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想獲得權力，那麼他必須接近權力中心--這是亙古不變的權力法則。

而中國古代的宦官群體便擁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前提條件是你得捱上一刀。這只是前提，中國的宦官制度就像是潛伏在人體長達數年的病毒，需要有外界的誘發因素，否則只能沉寂。也就是說就算是你想走這條路，也不一定會成功。

明朝的宦官們以用事之久、握權之廣著稱，他們插手朝政、把持國家政治經濟各領域，將閹宦之患發展到叄千年歷史之極致。

縱觀明朝的宦官制度，有兩件事我覺得特別令人諷刺與滑稽，它們的發展完全與當初設立其本意背道而馳，南轅北轍。

一: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就在後宮特鑄一個大鐵牌，上面寫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來警示威懾宦官。但事與願違，明王朝卻成為歷代宦官干政最厲害的王朝。估計他從沒想過，在他的後人明英宗時期，這塊鐵牌會因為礙眼，被一個叫王振的太監給摘了下來。由此可以看出此時宦官專權到達了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二：明代東廠大堂入內即可見大幅岳飛畫像，提醒東廠緹騎辦案毋枉毋縱，堂前還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東廠人員的所作所為與這些擺設實在相差太遠。“百世流芳”的也只有其臭名昭著的名聲罷了。

東廠作為當時頂級的特務監察機構之一，製造了大量的冤家錯案，上到王工大臣，下到平民百姓只要聽到東廠二字都會聞之色變，如果不小心被他們的人給盯上了，我只能說有錢的趕緊送錢，沒錢的只有等死。究其原因:一是皇權賦予宦權，宦官一般沒有子嗣，也沒有家族傳承，他們所掌握的權力很難傳承下去，只能依附於當時的皇權，權力大過天的九千歲魏公公，在天啟皇帝死後，分分鐘被崇禎皇帝除掉了。加上儒家社會對於宦官集團的歧視難以消除，不可能見到宦官振臂一呼，天下好漢雲集響應，然後改朝換代的景象。對比很容易挾持幼主的外戚，擁兵自重的武將，世代相傳帝的門閥貴族，門生遍天下的文官集團，利用宦官可以說是中央集權最安全的策略。

二是:太監本身的生理殘缺必然會導致心理扭曲，對他們來說只有緊緊的抓住權力才會讓世人畏懼，找到一絲快感。因為扭曲的心理在作祟，就會少了點憐憫同情之心，做起事來多了一股子狠勁在裡面。

最後說句玩笑話

你們當時把岳飛的頭像掛在東廠大堂內，這麼做有沒有想過岳飛的感受，他老人家要是地下有知，估計都得氣的吐血，必將感慨道:“想我岳飛一生精忠報國，死後竟被爾等如此糟踐我的名聲”，真是可悲可嘆啊，可悲可嘆啊！

中國宦官制度身受其害有很多朝代。

如東漢未期，唐代之後。但影響最大，危害之重當屬明朝，它不僅時間長，人數之多，影響範圍之廣也當是明朝之最。

明朝宦官之劣跡，可以說是宦官之制榜惡之首。明朝也被後人稱為最大宦官帝國。

明朝有很多臭名昭著的宦官，如王直，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一批惡貫滿盈之輩。可以亳不客氣地說，他們集人性之惡於一身，貪婪，殘暴，兇狠。明朝的滅亡，很大程度是這些宦官造成主要原因。

困為是他們一點一滴掏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是他們漸漸挖斷了大明的根基。他們才是大明真正的掘墓人。

宦官擅權干政，歷來是伴隨中國封建王朝幾千年發展史而又無法根除的惡性腫瘤。一些有作為的開國之君，往往會吸取歷史教訓，嚴格控制宦官，削減宦官特權。

朱元璋雖是一個叫化子出身，但能逆襲成九五之尊，是有其過人之處的。表現在對待宦官也是如此。他很注重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深知宦官管理不善的危害，所以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有一名老太監，曾因出於好意指出公文中的明顯錯訛，而被朱元璋逐出皇宮，原因是他“干政”。這名太監運氣好，沒被腰斬，原因是他的犯事是在朱元璋鐵牌掛出之前。至此，宦官地位跌到了谷底，完全只是一個奴才而已。

