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清平樂》熱播，讓宋仁宗（1010年- 1063年）趙禎又火了一把。作為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史書中對宋仁宗讚賞有加。《宋史》中就曾稱讚他：“‘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說宋仁宗知人善用，其在位期間名臣輩出，國家安寧，經濟繁榮，是宋朝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守成賢主”，無愧於“仁”之稱號。

然而，今天我只想換個切入角度，一則力求儘量還原真實的歷史，二則探究一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之下宋仁宗趙禎內心的“小算盤”。

壓抑已久的親政

宋仁宗是在章獻劉太后過世之後才實際掌權的。這位害死他生母的“太后”，在世期間一直對趙禎進行著壓制。乾興元年（1022年），由於趙禎的老爹真宗突然駕崩，他自己當時又只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劉太后便順理成章地掌握了朝政大權。

有記載稱，起初劉太后也曾承諾“候皇帝春秋長，即當還政”。但或許是權利慾望太盛，又或者怕自己尚處有生之年就被仁宗“打擊報復”，事實上，直到趙禎二十多歲，劉太后也沒有將朝政交還給他，而像范仲淹、宋綬、林獻等一眾朝臣反卻因堅持奏請太后還政而屢遭貶黜。

最終，在宋仁宗23歲那年（明道二年1033），劉太后崩了。多年積攢的不滿讓仁宗急於消除太后在朝堂上殘餘的勢力。基於這一目的，年輕的仁宗剛掌權後便主要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將朝臣進行了大換血，太后用過的人一概裁撤，之前勸太后還政而被罷黜的人全給找回來委以重任。第二件事，則是廢黜章獻太后為其選立的皇后。

舉措之糾結與反覆

雖然以上兩件事都是為了肅清劉太后的餘戚而必須做的，然而，如果我們將以上兩件事與之後的史實聯絡在一起看，不難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縱觀廢后一事的整個過程，卻顯得有些過於曲折了。

根據史料的記載，最終促成仁宗廢后的關鍵人物是代表宰執一派的呂夷簡，而但其卻在仁宗親政之初被短暫得罷黜了宰相之位；屢次上疏竭力阻止廢后的人，卻又是代表臺諫一派的，被仁宗在掌權之初重新召回朝堂的范仲淹等人。廢后成功後，宋仁宗竟再次將范仲淹、孔道輔等人罷黜出朝，以期阻斷朝野上下對廢后的不滿所帶來的壓力。然而，在此之後，歷史再一次反轉了。慶曆三年（1043年），仁宗決議改革，再次罷黜了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史稱“慶曆新政”。

仁宗心裡的“小算盤”

仔細揣摩宋仁宗這種矛盾的舉措，不難感受到宋仁宗的一些真實想法。

首先，對於郭皇后，她是太后給仁宗選定的，廢掉其身份無疑可以起到消除太后餘威的作用。

其次，對於呂夷簡（宰執）等人，在廢后一事中更像是仁宗的“擋箭牌”。

至於范仲淹（臺諫）等人，則是由於在仁宗掌權初期的得勢，使得臺諫實力在朝的影響力不斷增大。

以上是我個人的觀點。

仁宗是個好人，但從執政四十二年政績來看，我個人並不認為他算一個好皇帝。

仁宗時期社會經濟發達，在位期間人口增加300多萬戶，四大發明中有三個得到了應用，交子的出現激發了社會活力，北宋上下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並達到了本朝巔峰，史稱“仁宗盛治”。

畫中的仁宗盛治

不過，但凡在位幾十年的皇帝，一般都會有一些明顯的成就，或多或少能幹出幾件大事，像漢武帝、明萬曆帝、明嘉靖帝、清康熙乾隆二帝等等。

可是在四十二年的超長待機時間內，仁宗朝能否舉出幾個為後世津津樂道的壯舉？好像印象很模糊，一下子舉不出來。

是的，這是一段很平淡的時期，沒什麼存在感。

仁宗並沒有什麼創新出彩的行動，就這麼安安穩穩過日子，說平庸也不為過。

而所謂的盛世，其實更多歸功於那批堪稱頂級配置的官員，仁宗就是放手讓他們去幹，自己統而不治，也不折騰，北宋按著慣性，正常情況下總能穩步向前，達到一個巔峰。

仁宗遠沒有發揮出如唐太宗之於貞觀之治的作用，倒有點君主立憲制的味道。

而我更想說的是，在這盛世之下，其實暗流湧動，隱藏著極其致命的危機。

北宋亡國的徵兆，已然顯現。

有一隻吸血蟲，自這個王朝出生之日起就陰魂不散，一點一點吸食著帝國的精華。仁宗朝，亦如此，而且更加惡劣。

這隻吸血蟲，名叫“三冗”問題。

“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費。

首先，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以兵變上臺，因此北宋皇室極其重視削弱制約官員，採取一職多官的辦法防止權臣出現、歷史再現，由此形成了龐大的官僚體系。同時為籠絡官員、鞏固統治，允許官員親屬當官的“恩蔭制”流行，每屆科舉的取仕人數遠多於歷代（明清共錄進士5萬餘，兩宋竟達11萬），由此形成了極其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造成“冗官”。

