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絕對的東西是不存在的，歷史記載也是這樣。

所為歷史記載能基本反應當時的歷史事實就不錯了。因為：

一，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俗話說“勝者王侯敗者賊”，所以，勝利者在書寫歷史過程中必然要美化自己，醜化對方，這樣的歷史記載與真實的本來面目肯定有一定的出路。

二，執政者寫史是為統治服務的，所以寫什麼是有選擇的，也是要設立不能觸碰的“紅線”的，對統治者有用的東西就會大書特書，對統治者不利的東西就不去觸碰。所以這樣的歷史記載，其真實性必然會大打折扣。

三，不同的歷史版本記載的事件不同，也讓人真假難辨。比如，《史記》中記載的：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三年後，伊尹見太甲悔過自新，便又把國家交給了太甲，太甲接受教訓，勵精圖治，成了一個勤政愛民的明君。《竹書紀年》記載卻是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七年後潛回殺掉了伊尹，改立了伊尹的兩個兒子繼承了伊家。你說這兩種記載哪個是真的呢？

總之，歷史記載基本能符合歷史的真是面目就不錯了，要求絕對真實是不可能的。

歷史記載的不一定是真的，就我所知，假資訊太多了，有牽強附會的、有主觀臆斷的、有神化的、美化的、醜化的、還有張冠李戴的等等，五花八門，牽強附會的最多，把祖宗的國套在幾百上千年之後的後裔所封的同名國頭上的有不少，特別是東夷地區的諸侯國，很複雜，有些原來祖先在其他地方有國，滅亡了，幾百上千年後又重新被封的，本來就亂，再加上牽強附會，再一編，更亂了，有時候為了搞清楚一件事，搞的很累，甚至還搞不清楚。

客觀來說，從來沒有一個絕對真實的記載。如果一個人宣稱自己發現的是絕對真實的，那麼疑問就是很大的。

不說古代，現代社會發生一件事，各個媒體角度不同、傾向不同和了解的資訊不同，就會有多重“真相”。儘管真實只有一個，但是解讀卻是多元的。

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有很多種型別，也派生出許多編纂方法，宏觀方面可以分為正史和野史，但這樣的二元劃分又過於簡化。實際上，除了官修歷史之外，民間各類記載也是層出不窮的。從筆記、叢談、小說、戲劇和日記等，都可以看作對於歷史不同程度的描述。

編撰地方誌興起之後，也是一種記載全國和區域歷史的載體。明清之後，歷史記載的模式更加多元化，原始資料的意義彰顯出來，如明實錄和清實錄。除此之外，還有各類檔案、會典和召對等文獻，有時候同樣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載。這樣既加深了歷史的厚度，也給歷史從業者帶來考辯的必要。

因此，歷史研究者的求真意識，是一種最高目標，大體上是無法檢驗的。歷史已經過去，除非可以重歷過去，故而通鑑與經世是歷史學的世俗目標。儘管如此，所謂學術上的真實至少應該是符合常識、邏輯和歷史發展本身的規律，考慮到一些偶然性因素，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只有未知之事，沒有不可知之事——論歷史的真實。

什麼是歷史？簡而言之，歷史就是過去的事。既然事情都過去了，我們又怎麼知道，過去的事真實發生過，正如王陽明所說，你看這花時，這花便開著，你不看這花時，這花便謝了。

古代沒有照相機，錄影機那麼古代的史學家們是怎樣記錄下來所謂真實的歷史的?正如司馬遷《史記》中所寫的五帝本紀，到底有多少是真實可信的？

關於歷史的真實說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因為歷史是過去的事而書寫歷史的人往往是後來的存在。但是，由於人是有意識的，意識是可以能動的反映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基於這一點，我們認為歷史是可以認知的，而認知歷史的途徑，最主要的途徑就是閱讀前人所留下來的史書，所謂的史書有正史和野史之分。這就需要我們在讀史書的時候，要有一定的辨別能力，所謂去蕪存青，撥開歷史的迷霧，探親原本的事實。

