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切生物都是天地生成，隨氣候適逆而生滅，自有它生存死亡的自然規律。要改變這種狀態，現在科技這樣發達是可控的，但波及代價太高。如果用氣象武器不須吹灰之力，但恐怕傷及到人類。人為的控制總是有利有弊。自生自滅是自然法則，那才叫天災人禍。亂說的別當真！謝謝！

近段時間蝗蟲肆虐，席捲了亞洲多個國家，有進步擴大的趨勢，蝗蟲掠過的地方，莊稼顆粒無收。中國也是蝗災比較嚴重的國家，又是農業大國，遇到這樣的破號，破壞景象就是國家百姓的災難。

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2600多年，供給發生蝗蟲災害538次，平均每隔五年就會有一次，在當時國家以龍為本德時代，科技落後，遇到這種災難，古人又是怎麼樣治理的呢？

一，人工捕捉

這是中國古代最為悠久的一種傳統方式，主要就是由百姓用竹竿撐起，白布以順風的方向三面圍追，把蝗蟲驅趕到一處，然後集中力量鋪打，屬於春秋戰國時間，百姓迎戰的白刃戰。雖說方法很傳統，耗費體力，但工具簡單易實行，在當時是2000多年前的中國，十分的普遍，一直沿用至今。

二，篝火殺法

在天黑時點燃篝火，在蝗蟲密集地區憤怒射燈，用密切配合的燈光把大批蝗蟲吸引過來，然後被火燒的蝗蟲就會失去飛行能力，大批百姓捕殺。唐朝和宋朝都將這一方法用到極致，將蝗蟲的滋生地一把火燒光不當斷絕災難，一換更可畏燒荒處開荒種地，可謂一舉多得。

三，除蟲卵

隨著防蟲意識的加強，古人在前輩的經驗基礎上又，找到了新的方法。他們發現凡是蝗蟲蟲卵滋生的地方，地上都藏有無數像蜂巢一樣的小孔，必須果斷地挖土剷除，趁著冬天的機會，把蝗蟲的蟲卵滋生地端掉。

雖說古人用了以上的方法，蝗蟲的治理確實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蝗蟲的繁殖速度太快，從根本上還是未能真正解決，以至於現代社會還會因為蝗蟲的施虐減少農耕地產量，給農業帶來災害。

現代的生物學家，經過研究，蝗蟲也有分類分地域，既東亞飛蝗、亞洲飛蝗、西藏飛蝗。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對蝗蟲的治理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現在蝗蟲對中國的農業的災害已經得到控制！

我小時候，趕上過老家鬧蝗蟲，記得是全村老少齊上陣，奮力撲打；同時，在田地裡到處堆起柴草堆，點燃放火，煙燻，驅趕蝗蟲。

一、蝗蟲俗稱“螞蚱”，蝗蟲的種類非常多，在生物學分類上有一個蝗總科，地球上大約有1萬多種昆蟲屬於蝗總科，分佈最廣泛的蝗蟲則是飛蝗。蝗災，通常就是飛蝗所造成的。

蝗災的發生往往與氣候的變化有關，所以，在中國古代，蝗災與旱災是緊密相連的。蝗蟲喜歡溫暖乾燥的環境，故而有“久旱必蝗”的說法。蝗蟲在一平方米的範圍內最多能夠達到數千只，甚至是上萬只，因為它們是在空中飛翔的，如此密集的蝗蟲，所到之處，遮天蔽日，莊稼盡毀，顆粒無收。在古代，因人類的剩餘糧食不足，當農作物被毀之後，緊接著就會引起饑荒。

水災、旱災、蝗災是古代農業社會的三大災害，因蝗蟲能夠飛翔，所以，古代的蝗災，其影響範圍不亞於水災和旱災。

二、從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就有蝗災了，《詩經》裡記載道：“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其中的“螟螣”即是指蝗蟲，當時的人們如何驅趕蝗蟲呢？使用“秉畀炎火”的方法，就是在夜晚的時候，點火誘捕蝗蟲。

