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立憲失敗是必然的，歷史必將滿清拋棄。

清朝的立憲是被迫的，也是無奈的，既有挽救自身危亡的危機感。也有來自民眾對自身權力的渴求和海外個革命黨的壓力。但來自最高層的慈禧，光緒，滿清宗室。都不希望憲政，不想失去權力只是表象。實際上是不懂憲政是何物，不懂的東西自然恐懼，但實際情況卻又不得不憲政，而清廷的高官包括瞿鴻機，袁世凱，端方，王文韶，等滿漢大員也不懂，知道的也只是表象。理論和憲政的實質卻一個懂的都沒有。可以說。一群並不理解憲政的人在預備立憲和實際立憲。但無論慈禧和奕匡（總理大臣)都希望把國家治理好，但前提是不能損害自身團體和自己的利益，但憲政的實質的意義是放棄個人權力。把權力還給民眾和議會。但這對滿清的貴族而言不僅不能，而且難以理解。為了立憲，慈禧還派出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一年多。德國現在還保留著清廷考察的檔案，值得一提的是德華人為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數冊，至少還有德國好幾個部委的8份詳盡報告。閱讀這些材料，在其中沒有看出對華人的任何敵意。下面這幅照片是五大臣在義大利的合影。

1905年，清廷派出了五大臣去日本，美國，德國，數十個國家進行了政治考察。耗費白銀三十七萬兩。但交給慈禧的憲政考察報告卻是一天沒有出過國的袁世凱寫的。由此可見，考察的，和沒有考察的都沒有當真。如何在這場所謂的立憲中，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每一個人。看重的都是自己的，排擠的都是別人的。一切都是表演。

當時，已經不存在所謂滿漢之爭了。當時的滿族貴族已經徹底漢化，就連光緒也不會滿語。地方已經是漢官徹底把持，軍權基本也在地方督撫手中，在中央一級，漢官也基本把持，可以說，慈禧基本上靠威望來維持中央的權威。但如此情況下，滿清仍然不肯放棄自己僅有的權力。滿清基本上希望以德國為藍本，進行立憲改革。但滿清只看到了表象。實際卻根本不知道德國立憲的本質。民眾以為慈禧是頑固派總代表，實際上慈禧還真不是。慈禧在還勉強維持。慈禧死了，大清也死了。

1910年以滿清貴族主導為主的立憲是以防範漢人為主立憲，但這些滿清的貴族不想想，慈禧都做不到的事情，這些人怎麼能做到。當年9月，各省立憲派代表在在資政院會議上，民眾一致要求頒佈憲法、組織內閣、召開國會，也就是實現立憲的基本三項要求。其實地方上的立憲基本也是換湯不換藥，進入資政院的基本上當地士紳，致使的官員。或者是地方官員，真正意義上的民眾議員確實不多，但起碼架子搭起來了。也堵住了海外革命黨的嘴。

第2年5月，清廷宣佈實行“責任內閣制”。，慶親王奕劻為首相，滿臣那桐、漢臣徐世昌為副相；十部尚書中，皇族宗室就有善耆、載澤、載洵、紹昌、溥倫、壽耆六人，加上滿臣蔭昌，而漢臣只有梁敦彥、唐景崇、盛宣懷三人。十足的皇族內閣。既然不肯放棄權力，那就只能徹底推翻這個滿清的政府了。可以說滿清不僅沒有憲政，而且還有所退步。如此愚弄民眾。自然也會被民眾所拋棄。滿清的立憲不僅沒有挽救他自己。而且加速了他的滅亡。滿清的立憲是對外是為了應付外界輿論譴責。革命黨的責難。對內是壓制新型政治集體的崛起，和罷免掌握實際權力的漢官（張之洞已經去世。袁世凱被罷免).滿清缺乏徹底改革的勇氣和能力。再就是立憲方式也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可以說，這就是一場滿清貴族自編自導的一場鬧劇。滿清退出他歷史的舞臺已經是必然的了，中國的資產階級迫不及待開始登上他的舞臺。

所謂預備立憲，只不過是清廷為苟延殘喘所設計的騙局罷了。

清政府於1894年爆發的甲午海戰中敗給日本以後，“紙老虎”的實質被徹底揭露於世界，導致它不僅要受著世界不屑的眼神和肆意的侮辱，同時還面臨著華人逐漸甦醒的“驅除韃虜”的救亡圖存的反抗意識，當時清政府的處境無異於豬八戒照鏡子，它也不得不開始有所顧及民心，可也只是有所，並不多。

1905年9月在中國東北打的火熱的日俄戰爭也落下帷幕，這場兩條餓犬的“奪肉戰”以沙俄的失敗宣告結束。日俄戰爭的結果傳回北京，朝野沸騰，一群腐官朽吏更是爭論不休，最後終於得出結果，直呼：“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

因為日俄戰爭的勝負，清政府終於開始正視君主立憲，試圖以君主立憲挽救他們即將劃上句號的統治。當然，當時國內關於君主立憲的呼聲也很高，同時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掀起了民主思潮，留學回國的人更是帶回了革命理念，清政府不得不妥協。

1905年慈禧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五人出訪歐洲，考察歐洲國家的憲政情況。載澤五人回國後即上書慈禧，條呈立憲的好處：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他們的意思很明顯，君主立憲可讓滿清永遠坐在皇位上，同時清政府源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也會減輕，更重要的是可以讓華人看到清政府愛國愛民的誠意，以圖可以堵住悠悠眾口。

“今日宣佈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日本於明治十四年宣佈憲政，二十二年始開國會，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

他們仍然在玩心眼，清政府是要立憲的，可是日本明治宣佈憲政以後經八年才真正落實憲政，中國自然也是要學習日本先進的成功經驗，於是“預備立憲”這四個字非常無恥地出現在華人眼中，並且扮起了“慈父”的角色安撫華人的情緒，真可謂是打的如意算盤啊。

清政府於1908年頒佈《欽定憲法大綱》，憲綱包含“君上大權”和“附臣民權利義務”總共二十三條。我們可以看看憲綱所賦予皇帝的權力：“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總攬司法權”等等。《欽定憲法大綱》將皇權寫入憲法，將君權神授變成了君權法予，仍然是集天下所有權力於皇帝，罔顧君主立憲的實質。

隨著民主思潮的掀起並演變成為風暴席捲全國，清政府的處境更是如臨深淵，在慈禧死後清政府對於地方政府官吏的控制力和威懾力也近零點。清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提前開啟“立憲運動”，1911年成立內閣，任命13位國務大臣，滿族8人（皇室5人），漢族4人，蒙族1人。

