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日本的歷史知識都是看動漫來的。

日本就特別喜歡吹他們的戰國時代，其實客觀來看就是幾個村的村長帶著村民械鬥。

最近特別迷刀劍亂舞，從我的主觀來看，武士的出現應該是從軍隊衍生出來的吧，武士可以效忠不同的主人，落實他們心中的“武士道”。

日語中有一個日常慣用詞，叫“一生懸命”，表達“拼盡全力”、“竭盡所能”的意思。這個詞源自古時一個武士用詞“一所懸命”，意思是為了一塊土地豁出性命。從這裡可以看出武士的產生與土地、與經濟相關。所以，武士階層的產生是和土地制度的變化緊密相關的。

在古代，天皇是國家的權力中心，對全國的經濟、行政、軍事有著絕對的支配權，對經濟，尤其是對土地的支配是統治全國的基礎。歷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實現的土地公有制，那時日本就是所謂的“公地公民”。當時的軍隊實行“健兒制”，從全國百姓中選兵，服役，私人武裝不被允許。

可是後來到了公元743年，朝廷為獎勵土地開墾，頒佈了“墾田永年私財法”。由於該法承認新開墾的土地為永久性私有財產，導致中央貴族與地方豪族大行墾荒，由此出現的大規模私有土地逐漸形成“初期莊園”。進入平安時代（794—1192年）以後，莊園的大肆擴張，土地公有制鬆動瓦解，律令制下的租稅制度遭到破壞。同時，由於中央兵制的衰頹，“浮浪人”（社會閒散成員）的增多以及蝦夷的頻繁侵擾，在平安後期國內社會動盪不安。於是，莊園領主的家族及所僱傭的佃農為了守護私產而進行私人武裝，並逐漸發展成為地方軍事集團，而被武裝化的農民成為莊園領主的“私兵”，並逐漸演變成“武士”。

那麼武士效忠的物件是誰呢？

上面說了武士的人生信條——“一所懸命”，所以從邏輯上講，當然是誰給這“一所”武士就效忠於誰。在歷史中的武士，如果不論個例，而是從整個階層來看的話，是從屬於各大莊園領主的。可是按常識的說法，武士不是應該是將軍麼？

將軍，從本質上講，是全國權勢最大的武士，也是最大的土地領主。但是將軍統治國家的方式不是過去天皇那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權，而是和各地大莊園（後來的大名）主達成契約，各地大名承認將軍的絕對權威，將軍也承認大名在各自領地的支配權。所以，將軍家的武士效忠於將軍，大名家的武士效忠於大名，而另一方面，大名又要效忠於將軍。

後來到了江戶時代，實行了徹底的兵農分離制度，武士開始不種地了，他們成了靠領取俸祿為生的公務員。那麼就成了誰發工資就效忠於誰的情形。不過封建分權結構沒有改變，武士和主人的契約關係也保持著“上級的上級不是我的上級”的狀態。

實際上，日本的武士階級，是江戶時期日本武士的統稱，一般來說，武士階級具體分為將軍，大名，普通武士，浪人。而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武士，指的正是武士階級中的普通武士。其大多是日本貴族階級中的一些家臣，與我國西周時期諸侯的門客有一定的相似度。

圖為早期的日本武士

奈良時期，由於日本皇室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再加上自然災害以及沉重的賦稅，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被迫淪為一些地方領主的領民，為其耕種工作，甚至參與到與其他領主的戰鬥中。而地方領主則為這些農民們提供土地與生活保障，這就是最早期的“武士”。

圖為幕府末期著名的新選組

到了江戶時期，各地領主之間的矛盾突出，不斷爆發戰爭，地方領主則徵召自己土地內的領民，為其戰鬥。而其中一些表現相對突出的領民，會得到領主一定的賞賜。伴隨著戰爭，一些領民逐漸脫離了原本的耕作生涯，在地方領主的家中專職作戰。這些領民則享受著領主的俸祿，社會地位逐漸提升，最後形成了所謂的“武士階級”。

