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東林黨就不得不提東林黨的最早期創始人顧憲成，這個顧憲成是一個很有政治見解的文人，但是顧憲成卻和明神宗產生了政治矛盾，就這樣被明神宗趕回家去了，回到家的顧憲成依舊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在家鄉廢棄的東林書院開設課堂，憑藉自己的名氣吸引了很多文人前來聽課，逐漸的這些人在一起就討論時事，例如我聽說啊某某大臣貪汙，某某大臣受賄，國家的這個政策恐怕不利於民，漸漸地東林書院就有了名氣，再後來全國都開設東林書院分院，後來不少文人入朝做官，東林黨就這麼逐漸聲名鵲起了。

宋神宗時期實行懶政，萬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所以朝中黨派眾多，一開始東林黨被其他黨派打擊的幾乎都沒有了立錐之地，直到後來秦黨的人支援東林黨，這樣東林黨算是徹底站住腳了，在後來“梃擊、紅丸以及移宮”三個疑案是東林黨人最活躍的時期，直到後來魏忠賢上臺才開始瘋狂打擊東林黨人，並且燒燬全國的東林書院，東林黨幾乎遭遇了滅頂之災，直到後來崇禎上臺一舉拿下了魏忠賢恢復了東林黨人的名譽，東林黨這才算是重新有了出頭之日。

但東林黨派的人怎麼說呢？如果一開始成立呢則真是一幫為國為民的文人在為國家著想，但是時間越久正派君子也有，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為了利益才參與黨爭的，並且到了後期東林黨人有些魔掌，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抨擊而抨擊，已經不受控制了，只要是對自己黨派有利但是卻對國家不利的事也做，所以怎麼評價東林黨人呢？就是一幫只會紙上談兵的文人，後期演變成了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不能說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到他們身上，但也有他們的部分原因吧。

某兩兄弟做官不得志，乾脆辭官回家，自己辦學，學校名字就叫東林。

由於是退位官員，本就有學識，又在本地有些威望，還有些許抱負，對政治也有自己的看法，於是逐漸有了名氣。

後來名氣更大，再加上朝中本就有舊時，於是逐漸在朝中就有了支持者。但有支持者必有反對者，於是每逢國事，凡是東林黨人統一的，非東林黨就都不同意，反之亦然。

爭爭吵吵就這麼延續了幾代人。

客觀地評價，或者說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評價一些在歷史上已經差不多有定論的人物，是有風險的。比如說談及岳飛的一些缺點，那就是黑岳飛的，要堅決打倒！稍認為秦檜的所作所為在某種程度有不得已的地方，立馬收到奸臣都能翻案，那還得了這樣的批判。這就是現在的學術環境，我不知道官方是不是這樣，但民間一定是如此。東林黨，在歷史上基本處於積極的一面，主要得益於兩點，一、對立面魏忠賢太壞了。壞到凡反對他的就是大大的忠臣。二、愛國，因為我愛國，所以我是忠臣。反對我的，那就是奸臣了。這兩點使得東林黨人站在道德制高點。所以今天去評價東林黨一定是有風險的，除非你認為東林黨沒有任何缺點。可問題是人都有缺點的。東林黨批評朝政，可是我們知道，不破不立。但如果只有破而沒有立，也是很糟糕的。東林黨的可悲在於，好不容易魏忠賢倒臺了，崇禎執政。這個崇禎的性格使得東林黨人根本沒有放手做事的機會。於是他們始終是破，而沒有立，也立不起來，空喊愛國是沒有用的。在明末那個混亂時代，也提不出有效的措施。於是最後都消散了，只留下一個不錯的名聲。當然，我是井底之蛙。我個人的看法是一個時代，只要不是為反對而反對，有反對的聲音，總是好的，這是東林黨存在的積極意義。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它的創始人是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

東林黨產生的原因：明朝中期以後，在冷酷的封建壓榨下，百姓不斷奮起反抗。面對政治經濟困難，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內閣首輔大學士——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改革期間，他在澄清吏治、改進稅制、增闢財源、興修水利和整頓軍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明神宗漸漸長大期間，對於張居正專斷朝政的作風已經不堪忍受。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故後，明神宗親政，便把許多張居正的新政都廢除掉了 。隨即，以皇帝、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勢力，開始操縱朝政，政治黑暗，軍事衰敗，財政拮据……百姓們不堪重負，紛紛開始反抗。