清政府自以為他們設立的君主立憲這個騙局能夠安撫民心，獲取華人的維護，可是20世紀初的華人早已不是那個因無意說了句“清風不識字”便被殺頭的華人了，滿清的憲綱裡也堂而皇之地寫著“君權至上”四個字，滿清能騙的只有自己了，華人早已經受夠了滿清的壓迫和剝削，也受夠了它的窩囊。

於是，在辛亥革命的槍聲響起以後，滿清借預備立憲製造的“假懷孕”，最終成了“真流產”，滿清也隨之被歷史的車軲轆碾碎。

清末的預備立憲其實是各方博弈的結果：清政府作為既得利益者要改變自己大權在握的格局本身就是很難的，之所以搞預備立憲其實是被逼出來的，用為預備立憲而出洋考察的清末五大臣的說法“立憲的目的有三——鞏固愛新覺羅家族皇位永固；效仿列強政體以期減輕外患；壓制革命黨以期平定內亂”。既然清政府搞立憲原本就是被動為之，自然欠缺主動推進的動力。像五大臣這樣的開明派由於對世界格局的變化趨勢比較瞭解，還能順應時勢推動立憲，但佔清政府官員人數絕大多數的保守派根本不願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事實上五大臣本來是打算直接立憲的，但慈禧擔心自己大權旁落，所以才提出預備立憲，其實就是暗示立憲可以搞，但得等她死了搞。

清政府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雖然入關後積極漢化，經過兩百餘年的融合滿族已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但滿族作為統治民族享有諸多特權，引起以漢族為首的其他民族的不滿，滿清兩百餘年曆史中不斷出現天地會、紅花會等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組織，事實上後來的辛亥革命就藉助了這些反清組織的力量。這些組織出於一貫的反清立場，自然不願看到清政府立憲成功從而擺脫統治危機。

五大臣一針見血地指出立憲的目的之一是平定內亂，這說明實際上立憲和革命之間是存在一種競爭關係的——立憲成功則革命式微；立憲失敗則革命得勢，所以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而言：要推翻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就必須破壞清政府的立憲，於是隨著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革命黨反而加緊發動起義，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起義打亂了立憲程序，因為一旦立憲調兵需經國會批准勢必削弱清政府鎮壓起義的效率，在這樣的情況下清政府只有加強集權，把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安心。

除了民間反清組織和革命黨之外，其實立憲派自己也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立憲。這實際上就是直接立憲和預備立憲的分歧導致的，事實上從一開始就有不少立憲派人士主張直接立憲，但那時被慈禧強勢壓制了。隨著三歲的溥儀登基主張直接立憲的人看到了希望，於是他們透過體制內的合法請願活動不斷向當時實際掌控朝政的攝政王載灃，而載灃本人對立憲並沒明確的規劃——往往是立憲派主張直接立憲，他就縮短預備立憲的時間；保守派一反對，他就強化皇權搞皇族內閣。很多立憲派在對載灃的徹底失望下轉而投身革命黨。

最後還有就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勢力已經悄然做大，他們的目的是想趁清政府、立憲派、革命派鬥得精疲力盡時可以從中漁利，所以他們也不會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漠然視之，而是會積極干涉。

綜上所述：清末預備立憲的失敗正是各方勢力博弈的結果。

時機點已經不對了。

康梁之前提出君主立憲的時候還沒有八國聯軍打北京，《辛丑條約》賠款4.5億兩白銀的事，這時人心尚未背離，立憲可為，畢竟立憲是限皇朝，分權給百姓。

等到清統治者不得已而為之的時候，民心已失，民間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即推翻滿清統治。此時朝野矛盾已不可調和，立憲失去意義。

1.世界上已經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在建立這個制度之前，他們的君主已經沒有絕對的權力。換句話說，在這些國家以立法的形式確定採用君主立憲的那個時期，這些國家的君主已經和議會分享權力，所謂的君主立憲制，無非把互相之間的權利進行明確，重新劃分。而中國的皇帝自古以來享有絕對的權威。

2.已經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負責策劃、擬定相關法律規章制度的時候，君主是作為和議會相平等的甚至是被動方來對待。而清朝改革則是由皇室單獨發起的，不可能對已有權利進行放棄或妥協，內閣見了皇帝或老佛爺還要磕頭，連形式上的民主都沒有。

3.清朝進行過兩次以君主立憲制為目的的改革，第1次由慈禧主動發起，最後形成一個連形式都沒有的假民主；第2次就是百日維新，政治上極其幼稚的光緒皇帝帶著一批更幼稚的舉子和低階官員，悍然向頑固派們開刀，最終結果就是如夢一場。

4.據說袁家大公子勸說袁世凱登基稱帝，其目的也是為了實行君主立憲。然而袁世凱終究敵不過皇帝權力的誘惑，新朝廷的組成是以君主獨裁為目的的，得到了所有人的反對。

立憲失敗的主要原因，還是滿漢民族矛盾，革命黨的第一宗旨就是驅逐韃虜，這就註定革命的目標不可能是立憲了。而沒有革命黨的前提下，指望清王室自行立憲，則曠日持久，中國當時的情況已經不可能等那麼久了。

“君主立憲”，政治改革深度我想還沒有到這種程度，最多算是新政！所以我們姑且稱其為“清末新政”。

改革是一項極其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清末新政由一批曾仇視改革或與改革為敵的人物完成了一場帶有革命內容的改革。

一、一場被時代逼出來的改革

在這種意味深長的矛盾背後是歷史造成的兩個原因;其一,庚子之變以後的局勢是一種真正的統治階級再也無法照舊統治下去的 時局。1901年 2月頒佈的上諭中說:“無事且難支援，今又構此奇變。”正是對這一點的承認。新政在主觀上是為了防止革命掀揭屋頂而挖開的一個窗洞，但在客觀上卻成為時勢假手不願改革者而實現的一場改革。歷史常常會使動機與效果大相異趣，對於一個沒落的階級尤其如此。

其二,有人說過:戊戌政變殺青年人、南方人多,八國聯軍殺老年人、北方人多。透過這種南北方和青老年的對立，是改革人物與頑固保守人物的對立。侵略者用暴力消滅了後一類人物中的一部分，同時又以此震懾了其他部分。這並不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但它導致的結果卻是為中國的改革消除了一些阻力。許多歷史的是非是隱藏在歷史的深處的，只有透過某些歷史細節的表象,才能把握歷史邁進的步伐和節奏。

