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人之本性，因人有惡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財貨土地之爭奪，生而貪慾，才有盜賊暴力與殺戮，生而有奢望才有聲色犬馬，人性之惡必以律法而俊正，以法治防範惡欲，以法治疏導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孟子之道，性本善，將治世之功歸於人性之善，將亂世罪責歸於法墨兵三家，無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與復古之論，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縱容惡行矇蔽幼稚，真正的大偽之言！

因為一個是說人性惡需要靠後天的約束和教化來規範人的行為，一個是說人性向善，人生下來都是單純的，簡單的，需要從小就要學習向善的知識，以此來約束自我。在《商君書》中認為人性本惡，必須承認人之惡性，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為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拼死奮鬥。這也是與他主張的法制思想是統一的。孟子提出“人之初，性本善，”人生下來的時候都是善良的，只是由於成長過程中，後天學習環境不一樣，性情也就有了好與壞的差別。性惡論以人性有惡，強調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二者既相對立，又相輔相成，所以並不能單純的以是非對錯來定義。

一、商鞅是先秦諸子百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和韓非一樣，都提出了人性本惡論，並對儒家學說提出了全面批判。二、儒家思想的創立者孔子，其實並沒有談人性，而是後來的孟子提出了人心本善的學說。三字經裡面“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孟子的學說。三、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的根本衝突就是在人性方面，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認為人性本惡，儒家思想代表孟子則明確指出人性本善。但是在當時各個諸侯國國君採取的措施來看，顯然是法家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典型的事件就是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富國強兵，使秦國成為戰國七雄裡面唯一的超級大國，其他六國不得已用合縱的辦法來阻止秦國的擴張。到了秦王嬴政，也就是後來的秦始皇，他也是採用的法家思想，特別是對韓非的思想觀點格外重視並應用，最終，秦王嬴政統一了中國，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四、商鞅、韓非的人性本惡論提出了具體的治國措施，那就是：兩面、三刀，並迅速起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而以孟子為代表的人性本善的儒家思想，與當時禮崩樂壞的戰國七雄時代的政治背景格格不入，儒家思想並沒有體現在君王的主導思想裡面。

被稱為天下第一禁書的《商君書》，雖然被禁理由也是與政治有關，但卻並非被懷疑非議朝政這麼簡單，而是因為《商君書》中的內容，直接觸及了封建統治者馭世治民之術的核心。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

　　《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正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商君書》到底講了什麼?

　　《商君書》不僅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還把人的劣根性無限放大，與此相應的統治技巧就顯得非常陰損。

　　《商君書》本身，就這麼成了空前絕後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慄!

　　如在《商君書》中，帝王的治國之術有兩個核心，即毀商與弱民。

　　《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

　　這樣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

　　農民不能離開土地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就成為了君主的生產工具，甚至國家還能夠徹底操控物資的流動，實現對一切商業活動的壟斷。

　　毀商之後，再就是弱民之道了。

　　《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於弱民”。透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統一思想，進行控制;透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透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

　　如果強民殺不完怎麼辦?還有殺手鐧，對外發動戰爭，透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

　　對內則遷強宗大族於京師，不僅方便朝廷管理監控，更能一舉拔除掉地方的凝結核。如此，民眾自然只能順服於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官吏。

　　當然，這些官吏的選拔，《商君書》也為君主提供了一些標準。

　　如“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這個好懂，選拔官員不能選那些講良心道德的，假如用優秀分子來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亂。要用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流氓來當頭領，他們會把恐嚇和欺騙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國家也就強大了。

　　秦國正是靠著這樣一套馭民治國之術，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動員與資源汲取機制，才能以貧寒的西垂之地一掃六合統一中國。

　　雖然秦國在一統六國之後，很快便在六國士民的反抗之中崩潰，但這套馭民治國之術，卻被古代歷朝歷代君主繼承下來，成為他們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裡，所有古代中國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何思想不夠張揚，資本主義有萌芽但卻沒發展起來，中國為何沒有產生現代文明的土壤?

　　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封建專制、嚴刑峻法!

　　商鞅：到底是功蓋千秋，還是遺禍千年?