總體來說，中國古代的蝗災呈現出頻率越來越高發的態勢，秦漢時期，蝗災平均每8.8年一次，而到了明清時期，則增加到每2.8年一次，史書中記載的蝗災次數，越到後來的歷史時期越多，這與人類不斷破壞生態環境有關。

原始森林、草地的面積越來越少，生態呈現出單一化的趨勢，蝗蟲就越容易聚集。另外，歷史時期，中國的氣候從整體上來看，是趨向於乾冷的，這在北方地區表現得十分明顯，氣候的乾旱，也增加了蝗災爆發的次數。

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對於蝗災的治理。人們通常採用鳴金驅趕、火燒、捕殺等辦法滅蝗，但是，這種辦法，對於大面積的蝗災，收效甚微，蝗災發生之時，蝗蟲的密度太高了，人們來不及驅趕和捕殺。當時的人們遇到蝗災，還是“靠天吃飯”。

三、最近幾十年以來，蝗災離我們的生活已經越來越遠了，彷彿消失了一般。為什麼現在沒有蝗災呢？這主要得益於飛機在農業生產領域的運用。

現在遇到蝗災，人們可以使用飛機噴灑農藥。飛機噴灑農藥，可以有效地滅蝗。由於現代農業科技的發展，人們對於“蝗災”的預報也非常的準確，能夠提前做好防範，而在古代，蝗蟲的出現往往是出乎意料的。

蝗災作為一種災害，現在已經消失了，但是，小範圍的蝗災依然有，即使是發生小範圍的蝗災，也不會形成災害，因為我們現在有完善的糧食儲備體系。蝗蟲會造成糧食減產，但不會形成災害，正如現在的水災和旱災一樣，小範圍記憶體在，但是不足以形成大的災害。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我們整個社會應對這些傳統的災害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近日來，原本在非洲大草原上肆虐的蝗蟲，開始扇動著翅膀向亞洲蔓延。它們飛躍紅海，從中東地區一路向東，先頭部隊已經到達印度，前進的速度讓人驚恐。好在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是沙漠蝗蟲們無法企及的高度，它們入侵中國的可能性並不大。

其實，翻開中國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蝗蟲早就跳進了我們的歷史，影響我們的文化與傳統。

蝗災是怎麼產生的？

蝗蟲本身並不可怕，農民們早已從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認識到自己與這大自然造物的緊密聯絡，知道它們正常的存在和繁殖並不會影響到農業的豐歉。然而，就怕蝗蟲們非正常的出現並繁殖，成群結隊之後形成的陣仗，那真可謂是遮天蔽日，路過之處寸草不生。

那麼，蝗災是如何產生的？可能有以下原因：

環境因素，旱極而蝗。在中國，雨熱同季疊加的季風氣候，在暑熱時節，常常導致伏旱或夏澇。飛蝗的爆發，與乾旱是相伴相生，正所謂“旱極而蝗”。蝗蟲繁殖力極強。蝗蟲群居而生，大多數蝗蟲從卵中出生不到一個月就可以交配繁殖。一隻成年蝗蟲可以繁殖兩三代，每次產近千個卵。蝗蟲一般可以活三個月，這就意味著它可以和兩代蝗蟲共生，假設一隻蝗蟲產的兩代各有500只卵成活，500只蟲子雌雄各一半，到它死之前，第一代蟲子產的卵250*1000只卵又出生了，就算有一半成活，它的孫子輩兒也有12.5萬隻，當然還沒算它產的那第二波卵。算上後，第三代蟲子就有25萬，那麼第四代呢？12.5萬*2*1000，2.5億隻卵，是不是太恐怖了？蝗蟲在資源匱乏的時候喜歡成群活動。蝗蟲在其生命的早期是沒有翅的“若蟲”，它們傾向於相互避開，獨自生活。但是如果食物資源變得缺乏，它們就會被迫相互影響。然後，它們可以組成有秩序的本地蝗群。這種蝗群有統一行動的能力，遷徙進入到其他的棲息地，並讓越來越多的蝗蟲加入進來，最終成為了巨大的蝗群。蝗蟲的卵深藏在地下，不容易被破壞。遷移能力強，不好防治。蝗蟲雖然不能一飛沖天，但是他們隨著氣流跳躍式飛行也能日行兩百里。