規矩壞在朱棣手中。他視宦官為心腹，把宦官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內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開始重用宦官，是因為他在奪取皇位中有宦官很大的功勞。他透過勾結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在圍攻南京時，又與宮內的宦官裡應外合取得了勝利。朱棣上臺後，也害怕自己被宦官出賣，所以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委宦官以大權。所以《明史》記載： “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面臨的就是災難。他們直接干預朝政。在宦官 24 衙門中，司禮監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權力極大，“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勢焰在內閣之上。他們能夠操縱政府官員任免，甚至內閣大臣的去留都得聽他們的，誰不聽話那就別幹了，這還是小事，弄得不好就被滿門抄斬了。他們直接插手軍事，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擔任鎮守和守備等職務，甚至直接掛帥，統兵征伐。更主要的一點是，他們操縱廠衛，實行特務統治，逮捕殺害官民，無惡不作。

明代宦官制度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依仗權勢胡作非為，人們“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明史紀事本末》卷 37）。武宗時，宦官劉瑾專橫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寫兩份，必須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內閣大學士焦芳甚至將辦公室搬到了劉瑾家中。北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朱皇帝”、“劉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劉瑾）。

明熹宗時宦官魏忠賢炙手可熱，權傾朝野，“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明史》卷 364《魏忠賢傳》），許多官僚認他為義父幹爺。他還勾結熹宗乳母客氏，專斷國政，自稱九千歲，閹黨遍佈全國，權勢達到了頂峰。宦官專權，加劇了明朝政治上的腐敗和社會動盪。

明朝在洪武帝時，鑑於前代宦寺之禍甚烈，就在制度上對宦官壓制甚嚴。

在洪武中，對宦官建立起了一道嚴密的防火牆。頒佈了多項措施。規定宦官不得身兼文武職位，官職不得超過四品，不許穿戴外臣衣冠，所謂“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

在洪武十七年的七月份更是嚴令宦官不得與外臣往來，“七月丁朔，戊戌，敕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毋內官監移檄往來”。

又規定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初，太祖制，內臣不得讀書識字”。

還在宮門在樹立一個鐵牌，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以警戒未來。

從上面的史料得出，洪武帝對宦官可謂是全面防範的。但是事情的發展出乎出乎洪武帝的預料，有明一代反而呈現出宦官權力越來越大，身份越來越高的趨勢。

宦官的地位什麼時候開始提升的呢？明成祖時期由於宦官在靖難之役中為其通風報信，刺探軍情，所以，永樂皇帝對宦官較為信任，所以授予他們相當的職權，“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

在宣宗時又設立內書堂，教宦官讀書寫字。又衍生出票擬製度，所謂票擬製度就是令閣臣以小票墨書，對奏章草擬提出處理意見，貼在各種奏章的封面上，在上報給皇帝，由皇帝審定後，讓太監用紅筆寫出，稱為“硃批”。它最直接的惡果就是為宦官干政大開方便之門，內閣的權力被完全架空。在《明史·職官志》上有言：“然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寺人”。

而在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也說道：“吾以為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由此看來，宦官坐大與朱元璋廢相也是有很大關係的。