　　有人說商鞅是聖人，因為沒有商鞅，就沒有秦朝的大一統。

　　況且，也正是商鞅，確立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一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準則。

　　戰國時期號稱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說地位高一點的人，隨隨便便處死一個奴僕是不用獲罪的。但是，普通人卻需要接受律法的約束，並且律法非常不完善。

　　商鞅確立了依法治國，一切按照法律制度來辦。秦國太子嬴駟殺了幾個賤民，衛鞅二話不說就將太子拿下，用新法將其處置，只是大臣與秦國貴族紛紛反對，才割了太子師傅的鼻子，以示懲戒。

　　就此而言，僅僅這一點，商鞅就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具有先進性。

　　因為從這一刻開始，法律開始漸漸公平了起來。

　　但也有人說商鞅是魔鬼，一是《商君書》中的內容，就因為太過極端與反人類而被後人所詬病。

　　二是商鞅的法律過於嚴苛，連百姓言行舉止都要管，並且連坐制度的存在，使得新法嚴重極端化，這些都讓商鞅背上了酷吏的罵名。

　　當然，為了國家富強，特別是在六國爭霸的這種特殊情況下，制定一連串的嚴刑峻法，也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

　　但要注意的是，商鞅本人出生於衛國，並非秦人。

　　所以，作為一個蘇秦、張儀那樣的遊士，商鞅絕不會如一個秦華人那樣，對秦國有什麼家國情懷。

　　故而，他制定這一套富國強兵的嚴刑峻法，儘管有著讓秦國強大的心思，但最根本的，還是試圖藉此獲得秦孝公的信任與寵幸，以謀取權勢。

　　這一點，在他拜見秦孝公的過程中，顯露得淋漓盡致。

　　商鞅經景監引薦，先後四次拜見秦孝公。

　　第一次大談上古三皇之大道：告訴秦孝公如何做一個有道明君;

　　第二次大談五帝之常道：修養道德的同時，可以搞點法制建設，要注重自身，國家次之;

　　第三次見大談春秋五霸之道：仁義、權謀與法制建設結合，也就是愛民與加強國家經濟建設;

　　四見孝公，仁義也不談了，只談商君書中“富國強兵”的治國馭民之術，兩人一下談了三天三夜。

　　史家論及商鞅四見秦孝公時，多認為以商鞅的才能與抱負，是意圖教秦國三皇五帝之王道，以建立萬世之基業。只是秦孝公氣量格局不及此，才不得不只教秦孝公毀商弱民的富國強兵之術。

　　言下之意，頗為商鞅無法施展抱負叫屈之意。

　　但反過來說，商鞅四次見秦孝公，除第一次之外，此後三次，商鞅皆能夠針對秦孝公之前的反映，而調整向秦孝公所進獻的治國之策，這說明商鞅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善於揣摩上意之人。

　　司馬遷也曾在《史記》中這樣評價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在司馬遷看來，商鞅是本性刻薄之人，商鞅留下來的著作《商君書》也是刻薄之書;商鞅立木為信，但自己卻欺騙魏國公子卬，在重大利益面前，絲毫不講誠信。而商鞅的所學做為，也只是一門心思地升官發財罷了。

　　在當時的國君之中，通行的是“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的政治倫理，即君王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民眾的利益。

　　但是商鞅為了取悅於秦孝公，卻而提出以弱民為富國強兵之策，完全違背了當時所通行的政治倫理，引導秦孝公走上邪路。

　　客觀而言，商鞅的富國強兵之術也為秦國統一六國打下基礎，所以這到底是功蓋千秋，還是遺禍千年?這也看後人如何去評判了。

關於人性本惡

說到“人性本惡”就不得不提到戰國末期的一位大儒，荀子，趙華人。雖然荀子是儒家學派代表人，但他有兩個出名的弟子，韓非和李斯卻是法家學派代表人。所以後人也有人把荀子劃為法家學派，說法不一。

其實性本惡的思想是荀子對儒家思想的發展中，提出的創新理論，他提出人性本惡，否定了人天生的道德觀念，而要注重後來的培養和教育，來影響人的道德觀念。

雖然二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了近百年，但是有研究稱荀子受到了商鞅學派法家思想的影響，但其思想卻以儒學為基礎。

所以，或許是荀子借鑑了商鞅學派的性惡論，與儒家思想進行了融合，並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發展和擴充。