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動和自上而下的改革雙向互動的形式出現的。清政府原想藉此實現王朝的自我挽救，但新政非但沒有延長它的壽命，從某種意義上說還加速了它的滅亡。它推行教育改革,是想造就“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但無論是在國內新式學堂中還是在留學生中，清政府並沒有獲得多少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出現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士類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王朝的掘墓人。

清政府在全國各省擴編新軍，原本是要以此來彈壓各種可能出現的變亂，卻又給革命黨人在各省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機會,新軍絕大多數成了王朝的“譁兵”,“叛兵”。

清政府獎勵實業,原想借此以擺脫嚴重的財政危機,卻導致了“資產階級利益、知識分子利益與專制制度的衝突越來越大”……所有這一切,都走向了清政府預想的反面。

何以會如此? 歷來論者大都從其推行新政的動機來說明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這並沒有錯,但問題沒有這麼簡單。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取悅列強、拉攏立憲派、打擊民主革命的一面,更有統治階級變法自強的一面；它有欺騙、拂逆輿情的一面，更有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具體內容。

歷史的效果往往不以人們的動機為轉移。清末官制改革，在客觀上推動了國家體制的近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國近代化教育的基礎;軍制改革，推進了中國軍事的近代化；法律改革,開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先河；獎勵實業,則直接促成了創辦實業的高潮。因噎廢食,因人廢事，並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人們習慣於用御史歐家廉的幾句話:“易私塾門榜即為學堂,改親兵衣飾即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學生,即是崇奉西法”，來說明新政的有名無實。固然這段話反映了當時的一些實況,但遠不是新政的全部。清政府“清理財政而漏卮愈大,編練新軍而許兵愈眾,改輕刑律而斷獄愈多。事事有盡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 最後從新政走向滅亡,有其更深層的原因。

二、新政失敗的兩點原因

這裡不想談得太遠,單就其中兩點來加以說明：

（一)舊人辦新政。

清末立新制而不易舊人，由曾與改革為敵的人物來推行新政,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但它的結果不僅沖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而且限制了新政的歷史展開。新的制度必須有新的價值觀念、思想和行為模式與之相適應,否則絕不可能賦予新制度以真實的生命力，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性結局也就不可避免。

就晚清新政來說，直接參與其事的“樞臣疆吏”有奕劻、載澤、戴鴻慈、袁世凱、端方、榮慶、鐵良、壽耆、世續、載灃、瞿鴻機、那桐、蔭昌、載洵、紹昌等。這批人中,凡有立憲傾向的,大多隻是“言官”，而沒有實權。

其餘絕大多數僅有王朝自救意識而無變革意識,既無實施憲政的誠意又缺乏推行憲政的能力。即是諮議局和資政院中的議員,不向皇帝磕頭就不舒服,不叫謝恩就不是滋味的，也大有人在;不知立憲為何物或乾脆反對立憲的人物更不在少數。這類人物在資政院的“欽選”議員中所佔比例尤為突出。因為“欽選”議員主要是由皇親貴胄、王公世爵和碩學通儒所構成的。即使在“民選”議員中，有功名的亦佔89.2%。

當然有功名的並非就是抱殘守缺的,但就整體而言,他們的落後性更多於進步性。應該說,在“預備立憲”之初,統治集團中有些人還是寄以希望的，但舊的政治慣性又吞噬了這種希望。一位官僚曾不無悲憤地說:“內外臣僚,久已習為諂媚”,“在位諸臣,人各有心,或陽奉而陰違,或始勤而終怠，行之不力,則功墮半途。”新政終因執行無人而使朝廷之信漸墜,國民失望愈深。自救的新政不僅無法保持王朝的內在凝聚力和集體價值,反而使社會益形棼亂,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二)傳統和既得利益的雙重阻力。

一切改革的推進都必然會碰到來自既得利益和傳統文化這兩方面的阻力。因為改革無可避免地要觸動既得利益和傳統的價值。在近代中國，這雙重阻力表現得尤其明顯！中國的傳統既深且久，有極大的凝固性，不破傳統就不能前進。但自周秦以來形成的以孔學為軸心的文化傳統,已與民族習慣、民間生活渾然一體,無所不在。

更可怕的是，這種阻力又往往與既得利益扭結在一塊，形成一種強大的 抗 改 革 因素。從1906年的“立憲改官”到1911年“皇族內閣”的出籠，統治集團中的各種勢力和派別,圍繞著權力的再分配展開了殘酷的爭奪。

如榮慶之於張百熙,奕奕劻之於瞿鴻機,鐵良之於袁世凱，都是這種爭奪的具體表現。一方面是掌握著最高權力的皇宗貴胄惟恐大權旁落,“鼎祚潛移”,而拼命想借“預備立憲*之名推行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則是地方督撫(實力派)要“劃分中央與地方行政許可權”實行責任內閣制,以削弱君主與王公大臣的權力。

一方面是皇宗貴胄拼命排擠漢族官僚,剝奪漢族官僚的某些職位和權力,另一方面則是漢族官僚竭力培植各自的勢力和各種社會關係，與之對抗。一些過去被擯棄於仕宦門外計程車紳,也想伺立憲之機,謀取一官半職。

透過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滿與漢等諸種矛盾和衝突，是改革與傳統的對立,改革與既得利益的衝突。梁啟超指出:

清政府“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制,一若發憤以重新整理前此之腐敗,夷考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藉許可權之說以為擠排異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為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對外之不競,視前此且更甚焉”。

在新政的推行中,賄賂、請託,勒索、鑽營、排擠,傾軋,各種卑劣的心機與手腕都無所不用其極地施展出來。

有人慨乎言之“自明降諭旨改革官制以來迄於今日,大小臣工,徘徊瞻顧,虛懸草案,施行無期,而昏夜乞憐,蠅營狗苟,其風益熾。清議不足畏,官常不足守。上則社鼠城狐，要結權貴；下則如飢鷹餓虎,殘噬善類。"

這一點，清政府在瀕臨滅亡之際頒佈的《實行憲政諭》中說得更清楚：

“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朦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借為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祗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

結果愈改愈亂,愈革愈糟，從內部加速了清王朝的解體。這是清王朝所不願看到的結局，但又是它一手造成的。歷史有情乎? 無情乎?

