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以獨特的創業實踐創造了獨有的浙商文化。進入資訊化時代的今天，浙商以其一貫的敏感和迅捷，用新興文化中蘊含的嶄新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想象力，對浙商文化進行著新的演繹。“浙商”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商業現象，更是上升為一個文化現象。原先的企業家，見面談得最多的是“缺錢”，後來呼喚的是“缺人”，苦惱的則是“缺文化”。說到底，浙商開始意識到，企業發展的最高境界，最後比拼的就是文化競爭力。 浙商有自強、堅韌、務實、開拓等草根精神，但更是誕生了諸如“馮根生與正大青春寶國藥傳統堅守”、“魯冠球與萬向國際化思維”、“馬雲與阿里巴巴電子商務理念”、“宋衛平與綠城房產文化細節和氣質”這些文化力和商業哲學思想。浙江商人對中國商業文化的創新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並且對浙江的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提升。它的獨特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講求速度，常常是非禁果即入，覺得一個差的結果也比沒有結果好；二是善於創新，常常是無中生有。而這恰恰是在浙江幾乎零資源的前提下對經濟文化的創造性提煉；三是善於獨創“創富模式”，最典型的是遍及各地的塊狀經濟產業生態鏈，這正是對浙江人人文性格內涵進行整合的天才創造。

徽商，作為中國明清時期最有影響的商派，從中國眾多的商幫中脫穎而出，風流數百年，發揚了中國歷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動了中國商業的繁榮昌盛，形成了獨特的商業文化品質，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務理念，積澱了一道永不磨滅的亮麗風景，是現代商業運作的典範與楷模。徽商文化是中國商業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是中國商業文化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彌足珍貴，從商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誠實守信和儒雅風範。據史籍記載：徽商經營之域，“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其地無所不至。徽州六縣宋元明清歷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擁資百萬的巨賈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時期的江浙一帶，商品經濟頗為發達，徽商雲集，勢力強盛，故有“蓋揚之盛，實徽商開之”的說法。在湖北漢口，徽商不但建有豪華的同鄉會館，而且，還在江濱建設有“新安碼頭”，專供徽商停泊船隻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整合幫，雄居廣大市場。那麼，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穩商埠、立於不敗之地呢？研究徽商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時，人們就會發現其核心就在於“誠信為本”的商業經營理念。

徽商傳統文化：比較側重於文具用品、如各種墨硯（臺）、傳統的手工藝製品、中藥材、茶葉、糧油等。

徽商：一般整體大致來講，經貿特長、特點是比較傳統、保守，對於經貿風險評估的把握度比較高、較勁、較真，較好，‘’比較死板、因循守舊、墨守陳規、講求質量‘’。經貿商品質量比較過硬，但是，經貿商品對外出售彈性價格比例、價差漲跌行情比較穩妥，上下浮動率變化不大，穩中求妥，質中求信，值中講利。傳統的徽商做生意，大部人主要以國內為主要經貿市場。

浙商傳統文化：比較側重於日用百貨、小五金雜貨、各種海鮮魚類產品、魚業製品（魚船、魚械、魚網）、中草藥材、茶葉、絲綢、服裝等。

浙商：一般大致整體來講，浙商只有你想不出來的，沒有他們幹不出來的。傳統商貿小而全，比徽商繁榮發達，比徽商靈活多變。浙商的經貿特長、特點是：敢衝敢闖敢幹，靈活機動，不怕承擔後果風險，勇於開拓創新，敢於勤勞、吃苦、拼搏，善於捕捉商機，靈活靈敏度非常高，起點低、志向高、商貿捨近求遠，面向全國、全世界。經營沒有徽商規範，沒有徽商做得大。但浙商多，百行敢做，膽量大、心智勃，不怕失敗，這次虧了，下次再來。

浙商文化：眼光很遠，不急求小利，著眼來。經貿商品對外出售價格彈性很大，物價漲跌比例較大，行情不太穩定，經常出現暴起暴跌現象，有時暴利、有時無利、有時虧本大甩賣。沒有徽商平穩，徽商的人文氣息比較濃，人情味、友情味比較濃，浙商生意味、交流味、金錢味比較濃。兩者有鮮明對比的差別…………