仁宗時期，官員進一步激增，高峰時竟達4.8萬餘人，是其父真宗時期近五倍，與太祖趙匡胤建國時期三四千人相比更是天差地別。再加上還有數倍於官的吏（有人估計不下40萬），行政編制氾濫程度令人咂舌。

其次，北宋沒有燕雲十六州和長城這些戰略支撐點，都城汴梁又無險可守，因此北宋整體軍事戰略採取防守型。而常年的抑武政策，又導致軍隊戰鬥力低下，因此北宋只能募集大量士兵，以數量優勢彌補質量不足，由此造成了“冗兵”。

仁宗時期，在遼的強大壓力下，在西夏新增的軍事威脅下，慶曆年間，北宋軍隊達125.9萬之巨，是太祖建國時期的6倍。養的人能幹事倒也算了，關鍵是軍隊還極度虛弱，接連有西夏獨立和交趾（附屬國，今越南）攻宋，關鍵時刻軍隊屢屢掉鏈子，令人痛惜。

宋遼夏局勢（宋徽宗時期，示意）

然後，為了養活臃腫低效的官僚機構與龐大虛弱的軍隊，每年的費用達到了天文數字，這就是“冗費”。

仁宗的父親真宗時期財政即已暴露出赤字問題，家業傳到仁宗手裡進一步惡化。有學者據《宋史·食貨志》考證，仁宗時期年財政收入在6000萬貫以上，但平均赤字就有300萬貫。看似富裕的北宋，實則“積貧”。

再從外部來看，西夏的徹底獨立，仁宗難辭其咎。接下來連綿的宋夏戰爭，仁宗擁有五六千萬人口和幾十年積蓄，竟三戰三敗於剛剛獨立、只有幾十萬人的西夏，仁宗顏面掃地。

隨後和約規定的歲幣，和遼趁火打劫要求增加的歲幣，以及為防範外患募集的大量士兵，又往北宋“積弱”的肩膀上加了重擔。

“三冗”、宋夏戰爭、歲幣，最終的惡果都落到了百姓頭上。所謂的“盛治”之下，是瘋狂的土地兼併、苛捐雜稅、物價飛漲，是百姓的苦不堪言，忍無可忍。

據《北宋仁宗朝變亂研究》考證，北宋一朝167年，共發生民變142起，平均每年0.85起，而仁宗在位的42年間就有60起，平均每年1.43起，達到一個高潮。

危機猶如一面鏡子，能照出一個人能夠力挽狂瀾，還是隻會隨波逐流。

仁宗面臨的已是亡國的危機，固然有歷史遺留原因，不能全怪罪於他，但他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其實還有挽回的餘地。

仁宗也看清了形勢，知道這樣下去大家都要跟著遭殃，於是他很自然地想要改變。

改變的途徑就是變法。

但可惜的是，他沒有轉“危”為“機”，白白浪費了一個可以改變北宋命運的機會。

說到變法，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宋神宗年間的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這次變法大刀闊斧、轟轟烈烈，雖然幾經坎坷，最終失敗，但充分體現出了當政者的擔當與魄力。

而實際上，變法並非神宗首創，北宋的第一次變法嘗試，恰恰是在仁宗一朝，這場變法在慶曆年間，史稱“慶曆新政”。

這一場改革由范仲淹主導，歐陽修等人參與，以整頓吏治為中心，出臺十項舉措，意在裁撤冗官、減少支出、提高效率。

心懷天下的范仲淹

這場改革直擊“三冗”問題，思路正確，措施也不激進，憑藉範、歐等人的才華，只要堅持，定能出成效。

問題就出在堅持二字。

由於新政觸犯了官僚貴族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對，改革受阻。仁宗沒有堅持住，馬上選擇妥協退縮，新政僅僅實行了一年四個月，范仲淹等改革派就全部被排擠出朝廷，變法徹底失敗。

一年四個月，改革剛起了個頭，就戛然而止。

想想看他孫子（實為養子之子）神宗皇帝，頂著多大的壓力毅然推行改革，即使孤身一人也不放棄，到死方休；他曾孫（實為養子之孫）哲宗皇帝，即使父親的改革被保守派肆意踐踏，也隱忍多年不忘父親遺志，親政之後毅然重啟改革。

而仁宗，一遇到一點挫折就趕忙放棄，如此薄弱的意志和迅速變化的態度，像極了新手初入股市時追漲殺跌的樣子。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相比，他相去甚遠。

