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戰傷亡大，而商戰真正做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商戰的威力是很大的，並不是只有兵戰才能打敗敵人。商戰可以使敵人變弱。下面介紹幾個經典商戰案例。管仲的商戰

魯國百姓好織綈，這是一種絲織品。管仲就勸說齊桓公穿綈料的衣服，齊國大臣們也跟著穿，綈的價格提高，於是魯國百姓都紛紛織綈，想多賣錢。魯國百姓熱衷於織綈，荒廢了農業生產，管仲看時機成熟，於是齊國不再買綈料。魯國一下子就荒了，沒有了錢，又沒有糧食，最後只好高價向齊國購買糧食。齊國大賺一筆，還擾亂了魯國的農業。管仲用這個辦法對付楚國，高價買活鹿，楚國百姓都忙於抓鹿，荒廢農業生產，最後故技重施，齊國這次連糧食都不賣給楚國，楚國百姓為了活命，很多人都投降齊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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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戰是最終解決手段，商戰其實也是為兵戰服務的，商戰贏了，削弱了敵人 ，之後再出兵，那麼傷亡就會很小，最終打敗敵人。從傷亡和最終目的來看，商戰是略高一籌的，但是不能捨棄兵戰。

在管仲的案例中，若是齊國沒有錢做前期的收購，也不能支撐到後來敵國中計。商戰前期要付出很多，並且沒有收益，還不知道結果，需要全盤的謀略和耐心。要想打一場商戰，就要做好準備，並且有啟動資金。

雖然商戰更高明一些，效果也更好一些，但是絕對不能沒有兵戰。兵戰是根本保障。從戰略層面講，可能兵戰不如商戰。但是若忽略了軍事力量的建設，那是絕對不行的。二者相輔相成。

商戰論是近代主張以商業為中心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外國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業競爭的思想。由資產階級改良派早期代表人物鄭觀應明確提出。他把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分為“兵戰” (軍事侵略) 和“商戰” (經濟侵略)，主張以兵戰對兵戰，以商戰對商戰，並認為商戰比兵戰更為重要。他強調“習兵戰不如習商戰”(《盛世危言·商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同上書，《商務》)。馬建忠則在《富民說》中以西方重商觀點對商戰的重要作了頗有理論深度的論述。柯來泰將振興商務視為“振國之大綱”(《救商十議》)。麥孟華認為“今日立國，首在商戰。”(《公司》) 汪康年也說：“教以奪其民，兵以奪其地，商以奪其財。是故……既通商之後，則合一國之商以與他國之商戰。”(《商戰論》)譚嗣同也認為“商之一道足以滅人之國於無形，其計至巧而至毒”，中國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代表人物

鄭觀應

口號的提出

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前，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主要以商品輸出的形式進行。外國商品湧入中國市場，使中國國民經濟遭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對外貿易連年鉅額逆差，幼弱的民族工商業遭到了嚴重的摧殘。這引起了愛華人士的憂慮。他們力求挽回利權，堵塞漏卮。商戰的口號，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提出來的。

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王韜就最先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是“兵力”和“商力”，即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並行。為了對付外國侵略者，中國也應“兵力商力二者並用，則方無意外之虞”《弢園文錄外編》。到了中日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一書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明確提出了“商戰”的概念，並進行了較充分的論證，使之成為流行一時的響亮口號。

商戰的論點

鄭觀應把外國資本主義對外侵略的方式和手段歸結為“兵戰”、“商戰”與“傳教”，並把兵戰同商戰加以分析比較，認為後者比前者更隱蔽因而更具有威脅性與危害性。他指出：“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鄭觀應集·商戰上》）。他還尖銳地指出：“商能滅人之國”，“英迭為通商而滅人國”（《商戰下》）。因此，他認為要有效地抵抗外國侵略，必須兵戰與商戰兼備，而且後者更為重要：“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商戰上》）。為同資本主義列強進行“商戰”，他主張以商業為中心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以做到“中國所需於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國所需於中國者，皆可運售”（《商務三》）。

主要措施

為了有效地進行商戰，王韜和鄭觀應等主張“商戰”的思想家均一無例外地強烈要求清王朝改變傳統的“輕商”、“賤工”政策，大力扶助、保護民族工商業。他們先後所提出的扶助、保護民族工商業的辦法和措施，主要有:①廢除封建壟斷制度，允許民族工商業者自由投資和獨立經營一切企業，建立和發展中國的新式工、農、商、礦、交通運輸業；②廢除資本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協定關稅，獨立自主地實行保護關稅政策，提高洋貨進口稅，降低或免除土貨的厘金和出口稅；③收回被外國侵略分子把持的中國海關管理權；④對於民族工商業的發明創造，應給予獎勵和實行專利權；⑤制訂和頒行商標註冊條例，保護商標所有權；⑥舉辦博覽會，促進國內的物資技術交流；⑦制訂和頒行公司法，允許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國家依法加以保護；⑧允許工商業者組織和加入商會；⑨國家另設商部，並吸收商董參加，專門處理發展實業問題；⑩自鑄金、銀幣，以抵制外國貨幣在中國流通；