綜上所述，因為蝗蟲自身強大的繁殖能力，群居遷移能力強的習性，多爆發於乾旱時節，而且是連年的災害。

從公元前707年到1949年新中國建國的這兩千多年間，中國有記載的蝗災有800多次，平均每3到5年就有一次。

以唐朝為例，唐代共發生蝗災40次，秋蝗為18次，佔總數的50%；夏蝗為15次，佔總次數的41.7%；春冬兩季總共為3次，所佔比例不到9%。唐代連續三年發生蝗災的記載高達19年，佔蝗災總年份的47.5%，而連續發生2年以上的蝗災年份更多，共計31年，所佔比例高達77.5%。

那麼，歷史上古人是如何治理蝗蟲的呢？其實，在相當長的時期，古人治蝗的態度是非常消極。

一、火燒法

在中國古代，蝗災與水災、旱災並稱為三大自然災害，自然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

“去其螟，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詩經·小雅·大田》

蟊賊指的就是蝗蟲，那時候古人苦於沒法用人力控制害蟲，只能祈求田神協助自己利用害蟲的趨光性用篝火誘殺之。

用火殺蟲，這一點在唐朝也很常見：

“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

——《舊唐書·姚崇傳》

因此，可以看出“火燒法”，是古人治理蝗蟲的一種重要方法。

二、挖埋法

簡單點兒說就是挖坑將蝗蟲活埋。這種方法簡單粗暴，當然，面對黃災時浩瀚如煙的蝗蟲，不僅費時費力，也是收效甚微。

“秉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

——《全宋詩》·蘇軾

蘇軾的詩形象地描寫了古人用火燒和挖埋方式相結合的治蝗辦法，然而這一切似乎收效不大，於是人們對蝗蟲由恐懼轉變為敬畏。這一點從蝗災氾濫的中原地區遍佈的大大小小的“蝗神廟”就可以窺見。

蝗神廟裡面供奉著“蝗頭人身”的“蝗神”，老百姓與其說是把它作為偶像頂禮膜拜，不如說是在哀求它不要降災。“古人對蝗蟲既敬畏又渴望征服的矛盾心理，在膜拜蝗神上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蝗蟲並不是隨意可以殺的，不僅僅它是蝗神，還因為古代統治者長期信奉的“災異說”。

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古人面對頻發的自然災害，無力應對也想不出各種現象的成因，便只能將希望寄於想象中的神靈，進而發展出了“災異說”這樣一套自洽的吉凶觀念和因果報應思想。

關於“災異說”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呂氏春秋》中。“災異說”的觀點認為，所有的自然災害都是社會政治或統治者道德的缺失所致，是上天降下的懲罰、警示或者預兆。如果人們膽敢對這些自然災害直接抵抗，就是逆天而行，違背天命，會觸怒上天遭到上天更大的災難和報應。因此，只有統治者提高自己的德行，彌補社會政治的缺失，才會讓社會遠離這些天降之災。

“災異說”的產生、流行乃至盛行，既有古代社會政治、學術等方面的深刻原因，也和古人對自然缺乏科學的認知以及抗災能力低下有著密切聯絡。在“災異說”的籠罩下，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在自然災害發生後，首先想到的不是拿出切實有效的治災措施，而是去檢討社會政治或統治者的德行。

這一點在應對蝗災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面對蝗災過後寸草無存的土地，人們附會出“暴政致蝗”、“仁政避蝗”的說法。

圖 | 向漢武帝獻“天人三策”的董仲舒

尤其西漢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天人感應”的思想後，“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就更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的指導思想了。

雖然在今天看來“災異說”沒有什麼直接科學根據，甚至是因果倒置的悖論，但它卻體現了古人原始的政治態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古人借昆蟲以表達民生願望的精神進步。如果官吏對生態環境的治理重視起來，蝗災的危害是能被降低的。