被寄予厚望、可以挽救北宋的改革就這麼草草收場，真的令人惋惜。仁宗失去的，或者說北宋失去的，是重症早期寶貴的治療機會，即使神宗、哲宗銳意進取，終究已是回天乏術。最終在徽宗的折騰下，北宋以最屈辱的方式收場。

回過頭來再細想一下，所謂的“盛治”之名，正是沐浴仁宗“恩澤”、享受“皇恩浩蕩”的官員給的，更確切的說是反對後來的神宗改革，以標榜仁宗來勸諫神宗的保守派官員給的。這樣的讚美，不應該打個問號嗎？

總體上來說，仁宗是一個守成的君主，按部就班，得過且過，憑藉慣性達到了巔峰。面對諸多遺留問題，沒有解決的主觀意識和創新精神，更沒有魄力和實力，無法充分發揮好能臣干將的作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問題隱患愈發突出，北宋盛極而衰。

如果不是因為仁宗的仁德所散發的人格魅力，單論文治武功，他真的很難讓人留下什麼印象。

正如某網友的評價所言：“仁宗有人皇之德，而無人皇之才”。

仁宗並不算一個好皇帝。

答：我認為是！客觀地評價宋仁宗，說他是位仁慈的君主一點也不過分。趙禎（原名趙受益，公元1010年-1063年），即宋仁宗，出生於宋皇都東京開封府，宋真宗趙恆第六子，母為李宸妃，宋朝第四位皇帝（公元1022年-1063年在位），是北南兩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野史有狸貓換太子一說，清末小說家石玉琨《三俠五義》也有這件事的演義介紹，我們不去管它。趙受益不是由自己親孃李宸妃養大的，而是由宋真宗第二個皇后（章獻皇后）劉娥撫養長大的。宋真宗（趙恆）天禧二年（1018年），他被立為皇太子，才賜名趙禎的。乾興元年（1022年）即位。慶曆三年（1043年）開展“慶曆新政”。在位期間，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建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史稱“仁宗盛治”。嘉祐八年（1063年）崩逝，享年五十四歲。

宋仁宗仁慈寬厚、厲行節約。據說，有一次用餐，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齒一陣劇痛，他趕緊吐出來，還不忘對身邊的宮女說：“千萬別聲張，說我吃到了沙子，這可是死罪啊”。 他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的不適與難受，而是考慮到下人因此而可能帶來的罪責，甚至殺頭。宋仁宗雖然貴為天子，但是他並不因此就過著奢華的生活，反而認為自己更應該懂得節制和自我約束。所以他穿的衣服和吃的東西，都是極為樸素的，據說一件龍袍穿了好幾年。吃的也就是普通的幾個菜。有年秋天，宋仁宗很長時間沒有食慾，侍衛人員非常著急。有人給他送來了蛤蜊。宋仁宗看到蛤蜊，便問這是從哪裡弄來的。那人老實回答說，是從外地運來的。宋仁宗問要多少錢，那人回答說每枚一千錢，共28個。宋仁宗非常生氣，拒絕食用：“我常常告訴你們要節省，現在吃幾枚蛤蜊就得花費28000錢，我吃不了!你自己處理吧”！那時，國家當時發展得相當好，非常有錢。但在這樣一位君王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下，百姓們自然也就崇尚節約，願意把精力和心思放在國家發展和建設的大事情上來。宋朝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強國，跟國家的風氣純正、正確倡導和皇帝的榜樣作用有很大關係的。

宋仁宗善於納諫，虛心接受正確意見。有一次包拯上述請求免掉三司使張佐堯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無能，不能盡到職責。典故“錯把馮京當馬涼”就是說這個張佐堯的。但是。張佐堯是宋仁宗寵妃張貴妃的伯父，此時，想當宣徽使。因此，宋仁宗就得有點為難，於是便想了辦法，讓張佐堯去當節度使。包拯還是不願意，認為這樣也不妥，並且言辭更加激烈，宋仁宗生氣地說：“你就是抓住張佐堯不放了？節度使是個粗官，你又何必如此計較呢”？包拯不客氣地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吧”！包拯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收回成命。張佐堯原想當宣徽使，結果連節度使最終沒能當成。仁宗回到宮中，張貴妃還想替其伯父美言，宋仁宗說：“宣徽使！宣徽使！今天上朝，包拯都把唾沫濺到我的臉上了。你只知道要你的伯父做宣徽使，你可知道包拯是御史嗎”？還有一次，諫官王素勸諫宋仁宗不要過於親近女色，應該用心於朝政。宋仁宗回答說：“近日，王德用的確將一些美女進獻給我，現在就在宮中，我很中意，你就讓我留下她們罷”。王素正言道：“臣今日進諫，正是恐怕陛下為女色所惑”。宋仁宗聽了，雖然面有難色，心裡不情願。但還是命令太監說：“把王德用送來的女子，每人各贈錢三百貫，馬上送她們離宮，辦好後回來報告”。我們知道大宋有個清官包青天，你想，包拯之所以能夠那麼鐵面無私，即使面對是有權有勢的罪人也能一視同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宋仁宗這個明君在呀！只有君主能夠給足臣子的決斷力，臣子才能夠剛直不阿，百姓們的權益才能真正得到維護，正義才能得到伸張。否則，哪裡還有什麼包青天呢？所以，宋仁宗在位期間，國家發展得非常好，犯罪率非常低。官員各行其是，老百姓安居樂業。