由於明朝的國力已經漸漸衰退，使關外的滿洲人日益強大，也慢慢成了明朝的威脅。面臨著這種內憂外患，一些知識分子開始發出關心國家時事、改革弊政的呼聲。

顧憲成是無錫人，被稱為涇陽先生或東林先生。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顧憲成擔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

顧憲成直言敢諫，因爭立皇太子一事引起神宗反感。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他觸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並被革職回了家。他憤然之下開始講學，同時宣揚他的政治主張。

這時，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他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由於顧憲成在士大夫中聲望極高，因此得到了許多地方人士的資助和支援。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修復完成了這所書院。

那年十月，顧憲成會同弟弟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等八人，發起了東林大會，並制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二次，每月小會一次。當時，他們八人被人們稱為“東林八君子”。

東林黨形成之後，有過這些政治主張：

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顧憲成認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慮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隱退鄉里的不關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於是，東林學派標榜氣節，崇尚實學。他們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地聯絡在一起，對於扭轉當時的士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東林書院一邊講學一邊議政，逐漸吸引來了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被朝政貶斥的官吏。前來追隨東林書院的人們越來越淡，最後連整個東林書院的學舍都沒法子接待了。後來，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學員的講學者遙相應合。因此，東林書院在無形中就成了一個政治輿論中心，也逐漸形成了一個派系。

然而，雖然東林黨提出的口號是好的，但他們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漸忘了初心，仍舊陷入了名利的深淵中。因此，實際上東林黨人乾的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事——依舊唯利是圖地盤剝、殘害著老百姓。

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出現了明顯的利益衝突，東林黨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勢力的激烈反對。同時，其他勢力也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形成了新的派系和團體。它們是：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崑山人的昆黨，以及勢力較大的浙江浙黨。

浙黨人的首領是沈一貫和方從哲，曾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為了使自己的權位不被威脅，便合力攻擊東林黨。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這也逐漸引發了東林黨和其他派系之間的激烈爭鬥，最為著名的就是"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這三個案件和“京察之爭”事件。

梃擊案

梃擊案發生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的一天。有個男子手持一根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進入內廷，闖入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打傷了守門的侍從，一直闖到前殿簷下時才被抓住。

神宗下令審訊後，負責審問的浙黨官吏，企圖矇混過關，只說這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是個瘋顛病人，不宜追究。而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對此也睜隻眼閉隻眼想以此結案。

但是，東林黨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透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許多官員共同審訊，迫使張差供出了真相。原來，是兩個叫龐保和劉成的太監，讓他打上宮門，只要打到太子，就保證他這輩子吃喝不愁。

王之寀很快就查到，這兩個太監是鄭貴妃宮內的。東林黨人據此推斷，這是鄭貴妃及其兄長鄭國泰的陰謀，於是堅決要求徹底追究。神宗只得親自出面，在慈寧宮召見群臣，下令立即將張差斬首，又把鄭貴妃宮內參與此事的兩個太監在內廷打死，草草了結了這件大案。而東林黨王之寀卻遭到敵對派系官吏的一致攻擊，神宗不得不將他削職為民。

紅丸案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死後，皇太子朱常洛繼位，是為光宗。八月，光宗得了病，吃了宮廷醫生崔文升開的洩藥後，光宗病勢更加嚴重了。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方"，光宗服了他進奉的兩顆紅丸後，不出一天，就突然駕崩。

浙黨首領、朝中首輔方從哲竟然還擬旨，賞賜了李可灼白銀五十兩，更激起了其他派系朝臣們的責難。東林黨人楊漣、惠世揚、高攀龍等先後上書，指出故意用洩藥的崔文升是鄭貴妃心腹，責問方從哲為什麼加以庇護。眾人還聯絡之前的梃擊案，聲稱張差謀逆，亦是鄭國泰主謀。由於鄭氏集團和方從哲的阻撓，此案未能繼續追究。

直到天啟四年(1624年)，朝廷才將判處李可灼與崔文升定了罪。

移宮案

光宗剛剛繼位時，鄭貴妃為了控制他，將自己宮中的李選侍(沒有封號的宮嬪)送給光宗，很得光宗的寵愛。光宗死後，由十六歲的皇長子朱由校繼位，李選侍本該立即遷出宮內正殿乾清宮。

這時的李選侍企圖挾制朱由校以弄皇權，不肯搬走，仍與朱由校住在乾清宮。她還讓心腹太監盜竊宮中珍寶去賄賂朝中首輔方從哲。又放出訊息說皇長子年幼，宜由李選侍以太后身分垂簾聽政。