歷史意義

“商戰”這一口號，雖曾在近代響徹一時，但在當時並未產生多大的實際效果。沒有取得民族獨立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同外國資本主義在“商戰”中取得勝利。但是，商戰思想的提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積極的和具有進步意義的。這一口號，把發展國內的資本主義經濟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直接聯絡起來，把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提到了國家、民族存亡興廢的高度上來，揭露了以商品輸出為主要手段的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實質，體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戰爭是什麼？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領土完整等目標而進行的武裝鬥爭。歸根到底，戰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得到一定的利益。

但是，戰爭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撐，沒有這些資源的支撐，戰爭也根本打不起來。

戰爭的風險也是極其大的。把一個政權下有限的力量投入到戰爭中，如果戰爭失敗，那麼這個政權就會處於極其不利的位置。因為它需要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力的損失，人作為構成國家的最基本的要素，短時間內大量的損失會導致國家安全的虛弱、社會生產的停滯。

兵聖孫武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如果有比發動戰爭更優異的手段，自然不能輕易地去打仗。

商戰就是一個比直接戰爭更好的手段。

舉個眾人皆知的例子。

臥薪嚐膽

最初勾踐被吳國打敗，領土被割讓給吳國，人民被送入吳國做奴隸，自己的部隊損失殆盡，自己窮的連稅收都沒有，是怎麼在短短几年間又重新強大的？

難道是靠同仇敵愾嗎？肯定不是。

他靠的就是商戰。吳國缺花木奇石，楚國缺食鹽。但是楚國和吳國的關係非常緊張，這就給了勾踐操作的空間。

於是，勾踐把楚國的花木奇石低價收購，然後高價販賣到吳國。又把吳國齊國一帶的海鹽低價收購再高價販賣到楚國。對於過往客商給予極大的優惠，對於其他各國流亡的人口給予土地和房屋，越華人生孩子統一由國家給予獎勵。

全是花錢的事，勾踐窮的連國土都沒了，這些錢是哪裡來的？就是這麼倒騰來的。

那商戰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起了什麼作用？

由於越國吸納了大量的客商，越國官方經營掙的錢拿出來一部分補貼給客商，讓客商往來於吳楚之間，吳國就開了一條新的稅源——越國的商稅。

後來吳國對越國徵收的商稅在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中越來越高，財政富裕，吳國花錢就也越來越多。直到有一天，勾踐覺得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他果斷的叫停了吳楚之間的商隊，吳國財政衰竭，但是花錢大手大腳的毛病卻改不掉了。

於是，勾踐趁吳國財政不支的時候，果斷的發動了更加費錢的遊戲——戰爭，吳國一觸即潰。

如果勾踐在越國滅國的當時就發動復仇戰爭，想來是不會有三千越甲可吞吳的英雄事蹟了。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孫子兵法》〈謀攻篇〉裡的一段話。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說出了很重要的道理，利用謀略，不戰而勝，從而控制對方，是上策。攻城略地，率軍廝殺，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是下策。所以兵戰當然不如商戰。

下面我們舉一些古代商戰的例子：

齊桓公拜管仲為相後，管仲利用齊國近海之利，發展魚鹽業，使得齊國經濟實力大為增強。在確立經濟優勢以後，管仲就開始針對各諸侯國，進行了一系列的商戰組合拳。

魯國、梁國以出產精美的綈而聞名。於是管仲就發動齊國貴族帶頭穿綈做的衣服，讓齊桓公本人親自帶頭示範，齊國上下很快就掀起了“綈服熱”。如此一來，綈在齊國價格暴漲，齊國就以高價從魯、梁兩國大量進口綈，魯國、梁國的百姓紛紛放棄種糧，都去生產綈。管仲一看時機成熟，立即請齊桓公發動全國改穿帛做的衣服，同時下令嚴禁進口魯、梁兩國的綈。綈價格迅速暴跌，百姓損失慘重。魯、梁兩國無糧可食，管仲下令嚴禁糧食出口，並下壓糧價。結果魯、梁兩國的糧價狂漲到每石千錢，而齊國的糧食每石只賣十錢。為求生計，魯、梁兩國的百姓紛紛逃往齊國。魯、梁兩國就此衰敗。