在歷史學界，事實一般分為兩種，一是第一歷史事實，即當時當事所發生的歷史真實情況，這一事實我們是永遠無法得知了。二是第二史實。即透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去還原當時的歷史境況，從而瞭解歷史的真相。

就看現在的國人作假能力和水平來看，那絕不是一朝一日之功，也就是說沒有個幾千年的功夫做不到如此幹練和爐火純青的地步的。

所以說歷史上假的東西究竟有多少不知道，蛋是真的東西恐怕就屈指可數，或者說少的有點慘不忍睹。

大家知道，真實的東西往往不太入耳動聽，只有把那些編造出來的盛世故事說給皇上聽，才能取得龍顏大悅，當然，百姓實情是沒人敢親口說給皇上聽的，如果因為這實情惹得皇上怒顏大發是要掉腦袋和誅滅九族的，所以專撿好聽的入耳的話說就慢慢形成了大臣寶寶們的習慣，日久成習慣，習慣就成自然。

歷史記載當笑話娛樂娛樂還是蠻可以的，如果當真那就大可不必了，現代的吃瓜群眾也不是那麼好糊弄的了不是嗎？

絕對真實的歷史是第一歷史只有經歷的人才知道

記載的歷史是第二歷史真實與否有多種原因

有史學家的直筆曲筆有避諱制度等等

讀歷史的人怎麼理解怎麼選擇改相信還是質疑才是重要的

正史記載是有失誤的，例如:《史記》記載張儀、蘇秦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倆一個連橫，一個合縱，是對手。而考古發掘的戰國時期的竹簡研究表明，蘇秦晚於張儀，與張儀進行“連橫"、“合縱"鬥爭的是公孫衍。

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句話，“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句話就告訴了我們，古代記載的歷史不一定是絕對正確！

這裡舉一個反例吧，被魯迅先生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這部享譽盛名的歷史鉅作，難道其中記載的歷史都是真的嗎？簡單的以漢武帝為例，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漢武帝絕對是古代地方當中數得上的雄主，在他的帶領之下，漢朝走向了所向披靡的富強，打的匈奴到處亂竄，解決了中原幾百年的邊境問題！就這樣一個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史記》當中，居然被描繪成了一個多疑暴虐的君主，雖然其中並沒有埋沒他所做的事情，但在《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看來，漢武帝還是不招人喜歡的！

再來看唐朝的歷史，唐太宗絕對稱得上是雄才大略了吧，但他也曾經篡改過歷史！他將他自己和他手下的功臣描繪成開國元勳，雖然事情不假，但明顯的是，李淵的手下一部分的功勞被埋沒或者一筆帶過了！最嚴重的部分便是玄武門之變，這是一場權力的爭奪戰，亦是唐太宗李世民一生的痛！所以在編纂這段歷史的時候，把他描繪成一場正義的鬥爭，很多的歷史真相被掩藏！

所以，史書當中記載的不一定是絕對正確的，那只是我們參考歷史的一個憑藉！

如果是正史的話很大成分上是真的,但是在涉及到皇家歷史時,可能由於史官懼於當時的執政者而不得不做修改。

一個教授剛走進教室準備上課時，突然從門外衝進兩個歹徒，他們不由分說，三拳二下就把教授打倒在地。滿堂學生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時，歹徒已經逃跑了。但這位教授站起身來，裝作一幅若無其事的樣子對學生說，請每個同學拿出一張白紙，把剛才發生的事情當做作業敘述交上來。 同學們寫完後交給教授，全班幾十個學生，竟有幾十種不同的敘述。有的說歹徒打倒教授後，教授跳起來把他們打跑了。有的說教室衝進了兩個神經病影響教授上課，被教授趕出去了。有的甚至說衝進了三個人，教授左腳踢飛一個，右腳踢飛一個，一拳又打倒一個在地上，後來他爬起來逃跑了。 教授把學生的描述一一念出來，學生都為他們不同版本的傑作而鬨堂大笑。最後，只見這位教授抖了抖手裡的作業紙說：如果你們要問什麼是歷史，那我告訴你們，這就是歷史！ 錢鍾書曾認為：歷史是人寫的。但人在寫歷史時是經過心靈選擇的，那麼這樣經過心靈過濾的歷史，將不再是真實的歷史，我們只能稱之為‘歷史文學’。作者：知乎使用者