宋仁宗不僅仁慈，而且十分愛才。宋代的興學之風，就是從宋仁宗開始的。當時重才、選才、育才，是國家大事。在宋仁宗執政的第35年時，遇見了蘇軾、蘇轍兄弟倆。他殿前策試回來，高興的對曹皇后說：“我為子孫得了兩個相才”。 狄青是仁宗時期著名的軍事將領。狄青出身貧寒，最初只是兵營中一名普通計程車兵。後因對西夏作戰時勇猛頑強，屢敗敵軍，而連升四級。之後又因1052年平定叛亂而被仁宗破格提拔為樞密使，成為當時北宋朝廷中掌握軍權的最高長官。包拯最初只不過是一名普通知縣，後因鐵面無私而被仁宗賞識，慶曆三年(1043年)被仁宗調到開封任命為監察御史。晏殊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宋真宗時，晏殊14歲以神童入試，賜進士出身。宋仁宗即位後，將晏殊一路擢升，由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加給事中，進禮部侍郎，拜樞密使、參加政事。加尚書左丞、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兵部尚書，封臨淄公等職銜。其他還有：范仲淹、孔道輔、韓琦、富弼、宋庠、宋祁、歐陽修、王安石等。這些能臣幹吏如果沒有當朝皇帝宋仁宗的支援，幾乎是不可幹成什麼事情的。因此，宋仁宗時期，也被稱為宋代人才最多的時期。

宋仁宗注重科技。他在任期間，鼓勵大家發明創造，有了創新，就給予一定的獎勵。中國“四大發明”，三項發明就出現在宋代。其中，兩項發明就出現在宋仁宗時期：活字印刷和指南針（羅盤）。北宋時期，文化發達，人們對書籍需求大增，畢昇活字印刷應運而生。北宋對外貿易增多，造船、航海技術進一步發展，沈括發明的指南針得到廣泛應用。此外，燕肅還創制了新的“蓮花漏”（一種計時器）。這大家都知道，就不在贅述。

宋仁宗注重經濟。經濟是衡量國家繁榮、富強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經濟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宋真宗趙恆末年（1021年），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時期國家人口增長了379萬戶，649萬口男丁。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 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盛唐時，唐玄宗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200萬緡。而宋仁宗慶曆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4400萬緡。“仁宗盛治”只是的商業貨幣稅收一項，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的10倍以上。中國最早（也是世界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紙幣“官交子”就是在宋仁宗時期發行的。

宋仁宗注重文化。重視文化人才的發掘、培養和選拔。他封孔子後人為衍聖公，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一度賢相諸多，君子滿堂。寇準、王曾、晏殊、魯宗道，以及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歐陽修、王安石。還有被仁宗朝簡拔或科舉入仕的“三蘇”、沈括、米芾等，他們都是彪炳史冊的傑出人物和讀書人的楷模和代表。散文“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的韓、柳兩人，其他六個都活躍在仁宗時期。和唐詩並稱宋詞，就是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蘇軾等一大批詞人的推動下發揚光大的，說書、小說、雜劇等文學形式也在這個時期萌芽和發展的。

宋仁宗注重醫療。他非常關心醫療事業和大眾身體健康，對中醫學傳承和發展具有強烈意識。天聖四年（1026年），他認為針艾之法講求精準，而前代古籍對穴位之描述紛繁錯雜，易誤導醫者和救護。便詔令王惟一主持鑄造針灸銅人為範。王惟一又撰《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與之配合，由宋朝政府刻於石碑而頒行全國，為針灸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嘉祐二年（1057年），他在京城設立校正醫書局，由當時權威醫學工作者有組織地對歷代重要醫籍、藥典進行蒐集考證整理、校勘推廣，讓許多北宋以前醫書得以儲存流傳，對中國醫學史和祖國醫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宋仁宗注重改革。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啟用富弼，徵詢天下大事。范仲淹認為事有先後，朝廷陳弊積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僥倖”等十件事。宋仁宗全部採納，詔書統一頒佈，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一條，因眾多大臣反對而作罷。慶曆四年（1044年），范仲淹再此上疏宋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考核績效增多，希圖僥倖的人深感“濫竽充數”不便。於是。他們大肆毀謗新政，指責范仲淹的“朋黨”論再度沉渣泛起。隨著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離京，歷時僅一年多的新政便被廢止，改革以失敗告終。儘管范仲淹等改革失敗，但改革已根植宋仁宗之心，在他後來執政中，還是慢慢得到了部分實現。