衡山國，以出產兵器而聞名。管仲就向衡山國大量訂購各類兵器。並且不向各大諸侯國封鎖訊息，齊國的對手秦、燕、趙三國知道後，不甘落後，也紛紛向衡山國購買兵器，開始了 “軍備競賽”。衡山國的國君很高興，下令提高兵器的價格，同時鼓勵老百姓都去生產兵器。管仲又從趙國大量進口糧食，在齊國高價售賣。各國商人得知後，紛紛從各國收糧販往齊國賣，各國的糧價格迅速暴漲，各國的糧食都運到了齊國，有些國家開始“糧荒”，衡山國情況最為嚴峻。管仲一看時機成熟，下令斷絕與衡山國一切經濟貿易，尤其是糧食貿易，其他各國也紛紛關閉糧食貿易。衡山國老百姓無糧可食，紛紛逃亡，齊國趁機發兵滅亡衡山國。

管仲還對代國故伎重施，高價收購狐皮，使代國鬧饑荒，使得代國主動投降了齊國。除此之外，管仲還實施過買鹿制楚、陰裡之謀、菁茅之謀……各種商戰，讓齊桓公穩穩的坐上春秋第一霸主的寶座。

宋與遼大戰之後，勢均力敵，議和簽署《澶淵之盟》，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因為就是宋每年向遼進貢歲幣十萬兩，兩國開始正常貿易。但實際上，《澶淵之盟》是開啟商戰的大門。

遼國除了牛羊馬幾乎沒有任何產品可以輸出給宋國，而宋國的隨便一種商品都是遼國需要的。開始遼國還賣馬，由於逐漸增強了宋國的騎兵，遼國蕭太后就下令嚴禁馬匹出口。結果，兩國貿易從一開始就變成了一邊倒，宋國鉅額順差。遼國收的歲幣，全被大宋賺得乾乾淨淨，還得倒賠。

遼國不懂經濟，也不發行貨幣，因為發行出來，老百姓不認，就連遼國皇帝都認為只有大宋的錢才是真正的錢。

結果，雙方一百年無戰事，遼國的財富透過貨幣戰爭，源源不斷輸入大宋。大宋的先進文化完全傳播滲透進了遼國每一寸土地。使得遼國逐漸虛弱，金國也就逐漸滅了遼國。

宋跟金大戰之後在軍事上不敵金國，就跑到南方與金議和，達成了《紹興和議》，繼續玩貨幣戰爭，金國接受了“歲幣+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也放棄了貨幣發行權，繼續使用大宋的貨幣，結果一百年後，大金也虛得不行了。

透過商戰的兩則例子，商戰可以強國，也可富國。而兵戰自古以來都是勞民傷財，更有窮兵黷武者政亡人息也屢見不鮮。“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戰爭慘景更是讓人毛骨悚然。

因此，兵戰遠遠不及商戰。

《管子·輕重戍》中便記載了一則十分精彩的案例——

魯國和梁國都是東方的大國，特別是魯國，向來與齊國並稱“齊魯”。魯、梁兩國的民眾擅長織綈，這是一種厚實而光滑的絲織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當時最高檔的服裝。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頭穿綈衣，還讓他的左右侍也跟著穿。很快，穿綈織的衣服成了齊國上下的時尚。雖然綈的需求量猛增，供不應求，管仲卻不允許本華人生產綈織品，而是一律從魯、梁兩國進口。管仲召集這兩國的商人，對他們說：“你們為我織綈十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銅，如果織了百匹，我就給三千斤銅。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徵收賦稅，財用也足夠了。”魯、梁兩國果然中計，在政府的鼓動下，民眾紛紛從事綈的紡織，農事因此荒廢。一年多下來，糧價暴漲。到了這時，管仲下令關閉與魯、梁的通商關口，不再進口一匹綈布。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湧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反而促進了農業生產。魯、梁從此一蹶不振，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管仲還曾用同樣的手段制服過莒國和萊國。這是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商戰案例，管仲無疑是利用了國際貿易中的供求關係，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讓人歎服。

齊國因為經濟改革的成功而坐擁最強之國力，他有3萬裝備精良的軍士，當時無人與之爭鋒，管仲卻很少用兵征伐四野。終齊桓公一代，只滅過譚、遂兩個小國，甚至宋正等鄰國發生內亂，管仲還是想方設法幫助其君主復國。

管仲變法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後人所漠視的治國思想就是“以商止戰”。就國家內政而言，“以商止戰”就是發展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就與諸侯各國關係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並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一個國家的強大既需要繁榮的經濟讓國民富裕，也需要強大的軍事威懾力作為保障。

兵戰就是戰爭:雙方或多方出現矛盾時協商不成的解決方法，也是管理者或指揮者及群體共同的原則性，是任何事物確定的底線，為血性式解決的原則，但傷亡大好處是透明一次性解決問題的所在。商戰為進代人類一種新式戰爭，前者為經商者理驗無血性無底線見好就收，以投機取好收場為目的，達不到目的時使用各種手段達到自己想要目的，實在無法時以推代拖以時間方式拖累搞跨對方，是進代人類史的投機取巧一大發明。