浙商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實業家的集合。從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的中堅之一。湖州人沈萬三是明初天下首富。清末鎮海人葉澄衷是中國近代五金行業的先驅。以經營輯裡絲起家的劉鏞、張頌賢、龐雲鏳、顧福昌這“四象”為首的湖州南潯商人是中國最早的強大商人群體。以虞洽卿、黃楚九、袁履登為代表的寧波商人曾經叱吒於當時的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民國時期，江浙財閥是國民政府的經濟基礎。浙商精神就是：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勇於開拓的開放精神、敢於自我糾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場優勢的思變精神和恪守承諾的誠信精神。人們難以想象，浙江桐鄉不出羊毛，卻有全國最大的羊毛衫市場；浙江餘姚不產塑膠，卻有全國最大的塑膠市場；浙江海寧不產皮革，卻有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浙江嘉善沒有森林，卻有全國最大的木業加工市場。浙江人正是憑著這種“四千精神”，在千錘百煉中“無中生有”，闖出了一片創業模式的新天地，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輝煌成就，也使浙江人自己獲得了“東方猶太人”的美譽。浙商身上折射出一種精神，“四千精神”是浙商精神的形象體現。她激勵著浙江人去創業，去創新。浙商精神激勵浙商去不斷創新創業模式，推動和促進了浙江乃至國內外區域文化的豐富發展和區域經濟的繁榮興旺。

徽商

1、遍佈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任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所銷之鹽佔淮鹽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 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後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萬兩銀子。

其實談文化有點拔高了，只能說有一點經商習慣而已。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這兩個商人群體。徽商實際上並非指安徽商人，而是指徽州商人。徽州主要是現在安徽省黃山市以及周邊的一部分地區。從明代中後期開始，徽州商人在揚州站穩腳跟，成為了揚州鹽商當中的代表。並以大運河為基礎，在整個東南沿海建立起了龐大的商業網路。成為了當時和北方的山西商人晉商，分庭抗禮的中國兩大商幫之一。業務也從單純的鹽商逐步擴充套件到其他各個領域，比如錢莊，當鋪，糧店等等。現在很多人談徽商文化，實際上是把這個和徽州文化混同了。當然徽商在徽州的發展建設過程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兩者有密切關係，可以說徽州文化的繁榮，一大半是徽商透過經濟澆灌出來的。

浙江商人就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應該說泛指整個浙江境內的商人。嚴格意義上講都不能追溯到民國時期。實際上還是要從改革開放之後談起。民國時期的寧波幫到了解放以後就已經衰落，而寧波幫本身在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也不如現在宣傳的那麼神奇。現在所謂的浙商概念，實際上是從浙江南部商人那裡擴充套件開來的。浙江南部商人當中最有典型的是兩個地方，一個是溫州，一個是義烏。他們在改革開放以後，在全國各地走南闖北做小生意，把浙江商人的形象傳遍了全中國。在馬雲沒有成名之前，當代語境當中的浙江商人，其實基本上就等同於浙江南部商人。馬雲成名以後，為杭州乃至於整個浙北地區的商人掙足了面子。這個時候浙商，真正意義上成為了涵蓋整個浙江範圍內商人群體的稱呼。

那麼浙商文化是什麼文化？正確答案是沒有這個文化。發展至今不過數十年談何文化呢？至於歷史上的商業習慣傳承，實在虛無縹緲，根本都沒有辦法有效連線起來，不過是用來作為一種談資而已，裝點門面，不足為信。

其次談一下商業習慣上面的異同。

先看一下相似之處。兩者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以行商為特徵。中國古代有行商坐賈之說，也就是隻有經營長途販運的才能被稱為商人。無論是徽州商人還是浙江商人，這一點上如出一轍。也就是說不滿足於在本地區尋求發展，普遍的以向外擴張的方式來尋求發展。從本質上來說，其實反映了兩者在地理上的相似之處。無論是徽州還是浙南，都普遍存在著山多地少，人口密度過大，生存壓力大的現實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外出經商是謀生的重要手段。