（正文完）

清政府的君主立憲之所以沒有成功，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爆發，最後清帝遜位，君主制結束。君主既然都不存在了，自然也不會有君主立憲制度。

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會爆發，爆發之後之所以能夠逼使清廷退位，主要的原因，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是因為“今之皇室乃飲鴆以祈速死，甘自取亡”。梁啟超是一位最堅定支援君主立憲制的新式士大夫，他說，“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制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讎。……是故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

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梁啟超仍然念念不忘君主立憲：“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宜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十年來之所以慎於發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計也。”

然而，清皇室卻“始終不寤，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待武昌槍響，皇室自身已如泥菩薩過江，遑論君主立憲？而且，君主制既已終結，君主立憲的時間視窗亦永久關閉。

晚清立憲派的君主立憲計劃之所以全盤落空，固然是時勢使然，但清王朝的政治傳統跟群憲政體格格不入、背道而馳，卻是宿命般的原因，清廷建立的政制，揉合了明代政制遺產與草原主奴體制遺產諸因素，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座皇權專制高峰。因此，清室對於指向“虛君立憲”的政體改革，有一種出於本能的排斥。我們即便不能說晚清的變法、新政毫無誠意，但囿於清制傳統，連維新派都認為“驟變新法，皆無舊例可循” ，清廷對憲政化轉型明顯表現出極大的陌生感與不適應，則是沒有疑義的。

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錯過了最佳時機，鴉片戰爭後，清朝並沒有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醒來，而是又沉睡了二十年，時人依舊盲目自大，不知世事。後來侵略接踵而至，太平天國起義又爆發，可謂內外交困。第二，清廷後來雖然已經意識到君主立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依然不肯讓渡權力，成立的皇族內閣讓立憲派大為失望，讓革命派更加堅定。在君主立憲和革命的兩相競逐下，革命呼聲越來越高。第三，清廷已經面臨著嚴重的憲法危機，一個得不到信任和同情的政府，滅亡是早晚的事。

最大原因是什麼？最大原因是不肯放棄特權利益，就這麼簡單。賴不了別人。

慈禧死的頭一天毒死了光緒，慈禧1908年11月15日死，光緒14日死。為什麼？不就是如果光緒活著，害怕自己被從墳地裡拖出來。臨死了都不忘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說它怎麼立得了憲？最後被孫殿英撅了墓，還是沒有逃脫被暴屍的命運。越害怕什麼，就越來什麼。

同樣是搞改革，日本搞明治維新，從上到下推動，全面學習。清政府扭扭捏捏只學槍炮，還是讓漢族大臣去興辦。滿人自己不熱衷都可以看出他們想著什麼。不就是捨不得權力嗎？難道你會以為他們不知道西方主流要麼君主立憲了，要麼全面民選了。那種君臨天下的皇權沒了。捨得嗎？

扭扭捏捏不就錯過了最後的機會。把沒有立憲成功歸結為辛亥革命爆發，什麼混蛋邏輯。早幹什麼去了？若有那個心，洋務運動時就該著手變法了。說白了就是捨不得，想做垂死掙扎。辛亥革命之後若不是歷史罪人袁世凱變相救了滿清貴族，那可能連命都保不住。袁世凱讓清帝退位，這就使得矛盾轉移為南北勢力之間的矛盾。袁世凱沒有完成歷史使命，造成後來軍閥混戰。這就使得矛盾全面轉移，沒人追究滿清統治者了，這才保住小命。若沒有袁世凱，以戰爭方式解決，可以想見革命軍沒有能力立刻取勝。可是你要知道，滿清皇權覆滅那是大勢所趨，暫時的勝利能維持多久？而且一旦加大驅逐韃虜的宣傳，最後結局一定是大批滿清貴族得人頭落地，血流成河。革命軍最終一定會勝利，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這樣，滿貴族小命難保，但是可以提前換來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這樣中國後來會少死不計其數的人。所以我才說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罪人。

君主立憲並不是漢人不願意，相反主張立憲的大多是漢人知識分子。就是透過立憲一方面實現國家發奮圖強，一方面還能保住你皇家地位。是想少流血就達到效果。立憲原本是滿清最好的選擇，可問題是除了皇家還有大批貴族利益，都想作威作福，都想不勞而獲，自然是與立憲有衝突的。所以滿人自己多數是不願意的，立憲若沒有內部強有力的支援不可能成功。不爆發辛亥革命，再給你十來年恐怕也於事無補。

君主立憲能成功的國家都是貴族推動的，滿清貴族則是掣肘的，如何能成功？作為外圍的漢人力量怎麼推動得了，除了建議上書還能幹什麼？漢人主導，那就是革命啊。可悲的是半路出了個袁世凱，將中國引入最壞的結果。

1.缺乏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君主立憲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其建立的根本是資本主義經濟。而當時的中國依舊是傳統的小農經濟。雖然少數地方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是資產階級力量不夠強大。

2.缺乏政治基礎，當時資產階級力量過於弱小。封建守舊力量過於強大，且掌握實權。

3.缺乏思想基礎，封建社會的守舊思想根深蒂固，晚清民眾大多奉行儒家的三綱五常。西方的先進思想還沒有啟發民眾

4.封建地主的階級侷限性，清末的君主立憲是晚清政府的一次自救運動，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的利益，與君主立憲的本意背道而馳。

對於這個問題我來說說我的看法，記得前不久看過高曉松的一個節目，他說日本封建體制也很長，但是日本與我們中原王朝不一樣，日本一兩千年來，他們的天皇基本是一個家族。而我們中原王朝超過三百年的王朝那就屈指可數。

日本不光很少改朝換代，他們一兩千年來從來沒發生過底層人民發起的革命，他們的革命大多都是高層之間的鬥爭，比如幕府之間戰鬥。從來沒有一次比如底層百姓因為過不下去了，起來造反。這是高曉松老師說的，大概意思就是這樣，我對日本歷史不熟悉，我估計應該沒錯。

日本明治維新並不是因為國內民不聊生或者是天皇家族危在旦夕才走的改革道路，恰恰相反，明治維新那段時間天皇基本上統一了全國，天皇擁有了管轄全國的大權。日本大多數時間天皇就像是戰國時期的周天子，但是明治維新前後，天皇權力是實至名歸的。明治維新並不是因為日本國內壓力才改革的，也是當時日本統治者看到了世界的趨勢，看到了日本的落後，所以又一次高層決定改革，這種改革是徹底的改革。全盤西化，所以日本迅速崛起於東亞。

