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的道理他們都懂，賑災或者平亂目的都是穩定人心，穩固朝廷統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為百姓好。沒有什麼可笑不可笑的。

開門見山，我不得不說，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不僅僅是古代，不僅僅是皇帝，即使是現代，任何組織中都存在這種情況。決策者不可能事事都親力親為，親臨現場。這既是不可能，也是不正常的。

首先，皇帝在宮中不等於他對外界不瞭解。作為一個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他要了解他的帝國有許多種的途經，比如帝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和資訊傳輸系統（奏章、朝會、監察御史等）、皇帝私人的資訊機構（秘奏、錦衣衛等）等等。對於同一件事情，可以透過不同渠道進行驗證，來了解事情的真相。當然，歷代皇帝對於這些途經都是樂此不彼，不斷的玩出新花樣，當然效果也不一樣。

整個帝國就像是一個計算機系統，有資訊採集、資訊傳輸、資訊處理和資訊展示等各個部門。而皇帝，作為終端使用者，他得到的是處理後的最終資訊，當然，他也有對資訊真偽校驗的手段！

而歷代老百姓普遍認為，微服私訪是明君的象徵。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也許是演義和戲說看的比較多了吧。其實皇帝要真正做到微服私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即使是微服私訪了，又怎麼能保證眼見為實？關於這一點，古代早就有盲人摸象這個故事來說明問題了。普通人看到的只是區域性，而皇帝看到的是整個大局。視野自然要開闊多了。

其次，問題中提及的特殊情況處理比如旱災，戰爭等屬不屬於外行指導內行？這就是關係到皇帝是不是全能的問題了。作為一個最高決策者，他不可能樣樣都是專業人士，如果是這樣，他這個皇帝也幹不好的。比如歷史上有名的書法皇帝、木匠皇帝、管道皇帝等等，基本上都是和昏君劃等號了。最高決策者要的是如何選擇問題。基本上，到了皇帝這裡的都是成型的一堆解決方案，而皇帝就是來下最後決心的。

這個在任何組織機構裡都一樣。這裡推薦一個職場小竅門，如果你向領導請示彙報情況，請儘量讓領導做選擇題而不是解答題。這樣，對你的職場之路是大有幫助的。

一個組織機構裡，高層管理、中層管理和基層員工的分工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搞混了，那麼這個組織也就不健康了。如果見到一個企業的管理者在做工人的事情，那麼不是作秀就是這個企業快完蛋了。這在管理學上是分工、授權的問題。皇帝也一樣。

當然，你可能會擔心皇帝能力問題。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正常環境下生長的帝王，都是經過嚴格的皇家訓練的。綜合素質是十分優秀的。只不過，在歷史上，他的優缺點都被放大了，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哈哈鏡裡面的人物。

綜上所述，這個問題所描述的情況並不可笑，反而是十分正常的。這和你的常識有衝突？呵呵，你被“常識”洗腦了！

話得從兩頭說。

首先，古代資信不發達，不發達到什麼程度？漢代成帝時，東平王劉宇向皇室求諸子百家書，皇帝猶豫再三後婉拒了——劉宇是皇帝親叔父，備受尊重信任，不肯借的原因是書太珍貴了。

在資信不發達的時代，資信集中於何處？是朝廷、帝王手中，比如你談財政，朝廷的戶部有最詳實的賬目；談稅收，有逐年、各地的稅目稅率；談土地問題，”皇冊庫“裡有精確到畝的全國農田”魚鱗圖“；談邊疆問題、談國防或外交，同樣是中樞的資料、資訊最全面、最詳實，地方、部門是一隅之見，而中樞是全面、系統的認識，當然有提挈指點的必要和可能。

其次，原問中”奏摺“一詞其實混淆了奏本、題本和密摺三種形式、功能完全不同的，臣子向皇帝通報情況的文書。

題本是指具名、列銜、蓋章，專門彙報公務的正規彙報，只有具備一定級別者才有權具題（清代外臣只有督撫將軍才有資格用題本，提督一開始都沒有具題權）；奏本是具名、列銜、不蓋章的彙報，用於非正式或特別緊急的公務彙報，也可以夾入皇帝許可的非公務內容。以上兩種為公開彙報，送達中央後會送到殿閣大學士、學士處，大學士、學士審閱、”票擬“（提出處理和回答意見，並以皇帝口氣寫出答覆稿）後上報皇帝，皇帝認為允當就發出，否則”留中不發“。也就是說，題本、奏本所彙報的公務，實際上並非由皇帝一個人、而是由一個完整的班子在處理，皇帝很多時候只是掛名和畫圈，以示權柄在予一人而已。