所以，我想宦官的坐大與洪武帝的初衷相違背，這是最諷刺的。

其實我認為宦官階層幾乎就是皇帝手中的木偶而已，這個階層很兇殘，但同時也和可憐。

宦官的權力基本上都來源於皇帝。明初，皇朝是不允許內監參與政事的，甚至在洪武一朝，做了比較嚴苛的規定。所以當時的太監基本上都是做內務的。這時候的皇帝比較勤勉，不會分權給別人，所以宦官無所作為。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王朝的皇帝代代交替，後面出現了很多皇帝已經沒有洪武和永樂大帝那樣精力旺盛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覺悟了，他們更加耽於享樂，對於朝政已經不再那麼關係。他們需要解放自己，要求有更多的花樣來豐富自己的私生活。但是，這就需要有一部分人來分擔他的工作。一方面是朝廷公務，一方面需要有人替他研究怎麼玩才過癮。鑑於明朝文人集團太過嚴苛，他們不會允許皇帝如此不務正業，所以，皇帝只能悄悄地幹。這時，奴才一樣的太監自然成為皇帝的首選，自此，內監分得部分皇權，打著皇帝的旗號作威作福，而皇帝也樂得清閒，選擇不管不問，致使太監權力進一步氾濫。而隨著皇帝的不著調越來越過分，文人集團與皇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皇帝此時感覺自己的權威收到了挑戰，於是他繼續培養一股得力的勢力，與文人集團進行周旋，而他最信任的也就是身邊的太監。皇帝透過賦予太監一些權力和官職，與執掌大全的文人集團進行鬥爭，從而確保了限制文人集團勢力的目的。其實皇帝們不是要打壓文人，而僅僅是保護自己的權威。他們對太監是放心的。因為太監們權力的來源只有一個，那就是來自皇帝的授權。皇帝更替或者皇帝覺得他們沒用的時候，太監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就完結了。他們沒有朝堂的其他支持者，也沒有群眾基礎，只有依賴皇帝。所以，無論太監的權勢多大，但對於皇帝來說都不是問題，只要他不信任了，隨時可以拿掉這個太監。

而對於太監來說，他們一旦獲得權勢，往往是被朝堂大臣看不起。因為他們六根不全。他們在朝臣面前總是低人一等。就算在努力，也沒用。所以，他們上臺後，基本上就是迫害那些以前羞辱他們的大臣，無所不用其極。所以，他們對於皇帝是怕，而對於朝臣，他們是恨。此外，他們生理上的慾望被限制，那自然在其他方面的慾望自然就會放大，比如財欲，官欲以及破壞慾，最有甚者成為變態。

但是他們最終只是皇帝手中的棋子，可用可棄，都在於皇帝的喜好。可恨亦可悲。

明朝的宦官制度，在明初朱元璋時代管理還是挺嚴厲的，明確規定官不過四品，月米一石，並明令禁止干預朝政，違者斬。

明成祖藩王上位，並得益於宦官，宦官地位開始提升，明中期英宗武宗等多是平庸之輩，宦官專權更是氾濫，廠衛肆虐由此誕生。

明宦官制度的形式與發展，我覺得並沒有什麼滑稽可笑的，每一個時期必然有每個時期的產物，用現在的觀點看歷史問題，肯定足滑稽幼稚，但在身處其中你就不一定會這樣認為，就好比現在的我們，大家可能都覺得挺正常的，但如果幾百年後有人說，不可能吧，一個村幹郜在當時，怎麼可能貪汙幾百萬上千萬的，為選一個村長什麼的，他怎麼捨得花幾十萬去賄選什麼的？他有那個必要嗎？一個村長在那時根本沒什麼工資好嗎？這有可能嗎？難道他們的村民不上告嗎？難道當時的政府不會管嗎？難道他們村民都是傻子，這肯定是過份解讀了，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情。

所以有現在的眼光看歷史，沒有什麼滑稽不滑稽的，歷史就是歷史，你信也是那樣，不信也是那樣，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最瞭解。

宦官干政，古來有之，秦時有趙高，唐有李輔國，所以歷代開國之君都會吸取前朝經驗，嚴格管理宦官，嚴禁宦官干政。朱元璋也不例外，立國之後他特意鑄鐵牌一面，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違者斬。”此外，朱元璋還規定宦官不得超過四品官，不能文武兼職。這些舉措說明朱元璋深刻認識到宦官專權的危害，因此做出必要的規定防止宦官干政，可這些舉措為什麼沒有起到相應的作用呢？

這就要從朱元璋兒子朱棣身上講起，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成功奪取侄兒建文帝的皇位，在這場戰役當中宦官起了很大作用。比如通風報信，報告宮中情況。開啟宮門，迎接朱棣進宮等。所以在他心目中，還是覺得太監比較可靠，而且他們身處皇宮，聯絡起來也比較方便。