真實與否，得看你看的什麼書，中國記錄歷史書籍浩如煙海，春秋的尚書，《左轉》，戰國的司馬遷的《史記》為傳記文學開山之作，從上古一直寫到漢武帝，共三千多年的歷史。班固的《漢書》，為第一部斷代史，也就是一個朝代的歷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從周朝威烈王時代寫到了五代後周世宗，不屬於二十四史，它為編年體史書。《史記》和《資治通鑑》都為通史，所以有重複故事。二十四史中，除了《漢書》，其餘斷代史全是當朝記錄前朝。還有很多書都帶了些色彩修飾。

因為歷史久遠，再加上朝代興替，很多歷史不得不因為客觀原因而得以修飾，如果是斷代史，寫故事就得看當朝帝王臉色，寫前朝就更加不可細述，不得不說讀歷史能有百分之70的真實性就不錯了。

但《左轉》卻是個例外，作為中國第一部詳細敘事的編年體史書，它的真實度是非常高的，不容置疑，但現在的偽左傳也不少，得分辨。

其實讀歷史啊，最主要的是教人們如何分辨是非，豁達明理，它的真偽，又何止一段話能說清。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可知進退，便可知如何改變處境。

答 大聖問：

所謂各花入各眼，只要是人就會有感情，哪怕是最權威的歷史著作《史記》，作者司馬遷也有自己的好惡。在某些歷史事件的記載中，總會夾雜些許的個人觀點。

而一旦在客觀的事件中有了主觀的東西，那麼無論是多麼理性的判斷都不能轉述出事件的真實寫照。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歷史都是透過前人的記載而流傳下來的，這世間沒有什麼是絕對的道理，所以看待歷史需要我們辯證地分析和研究，不能想當然的認為。

沒有絕對的真實，雖然很多史官冒死記錄真情，但畢竟當年訊息傳播渠道不暢通，在傳遞過程中以訛傳訛，記錄也會有疏漏，加之人為因素，比如唐太宗直接“誘導”史官；不同朝代的史官會把自己情感摻入記錄，導致史書只能接近歷史。《史記》中有明顯的疏漏

《漢書·司馬遷傳》稱讚司馬遷所著的《史記》：

“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但是，我們在讀《史記》時，很多記載一眼就可以看出根本不是史實。比如劉邦喝醉後，顯出龍身，赤帝斬白蛇，這些都給沒有背景的劉邦找個當皇帝的理由，應該是民間傳說，不屬於史實，但卻記載在史書中。

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參考資料有限，出現過一些紕漏，比如秦朝亡國君王子嬰的身份問題。

《史記·秦始皇本紀》：“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這裡記載子嬰是胡亥的侄子，秦始皇的孫子；《史記·六國年表》裡記載，“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長了一輩，成了胡亥的哥哥；《史記·李斯列傳》子嬰輩份更高：“高（趙高）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又成了秦始皇的弟弟，胡亥的叔叔。

由於其他史書也沒有詳實記載，子嬰身份成了千古之迷。

君王干涉歷史記錄

每個君王都希望史書中把自己記錄的偉大一些，另外他們也清楚，平時做的很多事並不光彩，雖然口口聲聲對史官說要如實記錄，但免不了“提醒”一下，或講點歪道理“引導”一下史官。李世民想修改有關他的記載的事不少。

《舊唐書·褚遂良傳》和《資治通鑑》都記載：貞觀年間，褚遂良負責記皇帝的起居注。李世民感覺心裡毛毛的，怕他把自己做的不好的事也記進去，就想取過來看一看。褚遂良沒給皇帝面子：“不聞帝王躬自觀史”。李世民心裡更是發毛，問他：“我幹了壞事，你也一定要記下嗎？”褚遂良說：“這是我的職責，當然一定要記。”黃門侍郎劉洎接過話題說：“皇帝有過失，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樣，人們都能看見。即使遂良不記，天下人也記著呢！”