密摺制度始於康熙，最早是康熙要求家奴出身的外放官員或特別信任的中下級外官用私信形式密報當地訊息線索、風土人情、地方官能力品德、經濟政治軍事動向等，雍正朝將之使用範圍擴大，成為各級地方官越過傳統上下級脈絡，直接向皇帝密報地方各種訊息，和皇帝”越級監督指揮“的途徑，也成為皇帝在地方上實現相互牽制、交叉監督，避免封疆大吏坐大或自己耳目被矇蔽的手段。密摺的特點是”密“，不但彙報者上級不能翻閱攔截，連中央的殿閣、六部、軍機處都無權經手，系彙報者和皇帝的單線聯絡，這首先是皇帝瞭解地方情況、吸收最新資訊的途徑，是”臣子指點皇帝“而非相反，皇帝本人正是從密摺中學習問主所稱的”地方知識“和”專業知識“，硃批則是這種學習的成果和反饋。密摺硃批每個字都是皇帝親筆，而批答的內容則很多正來自各方密摺彙總，不同的地方、主題，則還會有皇帝幕僚班子專門蒐集撰寫並隨時更新的各種參考備忘錄，如果問主相信下級彙報工作是有必要的，那麼就該相信這種批答也是有意義的。

當然，皇帝能力、幹勁不同，聰明勤勉者硃批動輒幾百字，且許多指示細緻專業，愚笨懈怠者則大筆一揮”知道了“拉倒，且即便是雍正這樣的”萬事通“也不免有指示出錯的時候，因此硃批發回彙報者後就會勒令繳回，目的是潤色塗改，把皇帝說錯、說不準的話偷偷抹掉。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題本被廢除，密摺和奏本則被合為”奏摺“，實際上就是新形勢下、適用範圍和物件都擴大了的題本，此後硃批一概為票擬，只是票擬權由殿閣大學士、學士轉到新設的內閣而已，這樣以來”皇帝批答“其實也仍然是一個完整的班子在”代筆“，不存在問主所謂”外行指點內行“的問題。

用今天的眼光看古代，什麼都不發達，何止資訊？ 問個問題，助題主開動腦筋？ 請問：古人的作息時間一般如何？ 有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此句可不是古代小清新為了裝逼而寫，而是事實就如此：【宵禁】一詞聽過沒？

《周禮 •秋官司寇》：“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 ，以詔夜士夜禁 ，御晨行者 ，禁宵行者 、夜遊者。”唐代《西都雜記》：“西都禁城街衢，有執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馳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

此官職漢代就有，宋代《事物紀原》所記載的“執金吾”與唐代一致，都是負責夜巡的禁軍或軍士，主責就是維持夜晚城市的治安與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執金吾”的權力非常大，如漢光武帝就有言：“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大名鼎鼎的曹操貌似就做過執金吾——《三國志•魏書·卷1·武帝紀》引 《曹瞞傳》：

“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 ，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 《南齊書》卷22《豫章文獻王傳》載蕭嶷與齊武帝 “同輦夜歸 ，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日：‘今夜行 ，無使為尉司所呵也 。’嶷對日：‘京輦之內，皆屬臣州 ，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

——皇帝本人夜行仍需向執金吾解釋，可見一斑。

《唐律疏議》：“昏而閉，五更而啟，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中使郭裡曼酒醉犯夜，杖殺之。”

宵禁首停，肇於宋——《東京夢華錄》（孟元老）：

“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

透過以上史料可以告訴題主，古代的政府要管理“天下”並不如今人想象得那麼難，原因一目瞭然，因為古人一天的活動時間就很少——凌晨四五點起床，晚上七八點就得入睡了。

此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莊子·讓王》。

更重要的是，這些活動，無論官、民都在朝廷的管制之下。

有些人可能會將它簡單的理解為所謂“封建桎梏”，但我更願意將它看作是制度與管理能力的優越性。

農業社會的特性就是這樣的，晚上就基本整個世界都“停了，”到處黑燈瞎火，你出去還能幹嘛？除非你是能伸手不見五指還可以猶如白晝的，要不然出去也就只能幹偷雞摸狗的事。

當然了，達官貴人是擁有“夜生活”的權力的。

自宋以後開“夜禁”以後明清確實不應該延續，但這又是另一個話題的範疇，在此不贅，繼續。

除了農業活動後，商業活動也一樣受到管制。

《周禮》設“司市”管理“三時之市”：

“大市，日仄而市；朝市，朝時為市；夕市，夕時為市。”