一個國家，如果能夠確保老百姓安穩幸福的生活，那麼，老百姓所創造物質、精神財富的能力也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在宋仁宗執政的42年裡，開創了“嘉佑之治（也就是‘仁宗盛治’）”。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發展可以說，處在一個非常繁榮的時期，甚至可以說是在整個宋朝最為輝煌的發展時期。我們相信，如果沒有宋仁宗仁慈、好性格的皇帝的話，北宋的發展肯定沒有那麼快。所以，清乾隆皇帝是非常欣賞宋仁宗的。儘管宋仁宗在軍事、外交上出現重大失誤（被西夏割去了不少土地）。但總的來說，功還是大於過的。

宋仁宗在位時，大臣們曾聯合上書，要求將“大仁至治”送給他，宋仁宗沒有同意。不過，他駕崩後，人們還是給了他一個“仁宗”的諡（廟）號。作為一個性情文弱溫厚的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並知人善任，有解決社會舊弊之心，因而，在他執政時期，名臣輩出，有太平治世之稱。因此，有人說，“為人君，止於仁”。這個“仁”字，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1063年，宋仁宗皇帝辭世。當死訊傳到遼國時，“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都握著宋使的手痛哭失聲：“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仁宗（趙禎）的死，宋朝百姓悲慟不難理解，因為他是一位仁慈愛民、心繫百姓的好君主。但是，敵對國家居然也舉國哀傷，這卻有些出乎意料了。皇帝做到這個份上，不論在哪裡，都會贏得世人的尊敬和愛戴的。所以，我認為宋仁宗是名副其實的！

宋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趙禎，“仁宗”是他的“廟號”。

在古代，皇帝死後，朝廷為評判他的一生，要為他議定“諡號”，他的靈位進入皇室的家廟——太廟，要有廟號。諡號和廟號原來都是一個字或兩個字，如“文”、“武”、“景”、“真”等，但從唐玄宗開始，對自家先朝皇帝的諡號用字太多，誇耀太過，他將唐高祖的諡號“拉長”“加厚”為“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將唐太宗的諡號加成“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將唐高宗的諡號加成“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此後歷代皇帝都對自己的先人不吝譽詞，已故皇帝的諡號也越拉越長，清朝開過皇帝努爾哈赤的諡號甚至達到二十九個字，為“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倒是廟號，一直保持了一個字的傳統為。因此，後人就“擇簡而從”，對故去的皇帝只稱廟號。

而廟號雖然簡單，也是有褒貶含義的。中國歷史上最早使用廟號的是商朝，當時就規定：“創立基業曰太，功高者曰高”，又如根據明代的《諡法解》：皇帝生前“經天緯地、修德來遠、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慈惠愛民　敏而好學”可諡為“文”；“克定禍亂、保大定功、威強敵德、剛強直禮、剛強以順、闢德斥境、折衝禦侮、刑民克服”可諡為“武”，“文”和“武”就是“美諡”，而隋煬帝廟號為“煬”，《諡法》說，“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好大殆政曰煬，薄情寡義曰煬，離德荒國曰煬”，則明顯是“惡諡”。

但是，在宋仁宗之前，卻沒有一位皇帝被定廟號為“仁宗”。恭、寬、信、敏、惠，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而仁，字面意義是二人，內涵則是此“仁”不僅是我一個人，還有我以外的第二人、很多人，所以人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心比心地以友愛、同情之心對待每一個人；後來發展為做人要效法天地，數字“三”代表“天、地、人”三才，“仁”則從二不從三，即要化掉人心，只懷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之心為人處事；人有博愛心、包容心，自會產生仁愛心，是個人自我提升之道。《大學》中說：“為人君，止於仁”。在廟號中，“仁”無疑是最高評價之一。

在中國歷史上四百多位記錄在冊的皇帝中，能夠被定議為“仁宗”這一廟號的，宋仁宗是第一位，後來也只有元仁宗、遼仁宗、夏仁宗、明仁宗、清仁宗等五位，而後五位似乎都有“過譽”之嫌。