二戰時期的日本士兵，也喜歡以武士自稱

由於武士階級其性質是誕生於各地貴族以及領主統治下的“私兵”。因此，最早的武士階級是不對天皇效忠的，甚至有時要與中央政府進行對抗。日本幕府統治末期的新選組就是一個著名的親幕府武士組織。明治維新後伴隨著新法以及刀具管制的實施，武士階級逐漸衰落，最後成為了一種榮譽稱號。而那些在二戰中為天皇而戰的日本士兵，也被稱為“天皇的武士”。

”武士“一詞當然不是特指日本武士，然而武士作為一個階級在日本歷史上曾長期扮演重要角色——在日本武士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階級、一種身份，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這個階層是日本的實際統治者，他們甚至架空了名義上的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的權力。

日本的早期歷史是比較晦澀不明的，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日本還沒發明文字，因此早期的日本歷史要麼是以口口相傳的神話傳說的形式流傳，要麼見於古代中國典籍的記載之中。由於受制於當時的交通條件，因此中國典籍基本只記載了倭奴國、邪馬臺國前來朝貢的事蹟，而在此之後日本就從中國的典籍中蒸發了，再也見不到相關的記載。從魏明帝曹睿冊封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之後日本從中國史籍中消失了數百年時間，直到相當於我國南北朝末期日本列島已基本被大和國統一之後才又在中國典籍中出現關於日本的記載，至於這個大和國和之前的倭奴國、邪馬臺國究竟是何關係至今仍存在爭議。公元646年正月大和朝廷正式頒佈《改新詔書》，以此為標誌開始了效法大唐文明的大化改新——日本按中國大唐王朝的模式對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具體到軍制改革方面：當時的大和朝廷在首都置五衛府，地方設軍團。全國男性均有在軍中服役的義務。當時每個軍團一般維持在1000人左右的規模（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軍團的兵源在農民之中徵發。當時日本效法隋唐均田制實行班田收授法——廢除皇室的屯倉、貴族的田莊以及部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收歸國有，變成“公地、公民”。因此當時日本的軍團制實際上是一種類似於隋唐府兵制的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兵役制度——其核心在於：國家將皇室佔有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而農民則為國家承擔兵役。這就註定這種兵役制度將和隋唐府兵制一樣隨著土地兼併現象的日益嚴重而難以為繼。

大化改新後的日本效法大唐的均田制而制定自己的土地制度，其基礎建立在公地公民的經濟關係上——土地公有，國家按“班田收授法”分給公民口分田，公民則必須向國家交納租、庸、調，併為國家服役。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無主荒地被開墾出來。奈良時期實行的“三世一身法”和“墾田永年私財法”實際上意味著朝廷對土地私有化的承認。新興的私田地主出於免稅和尋求庇護的考慮往往將土地所有權名義上捐獻給皇室、貴族或寺社，因為這些特權階層享有免稅特權，如此一來形成了大量世家貴族名下的寄進位制莊園。隨著寄進位制莊園的大量湧現，貴族們實際並沒足夠的精力打理自己名下的所有莊園土地，於是就任命那些開發土地的原主為莊官，負責實際管理和經營土地，自己收租即可，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土地名義所有權和實際管理權的分離。後來日本為限制土地私有，又推行了知行國制：授予部分貴族特定國的國司推薦權，並給予公領地的收益，是為“知行國”，國司原本為律令制下管理地方的行政官員，至此而一變為公領的受領者。國司進一步將土地經營權和行政權分給鄉司、惣司、保司實際執掌。莊園和公領由於互相爭奪土地資源而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事實上無論是莊園還是公領都出現了名義擁有權和實際經營權的分離，形成了日本特有的莊園公領制。在這種制度下原本律令制的班田和租庸調製崩潰了。擔任國司和莊官的人都要承擔向中央或領主交納稅收的義務，為了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他們將領地內的部分人武裝起來，同時朝廷出於安定地方社會治安的需要，也把捕盜、徵稅等權力下放給國司，形成了“國衙軍制”。因此地方的國司和莊官逐漸演變為軍事貴族，武士集團形成了。