在民間，蝗蟲是蝗神，而在統治者面前，蝗災又是“天人感應”的政治指導思想。因此，即使有一些可行的滅蝗方法，人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也都是棄之不用。

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時期，天人感應才有所動搖。

唐太宗吞蝗——從“天人感應”到“以人為本”的轉折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關中地區大旱，爆發了嚴重的蝗災。李世民到林苑檢視災情，見蝗蟲爬滿了莊稼，就將蝗蟲抓起對其咒罵：

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貞觀政要·務農》

簡單來說，就是唐太宗不懼怕蝗神，也不顧眾臣勸阻，為百姓吞食了蝗蟲。從此，“天子吞蝗”成為流傳千古的佳話。

圖 |為民吞蝗的唐太宗

在當時，“太宗吞蝗”的舉動可謂是驚世駭俗之舉，不僅立下了“為民吞蝗唐之德”，更打破了災禍與治世者德行關聯的“天人感應”。因此，唐代成為了中國古代積極治蝗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在唐朝以前，統治者對於治蝗的態度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停留在觀察或道德評價層面。在“天人感應”和“以人為本”的思想較量中，唐太宗李世民毅然選擇了後者，這說明“天人感應”的思想在李世民心中，已經不是政治指導思想的唯一選擇了。

李世民“天子吞蝗”的事蹟，在後世也成為百姓食蝗的濫觴。

《唐會要》記載，興元元年（784）關中因大旱爆發蝗災，“百姓捕之，蒸暴，揚去足翅而食之”。

你看，百姓不僅捕蝗蟲，還將其烹調為食，這是向蝗神、天災公然提出了挑戰，這是無神論思想開始萌芽的體現。

“太宗吞蝗”將唐人對蝗神只存敬畏不敢挑戰的局面徹底打破，在“以人為本”思想的指導下，唐玄宗時期出現了轟轟烈烈人力滅蝗行動，其中成效最顯著的當屬宰相姚崇的治蝗。

開元三年（715）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田稼，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逋焚瘞之，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

開元四年（716）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

——《舊唐書》

姚崇在這兩次捕蝗中，聰明地想到了利用蝗蟲趨光習性，發明了行之有效的捕蝗法：

“蟲既解畏人，易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

——《舊唐書》

因此，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評價這一時期的治蝗效果說：“連年蝗災，不至大飢。”。充分肯定了唐代中央朝廷力主捕殺蝗蟲的政策。

不僅如此，唐朝還專門為治理蝗蟲設定捕蝗使的官職對蝗蟲進行捕殺。玄宗也曾多次下令，如：

“若有勤勞用命，保護田苗，須有褒貶，以明得失；前後使人等審定功過，各具所繫州縣長官等姓名聞”。在這樣聲勢浩大的治蝗大軍下，“蝗蟲高飛湊海，蔽天掩野，會潮水至，盡漂死焉。蝗蟲積成堆，岸及為亞鳥、鳶、白鷗、練鵲所食，種類遂絕”。

然而，這樣由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治蝗僅發生了兩年。由於西、北部邊患四起，唐玄宗就將國家的大部分資源都投放到了邊境，之前大規模的治蝗就再沒有重現過了。安史之亂後大唐元氣大傷，面對蝗災也再無力組織大規模的人馬與之對抗。

可見，古代治蝗是一件極其耗費資源的事，蝗災救治的成敗也與國家的強弱興衰、投入力度有著密切的聯絡。

“災異說”從主流走向非主流——從兩宋開始，積極治蝗

從唐朝開始蝗神崇拜被打開了缺口，面對蝗災人們終於有了一個新的選擇。但是，古代“天人感應”的影響實在太過強大，科學的治蝗操作尚未完全站穩腳跟，唐代的滅蝗也只能說是一次最成功的嘗試。

兩宋時期經濟繁榮，人們對災異說的認識就不一樣了。歐陽修、王安石，再到南宋的董煟，從他們的詩、文中可以發現大量人力干預災害的篇幅，數量也遠遠超過唐代。可見，兩宋時期滅蝗科學的發展還是非常迅速的。