《新唐書·百官志》載：

“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其市當以午時擊鼓二百下而眾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

以上例子都證明，除了宋代外，別的朝代的人們的一切主要活動，都可以說在朝廷的管控之下。

這麼一理就清楚了，不可以用今人多眼光看古代就謂之“資訊閉塞落後”——古代根本沒那麼多複雜的管理事項，何來的資訊閉塞落後了？沒有資訊閉塞落後又何來的皇帝對外界不瞭解了？

況早在秦時，就設定了郵差，快馬加鞭，一天可行三四百里，比如從江蘇到北京，也就三四天腳程——這速度十分快了，你今天郵個東西，也是淘寶興起後才實現了一天快郵的效率。

（上圖為孟城驛秦郵亭）

再具體點可以去參考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

從竹簡中的官方《日誌》可以看出，秦朝地方官員對當地百姓瞭如指掌，不亞於今天資訊化的手段。比如最近哪幾個大地主又偷賣奴隸（秦朝是想消滅奴隸的），對當地的每一項工程的進度及細節，還有戶籍登記。無一不印證，今天我們覺得遠在中央的朝廷大員或皇帝本人對外界一無所知，完全是錯誤的。

不瞭解只是相對的，只要想了解，無論派人去調查還是下面的人上奏都是瞭解的途徑。資訊是不會缺少的。

至於怎麼處理完全可以讓大臣朝議，自己採納。況且奏摺還有大臣審閱，不是隻靠皇帝，比如明朝內閣，或者以前的丞相

皇帝為什麼要批奏摺？因為龐大的帝國是在文書上運轉的。

上週臺灣網友整理出一批有趣的請安褶子，比如翻來覆去的跟康熙問安，比如給康熙送芒果，給康熙報雨情，給康熙報有人造反的過期訊息，咋一看是垃圾資訊，其實背後並不簡單，理解言外之意，對我們的職場頗有幫助。

1、如此密集的請安折是為什麼？

在清朝，請安折早期是不能走國家郵政費用的，而是要各督撫重臣自己寫完、自己出路費，安排手下送往京城的，以清朝的交通條件，從杭州到北京，走京杭大運河，往返一趟也要二十天；孫文成能夠精準的在每月1號把請安折送到雍正手上，證明派出的不止一撥人。

這就是裝摺子的盒子，上面有鎖，閒雜人等是不能看的。

孫文成為什麼要如此密集的上請安折呢？我們看第一條的時間：雍正01年11月01日。說明這一年雍正爺剛剛做皇帝，康熙爺在1722年11月崩於暢春園，隆科多一人送遺詔出門，嗣後雍正爺即位，在北京經歷過一番權力鬥爭後，雍正爺站穩腳跟後，派浙江巡撫去查前朝康熙爺密探孫文成；孫文成為了自保適時向一把手靠攏並展示投靠之意，所以才需要密集的送請安摺子，以表恭順。

孫文成從康熙四十六年開始，到雍正即位時當了十五年杭州織造，權傾一方，但理論上沒機會見過雍正爺，雙方並不認識，雍正即位之後，孫文成也不能擅離職守進京面聖，也就只能透過郵件傳情，加強彼此熟悉程度了。明顯孫文成希望的就是安然退休，所以一邊密集的上請安摺子，一邊不露鋒芒不顯本事，就希望雍正認為他年老昏庸沒啥本事放他一馬。

我們再看最後一條的時間，雍正05年9月1日。這是因為雍正五年，雍正以孫文成年老體弱為由撤掉了他的職務，算是得了個善終。

老奸巨猾的杭州織造孫文成和二十一歲的江寧織造曹頫（曹雪芹的生父），都在雍正五年被拿下了，區別在於孫文成只是撤職，而不懂職場詭譎、不知道跟領導刷臉的曹頫因為鉅額虧空入獄，直到乾隆朝才放出來。