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長子已經成人，並揭露她的真面目，說這是"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惠世揚更大膽地斥責"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並指責方從哲透過內監得賄，同她勾結。

在這場爭議中，鄭貴妃、李選侍、方從哲不僅理虧，而且他們當時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所以東林黨人佔了上風。最終，李選侍被移出了乾清宮，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支援下，擺脫了鄭貴妃、李選侍的挾制，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是為明熹宗。

京察之爭

在圍繞皇位繼承權進行爭鬥的同時，東林黨人同反東林各派展開了尖銳的權力之爭。這表現於許多方面，主要是爭"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種制度，規定每六年一次，稱職者予獎或晉升，不稱職者處罰或斥退。

爭京察的本質就是爭朝廷的人事大權。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東林黨人、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他在京察中提出要處分的人，有幾個是朝廷首輔、浙黨首領沈一貫的黨羽。但是，沈一貫的黨羽錢夢皋等人受到包庇而未遭處分。反而使楊時喬被嚴旨斥責。

後來，東林黨人及其他朝臣一再彈劾沈一貫欺上瞞下，沈一貫也被迫謝病退休。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時，由東林黨人、大學士葉向高主持朝政。這一次，齊、楚、浙、宣、昆等黨派的一些人物被罷了官。

但這時在南京則出現了另一種政治局面。明成祖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從南京遷都北京以後，仍在“留都”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齊、楚、浙黨方面的官員，他們排斥了所有支援東林黨領袖李三才的東林黨一派的人。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時，方從哲秉政，於是又排斥了東林黨人。整個萬曆年間，東林黨人大部分時間都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後來，在他們支援熹宗繼位後，才陸續受到重用。

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是朝廷首輔，趙南星則以左都御史身分參與主持京察，他痛斥齊黨、楚黨，堅決罷了他們的官。

東林黨結局

由於熹宗皇帝沉迷於製作木器的樂趣中，就把政事逐漸交給了他最信任的宦官魏忠賢打理。因而，魏忠賢在天啟年間就掌控了朝政。東林黨人對魏忠賢沒什麼好感，也經常針對魏忠賢。這樣一來，魏忠賢便對東林黨人懷恨在心。這時，其他黨派的人紛紛見風使舵，開始依附於魏忠賢而對東林黨人痛下狠手了。

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再也坐不住了，他上疏皇帝，彈劾魏忠賢的二十四條大罪，反被魏忠賢將他和一些同黨捕入獄中並殘酷殺害。魏忠賢打定主意要將東林黨人一舉剷除，便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進一步打擊東林黨，甚至還拆毀了東林書院。那段時間，東林黨的骨幹力量大部分都被迫害致死了。

魏忠賢以為幹掉東林黨的核心力量就天下太平了，然而，這時的東北女真族已經對中原虎視眈眈，而明朝內部的農民起義又時有爆發。

天啟七年(1627年)，隨著崇禎帝即位，魏忠賢隨即被貶南直隸鳳陽府看守皇陵，後來他畏罪自殺，其他閹黨成員被革職下獄乃至處死。自此，殘存的東林黨人才免於受害。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皇帝下詔修復東林書院，併為遭到迫害的東林黨人恢復了名譽。

相關文化

有一副非常出名的對聯，正是出自東林書院：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最初，這是東林黨人表示心繫國家，以及求知上進的自我鞭策與激勵，後來，也是對魏忠賢的閹黨統領著的東廠和錦衣衛這兩個特務機關的諷刺。

結語

東林黨人最初被稱為政治界的"清流"而影響著天下的輿論。在東林黨形成以來，無論是他們參與過的皇位繼承權之爭還是京察之爭，總的來說，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但是，這也並不能將東林黨人在這些鬥爭中的革新思想抹煞掉。雖然他們的所作所為，離他們的初心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東林黨人也因為反對腐朽勢力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

東林黨人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賦，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而形成了惡性迴圈：朝廷的稅收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加上當時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流民的產生，最後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從形成之初直到明朝滅亡時才結束，一共經歷了近40年的時間。它的出現，成了我國曆史上的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直至今日，史學家們對他們的評價亦是褒貶不一。

所謂東林黨，指的就是明朝末年的一個政治集團，這個集團是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主要人物有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等，表面上看是為國為民，但實際上確實自私自利。