另外一個相似之處是抱團。徽州商人普遍以血緣和地域為聯絡，協作發展，在融資和經營當中互相支援，從而使得早期發展的門檻有效的降低。這一點在當代浙江商人的身上也有非常顯著的體現。抱團發展是浙江商人在當代發展過程當中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同之處恐怕最大的地方還是在於對政治上面的追求。徽州商人以儒商為最高境界，對於科考是極為重視的。普遍支援子孫以科考的方式進入仕途，經商只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真正要提升社會地位還是要依靠科舉。浙江商人顯然就沒有這樣一個特點。在當代社會，等級制度已經被取消，所以也就沒有那麼明確的要透過從政的方式來提升社會地位的訴求。

最後，簡單談一下商人和文化的關係。文化是需要經濟作為扶持的。所以徽州文化確實是受益於徽州商人。但是徽州文化並不等於徽州商業文化。後者嚴格來說只是一些經商的習慣而已。徽州商人樂於捐助，所以徽州地區的很多文化行業發展非常興盛，比如戲曲，手工業等等。徽州地區的建築也因為徽州商人而異彩紛呈。這些文化都是徽州商人扶持的結果，但並不等於徽州商人文化。至於浙江文化，那和浙江商人之間的關係要相對疏遠一些。在當代這麼短的時間內，商業對於文化方面的捐助非常有限，沒有體現出眾多成果，所以現在還談不上商業對於文化的影響。

徽商和浙商同屬中國五大商幫，在不同的時間裡對中國的經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他們透過商業活動不僅獲得巨大的經濟回報，還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文化。

我們都知道，文化是由形成習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組成。那麼，探究徽商文化和浙商文化的不同之處也該從這兩方面入手。具體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點來闡述：地域及歷史，經營理念，精神價值。

1，徽商，俗稱“徽幫”，舊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屬古代的新安郡。徽商從宋朝開始逐漸活躍起來，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清後期開始沒落。整整影響中國經濟幾百年，紅頂商人胡雪巖是其代表人物。

徽商的興起與地域條件密不可分，明代《安徽地誌》記載“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徽商的出現是“窮則思變”的結果。他們主要經營鹽、典當、茶葉、木材四大行業，實力強大，在江南曾流傳“無徽不成鎮”的諺語。

2，浙商的興起可上溯隋朝京杭大運河的貫通，那時候的杭州成為江南物資集散中心。到後來宋朝都城南遷，浙江不僅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成為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最早的地區之一。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徽商和浙商的興起都有著其共同的必然的因素――因窮思變，他們同樣歷史悠久。不同的是，除了地域影響的經營側重點不同之外，其現狀也是天壤之別：徽商已然沒落，而浙商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

1，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徽商在經商的過程中比較注重用儒家思想來指導自己的經營活動。

他們秉承“生財有道”的價值觀，認為尊重道義比追逐利益更重要，信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堅持誠信經營，嚴守商業道德，唾棄對顧客欺詐行騙的行為。

在用人方面，青睞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儒雅之士，注意培養他們實際動手能力，讓他們養成思考的習慣、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

他們堅持和為貴，奉行溫良恭儉讓。強調“五誼並重”，即族誼、戚誼、世誼、鄉誼、友誼並重，不能厚此薄彼，頗有周而不比的君子之風。同時，在社會交流當中非常注意自身形象和禮節，所謂“正衣冠，迎送賓客，尊而有禮”就是其重禮講儀之寫照。

2，浙商的經營理念受浙東學派影響，數百年來，民間重視工商業，官方尊重工商業。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民眾“重農抑商”的觀念比較淡薄，從事工商業成為大家主動的選擇。

他們在經營過程中奉行“微利是途”，堅持薄利多銷，不以利小而不為。他們敢於“無中生有”，善於“小題大做”，勇於“以小博大”。

1，徽商之所以能在歷史上叱詫風雲，稱雄商界數百年，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a，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他們之間有一副流傳頗廣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對儒與商的看重。

b，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不少商人致富解決生活問題之後，就會選擇放棄商業攻讀聖人學說，或棄賈就仕。還有一部分徽商甚至選擇買官進仕。這無不表明，在他們心裡對封建正統政治地位的渴求。

c，在賈而好儒的觀念影響下，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和收藏家。他們以高雅為榮，直到如今也不乏用藝術來裝飾自己的所謂儒商。

d，徽商們往往是官、商一體，紅頂商人胡雪巖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成就商業之後通常會大興土木，修建樓院、祠堂，培養封建人才，鞏固宗法統治。明、清時，徽州名臣學者輩出，僅僅五個小縣城的進士就有2018人。而歙縣一地，明、清便有43人列入詩林、文苑，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徽商崇儒重儒有其必要的內在需求。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他們需要用儒學的外衣來包裝自己。自明清以來，徽商創造了輝煌的商業成就和文化成就，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而徽商之儒可以用六句話概括：“仁心為質，以義為利，以禮接物；擇地趨時，以智求贏，以誠為本。”