兵戰也罷，商戰也好，都是利益的爭奪！為了利益發動戰爭，就是人類的悲哀！因為既然是“戰”（用戈來佔），必然是彼此傷害！那麼是不是不戰為好呢！但是翻開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看看，不戰只是人類一個美好的想象！既然戰是必須的生存法則，哪麼兵戰、商戰、學戰，打它一個海陸空立體戰！強大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實力，凝聚我們中華民族的團結力，在面對世界霸權主義的侵略之戰時，該兵戰就兵戰，至於商戰早已經打響了第一槍！相信屹立於世界幾千年的中華民族一定可以贏！！

1858年，是清咸豐八年，農曆的戊午年，按照清朝的科舉考試例制，這一年是三年一科的大比之年，剛滿16歲的鄭觀應卻落榜了。1858年，各地的秀才們都在忙於趕考，企盼著能一考成名，榮華富貴。

這一年，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已經經歷了1200多年，“十年寒窗”“學而優則仕”是年輕學子們出人頭地、光耀門楣的惟一正道。開春的一天，廣州香山縣的童生試也揭榜了，參加考試的上千名童生中，只有十多個人考中秀才。剛滿16歲的鄭觀應落榜了。

1842年7月24日，鄭觀應出生在廣州香山縣的雍陌墟，這是位於珠江三角洲下游的一個小村子，在村子裡鄭氏家族是大姓，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是當地鄭姓的第21代。

長期的中外貿易活動，使得鄰近澳門的香山地區得開風氣之先，經商成為了許多香山人的職業選擇。一些既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瞭解西方商業制度，又熟悉中國商情的香山商人，進入外國洋行，成為洋行的買辦。

當鄭觀應在家鄉香山的第一次科舉落榜時，父親鄭文瑞就毅然為他選擇了另一條人生道路——到上海去當買辦。

虛心學習，商道通坦

1843年11月17日，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定，上海開埠，從此，中外貿易中心逐漸從廣州移到了上海，外國商品和外資紛紛通進長江門戶，劃定租界，開辦洋行等等，廣東商人也抓住時機，憑藉在過去長期的對外貿易中積累的經驗和能力，很快就在上海的外國洋行裡佔據了有利位置。

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早年致力科舉，曾多次出入澳門，並在上海經商，40歲時又回到故鄉，做了個鄉村的私塾先生，社會的變化和豐富的閱歷促成了他為兒子的選擇。在1857年繪製的上海黃浦灘全景圖上，所有洋行中寶順臨街的跨度最長，它的右邊就是中國海關。1856年，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這樣評價寶順洋行，“此公司在上海實為首屈一指，其行主亦極負一時之盛名。中外商人，無不與之契洽。”

鄭觀應進入寶順洋行學習，勤奮自勵，很快就獲得了信任。1859年冬，鄭觀應跟隨外國商人去天津考察商務：“在津度歲，大雪漫天，身亦只衣布綿袍，素位而行，耐苦自勵。” 第二年，他回到上海，馬上就被提拔為管理絲摟和輪船客載事務的主管，從此正式開始了他的買辦生涯。

鄭觀應認識到：“蓋今日時勢，非曉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於是，他利用閒暇時間進入上海英華書館夜課班，學了兩年英文。

1872年，上海的太古洋行以36萬英鎊的資本創辦起了太古輪船公司。此時已頗有洋行管理經驗的鄭觀應於1874年2月被聘至該公司，全面負責攬載客貨併兼管賬房、棧房等事務，成為總買辦。

在太古輪船公司期間，鄭觀應的收入十分豐厚，僅年薪就在7000兩白銀以上，加上佣金、分紅和自己的投資，年收入總數應該在100萬兩以上，而此時，一般買辦的年收入在1萬兩至5萬兩之間，一畝良田的價格只不過6兩白銀。

從洋行買辦到改良主義者

鄭觀應的精明才幹和十多年洋行買辦的身份背景，很快贏得了盛宣懷的好感和李鴻章的賞識，開始了從洋行買辦到改良主義者的人生轉折。

盛宣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幕中的洋務要員，為了興辦洋務，他正在廣泛蒐羅熟悉洋務的管理人才。19世紀60年代以來，清政府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這“內憂”“外困”的雙重壓力下，李鴻章等地方官僚力主新政，學習西方技術，開辦洋務企業，以期引進外國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來加強和維護清王朝統治。

鄭觀應先後被李鴻章委派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上海電報分局總辦和輪船招商局幫辦。為了專心洋務，鄭觀應毅然在1882年辭去了薪金豐厚的太古輪船公司總買辦的職務。他致力於經營近代企業、把西方的經營管理經驗推行到企業管理中，利用招股、專利等手段進行經營和整頓，頗具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