這麼看來，荀子的徒弟，劃為法家也並不是沒有出處的。

為什麼性惡論到了荀子這就變得更加受人關注呢，那正是因為儒家二聖之一的孟子提倡性善論，本來是一家，都是儒家，出了相互矛盾的辯證理論，就使荀子火了起來。

孟子與商鞅雖然差了二十多歲，但生活基本處於同一個時代，所以性惡論與性善論也基本是在同一時期產生的，只不過性惡論產生在法家，性善論產生在儒家。

所以，既然是兩家之言，有衝突也是正常的，百家爭鳴嘛。當然，後來荀子把兩家衝突的言論又進行了整合發展，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也加速了文化思想的相互融合。

什麼是人性?原始的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惡的?人慾是否就是罪惡?這都是中西哲學上的大問題，也是人類思想史上幾千年的懸案。因為涉及到生物學、遺傳學等等。所以各有理由。

但我本人認為：人性本善。

人性的善惡是一個自軸心時代以來始終爭論不休的問題。像所有事物一樣，人們對人性善惡的看法，同樣是各執己見的多派對立。擁護者最多的是兩大對立派，可以分別稱之為性善論（如中國的孟子和古希臘三傑）和性惡論（如中國的荀子和西方的“原罪”）。受“實證”條件的限制，兩派都是在現象和經驗層面上進行著“（‘哲學’）理論”論證，由於使用的是“人類邏輯”而不是“天道邏輯”，所以一直沒有定論。

包括，中國哲學史上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論二千多年，初由孟子特別提出“性善”說，連帶批判告子論“性無善惡”的觀念，稍後又有荀子的“性惡”說，與性善的觀念恰恰相反，於是便成為思想界爭辯的論據。再後，由於佛學的傳入中國，談心說性便成為哲學辯論的中心。宋、明的儒者——理學家們，內在接受佛家、道家的思想，於是人性的善惡問題，也就成為理學論據的要義。

大體說來，理學家們大多都是秉承孟子的性善說，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人之所以為惡，都是後天的習性所養成，後天的習性和人慾又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要反省克念，去盡人欲，使天理流行，才能恢復人性本來善良的面目。

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便是人性本自良善的有力證明。而且肯定地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他所指出人性中本自具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

荀子直截了當地提出性惡的論據，恰恰與孟子的觀念成為強烈的對照。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嚷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其實，中國哲學史上人性善惡觀爭辯的要旨，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界說不清，大家只從建立行為道德的要點上爭論人性本善本惡的定見，並沒有先把行為道德的問題暫且擱置一邊，先行嚴格探尋所謂人性的本身，它究竟是什麼?而且更重要的界說關鍵在於大家所說的人性，是先天——形而上——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性(它是否存在?又是這一問題中的問題)?或者是指有了生命以後的人性?應當先下一個研究討論的範圍，才好對此問題有進一層探討的線索。總之，上自孟夫子開始，下至明、清以還的理學大儒，他們所討論人性善惡之說，都是以有了生命之後的人性行為作基準，而由此推測到先天——形而上的人性本體論，界說混淆不清，弄得一頭霧水，因此論說紛紜，便成為眾盲摸象，各執一端的流弊了。如果以有了生命以後的人性來說善惡，孟子、告子、荀子、揚雄，乃至王陽明諸家的說法，都有理由，可以成立。但可惜的是，這都是與遺傳學、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有關的問題，至於和真正哲學的本體論，則了無牽涉。以之而言行為心理學則可，如果就以此而論形而上學，還大有一段距離，實在需要細加審思探尋。

但是，我認為，人本性善。

在本人看來，這要從法家和儒家的思想主張來追根溯源，進行比較。

法家認為人性本惡，所以要用嚴苛的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商鞅提出，要想使國家穩定，就要建立法、術、勢相結合，權利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制度。這一點很符合秦統一六國的政治需求，所以法家思想成為秦國，乃至秦朝的統治思想。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所以“仁”字就是儒家思想主張的核心。普通人要“仁者愛人”，為君者要實行“仁政”。同時“性相近，習相遠”，儒家也強調了後天學習的重要性。過於嚴苛的刑罰必定導致民眾的反抗，要使天下太平，就要以禮為主，以刑為輔，禮法並施。所以儒學在學者們根據時代要求不斷改良創新之下，成為中國2000多年的指導思想。