宋仁宗之所以被稱為“仁”，並非徒有虛名，而是他確實“天性善良、地德忠厚”，能夠以包容心、仁愛心對人對事，得到了當時人和後世的高度認可。

首先，宋仁宗對朝中官員非常包容。

仁宗嘉佑六年（1057），為選取優異人才，仁宗舉行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舉考試。制舉考試是比三年一屆的科舉考試層次高一級、難度更大的考試。宋朝三百二十年曆史中，考中進士的有四萬多名，考中制舉者卻僅四十一人，相差1000倍，其難度可見一斑。當時蘇軾、蘇轍兄弟報名參加。但蘇轍卻在試卷裡對仁宗大加撻伐，指斥仁宗“沉湎於酒，荒耽於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於心，而惟婦言是聽。”蘇轍的試卷引起考官的爭論，一位考官認為蘇轍不知仁宗的人品、作風，卻僅憑道聽途說的虛妄之言，“惡毒攻擊”仁宗，簡直“大逆不道”，不應錄取，考官司馬光則認為，蘇轍敢於指正朝廷得失，無所顧忌，所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要選撥的不正是這樣的人才嗎？應予錄取。雙方激烈爭論，很長時間不能形成結論。最終仁宗指示：“朕舉行制科考試，本意就是要選取敢言之士。蘇轍只是一個小官，卻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別給予功名。”蘇轍終被錄取。蘇軾、蘇轍兄弟一同被錄取後，仁宗自得地說：“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仁宗非常寵愛一位張姓妃子，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在朝中任管理國家財政的“三司使”，“三司使”在朝中稱為“計相”，地位僅低於宰相和樞密使，但張堯佐想借張貴妃的關係再進一步，兼任比三司使更為“清要”的“南院宣徽使”，仁宗也有意答應。一天仁宗離開後宮到前殿坐朝前，張貴妃追到宮門口囑咐仁宗：“管家別忘了宣徽使！”仁宗答應著走了。但張堯佐、張貴妃的做法遭到了包拯等諫官的反對。當時包拯正在朝廷監察機構之一的“察院”擔任監察御史，強烈反對提升張堯佐，聯合其他諫官，合力彈劾，言辭激烈，指責張堯佐平庸無能，品質惡劣，不僅不能提拔，現任職務也要罷免。面對包拯等諫官的“極諫”，仁宗感到張堯佐的事情很難辦，想退一步，就答應免除張堯佐的現任職務，放外去當節度使。誰料眾諫官的態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挺身來到仁宗近前，高聲抗辯，連唾沫星子都噴到仁宗臉上。

仁宗有些動氣，對包拯等人說：“你們這是在聲討張堯佐嗎？節度使是個粗官，值得這樣爭吵嗎？”

包拯旁邊的諫官唐介立即回懟說：“太祖、太宗都曾擔任過這一官職，節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

仁宗無以辯駁，張堯佐外放的事只得作罷。

回到後宮，張貴妃迎上來打聽，仁宗撩起衣袖，邊抹臉邊對張貴妃抱怨:“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難道就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嗎？”

至高至尊的皇帝被官階只有七品的諫官如此當面指斥，如果沒有仁宗的包容，何來包拯的千古直諫之名？

四川一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府知府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句：“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府知府看了很害怕，這不是煽動他造反麼？趕緊把讀書人押送京城，請仁宗處治。仁宗卻說：“這老秀才只是急於做官卻始終當不上，才寫詩洩憤而已，豈能因一句詩治他的罪？不如干脆給他個官做，說不定因為感激，他會做得很好。”讀書人竟因此出任官階為正七品、府衙管理民事、戶籍的司戶參軍。

其次，宋仁宗對天下百姓、宮中侍女非常仁愛。

一天晚上，仁宗在宮中聽到絲竹之聲，問何處在作樂？宮人說：這是民間酒樓在玩耍。仁宗哦了一聲，不再過問。宮人說：庶民都如此快活，咱這皇宮卻如此冷落！仁宗回道：正因為咱這裡冷落，他們才有了這種快活；我要是那麼快活，冷落的就是他們了！

宋朝與西夏發生戰爭，遼國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宋真宗時宋遼兩個簽訂的“澶淵之盟”中所規定的“歲幣”，否則就開仗。仁宗派大臣富弼去遼國談判，答應每年增加銀10萬兩，絹10萬匹，維持了和平。不久有人上書仁宗，稱富弼有罪。仁宗說，只要不打仗，有利於百姓，不敢愛惜財物。上書人說，財物不是取自百姓嗎？仁宗回答：“財物的確取自百姓，但這些財物不是一天取來，不至於引起百姓困頓，但一旦打仗，不管勝負，卻足以在瞬間造成民生凋敝。世上沒有兩全之事，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上書人幾乎是無禮地反問仁宗：“這樣會造成遼國貪得無厭，下次他們不要財物了，而是提出要陛下的獨生女兒，又怎麼辦？”仁宗沉思良久，答道：“如果對社稷萬民有利，我豈敢愛惜女兒？”

有一年鬧饑荒，地方發生了一些饑民偷、搶穀米、打傷糧店店主的事件，仁宗對此的看法是：“飢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下旨全部免除了饑民所犯的死罪。

