗在位時間非常長，政績也十分顯著，他在位期間先後評定了衛後，太平公主，上位之後任用賢能，蓄意進取，形成了開元盛世的景象。

俗話說得好，飽暖思淫慾，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漸漸開始奢侈享樂，雖然在李林甫，楊國中擔任宰相石阡，朝政大權還是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此時的他已經無心國家大事只求奢侈享樂。

總結：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節點，但“安史之亂”絕對不是唐朝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可以說即使沒有“安史之亂”的影響，唐朝依舊會迅速衰落下去 ，即使沒有政治、軍事上的原因，唐朝覆滅的結局也是必然的，這是封建社會的必然結果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避免！

首先，安史之亂並沒有被徹底平定，而是朝廷在某種程度上向叛軍殘餘勢力妥協。

安史之亂爆發之前，唐朝軍事上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面。因此，公元755年凍，當手握平盧、范陽、河東三鎮20萬邊軍的安祿山起兵反叛之初，唐中央軍根本無力抵擋。短短數月就兩京盡失，唐玄宗倉皇出逃，入蜀避難。

安史之亂歷時近八年，最終才得以平息。而唐朝之所以能平定叛亂，與其說是郭子儀、李光弼、張巡等名將統兵奮勇殺敵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叛軍自身內訌不斷造成的。

事實上，在唐軍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安史叛軍內部一直都在內訌。先是安慶緒殺安祿山，然後是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再然後又是史朝義殺史思明。安史叛軍就是這樣，在不斷的“子殺父，臣殺君”之中消耗自身的力量，使得叛軍陣營離心離德，再武力與唐軍作戰。

但即便如此，唐朝最終也還是沒有完全消滅叛軍勢力。公元761年，唐軍與回紇軍可復洛陽，史朝義率殘部向東出逃。至此，安史叛軍敗局已定。於是，叛軍內部尚有實力的將領便開始紛紛選擇獻地向朝廷投降。

而此時剛即位的唐代宗，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無法下定決心對叛軍餘孽進行徹底的掃蕩。於是，唐代宗便接受了叛將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和薛嵩的投降，並分別任命他們為魏博節度使、盧龍節度使、成德節度使和相衛節度使。（順便插個題外話，薛嵩這個人物的家世很不簡單，他的爺爺可是大名鼎鼎的薛仁貴。）

正是因為唐代宗的妥協，是的安史叛軍的餘孽得以繼續擁兵自重，控制河北諸鎮，為中唐以後藩鎮割據的局面埋下了伏筆。

其次，安史之亂對唐朝的破壞實在太過巨大了，使得此後的唐朝再也不復當年之盛。

唐朝可謂是極盛而衰的典型，安史之亂之前的大唐物華天寶、一副繁華盛世的表象。然而，經安史之亂的破壞，大唐幾近陷入崩潰的境地。

據《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

安史之亂前，唐朝擁有不下六千萬人口。然經過八年戰亂的破壞後，唐代宗年間的唐朝人口，就只剩下一千六百多萬，人口銳減差不多八成。雖然，這人口數字不一定準確，但從史籍的種種記載中，我們都能看出，安史之亂對唐朝的巨大破壞。

也正是因為唐朝的戰爭損耗實在太過嚴重了，唐代宗即位後才為了儘快結束戰爭，而不得不選擇向投降的叛軍將領妥協。

從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到公元907年朱溫篡唐，150多年，一個半世紀，在這一個半世紀，唐王朝國運是一路下滑，雖然這期間出現過如唐憲宗這樣的英主，但是終究無力迴天，為啥呢？我們就要先了解這一個半個世紀的專屬名詞，就是“藩鎮割據”。

藩鎮，在盛唐的時候，他是一味藥，他有效的根治了唐朝的肢體肥大症。

到唐玄宗時候，他實際上遇到了中國古代所有帝王沒有遇到的問題，就是四處都是邊患。

東北有契丹、有奚族所挑起的叛亂；北邊是回鶻就是現在的維吾爾族；西邊面對吐蕃人的邊境壓力，南邊是南詔。漢代的時候僅僅是北方一個匈奴就搞得漢朝皇帝要吐血，唐玄宗是遇到的是四面楚歌，最終朝廷只能把權力下放，讓那些邊境地帶的行政區，讓他們自己籌集糧草，自己籌集軍隊，各自為戰，這就是藩鎮的來歷，當時這是一劑良藥，比如說安祿山他就是因為有效的握有了從山西到河北再到幽州就是今天北京一整個地帶的全部行政軍事和財政大權，他才有可能在民間募集糧草，在當地募集士兵，才能夠打造出一支強有戰鬥力的邊防軍集團，有效地抵禦來自東北方向上的契丹奚族的邊患壓力。