到11世紀武士已經成為日本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並被分割為兩大集團：桓武天皇的後裔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後裔清和源氏。兩大集團開始了爭奪政權的鬥爭，經過長期的鬥爭後平氏家族在其領袖平清盛的帶領下擊敗源氏，成為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平清盛生於元永元年（1118年），是桓武平氏領袖平忠盛的嫡子，至於平清盛的母親通常認為是祇園女御（但也有說法認為不是）。祇園女御本是白河天皇寵妃，日本的古典名著《平家物語》甚至認為：平清盛的母親是在懷有白河天皇之子後才被賜與平忠盛，因此也有平清盛其實是白河天皇私生子的說法。平清盛在大治四年（1129年）被授予從五位下左兵衛佐的官職。久安二年（1146年）平忠盛因為討伐海盜有功升任刑部卿，平清盛則接任其父原有的官位從四位下中務少輔兼安藝守。這一役並且讓平家掌握了瀨戶內海的制海權此一莫大利益。之後平清盛與父親一同致力於擴大在西日本的勢力，同時開始信奉位於宮島的嚴島神社之神祇。仁平三年（1153年）平忠盛去世後接班人平清盛開始成為京都伊勢平氏一族的領袖。保元元年（1156年）七月十一日平清盛在保元之亂中與源義朝聯合支援後白河天皇並獲得最終的勝利，因而贏得後白河天皇的信賴，於是升任播磨守及大宰大貳。然而此後清盛與藤原通憲（信西）聯手擴張其權力的企圖讓藤原信賴與源義朝大為不滿，兩人於是舉兵對抗之。這就是發生於平治元年（1159年）爆發的的平治之亂。源義朝乘平氏家族離開京城參拜神社之機，聯合藤原信賴拘禁上皇和二條天皇。在外的平清盛聞訊，立刻趕回京城，擊敗源義朝，誅殺藤原信賴，源義朝在逃至尾張時被手下殺死，以源義朝長子源義平為首的許多源氏族人均被處死，也被捕的義朝三男源賴朝則被處以流放至伊豆國之刑罰。自此平清盛打下了武家政權的基礎。

平治之亂結束後平清盛支援年少的二條天皇親政，不過在其妻平時子的同父異母妹妹平滋子與退位的後白河上皇生下憲仁親王（後來的高倉天皇）後平氏一族就開始期望憲仁親王能夠繼承天皇之位。這造成了二條天皇的不滿，並且因此將平時子及平滋子之兄平時忠處以流刑。反之平清盛逐漸向後白河上皇靠攏。在二條天皇因急病過世後平清盛和後白河上皇聯合冊立憲仁親王為皇太子。之後平清盛和後白河上皇之間的關係還延續了一段短暫的蜜月期，同時他的官位也節節高升：從永曆元年（1160年）升任正三位參議，應保元年（1161年）升任檢非違使別當，永萬元年（1165年）升任兵部卿兼權大納言，仁安元年（1166年）從正二位春宮大夫升任內大臣。仁安二年（1167年）並且打破慣例，未經升任左大臣及右大臣的程式便直接升為正一位太政大臣，平清盛也因此成為從一介武士位極人臣的第一人。然而不久後平清盛卻突患重病，甚至一度病危，因而平清盛只擔任了三個月左右的太政大臣便辭職歸隱並且出家，之後人稱“相國入道”（入道是出家的意思）。不過他並未因此釋出實權，仍然掌控大局。同時平氏一族也盛極一時：不但獨佔朝中的重要官職；在全國各地擁有多達五百多座莊園，並且因為推動日本與中國宋朝之間的海上貿易而賺取暴利。因此才有了平時忠口中的“沒有平家一族，其他人就沒法生存。”儘管平清盛作為日本首位掌握政權的武士不僅控制了西日本半壁江山，而且積極開展對宋貿易，積聚起了大量財富並獲得了外戚的顯耀地位，開啟了武士執政的先河。然而平清盛其實是從武士身份起家而積極向朝廷貴族靠攏——他其實和中國歷史上的歷代權臣一樣是在朝廷內部挾天子以令諸侯，然而後來武士階層卻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幕府政權，於是在日本形成了幕府實際掌握政權並架空天皇，然而無論幕府政權如何更迭始終不影響皇室的獨特格局，日本皇室也因此成為世上現存自古老的皇室，號稱”萬世一系“。然而武士說到底是效忠於自家主公的私人兵馬，天皇則被視為一個高高在上的名義上的統治者而和自己並無太大關係。那麼為什麼後來的日本武士不像平清盛一樣在朝廷內部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在天皇朝廷之外開創自己的幕府政權呢？