朱棣登上皇位之後，對宦官的重用越來越甚，著名的“三寶太監”鄭和就是一個宦官。朱棣得位不正，惶惶不可終日，一方面，建文帝生死不明，而自己只是一個篡權皇帝，名不正言不順;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他建立的新政權並不十分支援。為了鞏固政權，坐穩江山，朱棣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間諜偵緝機構。

明永樂十八年，即1420年，明成祖朱棣組建了一個由太監掌控的偵緝諜報機構，由於其地址位於東安門北側，因此被命名為東緝事廠，簡稱東廠。

東廠的偵緝諜報範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檔案，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檢視;甚至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範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採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彙報，要方便快捷的多。

不過在朱棣時期雖然重用宦官，但宦官始終還是皇家的奴才，給皇帝通風報信，為非作歹之事還不敢做的太出格。到了明英宗時期，宦官王振因初通文墨，被明宣宗派去陪伴和教習太子朱祁鎮，等朱祁鎮繼位之後，王振開始把持朝政，結黨謀私。他覺得太祖皇帝立的鐵牌礙眼，便派人悄悄移走，眾大臣上朝時發現鐵牌不見了，都感到很詫異，但礙於王振的權勢都不敢言語，由此可見王振當時的威風。

明武宗時的宦官劉瑾，把持朝政，加上朱厚照只顧嬉笑玩樂，不問政事。當時人們笑談朝中有兩位皇帝，一位坐皇帝，一位站皇帝（太監上朝是站著的）；一位朱皇帝，一位劉皇帝。

明熹宗時期的大宦官魏忠賢更是宦官當中的極品，他門下徒子徒孫無數，爪牙遍佈全國，稱為“閹黨”。他自封九千歲，他閹黨在全國各地建立生祠，每日祭拜。可謂是創下有明一代宦官中權勢最為顯赫的太監。

明朝中後期的這些大宦官，把持朝政，結黨營私，魚肉百姓，戲弄皇帝，相比朱無璋當初頒佈的那些舉措的初衷，真的是大大的諷刺和滑稽！

朱明朝是以一家之天下卸國。皇帝以下實行三權分立。一、官員，以內閣首輔為核心，稱外廷，主要負責日常事務。二、太監，以承筆太監為首，主要代行皇權。三、特務，以兩廠為機構，監督臣民。

歷史上，除了農民起義導致王朝更替的反抗勢力外，另一個促使改朝換代的危險因素就是權臣、外戚、藩鎮和宦官了。

宦官是封建專制的需要，除了日常繁重的雜役、侍從外，皇帝視宦官為親信而依賴，讓宦官充當耳目爪牙，發號施令，傳遞資訊，監督宮廷，駕馭外臣。

而宦官視皇帝為寄主而倚附，憑藉皇帝的寵信而邀功圖賞，揣主求榮。

宦官做為畸形政治勢力，位於權力中樞，有很大的作用，妃嬪仰仗它受寵而幸運；外戚拉攏它揣迎而固封；權臣巴結它僥倖而仕進。

統治的運用，宦官的作用，不由得不讓皇帝慎重。明太祖就對宦官的權力進行限制“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禁止內臣不得干政，預者斬"。

洪武年間，胡惟庸大案就與宦官有關，時宦官雲奇守西華門，探知胡惟庸謀大逆，報告朱元璋，朱元璋起初不信，命令部下打雲奇幾至昏死，雲奇用手指胡宅，果見有伏兵，朱元璋才警覺。

明成祖朱棣靖難之役，朝廷宦官多逃入其軍，洩露朝廷虛實，朱棣以為忠，進而重用，多以委任，並設立東廠，由皇帝直接控制，負責偵緝刑獄，進行特務活動，內設司禮監，有權預政參政，凡內外章奏的批答，諭旨的傳宣都屬司禮監之轄。威勢在朝臣之上，同錦衣衛分權，與朝臣抗禮，對朝臣進行警示威懾，也可對叛逆逮捕緝拿。也可以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既又鎮守地方的職務，也有出使別國的責任。

歷史上的鄭和七下西洋，不僅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壯舉，也是增強了明朝與西洋各國的友好溝通，既在一定程度上弘揚國威，也促進了各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