一天汴梁一位百姓到開封府報案，說自己的兒子剛剛結婚三天，就有人拿著宮中的指令把媳婦招進了禁宮，至今已有半月，還沒有任何訊息，請開封府給想辦法。開封府知府範諷聽後馬上請示仁宗，請求面見。見到仁宗，範諷向仁宗彙報了百姓反映的情況，且說：“陛下不近女色，朝野共知，怎麼應該出這個事？況且這位百姓的兒媳已經成婚，宮中將她強行納進，怎麼宣示天下？”仁宗說：“皇后曾說最近是有人進獻了一名女子，姿色頗佳，但朕還沒有見到啊。”範諷說：“如果是這樣，請陛下這就把這名女子交給臣，免得陛下被身邊的人欺矇，為陛下招來怨言、誹謗。陛下在此當面把女子交給臣，臣回衙後立即當面交給百姓，不然陛下遭到的誹謗沒法向天下百姓一一說清啊！”仁宗立即召來女子，交給範諷，由他領走。

仁宗的寵臣王德用獻給仁宗幾名女子，諫官王素聽說後進諫，勸仁宗放女子出宮。仁宗笑著對王素說：“朕是真宗的兒子，卿是真宗尊敬的宰相王旦的兒子，我們跟別人不一樣，是世交。王德用進獻女子的事確實有，這幾個女子在我的身邊跟我相處得很親近，就留下她們如何？”王素說：“臣所說的正是怕她們跟陛下親近。”仁宗聽了臉色大變，命令身邊的宦官：“馬上給王德用進獻的女子每人支領三百貫錢，讓她們立即從內東門出宮。事情辦好了馬上回來報告。”王素說：“陛下既然同意臣的想法，也不必這麼著急，等陛下回到內宮再打發她們也可。”仁宗說：“朕雖然貴為帝王，但人情和百姓也是一樣的。如果回宮後打發她們，看到她們哭哭啼啼，恐怕會不忍讓她們走啊！卿稍待一會，等人回來報告吧。”隔了很長時間，宦官回來報告，宮女已經出了內東門。仁宗聽後，離坐而起，很是動容。

有一次，宋仁宗在宮中散步，時不時的回頭看，回宮後，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呢。”仁宗回答：“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再喝水了。”

第三，仁宗對宋真宗劉皇后非常仁義。

仁宗的母親李氏原是民間女子，很小時父母雙亡，被迫到一座尼庵出家。宋真宗的皇后劉娥到尼庵燒香，發現李氏面貌娟好，性情溫和，就將李氏帶回宮中，做了自己的侍女。後來因劉娥很長時間沒有生育，建議宋真宗臨幸了李氏，生了仁宗。但仁宗出生後，劉娥就將仁宗抱走，自己撫養。這就是是民間演義“狸貓換太子”的“本事”。

“狸貓換太子”自然是子虛烏有，但劉娥從此斷絕了李氏和仁宗的聯絡，卻是事實。但劉娥並沒有虐待李氏，而且對仁宗一直當親兒子撫育，極其慈愛，仁宗也一直把劉娥當做親生母親，直到劉娥去世，才知道劉娥與他有奪母之恨。

仁宗剛開始知道母親被迫與自己一世分離，非常憤恨。但當深入調查，得知劉娥在生前沒有迫害自己的親生母親，而且在李氏去世後以皇后之禮厚殮了李氏，採取措施保留了李氏的遺體，並開棺查驗生母的入殮情況，確認生母並不是傳言中的遇害身亡，理解了劉娥，且回想起劉娥對自己的慈愛和養育之恩，特意在劉娥靈柩前焚香祭拜，哭著說：“自今以後，大娘娘一生清白了！”以太后應有的禮儀厚葬了劉娥。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出現了“仁宗聖治”的局面，被後人盛稱為“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嘉祐八年（1063）三月，54歲的仁宗去世，“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全城百姓主動罷市，慟哭很多天，甚至是小孩子和乞丐都趕到大內錢燒紙錢悲哭；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市民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仁宗去世，甚至影響到了偏遠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裡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仁宗；仁宗去世的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

宋仁宗是趙禎的廟號，在帝王諡號越來越長，失去蓋棺定論作用以後，廟號基本承擔起了這個責任。“仁”是儒家士大夫追求的“修齊治平”裡的最高理想，而其付諸理想得以實現的方式，就是“聖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輔助“仁君”以達天下。

說實話，宋仁宗治下的北宋時代，並不是一個以“征服”和軍事擴張強國的“盛世”，也不一定是一個人民安居樂業，路不拾遺的升斗小民的“盛世”，而是一個士大夫理想中的“盛世”，基本達到了皇權於臣權相平衡，相尊重的程度。宋仁宗執政的時代，是一個官僚主義繁榮發展的時代。

所以宋仁宗的廟號，在士大夫眼中，就是一個“仁”，一個作為帝王的最高評價。但他的“仁”並不一定就是大家所理解的那種“鐵腕政治強人”，而是一個有點優柔寡斷，缺乏恆心的“心軟”的皇帝。