平清盛雖然貴為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然而從一開始他就沒能真正控制全日本——畢竟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各家武士團其實是聽命於自家主公的，誰管京都朝廷到底是天皇或是平清盛實際執政呢？平清盛其實也不能對各地武士團直接發號施令——不僅他不能，後來的歷代幕府將軍也不能，說白了所謂的幕府將軍只是日本眾多諸侯大名中最強勢的那一個，可以憑藉強大的實力壓制地方勢力，但卻不能直接干預地方事務。正是基於這樣的客觀現實，平清盛並未將被自己打敗的源氏家族趕盡殺絕，而是採取又打又拉的策略，這意味著那些主動順服於平家的源氏領主可以在平家的庇護之下保住自己的封地。對於源氏家族中那些和本宗關係較為疏離的支系網開一面進行拉攏倒還可以理解，不過平清盛居然還放過了自己最大的政敵源氏領袖源義朝的兩個兒子：源瀨朝和源義經。放過源義經的原因是平清盛在消滅源義朝後納源義朝的側室常盤為妾，也許是因為愛屋及烏而對源義經網開一面吧。至於源瀨朝卻是因為平清盛的繼母因為覺得其與自己過世的兒子相似而被放過，這也未免太任性了吧。當然此刻的平清盛根本預料不到自己放過的這兩個源氏後裔會給平家帶來什麼，也許在送源瀨朝去流放地時他還會來上一句“好好睜大你24K純鈦合金狗眼看著我平家是如何征服天下噠！”

公元1180年（治承四年）平清盛把未滿三歲的外孫立為新天皇即安德天皇。原來的高倉天皇被尊為上皇，實則是被軟禁。高倉上皇曾乘坐宋朝赴日貿易的商船出海進行政治謀劃，掀起討伐平氏勢力的活動，但最終還是不得不受制於平家。然而正如老話所說”水滿則溢，月滿則虧“——就在平家勢力鼎盛之時三股無法坐視平氏專政的勢力也已然成形：除了必然對之不滿的皇族及貴族外，武士族群也因為平氏的貴族化，利害關係已經與其漸行漸遠而大感不滿。於是在治承四年（1180年）激起了反抗平氏的第一波浪潮：源賴政擁護後白河法皇次子以仁王以對抗平清盛。然而迅速反應的平清盛立即派四男平知盛領軍征討之，最後敗逃的以仁王和源賴政兩人都被誅殺。然而以仁王討伐平氏的令旨仍然在全國各地廣為傳播。1180年八月被清盛流放到伊豆國的源賴朝與其正室北條政子的孃家北條氏聯手舉兵。九月信濃國的源義仲也舉兵反平氏。為了防止源賴朝的勢力坐大，平清盛派遣由嫡孫平維盛率領的大軍進入關東。殺入關東的平氏大軍在源賴朝起兵當月就令其品嚐了一次慘敗：石橋山之戰源賴朝以三百騎兵力，與平氏武將大庭景親三千騎兵力正面對峙，結果遭慘敗，兵力所剩無幾，“遁入山中”。這次失敗對源賴朝的教訓頗大——從日後的多次戰役中可以看出：他吸取了這次失敗的教訓即在沒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儘量避免與敵進行正面攻堅戰。從源氏與平氏的幾次大決戰過程中源賴朝的戰略戰術思想是戰略上求穩，戰術上求快，不打則己，一打必勝。