權力的集中就需要進行權力的制衡，如果對宦官疏於防範，失去控制，再加上皇帝昏庸，那就禍不單行。宦官一面諂媚奉承、誤導愚弄、麻痺架空皇上，一面假借天威、矯詔篡逆、擅權干政。貪贓枉法加上陰險殘暴，更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了。

英宗之王振，網羅黨羽，驕恣專橫，宦禍迭起，終釀土木堡之變，明軍損失慘痛，後來的曹吉祥前赴後繼，發動宮廷復辟，還枉殺于謙。

憲宗汪直，以官任提督，增設東廠，亂殺無辜，迫害良臣，又尋釁邊事，挑起滿漢戰爭，流毒邊境。

武宗之劉瑾，號稱立皇帝，不僅對朝臣任意罷免，也可以隨意擢升，凡官員退進，必須到劉瑾處奏聞，殘暴兇狠，賄賂劫掠，兵部主事王陽明，就被劉瑾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在貶謫途中，偽造跳水自盡，才留有一命。

熹宗魏忠賢，更是把宦官亂政推向了頂峰。從光棍一人到九千歲。從市井無賴到權震朝野，從奴顏婢膝做到囂張專橫，從放蕩不羈搞到民不聊生，從目不識丁變到朝暑一空，從客魏勾結亂到朝廷更迭。

明朝的宦官，有任務在於執行，變態的心理卻使社會扭曲畸形。皇帝的怠政造成了宦官的放縱。

我理解這個問題並不是籠統的評價明朝的宦官制度，而是隻談幾個舉措，恰好，明朝還真有一個舉措，在開始的用意是好的，在後來卻釀成禍患，顯得十分諷刺。

俗話說，不怕流氓會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明宣宗這個舉措，就算的做實了這一點：不怕太監權力大，就怕太監有文化。

自明朝建立以來，宦官雖然是皇帝的私人奴僕，但畢竟被朱元璋的祖訓所嚴格束縛，比如，負責皇帝文書的司禮監太監不準與外廷的官僚接觸。建文帝和永樂帝也基本上延續了朱元璋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讓宦官幹一些重要的私人事務，一方面又將其嚴格控制在身邊，防止與外廷交接。

這其中，我們需要注意兩個要點：

第一，宦官是皇帝的代表，其權力是天然的大。宦官的權力要想被束縛，只能透過皇帝，如果皇帝自己手腕不強，或是看不到這一點，宦官一定會膨脹其權力。

第二，宦官是閹人，基本上來自社會底層，也沒有文化，所以，其權力雖然大，但卻是正常的、規範的國家權力之外的一種權力。或者說，宦官的權力是一種特殊的權力。所以，明朝的政府完全可以透過法定的、合規的程式，把宦官的權力抵消掉很大一部分。舉例說，內閣學士擬的東西，宦官如果不識字，即使他拿著文章去和皇帝說悄悄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此，後面的事情就很耐人尋味了：

朱瞻基，也就是明宣宗，是明朝前期著名的明君，他統治時期被稱為“仁宣之治”。他這個人，有膽有識，有文化。所以，在他統治時期，宦官肯定是很聽話的。但是，這位皇帝搞了一個“內書堂”，宣德三年（1428年），指定翰林學士在內書堂給太監們上課，以使他們能夠幫助處理公文，並有權力與朝廷官員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

也許在他看來，讓宦官學點文化，總不是什麼壞事。正常人能讀書明理，能從聖賢書上學到如何做人，如何養性，如何涵養浩然之氣，那麼，太監沒有理由不能。換句話說，他大概認為，人是可以透過學習知識來獲得道德的提高的。

在他統治期間，太監們都還很老實。但是，他去世之後，這些有了文化的太監就不再老實了。由於皇帝親自提供了正規教育，還指導他們處理公文，就無意中為太監濫用權力開闢了道路。

後來的太監，一方面繼續打著皇帝的旗號弄權，一方面，因為有了文化，就能夠敢用儒家的話語來批評政府官員，和大學士們辯駁，能夠用儒家的說辭來勸皇帝聽從太監的意見。

這就像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開啟，就再也關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