提到日本華人內心複雜，我覺得這個民族太可怕，以上種種就可以說明。我並不是讚美這個民族，但是這個民族確實善於學習。

再回到題目，而我們中國歷史比日本悠久多了，可是你發現沒有，中國歷史上各種變法改革層出不窮。但是恕我直言，這種變法改革出發點並不是為了百姓的立場而改革，中國幾千年來的改革都是源自於統治階層自身需要的改革。需要什麼？比如敵國虎視眈眈，但是國內腐敗弊政連連，這種改革就是為了使國力迅速提升來抗衡境外之敵。還一種改革就是一個王朝執行久了，既得利益集團橫徵暴斂，底層百姓苦不堪言，再不改革勢必會激起百姓起來造反，所以這種改革也是源於維持統治的穩固，所以只能棄卒保車，它的目的並不是真的為了百姓。他的目的還是不傷及現有體制，而使政權繼續鞏固。

再說到清政府，清政府到了末年真的是不太平，外強就不說了，單說國內的各種起義此起彼伏。比較大的農民運動就有太平天國，義和團等。到了近代也有很多有識之士向政府提議改革體質，但是都是石沉大海。如果清政府能夠識時務，估計就沒有後來的那麼多事了。

話又說回來了，滿清政府以及滿清皇室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它的出發點是大清江山萬萬年，假如真的改革成君主立憲，那這些皇族肯定是要放棄很多利益，他們也就享受不到很多特權，這就好比一群佃農跑到地主家，要地主分地，你覺得地主會爽快答應嗎？

所以清政府確實是錯過了最佳的改革期，時間不等人，最後辛亥革命，再後來就不是清政府願不願意改革的問題，而是華人同不同意清政府再執政的問題。最後革命軍和清政府和談，也就是和袁世凱和談，袁世凱去勸隆裕太后，隆裕太后知道大勢已去，她此刻關心的不是國家的走向，她向袁世凱提的還是皇室的利益，取得袁世凱同意後，隆裕太后才宣佈接受共和。

所以你能理解了吧，愛新覺羅家族最後它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利益，你說這樣的統治者它會甘心接受改革嗎

這個問題其實挺難，有學術上的難度。我分別從經濟、政治等宏觀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經濟因素:

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形成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的觀念。歐洲資本主義即使已經有400多年，但是清朝末年，民間所有企業加在一起不到700家，這麼少的企業無法形成一個大的階級，自然的商人也不會不敢走向政治舞臺。只要商人沒有形成資產階級力量，也就不會與政府發生矛盾。而要建立君主立憲制，必須有足夠與皇權相抗衡的資本力量。而清朝沒有這樣的資本力量，因此，清朝末年的君主立憲制立刻被腐敗的儒家集團給扼殺了！最後，只能尋找君主立憲之外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國，那就是乾脆直接把清朝給滅了！

2.政治文化因素:君主立憲制在西方歷史非常悠久，歐洲自古以來就有民主共和的歷史傳統。而清朝，大家都知道，一個古老的封建政體。慈禧太后雖然想執行君主立憲制，但是其實誠意不夠。內閣成員大多皇族成員，預備的時間也太拖拉了。最後，當清朝有心施行君主立憲制時，清朝已經奄奄一息，也就是說，為時已晚！

3.文化信仰的因素:日本皇族上千年不變，從古至今都是一樣的血脈，形成對天皇血脈的信仰。可是在中國，無數朝代更替，誰能代表中國真正的皇族？不是劉邦的血脈，也不是李世民的血脈，更不是愛新覺羅一族！竟然誰都代表不了中國的皇族，為何還要君主立憲？帝后將相，寧有種乎？因此君主立憲制並不符合中國的人情世故。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微觀的因素，比如朝廷缺乏西方政治學的理論基礎的學者，即使有也沒有掌握權利，典型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等。綜合所述，中國當時的革命不夠徹底，因此失敗告終，唯有完全推翻清朝，推翻封建社會，走向民主，才可能成功。後面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

經濟原因

先看外國那幾個立憲成功的例子。

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推翻了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虛君實權，正式建立君主立憲制國家，而17世紀末的英國也正是英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但在此之前由神聖羅馬帝國解散成的一堆小諸侯國們早就形成了早期的議會制度，同時18世紀末期也是德國工商業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1868年明治維新，同時19世紀中葉也是日本工商業告訴發展的時期。

姑且算作同樣的歷史時期，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912清朝滅亡），中國食品，機械，五金，紡織等工業行業所有的企業加一塊一共698家，連700都不到...........

列舉這些資料的目的是，要想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共和國，必須有足夠與皇權勢力和舊貴族勢力一較高低的資本。

相信大家也還記得《基督山伯爵》中眾貴族跪舔基督山伯爵的一個個情節，縱然大家都知道這個伯爵頭銜是買的，可是誰讓人家有錢，人家是壕呢？

民間出現了大量的資本，大量的商品，大量的貨幣，原有舊貴族優勢中錢這一項就轉移給了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的有事了。隨著黃金白銀的大量流入，貨幣貶值，舊貴族佔有的社會的資源大量減少，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政治能量等，都大幅度地降低，這是那些國家貴族向資產階級妥協的原因，也是君主立憲成功的原因之一。

中國這時還只有不到700家民間資本團體，民間重農抑商觀念也使得商人無法走上政治舞臺，而大多數商人壓根也沒想走政治這條路，遇到統治者，能躲就躲，矛盾沒有激化。

政治傳統與文化差異

歐洲從古希臘、羅馬起，就有民主共和的歷史傳統，雖然後來轉為君主專制，但是遺風猶存。比如《套中人》裡的別里科夫，就經常歌頌那個時代。英國早在12 世紀金雀花王朝時期就已出現了由貴族們組成的諮詢會議，不時對國王建言獻策。德國從13 世紀起有越來越多的城市紛紛形成由貴族和商人、手工業者等市民階層代表組成的市議會，可以就市政建設的一系列問題自行民主決策。

中國當然也有，中國明朝的內閣制度到後期也算是共和式的國家雛形。

但是啊但是，趕上了清朝這個坑壁朝代，我真的沒見過這麼坑的朝代。在明末期，在王守仁心學的理論大旗指引下，對政府的指責，對司法的需求，人性的解放紛紛跳了出來，甚至還有個別無政府主義者，就算不血腥革命，一股改良之風也已不可違逆。