更坑的是，這鉅額虧空還是因為曹寅當年四次接待康熙南巡產生的虧空……

所以為什麼要上請安摺子？因為要刷存在感，要維持跟皇帝的交流和信任啊。皇帝放出去的一方大員，如果出京之後就斷了聯絡，你說皇帝坐鎮中樞，介意不介意？上折頻繁的孫文成得了個善終，而年紀輕輕的曹頫卻因為跟雍正不熟而下獄，你說刷臉對不對？

但言之無物的頻繁刷臉，只會讓領導認為員工沒有能力，而忠誠有待考察。

能力忠誠的四象限

在每個領導的心裡，對自己的下屬都會用能力和忠誠做了劃分，分別劃分到不同的象限裡面去。這裡面最好的肯定是右上方的第一象限，又忠又能，比如覺羅滿保、曹寅之於康熙，比如和珅之於乾隆，這種員工肯定會得到提拔。

而在雍正五年剛剛21歲的曹頫，不懂庶務，有鉅額虧空，又不懂得跟雍正爺套近乎，那在雍正的心裡應該屬於不忠不能的員工了，下獄也是無奈。

但是更多的員工應該就是屬於要麼忠誠但是能力不足，要麼能力出色但是不夠聽話。如何應用這種人，就取決於領導的藝術了。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職場人來說，首先要保證自己是有用的人，也就是保證自己在右半邊；然後良禽擇木而棲，選擇靠譜的領導付出忠誠，落子無悔，避免頻繁改換門庭。這是一條骨幹玩法，就是從右下象限逐步對好領導付出忠誠，走到第一象限去。

或者選擇先做秘書、司機等心腹角色，跟領導休慼與共，幫領導幹各種雜活秘事，跟領導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再逐步展現能力，承擔更重要的職位。但這種活我就幹不下來。

所以，當我們看見公司又提拔了誰，誰又獲得了更好的機會，我們需要先捫心自問，我們是不是領導的圈內人？我們在領導的心裡到底屬於哪個象限？我們還能怎麼改善和提升？

這一條，我們要向21歲的進士覺羅滿保學習。

覺羅滿保的芒果摺子

覺羅滿保是正黃旗人，1673年（康熙十二年）出生，康熙三十三年中進士，庶吉士，康熙五十年任福建巡撫。這可是個21歲的滿族進士、38歲的省長啊！這種人怎麼可能是隻懂說廢話的蠢材？

芒果奏摺發生在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四月，四十六歲的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派人給從福建送芒果到北京給一手提拔重用自己的康熙爺品嚐，以當時的交通條件，這些芒果是怎麼保鮮的？可不是現在飛機4個小時就到北京；那時候估計是要用冰鎮，然後一路快馬加鞭沿著驛道送過來的，花的還是覺羅滿保自己的錢。

沿途靡費多少？這是不是一份實實在在的心意？有沒有「一騎紅塵康熙笑，無人知是芒果來」的感覺？

康熙爺承情不承情？明顯是承情的，所以才會很體貼的在第二份芒果折中回覆「以後不必再送」，因為南方的水果送到北京，成本太高。

覺羅滿保和康熙爺也算是君臣一場，康熙爺死後三年，52歲的覺羅滿保就死在任上。到底是自殺還是謀殺，未見史冊，反正我不相信他是老病而死的。

批奏摺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清朝皇帝需要在奏摺中獲得各種各樣的資訊，特別是請安折往往屬於大臣密奏，屬於給皇上提供資訊的。而需要皇帝決策的，叫做奏事摺子，跟請安折不同。就算皇上人在深宮，但是他獲得了最高的視野，和最全的資訊量，所以皇帝在資訊層面上是高於臣子的，所以可以決策。

透過請安折還可以進行文字交流。在職場上，增加溝通交流，增進相互瞭解都是一件好事。而不同的人跟領導的說話方式不一樣，也很容易理解。有的同事跟領導幹了二十五年，彼此非常熟悉，那麼送點東西，說點體己話才是合情合理的；換了剛剛跟領導幹了半年的，那還不如踏實做事，少嬉皮笑臉才好。

你看這些請安摺子裡，孫文成在康熙在的時候，打聽到臺灣有人造反的訊息，哪怕是沒頭沒尾的訊息都要報上來，就怕耽誤大事，也清楚康熙不會怪罪，而康熙也雲淡風輕的回覆他「無頭無尾之言，實在不懂」，君臣相得，竟至於此。