敢拒絕皇帝不合理的要求，記錄皇帝的不是，褚遂良是好樣的！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找到監修國史的房玄齡，提出看國史的要求。房玄齡沒頂住，拿給皇帝看。

《資治通鑑》記載，李世民看到“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李世民很大度的要求：“削去浮詞，直書其事”，認為當時的事情沒什麼可避諱的：“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以，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

“六月四日事”是指“玄武門之變”，李世民說這段歷史沒有什麼可隱諱的，我特麼就像周公殺叛亂的管叔和蔡叔一樣，是為了穩定社稷。李世民“不經意間”影響一下史官的思路。

不同史官感情色彩不同

不同朝代、國家的史官在記錄歷史事件時，總會受到情感左右，記錄有些差池。比如北宋种師中率軍援救太原失利的記載，宋朝和金國人的記錄就有差別。

宋人編著的《宜和編年》記錄的戰況是：

种師中統兵救援太原，遂自天長，登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里間未嘗見一金人。師中以為金人知師至，悉以遁去。而我師肆行，未嘗被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傔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屯，有報榆次縣路金人兵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零將歸者，令後軍去收捉。”轉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鐵騎來衝，奔潰，被傷不可勝數，師中遂歿，幸脫兵將十無二三。

記錄是种師中在進軍過程中，沒有遇到抵抗，以為金國撤軍了。沒想到了榆次，遭到金國主力部隊的突然襲擊，導致失敗。

《大金國志》的作者宇文懋昭記載：

金軍圍太原多於潞、汾兩路拒宋師，不謂師中忽由平定出土門，去太原無一舍之遠。我師(金兵)驚謂自天而下，師中既不能棄乘我(金兵)不意，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馬為表裡，則我(金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而太原之圍必解矣。乃師中方以孤軍為優，回趨榆次就糧，宜乎為我師(即金師)所襲，以致敗也。

記載的正好相反，是种師中部隊“自天而下”，讓金軍吃了驚。但种師中膽小了，採取錯誤戰略，沒有和城裡的部隊裡應外合，而是到榆次找糧食補給，導致失敗。

同樣一場戰爭，不同的記錄者帶著各自的情感，從各自有利的角度去記載，誰更準確，哪個更真實呢？

其實每個朝代都有專門記錄當朝歷史的人員，越到後期朝代，隨著文化的加深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記錄的內容也越來越詳細和豐富。

但是，不可忽略的一個重點是每個朝代的記錄者都是受控於帝王，所以，如果帝王想要掩蓋或者篡改一些歷史內容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樣想來，像史記等這種記載歷史事蹟的文獻內容難免會有一些虛假的內容，但是，總體來看，根據後代歷史學家們的考證，大部分的歷史還是準確的，至少是有跡可循的。

畢竟像我國考古研究中，對於每個朝代歷史的考證，不單單隻拘泥於文字方面的書籍或者文獻，更多的是要去花時間，透過各種歷史文物或者歷史線索去推斷它的真實性。至少現在已經廣泛流傳開的各種歷史事蹟還有具有一定真實性的，如果我們連自己的歷史都要自欺欺人，欺騙後人，那麼歷史的存在對於我們而言又算什麼呢？

當然，我瞭解有一些野史，什麼叫野史，就是不是專門人員編制，而是又外面的百姓自己編寫流傳下來的，一般這種的真實性也是兩說，如果是發生在朝廷外的事蹟，或許野史的真實性要大一些，畢竟是發生在朝廷之外，可能百姓更能接觸到真實事情。但是如果是發生在朝廷內的事蹟，或許野史的真實性就不一定了，畢竟紫禁城不是隨便外人都能進入的。

不管怎麼說，作為中華名族的後人們，首先還要選擇相信自己民族的歷史，畢竟我們有著上下五千多年的歷史，確實淵源，就算有一些不真實無法考據也是情理之中。但不管歷史如何，我們都要時刻審視歷史，糾正自己，歷史最大的作用不是讓我們去糾結它的正確與否，而是讓我們做到能夠正視過去，做好未來。