滿清上線了

滿清倒行逆施具體做法就是，將知識分子與人民完全分離開來，以防止民變。

這招太狠了，逆時代地繁化漢字，滿大街都是孔乙己那樣的又窮又不接地氣天天研究茴香豆有幾種寫法的秀才，文字獄的盛行使得普通百姓不敢亂學習知識以招致無妄之災，商人及其子女終身不得為官也徹底阻絕了資產階級與舊貴族之間的矛盾激化。人民與朝廷之間的矛盾到時天天激化，可是沒錢，沒知識。商人與朝廷有矛盾，但是沒有政治意識，矛盾無法激化。知識分子矛盾基本被抹殺，有個別想通了的也因為跟人民以及資產階級的知識隔離無法聯合發動革命。

真是一手好棋，才怪

以至於滿清開始鬆口準備實行憲政，卻沒人催，一拖拖了7年之久。

國力差距

實際上那些君主立憲成功的國家你也可以看到，歐洲那邊的國家都是一個個小國，分得細細碎碎，數千年的征戰讓這些國家幾乎不分你我，今天蹦出來個新的小國家，明天那個國家吞併了。比如這個時期法國革命，貴族們都拖家帶口跑到德國去，該過日子過日子，自己國家革命失敗了，再接著回去住，成功了就等著復辟，實在不行我不回去不就是了嗎，我在這邊過得也挺滋潤的。

中國不是啊，中國邊上就只有北韓，越南，日本這堆小破國家，一個比一個窮，我一個天邦上國的高官怎麼能流落到那種地方去？！所以中國的這幫貴族是不願意妥協的，面對要求憲政的革命黨，只有拼個你死我活。

在歐洲那邊，有的貴族跑，有的妥協了，第二次革命，跑了的貴族又有妥協的，跑的。最後妥協的貴族與資產階級不斷妥協，通婚，簽訂協議等等，妥協派才成為多數力量，而其他那些為了自己不被徹底推翻人也只能順從多數人建立君主立憲制國家。

另外，中國實在太大了，清朝大約有1000萬平方公里，而當時清朝的權貴們是想建立日本或者德國那樣的二元式政體，而不是英國那樣的虛君實權的政體。但是以皇帝一人的意志，就算聯合資政院也是管不過來如此大片的土地的。英國也是權力全部下放給議院後才開啟了日不落帝國時代，最大面積達到3400萬平方公里。但是也是迅速分崩離析，最後現在又窩回那個破島上去，蘇格蘭還鬧了一番獨立，差點又砍掉三分之一。

歷史人物

上面提到了歐洲在君主立憲之前也有不少民主共和立憲的先例，但是都失敗了，其實我覺得是因為沒有理論基礎。歐洲國家制度奠基人不得不提到康德，費希特，黑格爾這三位大佬

康德提出人的理性是需要基礎的，僅憑國王一人決斷是必然出現失誤的，強調國家要實行分權與法制，費希特將其中的立法權賦予了人民，黑格爾將司法權與行政權結合，獨立出君主權。正是這個理論的出現，使得激化的矛盾得以以新的形式妥協，也就是以君主立憲的形式妥協。

在日本同樣有三傑，並且分前三傑與後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正是這三位實權大爺的支援，才讓明治維新得以成為可能。而後三傑福澤諭吉、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則是保證了明治維新能夠持久，福澤諭吉也因此被印在了日本的萬元大鈔上。

中國固然也有三傑：嚴復，康有為，梁啟超，但是這三位的理論基礎不完善，又非手握實權的人，並且有所謂的“妥協性”，也就是隻想改良不想暴力革命，唯一一次想到的暴力方式“圍園殺後”還被袁世凱坑成狗。所以最後還是無法逃脫失敗的結局。

1905年清朝準備立憲，派五大臣出國考察，去日本、英格蘭、法蘭西、比利時、美利堅、德意志、俄羅斯、義大利、奧地利這九個國家。這五位大爺拖了半年才出發，一年後才考察好。

之後準備採用日本與德國的二元式君主立憲體制，從1906年到1907年炒了一年的概念——"預備立憲"

檢視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看到沒，折騰這麼半天合著還是空頭支票，連期限都不給一個。日本那邊頒佈實行憲政的詔書後轉年憲法就出來了，再過一年就直接開議會了。

而中國這邊炒完概念後空白了三年，直到1910年才緊急召開了第一次資政院常年會，開了100多天，商量了20多件事，但是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法案出臺。這時候武昌起義已經成功了，各省紛紛獨立，贏糧而景從，天下豪俊遂並起而亡清族矣。

這時候皇帝都沒了還建個毛線的君主立憲，這時最先進的還是馬克思主義下的共產社會制度和美國自由民主聯邦共和制度，而君主共和這輛二路汽車，中國也就徹底趕不上了。

大清改革啟示錄

大清第一次捱打，沒有被打醒，直到第二次捱打，才有所醒悟，於是就搞起了改革，搞起了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這個指導思想的限制下，只能進行器物層面的改革。洋務派堅持“中體西用” ，想達到“師夷制夷” 的目的，而最終的結果並沒有如其所願。

洋務運動利用後發優勢，在器物層面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在軍工領域，北洋艦隊就是洋務運動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之一。但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讓洋務運動的改革成果毀於一旦。北洋艦隊並不比日本軍艦差，為什麼就會遭遇慘敗呢？一些有識之士就認識到，光有器物層面還不夠，制度也得跟上。

甲午戰爭喚醒了一部分士大夫，於是就有了公車上書，並催生了後面的戊戌變法。起初慈禧也支援變法，但隨著變法改革的深入，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包括慈禧本人的利益。慈禧認為，如果任由光緒和康梁變法，必然會觸動大清的根本，這是萬萬不行的。於是慈禧痛下殺手，將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斬首示眾。

如果說打著“自強”“求富”旗號的洋務運動只侷限於器物層面，那麼維新變法則指向了制度層面。當然，在百日維新中，實際上只進行了行政改革，並沒有進行政治改革。但維新運動的最終目標直指政治制度，這也讓慈禧等人感覺到了危險。慈禧只允許搞行政改革，在行政領域小打小鬧，絕不允許搞政治改革，動搖大清的根本。

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讓大清的後發劣勢暴露無遺，但是大清的掌權者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經歷了庚子事變和日俄戰爭，大清的掌權者才意識到制度層面的落後。在日俄戰爭中，小小的日本戰勝了強大的俄國，也被認為是立憲戰勝了專制。痛定思痛的大清，決定進行政改，於是就有了預備立憲。