這樣的皇帝，確實很適合做一個守成之君，但“君臣共治’未必就是一件好事，畢竟“臣”這個群體，是一個固有的剝削階級，也是宋代政治的癥結之所在。

宋仁宗足夠“仁”，所以范仲淹組織的“親歷新政”很快無疾而終，說到底，還是他的支援，在遇到強大阻力的時候，他本人就毫無意外地退縮了，在面對宋代日益嚴重的“三冗”問題上，他的表現也只能說馬馬虎虎，勉強維持，解決不了問題，卻也沒有把問題帶入更加嚴重的局面。

當然，單純從道德角度上而言，宋仁宗堪稱道德楷模，儒家對於“君子”的要求，他幾乎都達到了，無論是在律法上，還是在賦稅上，他都極大程度上做到了體恤人民，同時他本人也是一個勤儉節約的好皇帝。在用人方面，也十分具有政治才能，充分能知人善用，本人脾氣也好，甚至能夠忍受當堂被大臣指責。

如果你是一個宋朝計程車大夫，那必然是堅定不移地支援宋仁宗，並感激這個時代擁有這樣一個皇帝。

但是，以宋朝所面對的現實環境而言，宋仁宗的“仁”卻不足以帶領大宋走出歷史困境，但很遺憾的是，他之前之後的皇帝們，都沒有類似於唐太宗那種遠見卓識，以及決策能力。

趙家的天子似乎從趙匡胤以後，都極度缺乏一種皇帝的重要素養，就是決策能力，宋代社會重文輕武，乃至抑武的風氣，大抵就是這種決策不斷受到文臣影響的緣故。臣權的不斷擴大，使得中國社會的尚武之風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人人以“唱名東華門外”為榮，以從軍征戰為恥，乃至於極端地打壓武人的生存空間。

乃至於到了宋仁宗時期，這種風氣以及政治格局，隨著宋仁宗的：“仁”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他的“仁”很大程度上縱容了文臣們打壓武將的囂張氣焰，狄青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哪怕在其支援下能夠以武人身份執掌樞密院，卻也在仕途上遭排擠，人格上被文臣壓一頭。

總而言之，宋仁宗的“仁”有其“仁治天下”的一面，卻也有著促進士紳階層文臣打壓武人局面形成的一面。文武不能並重，雙方不能相輔相成，或形成平衡，勢必會走向一個難以挽回的局面，比如尚武的唐朝，因武人藩鎮而亡，而落到宋朝，就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文人擁有太多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影響力，導致了宋代軍事受到了極大制約，而最終葬送了北宋。

“為人君，止於仁”，可以說“仁”是一個極高的美諡號，這對宋仁宗來說已然是一個最高的讚譽。

一、宋仁宗太過仁，近乎柔弱，近乎“婦人之仁”

近代歷史學家蔡東藩曾評價宋仁宗道：“仁宗之駕馭中外，未嘗不明，而失之於柔……仁宗以仁稱，吾謂乃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這話有些過激，但不無道理。

宋仁宗時期，北宋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百姓民不聊生，正因為如此，才有范仲淹等人力主的慶曆新政。

但是面對保守派官員的反對，甚至是哭訴，宋仁宗很快就心軟妥協。

宋仁宗的軟弱不堅定，耳根子軟，是慶曆新政失敗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有時候遇到緊急軍情，堂堂一國之君會直接大哭，不知所措。

二、宋仁宗的“仁”有時候太過，近乎表演

史官和當時的文人筆記記載了很多宋仁宗“仁厚”的行為，這是弘揚仁教的需要，宋仁宗知道這一點，儘管他本性就很仁慈，但是有些時間不免有表演的痕跡。

如宋仁宗曾在後宮彈雀射獵，左右給他一張後周太祖郭威的寶弓，他看後說郭威太心狠，殺氣太重，連鳥都不放過，怪不得失天下。

這就是惺惺作態了。

三、官員們喜歡皇帝的仁慈或是柔弱

歷代官員都把宋仁宗看做仁慈的典範且是最高標準。

這很多程度上是官員自己利益的需要——誰不希望有一個不對自己下重手的上司呢，及時犯錯也不受重罰。

北宋時期就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讚頌甚至是吹捧宋仁宗的仁。

北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記載一則故事：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雨血。及報敗聞，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須之，當有人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上又曰：“國家竭力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發，可詔天下為預防也。”

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轉鬥千餘里，至淮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

西夏元昊叛亂，前線將領戰死，宋仁宗聽到後竟然高興，認為“必自警”，會有人來收拾元昊。結果後來元昊和談了。

這件事竟然值得宋人吹捧。

宋人的吹捧還沒完，元昊請服，仁宗又提醒預防盜賊，果不然發生了王倫起義，“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

然而事實是，小小的王倫起義，竟然轉戰千餘里，就是因為各地沒有“預備”。

我覺得宋仁宗的“仁”更多的是柔弱，趕上北宋一段較安定的時期，大臣們對他倍加推崇，若是換個亂世，宋仁宗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樣了，可能就是個庸碌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