2，浙商文化的精神價值表現在三個方面：“苦中見樂”是浙商成就事業的基礎；“新中見強”是成就事業的路徑；“我中見仁”是成就事業的更高追求。

a，苦中見樂。所謂“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的“四千精神”，是浙商共同的精神價值。他們正是靠著這種艱苦創業的精神換來了事業的成功。“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是這種“苦中見樂”的精神文化的生動寫照。

b，新中見強。浙商作為一個地域性群體，是浙江人民的實踐創造；作為一個時代性群體，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作為一個有著特定屬性的群體，是現代民營經濟、市場經濟的寫照。而無論從哪種意義來看，“浙商”都意味著變革、創新。

c，我中見仁。這句話是對浙商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概括。重農輕商是歷來的傳統 ，之所以如此，與商人重利輕義、見利忘義不無關聯。但是浙商在經營過程中利義並重，甚至能以利尚義，跟我們倡導的“義為利之本，利為義之和”不謀而合了。

從以上的分享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同屬五大優秀商業團體，雖然有著相同的商業本質，但是徽商與浙商在文化屬性上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不僅表現在地域歷史，還表現在經營理念，而更多更重要的區別則表現在他們各自秉承的精神價值。

以徽商為代表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範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的商業活動同樣具備積極的引導作用。

而如今，浙商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商業群體。作為時代驕子，他們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勇於面對挑戰，勇於創新。把吸取到的中國文化透過商業活動傳播到世界各地，為實現中華復興、中國夢而貢獻力量。

徽商並非全指安徽人。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古稱“徽幫”，是對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謂。

它包括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今黃山市）。包括：歙縣、休寧縣、婺源縣（江西）、祁門母，績溪縣六縣，古代稱為新安郡。

浙商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也泛指浙江境內從事商業經營的人員，猶以浙江溫州地區的商人最為突出，有“東方猶太人”的稱號。浙商遍佈各個群體，如中國五百強企業中的翹楚，胡潤富豪榜中的著名商人。

在各種財富榜中排名最多的依然是浙江商人。

浙商有很多突出有代表性的富豪，他們甚至有一大部分是底層農民出身，在外能吃苦耐勞，從最不起眼的小事小專案做起，慢慢做強做大，歷經風雨、堅韌不拔！正是有：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

正是他們這種豪情壯志，才能夠把事做成功，做得完美無缺。

浙商精打細算是出了名，特別是在時間觀念上，能精確到時、分，秒。

有的私營企業主，雖然腰纏萬貫，但每事必躬親。就是體現在小小几塊錢上，老闆們也會去做 ，這種不計較身份地位的精神可就不一般了。甚至在每個月的月份大小上，他們都計算的非常精準到位，就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情。所以他們在生意上的成功，有他們不一般的方式方法，令人扼腕讚歎！

徽商即徽州商幫，又稱新安商人，是指古代徽州（古徽州府，今黃山市）的商人，而不是安徽的商人。

徵商古代指徾州府南部商人，地理位置和地域範圍包括六縣，可其中婺源縣又為何劃歸江西管轄屬地呢？

好多事情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一九三四年老蔣因軍事上的需要，將婺源劃歸江西管轄；到一九四七年又重新劃歸安徽管轄，到一九四九年又重新劃歸江西管轄。

徽州文化的理念就是在徽商文化中商人和新安理學，他們的鼻祖宗師朱熹老夫子，就是江西婺源祖籍（今江西上饒市）。

徽商人堅強不屈、吃苦耐勞（比作駱駝和牛）的精神廣為傳頌，併為徽商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和寶貴遺產！他們信奉儒學、儒家思想。

浙商能夠成功的背後也是積累吸取了徽商與晉商的寶貴經驗。因為徽商與晉商比浙商早五百年形成知識積累與財富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