藩鎮，是藥也是毒，轉化之快，讓唐朝皇帝猝不及防

是藥三分毒，任何制度一定有它的後遺症，藩鎮的害處主要是兩點：

首先，士兵的向心力不一樣了，原來是原在長安的天子給他們發軍餉，現在是安大將軍給我發軍餉，那基層士兵他認誰呢。

其次，就是藩鎮士兵的戰鬥力與中央軍也不一樣，因為藩鎮節度使將領，他跟士兵是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戰鬥，感情不一樣，所以很容易打造出一支強軍。

後來唐肅宗在靈武繼位，中央已經沒有兵了，所以只好繼續給政策，就是你們都就地籌糧，就地募兵，替我去揍這個安祿山和後來的史思明。等到把安史之亂給平定了，已經是遍地藩鎮。

伴隨著中晚唐150年的歷史的藩鎮割據現象隨即出現，並愈演愈烈。

為何唐朝中央平定不了藩鎮？

在唐代的初年，國家實行是府兵制，是從南北朝繼承下來的一套制度，老百姓平時在家有房子有地，是耕地的農民，一旦國家需要，自備裝備上戰場，打完之後還是回到老家去種地。但是在安史之亂中以及平定之後搞的就不是這一套了，改為募兵制，就是任何一個將領只要你發得出軍餉，你就在社會上可以召集那些流民，讓他們去參軍當兵。那這些流民包括什麼人？流氓、地痞、強盜肯定免不了，另外就是失地的農民，這幫士兵只剩下一個身份---職業軍人。他沒有農民的那個側面，這幫人的利益只能從戰場上，或者從將領發的那個軍餉當中才能獲得。

比如說唐德宗的時候發生的涇原兵變。當時唐德宗是徵召涇原節度使的兵，說你來幫我去平滅一個叛亂，大家就高高興興來了，那些士兵甚至還帶著家屬來了，以為到了長安城，皇帝肯定得放賞，萬一賞的銀子多呢 我拿不了，得讓我家屬帶回老家。結果士兵們來了之後發現皇帝沒有準備什麼賞錢，甚至那些官員對他們還剋扣，吃的是粗茶淡飯，於是不滿隨即譁變，這種譁變是連他們的將領都制止不了的。他們的將領叫姚令言，他剛開始還勸說士兵千萬不能造反，將來都是殺頭的罪。最後士兵們說，你跟不跟著幹，不跟著幹，殺了你，我們換一個頭兒，姚令言只好同意起兵。這就是著名的涇原兵變。

華人都講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但是對於藩鎮割據計程車兵，你會發現它是一個自下而上構建的社會組織，雖然表面上也有什麼將軍、節度使，但是這些人其實是受底層士兵脅迫的。很多事你不跟著幹是不行的，這個組織就像一個九頭蛇，你砍掉一個頭，它又能長出一個頭。所以藩鎮割據為什麼難於平滅，原因就在這兒。

我們在讀中學的時候有一篇文言文，叫《李愬雪夜入蔡州》，那雪夜入蔡州打的是誰呢，叫吳元濟，當時全國藩鎮大大小小都有點那個割據的意思，但是鬧得最兇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淮西節度使，就是這個吳元濟，還有一個是淄青節度使，這個人叫李師道。淮西節度使在哪兒呢？大概是今天的安徽的北部河南的東南部這一片，就是汝南縣為中心。

當時叫蔡州。原先的淮西節度使吳少陽，他死後，他兒子吳元濟秘不發喪。

然後向中央請示我能不能繼承啊，中央就不答應，吳元濟隨即造反。

於是唐憲宗派李愬前去平叛，後來李愬雪夜入蔡州，活捉了吳元濟，押到長安城，一刀斬棄。

隨後唐憲宗就督促李愬進軍淄青藩鎮，十一戰十一捷，最後就把李師道逼入了絕境，他手下計程車兵直接譁變，把李師道給殺了，投降中央，淄青藩鎮就此平定。緊接著鬧得最兇的的河朔三鎮直接投降中央。

所以在唐憲宗李純當政的十五年期間，天下藩鎮其實已經全部平定了，但唐憲宗一死，就會發現，他這十五年的所有努力都付之東流。你再看一眼那個藩鎮，唐憲宗死後簡直不能用什麼星火燎原來形容，簡直就是烈火烹油。