1180年陰曆十月的富士川之戰是源賴朝舉兵後的關鍵一戰。這時雖然源賴朝的兵力已相當龐大，軍隊的戰鬥力也勝於平氏軍，但是源賴朝並沒有輕敵。在正面擺出決戰態勢的同時採取迂迴包抄戰術，令武田信義率軍在夜深入靜之時包抄敵後。武田軍透過富士沼澤地時驚動了群集在沼澤地裡的水鴨，群鴨驚恐，鳴叫亂飛，“羽音編成軍勢之壯”。平氏軍突聞源軍自背後襲來，嚇得失魂落魄，慌忙逃竄，源氏軍不戰而勝。這次戰役的勝利大大削弱了平氏的威勢，平清盛在失敗中一病不起，於翌年陰曆二月一命嗚呼。源賴朝相繼佔領房總、武藏、相模等地。1180年陰曆十月源賴朝進京，朝廷任命他為權大納言兼右大將職。12月源賴朝離京返回鎌倉，稱“鎌倉殿”，同時源賴朝為統一管理御家人建立了侍所。1183年源賴朝建立東國政權，同年朝廷頒佈《壽永宣旨》，承認其在東部之統治權。與進入京都的武將源義仲和西國的平氏對立。1184年派其弟源義經率軍西征，討滅源義仲。次年源義經發動經壇之浦之戰消滅平氏。同年源賴朝以追捕與院政接近的兄弟源義經為由，在各地設定守護、地頭職。可隨著賴朝勢力的擴充套件有許多行政和司法事務要處理，那麼建立相應的家政機構，便提到日程上來了。並於1184年陰曆十月六日，正式建立了公文所，負責處理行政事務。由大江廣元任別當，中原親能任次官，藤原行政、藤內遠元、甲斐四郎、大中臣秋家等為寄人（評議）。二十日成立問注所，負責“諸人訴訟”的裁訣，由三善康信任執事。至此日後統治日本七百餘年的幕府制度正式創立。

幕府其實說白了就是憑藉武力建立的軍政府，當時的日本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分成大大小小的藩國，各藩國由不同的諸侯大名統治。幕府從本質上而言：其實也是一介諸侯大名，只不過是所有諸侯大名中實力最強大的那一個——是普通大名和日本天皇之間的一箇中間人：對上要效忠天皇；對下管理各個普通的大名。幕府的權力就理論上而言來自於尊皇，在名義上幕府也承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主宰，而自己是天皇的臣子。不過理論歸理論，實際上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日本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現象是存在的，只不過更迭的都是幕府——自幕府制度誕生之日起日本一共經歷了鎌倉、室町、德川三任幕府的統治，不過無論這些幕府將軍如何更替，一直還是比較尊重日本皇室。根本原因是：日本特殊的政體——天皇並不干涉幕府的利益鬥爭，對幕府也沒有什麼威脅；而幕府將軍只是實力更強的大名，沒必得罪皇室，招致其它大名的聯合反對。事實上整個幕府時代天皇都近似於傀儡。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日本皇室所謂的萬世一系恰恰是萬世一系的傀儡。承久三年（1121）後鳥羽天皇號召討伐鎌倉幕府的執權北條義時，結果鎌倉武士集結起十九萬大軍，最終挫敗了萬餘名朝廷軍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幕府就佔領了京都、設立了新天皇，將後鳥羽天皇流放，參與反對幕府活動的貴族和武士被悉數處死。此後幕府在京都設六波羅府，由六波羅探題負責京都治安和監視朝廷。天皇失去了掌握軍隊的權力，也失去了奪回朝政的可能。此後幕府的地位進一步上升——任何力量若要挑戰幕府的權威，哪怕是天皇也被認為是叛逆不道，在日語中出現了“天皇御謀叛”一詞。在和皇室作戰前幕府執權北條義時甚至放話道：“天皇陛下既然好戰，那我們就獻上十萬大軍作戰給陛下觀看”。但也該看到：這些實力派新興武士的內心深處雖藐視皇室的軍事實力，但對其殘留在人們心中的威望始終有所忌憚：皇室在精神上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在七百餘年的幕府時代其實一直存在——儘管新興的武士政權可以架空皇室，但卻沒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廢黜皇室。北條義時本人就時常害怕遭受天譴，他甚至偶爾會魂不守舍——曾因一個霹靂震壞府上的廚房而特地向幕僚諮詢吉凶。