而到了雍正一朝，孫文成就只敢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的請安，而雍正也是標準的朕躬安回覆，全成了刷臉的套路，幸好這套路還有用。

關於奏摺的真實性，別說古代了，現代資訊如此發達，也不能詳細的知道。比如，某個貧困縣向中央撥款50億脫貧，不是說，只要申請就能獲批。數額較大總理肯定會派人去了解實情。但是下去了解的人不一定知道事情，但是能知道一個大概。總理也只能聽彙報，如果覺得的確貧困，那麼就撥款。其實，很多貧困的地區，等特派員來的時候，早已做好了思想工作，避免不了矇混過關的。

面對大事件，古代應該也不例外，在清朝不是有巡撫嗎？這個巡撫負責巡視地方的軍政和民政，一旦查出問題，地方官員吃不完兜著走。上面我們也說到，比如縣長申請撥款，如果巡撫查到徇私舞弊的情況或者上報的情況不屬實，肯定是殺頭的大罪。如果不怕砍頭，其實可以造假，也有頂風作案的，在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避免這種造假的情況。

所以，皇帝常年在宮中，對外界雖然不太瞭解。但是奏摺的內容，涉及到軍政和民政大事的，自己又拿不定主意，肯定會派人實地視察情況。題主說到旱災，戰爭等大事件，其實和我上面說的一個道理，涉及到重大事件，皇帝拿不定主意，肯定會派人考察。

比如撥付賑災款，如果地方官員隨便一個奏摺就能讓皇帝撥款，那麼這個錢也太好拿了。如果地方官員知道皇帝作了批示，也不派人去查賬，是不是可以私吞。所以，皇帝批奏摺，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皇帝雖然不瞭解內容的真實性，肯定會派親信去視察和暗訪，一旦被查到情況不屬實，欺騙皇帝，貪汙賑災款，肯定是死罪。

古代皇帝在做事的時候就是像甩手掌櫃的，他們並不需要自己去做從頭到尾的策劃與執行，這些都是大臣們去做的事，大臣們把策劃的提案方案寫成摺子，然後上交給皇帝，皇帝只要審批一下就行了。一般來說，摺子會被抄錄下來，原稿則在被批示以後會蓋上玉璽然後退回給大臣，然後大臣按照摺子以及批示去幹就行了。說到底就是一個知行權的問題！

皇帝在各個大臣府上都有安排密探，這些耳目不足以窺探天下，但是卻可以核實這些大臣們的所奏是否真實！只要所奏的內容符實那麼就錯不到哪去。

其次，大臣都有政敵，這些政敵也是皇帝的耳目，他們會時刻探知這些內容是否屬實，假如不屬實那就上奏去彈劾於他。這就是皇帝想要的結果，能夠督促大臣不敢亂來。

這個問題要分不同的歷史時期來回答。

在明以前，朝廷是有宰相一職的，當然宰相在不同朝代的稱呼不一樣，但實質卻是一樣的——是政府的行政首長。一切事務，都是先由宰相擬好政令，然後上呈皇帝，皇帝批准後再發佈下去。所以在明以前，並不存在這個問題。

明朝時太祖朱元璋廢宰相，成立內閣。此時一切政務均由皇帝進行決策，內閣學士只是皇帝的秘書、顧問，皇帝有什麼不清楚的會向內閣學士諮詢，皇帝下旨時是口述旨意再由內閣學士擬出正式的檔案。

那麼這時候皇帝該如何瞭解外界情況，並據此制定決策呢？很簡單，他們有特務組織——錦衣衛。明朝的太祖、成祖都是馬上得天下的皇帝，精力旺盛，所以能夠獨立處理政務。他們的後代子孫越來越懶惰，所以內閣漸漸有了宰相的職權——即各項事務內閣先擬定意見，送給皇帝，稱之為“票擬”，然後皇帝親自用硃筆批下，稱之為“批紅”。後來有些皇帝連批紅都不想做，讓太監們代勞了。所以這個時候也不用擔心皇帝不瞭解外界情況，只要內閣瞭解就可以了。

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又設立了軍機處，清代的軍機處和內閣都類似於明代太祖、成祖時期的內閣，只是皇帝的秘書而已。此時一切權力都歸於皇帝，所有重大決策都需要由皇帝來制定。