對人性善惡認識的衝突，導致了儒法兩家思想主張的大相徑庭。

在筆者看來，筆者更信服道家的哲學思想。萬物皆有兩極，人性也是善與惡的結合體。我們要通過後天學習，以善制惡，成為更好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商君書》裡並沒有人性本惡的說法！不相信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看看！本人手裡紙質版的有高亨版的《商君書註譯》，和董昕、石磊版的《商君書譯註》，以及電子版蔣禮鴻的《商君書錐指》。

反正我在這些版本的《商君書》中並沒有看到所謂的“人性本惡”的論調。當然，《商君書•錯法》中提到了“人生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還有“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這些論點無疑屬於“人情論”。

不單單《商君書》是人情論，韓非子裡也是大同小異的，《韓非子•八經》講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再比如《管子•禁藏》當中也有“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

總而言之，中國法家都是人情論而非性惡論。

而儒家的“性善論”卻是有根據的，《孟子•告子上》有說道：“人性之善也，尤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以看得出，孟子認為人性之‘善’是絕對的。

但是同是儒家學派的荀子卻不是這個看法，《荀子•榮辱》中講道：“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

荀子的觀點普遍不為孔孟一派的認可，以至於許多人不把他歸類於儒家。

事實上無論性惡論（包括西方的‘原罪’理論）還是性善論都是兩末之異，是不可取的！王陽明在離世之前教給他的弟子幾句心學的口訣裡面就把人性的根本概括在裡邊了。叫做——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人性本無善惡之分！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學識、不同的場合、同樣一件事不同的立場看……這樣才顯得不同。和珅在百姓看是“貪官”，在皇帝看是“能臣”，在清流看是“奸臣”，在他妻子看是“好丈夫”，在兒子看是“好父親”，在書法家看是“書法家”……商君如果想混日子，看百姓就是一團和氣，都是善，哪有什麼惡！可他要改革，要讓大家聽話、守法，所以要設定百姓“是惡”，這是立場決定的。就是這樣……

人的本性是什麼呢？商鞅認為，“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法家人性論是以人的趨利避害、好利惡害為人的固有本性，也算是荀子人性本惡思想理論的一種延續，並沒有提出人本性惡。

“人性本善”主要是儒家的觀點，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儒家認為人人皆有成為君子的可能。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人性始終抱有一種變好或者改造好的信心。

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他們既是矛盾的也不是矛盾的，人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要從辯證角度看問題，相信人總是會變成好人的。

“性本善”與“性本惡”；應該分別出自荀子和孟子。

實際上他們兩位只是對的對於人的先天本性論據不同，但在思想和方法論上是一致的。

兩人都強調後天的作用，“先天具備的，不堅守有可能失去”，“先天沒有的，後天也可以具備”。

所以，“本性善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後天的培養。這就涉及到了我們社會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

這是客觀的，也是屬於我們社會文化體系的認知。人性善惡，對於東方文明而言，只是解析的立意不同，是符合對立統一規律的。

而西方的文化，宗教，對於“性本惡”基本是一個常識性定論。即“認為所有人生來都是有罪的，要用一生來懺悔，贖罪，只有篤信上帝，靈魂才能得到救贖”；也就是“原罪說”。

是否存在侷限性和謬誤，網友們見仁見智吧！

《商君書》在秦國極端危險條件下，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從以下幾點使人民的生產最大化：

一、重農抑商

嚴重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農民只能從事農業生產，對商業行為及力抵制和打壓，認為商業行為屬於投機倒把行為，農民只要積極投身糧食生產，就會被尊重和獎勵。

二、限制遷徙

農民被限制在土地上，發令不允許農民隨意走動或者去國外旅遊觀光。所有人與政府的命令和口徑一直，生產糧食是當務之急，沒時間讓你去玩。只要人口不流動，就沒有了交集，沒有了攀比，老老實實搞生產。

三、限制言論和思想

我覺得其實真正的焚書坑儒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農民被按死在土地上，不需要學習任何文化知識，更不需要思想開放，百家爭鳴。

耕戰始終貫穿在《商君書》中，持續不停的耕作生產糧食，就為不休的作戰儲備了大量必備物資。而大戰來臨之時，全國農民一呼百應湧上戰場，為了爵位和地位搶著與敵人拼命，能不勝嗎？

《商君書》被後世人看做馭民術，被其他帝王看做成“帝王心術”，用來統治人民，駕馭人民，加強皇權，也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