1868年日本歷史上最後一個武士政權德川幕府的統治終結了。1872年明治新政府頒佈了徵兵令。在此之前當兵是武士階級的特權，然而在徵兵令頒佈後凡年滿20歲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有種說法認為：西南戰爭是穿皮鞋、用洋槍的農民子弟打敗了穿木屐、用太刀的武士階級。這種說法雖過於絕對化，但的確有一定道理——實際上西南戰爭的確是明治新政府按全新的徵兵、練兵模式招募而來的以農家子弟為主的新軍用更為先進的西洋裝備戰勝了由武士階級為主的叛軍。徵兵令頒佈之後武士被剝奪了佩刀的權利和時代相傳的俸祿。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以各藩藩主為代表的上層武士由於得到了新政府用於贖買其特權的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而轉型為資本家階級，然而當初積極投身尊王攘夷運動的下級武士則日益陷入困頓之中。在新政府看來：這是國家邁向現代化的必要之舉，至於武士階級的鐵飯碗被打破後下級武士要麼選擇像上層武士一樣興辦實業，要麼像普通百姓一樣務農做工，總之得要自食其力，不能再靠國家供養。新政府這麼想其實並沒錯，可下級武士們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們是為明治新政府的建立流過血的，到頭來自己成了改革的犧牲品。1876年明治政府以有息債券的形式一次性償付武士的退休金，在政府看來：這已是仁至義盡了——農民、工人還沒從政府領到過任何東西，而武士拿著這些債券可以進行各種投資。然而這一政策高估了下級武士的智力水平，以致於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因不善經營而破產。在政府看來：你不會經營是你的事，我已做到了仁至義盡；可在下級武士看來：自己提著腦袋推翻幕府換來的就是自己的衣食無著。雙方的矛盾迅速擴大，終於在1877年2月引發了西南戰爭。到這年七月明治政府成功將叛亂武士鎮壓下去，至此武士作為日本歷史上的統治階級徹底成為了歷史，然而武士階級所遺留下來的好戰風氣卻並未成為歷史，以致於當武士階級早已成為歷史之時武士道傳統卻被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政府用作士兵的行為規範。

從歷史上看，武士文化的形成與戰爭有關

德川時期是以當時日本的幕府家族命名的。幕府將軍是當時的軍事獨裁者，從1192年開始，名義上，他們為日本天皇服務，然而，在實際中，天皇只是個空架子，此時的日本被武士所控制。

在此之前的幾個世紀裡，戰爭不斷。但在德川政權時期，一切都很平靜。國際貿易受到嚴格管制，幕府將軍也煞費苦心地阻止政治紛爭。這也是日本重新定義與武士關係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史教授托馬斯·康蘭告訴我們：“武士直到16世紀90年代才成為一種可識別的社會地位。在那之前，整個社會都是軍事化的，農民和戰士沒有區別。”