在預備立憲這場政改運動中，清政府也的確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推行地方自治，如在省級層面設立諮議局。諮議局雖然不是省議會，但有點像臨時議會，權力也很大。最著名的立憲派，就是憑藉諮議局這個平臺登上政治舞臺的。立憲派的主流，就是各省的有識之士，他們進入諮議局後，真就把自己當省議員了。

清政府推行預備立憲，雖然有誠意，但誠意顯然還不夠，如遲遲不願成立國會，搞皇族內閣等。立憲派為了推動國會早日召開，發動了數次規模浩大的請願活動，但都被清政府壓制下去了，這也讓部分立憲派大失所望，投向了革命黨。而皇族內閣的出臺，更是讓立憲派失望。最後鐵路國有政策的出臺，更是觸動了立憲派的經濟利益。

立憲派以紳商為主，都是一些很有影響力的人物，在各地都是一呼百應的人物。鐵路國有政策，既得罪了立憲派，也得罪了民眾，因為立憲派是鐵路公司的大股東，而民眾則是小股東。當鐵路國有政策出臺後，就引起了強烈反彈，保路運動也就應運而生。當清政府從湖北調兵去四川壓制保路運動時，一部分受革命思想影響的武昌新兵就趁機發動了兵變，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慈禧死後，攝政王載灃就成了掌門人，他對握有兵權的袁世凱不放心，就迫使袁世凱辭職了。武昌爆發兵變，清政府想派兵去剿滅，結果調遣不動袁世凱一手栽培出來的北洋新軍。清政府只好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也很聰明，並沒有全力圍剿革命軍，而是利用革命軍逼迫清帝退位，在袁世凱、立憲派和革命軍的共同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宣告自我結束。

如果滿清王室能夠順應潮流，把預備立憲進行到底，就能夠建立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滿清王室也能夠像英國王室那樣享受榮華富貴。有人會說了，英國王室沒有實權。但是，要實權幹嘛呢？有了實權就要承擔各種風險，包括被殺的風險。像英國王室那樣多好啊，享受至高榮耀和榮華富貴，還不用承擔任何風險。

清末君主立憲失敗的原因主要有：

1、沒有德高望重的統籌性人物主持

簡單說，就是慈禧太后。在慈禧太后死後，無論是載灃，還是袁世凱，都沒有辦法統一、平衡滿蒙和漢兩大集團的利益。

載灃可以代表滿蒙利益，但代表不了漢人利益；袁世凱可以代表漢人利益，但代表不了滿蒙利益。

在沒有更德高望重認為的調解下，建立的內閣要麼是慶親王的皇族內閣，要麼是袁世凱的漢人內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有能力平衡滿漢利益的人，只有慈禧太后才能做到。

說句實在話，慶親王皇族內閣比袁世凱漢人內閣更平衡滿漢利益：慶親王內閣13人中，8個滿人，5個漢人；袁世凱內閣9個漢人，4個滿人。

2、載灃沒有足夠的判斷力和治理能力

載灃沒有意識到，僅憑他的聲望，根本難以壓制全國。在1909年各省要求召開國會時，載灃就應該同意召開國會。既然已經確定君主立憲制，加上慈禧太后已死，早開國會是必然的。

如果1909年載灃同意年內召開國會，辛亥革命根本就搞不起來。

開國會後，大清的矛盾將從滿漢利益之爭，轉變為各派之間的爭奪，大清皇族位置即可安穩。

這可能是載灃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國會是轉移矛盾紛爭的地方，而是害怕失去權力或控制。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說白了還是統治者不願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利。

中國這幾千年來一直是被君主所統治的，在宋朝之前的君王還比較有德，心中還有顧及百姓的。在宋朝之後的君主越來越無德整天考慮的都是怎樣維護自己的統治。根本就不顧及百姓的死活。就算是顧及百姓的死活了也不是他們心繫百姓而是怕百姓大量受苦從而起來反抗。威脅自己的統治。到了清朝由於奴化思想的傳入更是讓這種心理更是發展到了巔峰。

不過正所謂月滿則虧，在很多事物發展到頂點之後就會開始衰落。鴉片戰爭後清朝被西方列強吊打才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各種落後。於是清朝就開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也開始學習西方的先進制度。在當時西方有許多君主制的國家，他們都採用了君主立憲的方式把國家大權交給了國會。他們自己則僅僅是這個國家的象徵。

當清朝的統治者知道西方國家比自己先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國家的君王手中沒有實權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其實是很抵制的。因為千百年來君王都是手握實權，高高在上的統治著這個國家的一切。此時突然要架空他們的權利他們自然很難接受。而且自古那些沒有實權的傀儡皇帝過得也是生不如死。這讓他們覺得自己交出了權利以後多半也是那樣的下場。再加上他們內心的貪婪和慾望讓他們無法戰勝。他們已經習慣了在這個國家為所欲為的作為。因為自己的喜好和看法來決定很多事情。更習慣了佔據天下所有財富把天下子民都當成自己奴僕的日子。而且慈禧當時主政，慈禧把這點又發揮到了極點。她很有能耐，又不是很情願立憲這都為清朝君主立憲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這點西方各國的君主做的就比清朝的統治者要好。他們能戰勝人性貪婪的慾望，能把眼光放的長遠一些。而且西方國家還有許多他們身邊的案例可以參考，這就讓他們自己放起權來比清朝統治者更容易一些。在整個東亞，清朝是第一各要放權的君主。而日本是君主領導國家進行改革。這些原因造成了清朝統治者放權的困難。但是不放權就會失敗，於是他們就想在國家強盛和自己擁有實權之間找到一箇中間線。讓自己既有實權國家能繼續統治這個國家也不會再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其實這個是很難的。也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有的國家做到了這點。但是一戰時期的德國和二戰時期的日本都是因為君主握有實權導致國家捲入戰爭之中最後給他們的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清朝統治者自己手中的實權早晚都是要交出去的。但是他們不情願交就造成了清朝君主立憲的失敗。

而且只靠統治者自己努力大臣拖後腿也沒有什麼用。那些清朝大臣大部分都是熟讀儒家經典。滿腦子都是忠君。而且君主立憲了他們的思想也跟不上潮流注定要交出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利。他們也不願交出。這時他們就和統治者站在了一起來阻擋君主立憲的進行。這也是導致君主立憲失敗的一大原因。

清朝當時是一輛破車要完全的翻新才能獲得新生。一味地修修補補是沒什麼用的。但是清朝的統治者和大臣們妄圖用修修補補的方式放清朝獲得新生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清朝的君主立憲制為什麼會失敗？