那麼清代皇帝又如何獲取外界資訊呢？靠密摺制度。皇帝會授予很多官員密摺奏事的權力，密摺是直接從官員到皇帝，沒有中間商賺差價。而且皇帝鼓勵官員們將所見所聞全部上奏，不僅限於軍政事務。皇帝還會讓同一省的官員們互相監督，這樣每一個官員都不敢欺瞞皇帝。

當然這種密摺制度也不能保證皇帝不受矇蔽，因為不是每一個皇帝都像雍正那麼勤政。密摺多了皇帝也懶得看呀。所以後面的皇帝可能確實不瞭解外界情況，如《清類稗抄》記載，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道一個雞蛋多少錢，以為雞蛋非常昂貴。當然這只是一個故事，但反映了當時的皇帝確實不清楚民間的情況。

讓這樣的人來當家，中國必然一步步走向衰落。

對於歷朝歷代的皇帝來說，如何通下情，始終都是一個艱鉅的問題。

當然，國家的職能部門能夠為皇帝提供瞭解外情的資料支援，諸如展示各地土地和稅收的魚鱗圖冊、財政收入支出的報表等，這些資訊會幫助皇帝更詳盡地瞭解到國家的基本狀況。

但基本狀況並不等於實際狀況，尤其是對前現代社會而言，科技的落後阻礙了資訊的即時更新，加之龐大的官僚集團為自身利益計，難免會隱瞞外界的很多情況。久而久之，皇帝就成了官僚集團的木偶，妨礙了皇權的伸張。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歷朝歷代的皇帝們也是煞費苦心。在這方面，清朝皇帝集前朝歷代之經驗，基本上做到了盡善盡美。

在清朝，奏摺是皇帝瞭解外情的重要形式，而奏摺也包括了多種形式，有具名具實上奏的公開題本和奏本，皇帝透過內閣和六部去處理繁雜的中央地方事務。但如何才能校驗這些上奏的真實性呢？這就涉及到清朝的密奏體系了。

自康熙起，這種密奏體系便經由南書房逐步建立。雍正設立軍機處，使得該制度最終完成了體系化。簡單說就是，皇帝透過各種形式，與親信大臣建立密切的主奴情感，然後授予其密摺專奏的權力。他的奏摺不會透過正常途徑從地方寄到六部，然後經內閣處理上達皇帝，而是經私人渠道傳達給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處理或由皇帝親自御批，最後會將硃批過的摺子再透過兵部報捷處的秘密渠道轉達給該官員，這叫“廷寄”。透過這樣的交流，皇帝可以有效獲取許多從內閣和六部處無法得到的資訊，他可以對不同來源的資訊進行比對，以此做到資訊校驗，辨別真偽。

那麼，到底是哪些官員能夠有幸與皇帝建立如此深厚情感呢？首先是一些總督巡撫級別的高官，這些人既然已經做到了如此高位，肯定是被皇帝青睞的，而且一般都是能夠與皇帝建立積極的效忠關係的，所以皇帝對他們的奏摺也比較信任。當然皇帝也會將他們的奏摺進行相互比對，或指示一人監視另一人，以此來考察他們的忠誠度。

此外還有一些人，他們的品級很低，但深受皇帝的寵愛和信任；他們沒有一二品大員那樣的權力熏天，但他們也有密奏的權力；他們常常處在暗處，直接接受皇帝的命令，完成更加機密的任務。比如清朝獨有的官職“織造”，明處是給宮廷製造絲綢等奢侈品，暗處卻在替皇帝蒐集江南地區各類官員和反清人士的訊息。再比如雍正時期形成的粘杆處，也是清朝著名的特務機構，專為皇帝處理和調查棘手事件。

所以，古代皇帝並非完全不通下情，他有一系列的辦法完成對地方和官僚集團的控制。但專制制度的弊端也就體現於此，如果皇帝不夠勤政，或是過於依賴官僚集團的自我監視，這種控制就很難實現，皇帝也就真成了困坐於宮中的提線木偶。

皇帝雖然待在宮中，但是並不封閉，給皇帝打小報告的人多的很。如果有人想矇蔽欺騙皇帝那就是欺君之罪，所以可以花言巧語但是絕不能無中生有。而且皇帝有很多大臣當助手，這些大臣也是經過層層歷練才混到這個位置的，他們都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可以起到顧問的作用幫助皇帝做出決策，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大臣只能出主意，決策權在皇帝手裡，這是皇權不可侵犯，如果哪個權臣越俎代庖基本上沒有好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