這種情況引起了豐臣秀吉的不爽，然而1588年，作為一名改變遊戲規則的掌權者，他釋出了一份全國性的“獵劍詔書”。這項法令禁止農民擁有任何武器，只有武士——僅僅只有武士才能攜帶武器。

基本上，當時參加過戰爭的人都被認為是武士，並且禁止再回到過去務農，而當時那些正在務農的人，就必須繳械，不得擁有武器。豐臣秀吉的這項改革一直持續到了德川時期，本質上，這是在為一種僵化的，世襲，類似種姓的制度在奠定基礎。這種制度把參戰的武士地位置於在工農商之上。由於後來沒有戰爭，因此武士被賦予了官僚和管理者的角色。

德川幕府時期，實際上是一段比較長的和平時期，武士的工作不再是為了戰爭，不再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領主。許多人把早期戰爭的殘酷浪漫化了，比如12世紀到16世紀這個階段，武士的流血犧牲成了傳說。

最後一個幕府將軍在1868年被推翻。而此後，日本進入了明治維新時期，開始了工業和集中治理。歷史上，日本武士一直為封建領主服務，享有特權，但後來這些都變了。武士的官方承認在1869年被廢除，他們的特權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被取消。隨著日本領主地位的廢除，很多以前的日本武士也就失去了工作。

但是，日本的武士文化並沒有就此消除，在19世紀90年代，武士、武士的孩子和許多日本人，開始試圖定義一種“武士之路”，它既是對所謂的道德、美好過去的懷念，也是對當時現代化趨勢的批判。後來甚至還有一本書，《武士道：日本之魂》來專門介紹日本的武士文化。

但是，這本美化日本武士道的書，其實並非如書中所言那樣，日本的武士具有崇高的道德，嚴謹的行為。歷史學家卡普爾研究了日本的武士文化之後，說到，“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在武士的全盛時期並不存在，武士道這個詞兒也是在德川時期才被創造，而這之前就已經存在武士，他們只是戰士，也沒有連貫的道德行為準則，就像其他國家計程車兵一樣，日本武士一樣強姦，掠奪，並且不斷的背叛著他們的領主。”

日本武士出現在日本社會變革時期，是一些大的豪強、莊園主為了保護自己的各種利益而產生的；他們只效忠於自己的主君。

日本的歷史就是一筆糊塗賬，他們自己為了把神話編圓了，搞了一堆天皇，其中有的沒法編，就說是“闕史八代”。

日本是個島國，在小島上活下去，是要鬥勇呈狠、互相殘殺的，所以，日本人非常尚武，隨時為了生存，殺個死就是我亡。

在日本歷史書中，最早的日本史書《古事紀》記載：天神伊邪那岐命的後代很多，其中有天照大御神、月讀命和速須佐之男命。

這個速須佐之男命就是個非常厲害的人，他大鬧高天原、斬殺八歧大蛇、用大鋤頭在海上填出日本國土。這大概就是日本最早的武士了。不過這是神話，我懷疑是抄我們《山海經》的。

一開始，日本就是原始社會，結繩記事，他們叫“繩文時期”；建墳誇富，他們叫“古墳時代”，沒有什麼地主、私人武裝，也就沒有什麼武士。

日本歷史是從原始社會直接進入封建奴隸社會，8世紀前半期的奈良時代，日本土地實行《三世一身法》和《墾田永世私財法》，全社會出現大規模墾田運動，土地多了起來，地主也出現了。

大約在公元784年，日本的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就是今天的京都市)，日本進入平安時代，桓武天皇遷改革“班田制”、實行貸稻(出舉稻)制；廢除奴隸制和公民兵制，實行徵兵制，從富家子弟中招募“健兒”。