1906年的9月，慈禧太后宣佈清政府開始立憲運動，這也是清政府自我救贖中最徹底的一次嘗試。後來這次運動也像我們在史書中看到的一樣，以失敗結束。在這立憲運動之後的第6年，大清國正式退出歷史舞臺，有一些學者認為大清的立憲運動加速了清朝滅亡的程序。

大部分人認為清政府的立憲運動是為了欺騙華人，但是從清政府推行的一些改革政策來說，也都完全具備了立憲的條件。包括當時的一些高官例如袁世凱，徐世昌等等，都對君主立憲大力支援，那麼最後君主立憲為什麼又會流產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做一下分析。

其一，來自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反對。

革命派的反對可以理解，那麼為什麼立憲派又要對這場活動進行破壞呢？當初在宣佈實施君主立憲之後，立憲派歡欣鼓舞。但是清政府在執行過程中太過緩慢，所以立憲派不斷地催促清政府，希望儘快做出改革。當初清政府提出9年之內完成立憲制，但是立憲派不答應，認為應該5年內完成。清政府表示不同意，所以立憲派就發起請願運動，要求儘快建立國會，但是清政府沒有理睬。眼看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最後立憲派也是心灰意冷，紛紛轉投到了革命派的行列。

《變法詔書》記載：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其二，清朝皇室，把持朝政不願意放權。

為了配合君主立憲制，清政府頒佈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檔案，叫做《欽定憲法大綱》，這個檔案其中的內容包含人民自由，言論自由，等等一些君主立憲制的基本框架。但是其中最關鍵的部分有14條，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國家所有的權力還是屬於皇帝。包括解散議會，司法權，軍權等等全部歸於皇帝本人。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對皇權的一次加強，所以君主立憲只成了掩人耳目的活動而已，並沒有真正的把權力下放。

欽定憲法大綱》記載：臣民有納稅、當兵、遵守法律的義務；在法律範圍內，享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擔任公職等權利和自由。

其三，從中國文化上來講，難以搞成君主立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認為皇帝的權利超越一切，所以為了能夠爭奪到皇權，發生了很多的慘案。不用說外姓爭奪，即便是自家兄弟，為了爭奪皇權也是血流不止，所以對中國皇帝來說不可能把權力轉讓給別人。

《詩經·小雅·北山》記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綜上所述，君主立憲制在清朝只能失敗，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在君主立憲失敗以後，清政府又嘗試了共和時代，但最後依然是以失敗告終。對於清朝皇室來說，絕對不會把皇權下放給其他的人，他們深知一旦失去皇權，對於皇家來說就失去了一切可以依據的根本。

清末時期想透過“君主立憲”來鞏固瀕臨衰亡的晚清政體，很顯然是不可能成功的。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時機晚矣！要簡單地說就是：朝廷保守勢力百般阻撓；外國列強強烈干預；國內各勢力林立。

其實在19世紀末開始就可以看出，清政府的執政根基已失。在被封建專制社會奴役了兩千多年的平民已經不願再繼續生活在清政府統治的社會下，而且時值內憂外患的情況，西方列強又怎會容許中國透過改革來振興民族，走資本主義道路來強大自己呢？如果突然進行改革，效仿西方的“君主立憲”政體，這也會極大地觸及朝廷封建保守勢力的利益。慈禧太后的至高無上的皇權也是建立在這幫保守勢力的支援下，她自己就是最大的保守勢力頭目，由她來領導改革顯然是行不通的，不徹底的。再說到當時的社會時局，受西方先進思想潮流的影響以及國內反抗勢力蠢蠢欲動，國內革命黨派林立，軍閥混戰，割據勢力崛起。這已經不是窮途末路的清政府能夠支配得了的，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已經漸漸脫離清政府的掌控了。一個政府一旦失去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力，那麼不管怎麼改革和勵精圖治，都已經失去機會了。

而且據說清末的預備立憲實際是一場假立憲活動。因為當時廣大民眾要求改變封建專制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其中分為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和革命派（要求實行共和），滿清政府為此不得不搞一齣戲。從1905年派員出國考察，1906年慈禧太后釋出預備立憲的上諭，直拖到1911年才建立新內閣，而這個新內閣裡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皇族，被稱為“皇族內閣”。這樣，包括立憲派在內的廣大民眾對此極其失望，對清政府喪失了最後的信心，其結果就是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這也就說明了要靠清朝統治者自己來把自己的利益分割出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綜上所述，出於以上的種種原因，在清朝末年的時局下要搞“君主立憲”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甲午戰爭失敗後，清廷深刻認識到，只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不能強國的，必須拋棄儒家文化和治國理念，向日本學習全盤接受西方文明，1900年由萬惡的慈禧太后親自領導了全盤接受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清朝新政》改革，改革的中心是廢除所有以儒家理論作為治國綱領的政治經濟制度，（包括廢除科舉制度，實行小學中學大學國家義務教育制度，選派公費留學生制度等）實行君主立憲制民主化改革，把皇權交給內閣政府，預備立憲過渡期為十八年，

各省建立省議會，北京設立國會，民選參議院制度，和民選國會議員制度，放開黨禁，民主黨派自由，言論自由，發行報刊雜誌自由，遊行抗議自由，鼓勵資本工商業，軍隊現代化改革，計劃編建新軍36個師，軍隊軍服現代化，組建海軍巡洋艦隊和長江艦隊，由於改革期間寬鬆的政治環境，被日本友人和同盟會利用，他們不斷利用這個機會在清朝的報刊上炮製謠言散佈滿漢仇恨，發動武裝襲擊事件，最後的武昌襲擊成功，改革中的清朝內閣政府總理袁世凱在清廷和革命黨之間大耍兩面派，背叛《清朝新政》改革，使清廷倒在了改革的中途。

為了國家不被分裂，早日實現南北統一清廷退出政界，把政權移交給袁世凱五族共和政府後，（實際還是清朝政府的原班人馬只是換了一塊牌子，和一面旗幟）袁世凱再次請回孔子國家公祭，為被清朝拋棄的孔子招魂，清朝新政培養的五四學生憤怒的喊出《打到孔家店》。由此看出，清廷因為現代化改革而徹底得罪了清廷朝野上下的儒家仕人士大夫，因此這些儒家士大夫們借武昌兵變之機乘火打劫背叛改革中的清廷，使清廷的改革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