藩鎮是個什麼物種，為什麼它也幹不過中央？

唐代的藩鎮是一個很獨特的物種，有點像某些西方國家的公民自治或者社群自治的傳統

如果說有人想搞美國，說把美國總統刺殺掉，有用嗎？沒有用，美華人再選個總統出來就完了嘛。可是前些年美華人打伊拉克只要把薩達姆給幹掉，那它那個中央集權系統就會崩潰。所以你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這是完全不同的社會物種。

但為什麼割據的藩鎮想打中央的主意但最終都歸於失敗呢？比如說安史之亂，打了八年，還是被平滅了，涇原兵變也是這樣，最終也歸於失敗，為什麼呢？我們還是要到藩鎮割據那個社會結構裡去找。它是自下而上的社會結構所以它就天然不具備侵略性，那些基層計程車兵，他們是沒有什麼野心的，因為他不是將領。

打下天下來又不是他坐江山當皇帝，他的唯一的訴求就是吃飽穿暖，最好不發生什麼變化，只要有人給我發軍餉就挺好，所以他們也作為一種地方性的力量，具有一種內斂性，反而制約了那些雄心勃勃的節度使去反抗中央 。

節度使往往也要藉助中央的權力去鎮壓士兵，唐代中晚期有一個著名的宰相叫李德裕，他就講過一句話：河朔三鎮兵力雖強不能自立，仍然要靠朝廷的官爵威力以安軍情。就是我給他一個封賞，給哪個士兵加一個誥封等等，給他封個什麼官。你別看這玩意兒是虛的，那些底層老百姓也是認這一套的。所以朝廷的官爵威命對於一個節度使來控制自己手下計程車兵，它也是很管用的。

藩鎮割據是一種平衡態，但是一種癌症式的平衡態，已經沒有“治癒率”，只能講“存活率”

關於這一百五十年唐代藩鎮割據的歷史，與其我們把它理解為是一種惡意的對峙，還不如把它理解為是一種默契的共存。就像一些癌症很少講什麼治癒率，講的都是多少年以上的存活率。

那為什麼搞了一百五十年，這個格局還是沒有持續下去，李唐王朝還是完蛋了呢？

因為原先這個穩定地共存結構，它架不住一個突如其來的外力的衝擊，這個外力就是晚唐的黃巢起義，黃巢起義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它禍害了全國，蹂躪全國，把原來那個結構打爛了。

因為安史之亂的平定靠的是地方的武裝力量，這些勢力在之後發展成為藩鎮割據，互相征戰，唐朝政府在安史之亂到唐朝滅亡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裡逐漸失去對藩鎮的控制，最後唐朝也是滅於藩鎮。安史之亂確實是唐朝盛衰的轉折點，雖然中間有反覆，但唐朝還是逐漸衰落下去，黃巢起義更加速了唐朝的滅亡，藩鎮勢力更加做大。之所以逐漸衰落，是因為唐朝無法直接有效控制地方，且威信不再。

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始終沒有被平定，叛軍坐第一把交椅的首領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等人雖然最終都被誅殺，叛軍名義上也都不再與唐朝中央政府作對，但是安史叛軍中其他重要將領都是有條件投降，唐朝給了他們很高的官職，以及獨立的權利，比如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節度使，李懷仙為盧龍（今河北北部）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今河北中部）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這更是加劇了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割據的情況。

所以，安史叛軍的殘餘勢力是被“招安”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完全歸順唐朝，反而依然是與唐朝中央對峙的嚴重威脅。唐朝雖然在名義上平定了“安史之亂”，但實際上只是向叛軍妥協了。

“安史之亂”給曾經強盛的唐朝帶來了致命性的打擊，除了經濟上、社會上的混亂之外，更重要的是嚴重降低了唐朝政府的威信。對內，唐朝政府更加無力於統治藩鎮，對外，唐朝政府施行收縮政策，幾乎是徹底放棄了西域地區。

再加上唐玄宗之後唐朝再也沒有出現足夠強勢、善於運用權術的皇帝（沒有權利，個人能力再強也沒用），所以唐朝開始服輸了——他們逐漸採取自保的消極政策，直到唐朝滅亡。

根本沒平定 河北事實獨立 停火協議罷了 然後長安天子 魏博牙兵 河北的長官都是砍殺出來的 逐漸逐漸 天下軍閥林立 皇帝成了官宦的傀儡

安史之亂是唐朝衰敗的轉折點，安史之亂引發大唐的連鎖反應，這是由唐朝政治制度決定的。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裡有一段評價寫的很好：

唐一方面窮兵黷武，既招來四夷，又以寬大為誇張，蕩除中外之防，遂召武人胡人之禍。而唐室在統一盛運下，又有一不良習氣，則為王室生活之驕奢，連帶引起宦官之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