基夲真實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論點不同，如秦始皇后人罵了人家兩千年，越罵越偉大。如三國人物，曹操，青朝，雍正皇帝，隋朝，隋煬帝，他們都是罵名滾滾滾，透過我們看歷史，由於關點不同，但我們透過記錄中的發生的事件，這些人物都是為中華民族有偉大貢獻的有為人物。

先古時期，由於識字的人少，寫史的人多為世襲，也就是家傳，相當於一個謀生手段，但這些人都有著一顆玻璃心，即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絕不去顛倒黑白，文過飾非。即使以生死相逼，也不能讓其說半句假話。

其中就有一個十分悲慘的例子，據說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田常子殺了國君，史官記錄田常弒其主，田常就把他殺了，史官的兒子來了，也是如此記錄，田常又把兒子給殺了，小兒子趕來了，還是這麼記載，田常沒辦法，只好讓他記載！

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

但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裡。

這種風氣終被李世民打破，李世民殺死兄弟，逼皇帝退位，霸佔弟妹。他怕史官寫他的這些醜事，強行要求史官開啟太廟，檢視記錄，殺死剛正不阿的史官，另用馬屁小人改寫歷史，放入太廟。從此史官風骨不再，史書被當權者所篡改。

諷刺的是唐朝以前基本上沒有野史，唐朝以後，正史，野史，滿天飛。忠奸再也分不清楚了。

魯迅先生說，自太史公以後“中國史書便成為帝王將相的家史學”，當然，這句話不是完全對的，但至少說明了一點，自太史公後，史官們在史書中的記載內容開始忌諱本朝君王了。

唐代劉昫的《舊唐書·魏徵傳》曾記載了李世民的一句話，“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我以為這怕也是劉昫的馬屁之言吧！

本人認為，一半真一半假，史書都是勝利者寫的，不可信。野史大部分道聽途說，你想一想沒我網路的時代，訊息是不是非常閉塞。隔個幾百裡就不知道發生麼子事情了。

不一定。

正統王朝在為前朝撰寫正史時，遵循兩個原則，一是秉筆直書，二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正史中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發生的某件事，敘述過程基本上是可信的。但對於史書中的正面人物的錯誤做法，則採取迴避的態度，以免損害正面人物的光輝形象 甚至影響到繼承皇位的合法性。

我在這裡只舉一個例子。《宋史》中關於宋太祖死亡的敘述是“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年50”。正史中關於皇帝的死亡時間準確到年月日，而不必準確到時辰。比如宋太祖是正常死亡的話，此一“夕”字就是一個多餘的字，如果宋太祖被一般人謀殺，史書也會有記載。如果宋太祖被他的弟弟趙光義謀殺，而趙光義又是後來的宋太宗，則史書中就要回避。但是如果史書記載“癸丑，帝崩於萬歲殿，年50”，則會給讀者認為宋太祖正常死亡的印象，這又違反了史實。於是加了一個“夕”字，既做到了秉筆直書，又做到了為尊者諱。

史書記載的並不完全都是真實的歷史，任何歷史都有四種形象：

1.歷史形象

歷史形象，是歷史著作中的形象，比如24史等正史記載的形象，是史官記載歷史學家主張的形象，但是歷史形象並不等於歷史真相，歷史真相永遠無法還原，今人只能根據史書記載，去剖析、探索，設法去接近還原歷史真相。

2.文學形象

文學形象，是後人根據歷史記載去昇華，加工出來的形象，比如《三國演義》的諸葛亮，關羽，《亮劍》的李雲龍，他們都是歷史原型，對人物形象進行文學加工，創造的形象。

3.民間形象

民間形象是民間對某個歷史人物的形象，比如諸葛亮的民間形象，是鞠躬盡瘁，足智多謀。關羽的民間形象是忠肝義膽，正直仗義 這些是民間對他們形象的評價。

4.個人形象

個人形象是個人對歷史人物的形象，比如看到電視劇《新三國》，很多人評價這個諸葛亮不像。這就是因為每個人對歷史人物有一個自己認為的形象，真正的諸葛亮誰都沒見過，只不過是因為這個諸葛亮和個人心裡想像的不一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