人們常說的東林黨人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參與到這個集團中的人，它們藉著評論官吏、諷議朝政的名義，做著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牟利的舉動。由於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等一些口號，讓民間以為他們是好人，然而翻開東林黨的真面目論史才發現，他們其實是大地主、大商人集團的代言人，一旦有徵款賑災的舉動他們就會極力阻撓，因為這傷害了他們自身的利益。

現在形容東林黨人，更多的是指沒有政治遠見，刻板的規章制度，做於公為私的勾當。

大明的黨爭，是政體框架，即廠衛內廷和內閣外廷的制衡決定的，副作用是為自保、私利而內耗。

明萬曆時起，由於皇帝的懶政，內外之爭又增加了廠衛、內閣的內鬥，內閣的內鬥除崇禎做大的東林黨外，還有浙、齊、楚、宣、昆等各黨。

更大的危害是，各派聯合了當地仕紳，不單朝局混亂，賦稅難收，甚至插手軍務，致使遼東屢敗。中飽私囊，北方災民得不到救濟而生變亂。

東林黨的產生，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東林黨也罷，閹黨也罷，他們都是大明皇權的旁生物，論屬性來說，差不了多少。

只是他們絕對不會等於皇權，他們千思萬苦地努力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影響皇權。

朱元璋在的時候，大權獨攬，勤苦勤勉，一切都不勞別人費心，也不會允許別人影響他的權力。

所以朱元璋把自己的搞的很辛苦，他說：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

這句話雖然是抱怨，但其核心也是炫耀。套用白巖松一句話：

朱元璋是“累並快樂著！”

然而，朱元璋的子孫們不願意“勞累，”他們只願意快樂。

權力就慢慢的散落了。

天下以勞累為榮為快樂的人很多，比如顧憲成，就是一個“愛操心”的人。

顧憲成做官雖然做的不是頂天的大，做到了首輔，次輔，大學士什麼的，僅僅只是一個五品官的“吏部文選司郎中”。

可是他在的位置很重要。

吏部文選司郎中，這個職位相當於中央組織部管人事升遷轉調的一個司長。

“吏部文選司郎中”和“兵部職方司郎中”分別主管文武官員的任命調遷，如果想要紅包，那是太方便了。嚴嵩當國，賣官鬻爵，必須經這兩個郎中的手，號稱“文管家”和“武管家”。

顧憲成就是文管家。

區區五品之官，比他大的官員不知凡幾，為啥可以號稱“文管家”了呢？

因為大明朝經過朱元璋整治，高階官員們只有出主意的權力，沒有做選擇的權力。

反而是“文選”、“職方”這兩位五品官員因為掌管著官員檔案，對於官員的職業操守有更詳盡的瞭解，對於每年的官員考核成績也最清楚。

皇帝做選擇的時候，憑藉的正是顧憲成們上報的“各種資料”。

一開始，明朝的人事制度是相當完善的，循序漸進，既不怕好人不出頭，也不怕壞人亂出頭。

歷代的吏部文選司郎中也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做些文牘工作，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寫材料高手而已，沒有哪一個有“非分之想”，說想去影響皇帝的最終選擇。

下面怎麼交上來的材料，我歸攏一下，再交上去就是了，月底發工資才是最快樂的。

但是，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官員們是一茬不如一茬。

世面眼看著要壞呀！

很多人試圖努力扭轉局面！這些人必然會團結在一起組成團！

顧憲成是這些人之一，這個時候他的職位正是“吏部文選司郎中”，因為職業的便利，顧憲成對於滿朝文武誰是人才，誰是蠢材，誰可以相信，誰是貪官汙吏那是門兒清。

但是，一個偶然事件，顧憲成多說了幾句話，被皇帝撤職了。

上面說過了，顧憲成是一個“愛操心”的人，一個喜歡“勞累並快樂”著生活的人，儘管被撤了職，讓他一個對天下百官品效能力瞭若指掌的人閉上嘴巴是萬萬不能的。

他要指點江山！於是他開了一個書院——東林書院。

做官的人最愛乾的是尋找“同盟者”，怎麼尋找呢，自然要小心謹慎不斷試探，不可以一下子就敞開心扉，那不是傻子嗎？

如果想和另外一個官員“發展友誼”，最好可以做一個“背景調查”，最好給這個“背景調查”披一個好看的外衣——比如交流學問和談詩論詞。

東林書院是一個好地方，東林書院的管事人顧憲成是一個“朝廷百官活地圖”，在哪裡還可以天天的“交流學問談詩論詞”。

東林朋黨形成！

至於所作所為，既然是朋黨，自然最愛乾的事就是——黨同伐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