這一系列做法弱化了中央集權，催生了地方豪強、地主、莊園主的出現；這些地方豪強、莊園領主為了保衛自己的利益，建立了私人武裝。

漸漸地，這些私人武裝變得軍事化，他們是這些豪強的從屬，保衛主人的利益不受侵犯；聽從主人的命令外出討伐；維護主人的一切。武士出現了。

到了平安時代末期，地方豪強與外部力量叛亂，中央政府力不從心，就會在各地借這些武士打仗。也就是說，“武士”得到中央的認可，但是，他們是有主人的，不是國家的。

平安時代結束，日本進入中世紀，也就是進入所謂的幕府時代。所謂幕府，就是幕府將軍依靠武士集團進行統治，天皇只是象徵，在國家政權裡沒有實際權力，天皇想過好日子，要看幕府的臉色。

以天皇為核心的貴族漸漸地喪失政治地位，日本出現了許多小國，這些小國都是新興的武士集團統治，他們互相攻伐，也就是所謂的日本的“戰國時代”。

在戰國時代，是要打仗的，所以，武士們大出風頭。著名的“戰神”幾乎都是這個時期的，比如：“不敗戰神”上杉謙信、“武力戰神”武田信玄、“兵法戰神”織田信長等。

天皇好歹是國家象徵，如果有外族入侵，比如日本那時候總與蝦夷人打仗，還有對抗中央的寺廟僧兵，中央就要藉助地方豪族，許給他們政治好處，讓他們組織地方武裝去為政府打仗。

鎌倉幕府出現在1185年，武士變成職業，還衍生出“武士道”。“武士道”講究一切為了自己的主人，這是武士的忠誠、信義、榮譽；當然，還有很多別的東西，比如廉恥、尚武、隱忍、生死等等。

“武士道”大約始於江戶時代，之所以稱為“武士道”，是尚武的日本在平安時代就已出現訓練武士、規範武士行為的“武家習氣”、“武士之道”、“弓矢之習”以及關東地區的“坂東武者之習”。

需要說明的是，這時候的武士是有很高地位的，哪怕再窮，也很有社會地位，相當於貴族。日本那時候的生意人，哪怕家裡有錢，也沒有社會地位。

所以，富裕商人把女兒嫁給窮武士是很流行的選擇，武士的窮苦狀況得到改善，商人家的社會地位也相應提高。

要區別一下，日本還有忍者和浪人，他們其實是武士的另類稱呼。“忍者”相當於武士中的“特種兵”，透過隱忍的手段完成一些艱鉅的任務。

浪人是沒有了主人的武士，要麼主人戰死，要麼被逐出家門，在外流浪。這些人為了生計，許多都走上打家劫舍的盜匪之路。明朝的倭寇就是浪人。

幕府時期，武士依附於幕府，他們忠於家主，為家主可以犧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生命。比如鎌倉幕府時期的曾我佑城、曾我時致兄弟倆殺工藤佑經替父報仇；江戶時期的俄47個赤穗浪士為主君報仇的故事。

幕府將軍們也帶著這幫忠心耿耿的武士東征西殺，開疆拓土，形成了穩定的幕藩體制。但武士的數量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家也好，幕藩也好，都不堪重負。

幕府倒臺後，武士階層失去了依靠，武士也就逐漸消失了。但是日本人卻把“武士道”保留了下來，這是因為“武士道”對統治階級有好處；另一方面，近千年的薰陶，“武士道”在日本已經深入人心，成了他們思維方式的一部分。

日本武士是在日本社會轉型時期，地方豪強崛起，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建立起私人武裝，產生了武士。這個時期在平安時代。

後來隨著政治制度的變遷，武士集團出現，他們和幕府一起，成了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幕府倒臺，近千年的時間。

武士效忠的物件不是天皇，而是自己的主君，他們可以為主君去死。

至於主君效忠於誰，就不是武士的事了。這有點像英國早期的騎士與貴族領主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