宋人反思了前人面對對蝗災時先對社會政治、道德行為進行檢討的做法，認識到對蝗災應當進行科學的預防、對蝗蟲要進行全面捕殺。他們用理性和實踐成功地駁斥了“災異說”，為後世用科學精神應對自然災害奠定了基礎。

圖 | 描繪宋朝治蝗的《捕蝗圖》

嘉定八年，江淮甸嚴重蝗災，朝廷“祭酺，令郡有蝗者如式以祭。自夏徂秋，諸道捕蝗者以千百石計。饑民競捕，官出粟易之。九年五月，浙東蝗。丁巳，令郡國酺祭。是歲，荐饑。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

——《宋史》卷六一《五行志一》

全民捕殺蝗蟲成了應對蝗災最為普遍採用的手段。

從敬畏而消極治蝗到積極地捕殺，古人應對大自然殘酷挑戰的過程也開始逐步明晰，方法也開始增多。古人學著用自己的理性與生活經驗來進行判斷，學會尋找大自然發展的規律，也探索出更多有效的方式來抵抗自然災害。

宋人發現蝗蟲與乾旱之間有著聯絡，懂得了旱極而蝗的道理。他們觀察到暖冬也會導致蝗災，如果頭年在地裡發現大量的蝗蟲卵和幼蟲，卻不加控制捕殺，則來年定會出現蝗災。這都是有據可循的規律。

三、提前殺滅蝗蟲卵和幼蟲

宋人進而提出了一旦發生乾旱，或者暖冬少雪，就要提前做好蝗災的防治準備。這時候要採取提前應對的措施，要提前殺滅蟲卵和幼蟲。因為應對蝗災關鍵在於儘早捕殺，一旦讓它們變為成蟲，就難以撲滅了。

從兩宋開始，“災異說”從主流走向了非主流。

這一點上，王安石是對“災異說”最具有根本性突破的人物。

圖 | 憂國憂民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說，反常的自然現象、自然災害，並非社會政治的缺失或者統治者失德所導致的，但它和人也有著密切的關係。“何豫於我”，災異也並非純屬自然範疇的事情。世間萬物都依賴於自然及其執行而生存，如果自然發生了問題，當然對人會有影響。但是，在自然災異面前，人也不是無力的，也不是無可作為的。統治者對天下黎民百姓負有組織和管理等職責，也應當與自然共同養護百姓。因此，統治者在災異面前不能怠慢，不能無所作為，更不能信奉“災異說”而聽天由命，應該“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應該及時地採取相應的正確措施，積極地應對災異，事後再去檢討自己的政治和德行。

所以，宋代以後，古人對災異的認識方面，在天人關係的理解方面，比之前的朝代有了明顯的進步。

由此可見，人類只有對自然災害有了科學的認識、社會抵禦災害的能力有所提高，並積累大量的應對災異成功實踐的時候，才會達到對“災異說”有突破性的超越。

結語

地球上只要有人、有農業活動，就有蝗蟲活動的身影。自古以來，人與蝗蟲的對立關係，是二者不可避免的生物鏈條所決定的。

翻閱中國古代的歷史，會看到大量蝗蟲肆虐導致的災禍記載，然而我們反過來看，古人對於治蝗的態度變化，不也是記錄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見證嗎？

我們的歷史是在人與蝗蟲、人與自然的關係下相互塑造的過程：人對蝗蟲的態度，面對自然災害時的態度，社會在與自然、災禍的對抗中發展，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也隨而發生轉變。

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因而人們對自然、對世間萬物便少了幾分敬畏之心。人們對碳的排放毫無節制，肆無忌憚地破壞著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這使得反常的自然災禍頻頻發生。

近年來，蝗災在世界各地頻繁發生、未知的病毒在人間肆虐，這也是大自然為人類敲響的警鐘。或許，我們應該反思下我們對其他物種、生命肆意殺戮的行為，重新審視下全球變暖給自然所帶來的危害。溫度的升高使得地球的生態發生了變化，生態平衡一旦被打破後，就會引發可怕的連鎖反應。而這一切的根源，卻來自我們每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