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楚兩軍為爭奪中原地區霸權，在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交戰，楚軍居於優勢，晉軍處於劣勢。歷史往往這樣出乎意料，處於劣勢的晉軍最終贏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那麼實力相對強大的楚國為何會戰敗？

　　城濮之戰初期，晉軍兵力劣於對手，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虛心採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衛這兩個楚之與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以後作戰的前進基地。隨後又運用高明的謀略爭取齊、秦兩大國與自己結成統一戰線，爭取了戰爭的主動權。當城濮決戰之時，敢於貫徹後發制人的作戰方針，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的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冒險深入，伺機決戰。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並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這場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

　　反觀楚軍方面，則是君臣不睦，將驕兵惰，君主昏庸無能，主帥狂妄輕敵，既不知妥善爭取與國，又不能隨機多謀善斷。加上作戰部署上的失宜，軍情判斷上的錯誤，臨戰指揮上的笨拙，終於導致了戰爭的失敗，將自己在爭霸中原中的優勢地位拱手讓人，給後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教訓搜尋。

　　具體來說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內部關係看

　　晉文公長於收攬人心，一即位就採取子犯“入務利民”的建議；教民以“義、信、禮”，使民能為己所用。因此，從圍曹救宋，拘楚宛春復曹、衛，到決戰城濮，晉國君臣將帥無不認真運籌策劃，甚至連役卒輿人也主動獻謀出策。內部和睦，君臣同心、軍民協力，為晉國創立霸業奠下堅實的政治基礎。反之，楚國君臣對戰爭形勢的估計和意見不一；子文傳楚軍統帥之職於子玉，蒍賈卻不認為子玉能勝任；面對晉、宋、齊、秦的聯盟，楚王“知難而退”、“楚眾欲止”，子玉則非戰不可。內部矛盾，君臣不和、軍民不協，抵消了應戰的力量，這是楚軍自取滅亡的主要原因。

　　二、從外交策略看

　　在外交上，晉文公長於爭取與國。他打著“報施救患”的旗號伐楚，一方面贏得周王室和諸侯國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和領地範圍，達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著，巧施“喜賂怒頑”之計，利用楚國與齊、秦之間的利害矛盾，爭取齊、秦的聯盟，以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後又“私許復曹衛”，使曹、衛“告絕於楚”，以瓦解楚軍的聯盟；開戰時，又採取剋制態度，對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後發制人，使自己處於理直地位，獲得政治上的主動。反之，楚國為夷國，處於被周王室和中原諸侯排斥的地位，儘管宋、曹、衛等小國在其強權下屈服，但一遇晉國與之相爭，便迅速向晉國靠攏，楚國也因此陷入眾叛親離的被動局面。

　　三、從軍事謀略看

　　在軍事上，晉軍戰略正確，指揮有方。如前所說，晉軍一開始就採用“退三舍”之計，先避開楚軍的鋒芒，使其驕縱輕敵；後抓住彼竭我盈的機會，選擇有利的戰場，贏得主動權。決戰時，晉軍避強擊弱：先“蒙馬以虎皮”，使楚右師潰；再用佯敗之計，虛設“二旆”和“輿曳柴而偽遁”，誘敵深入，而後反攻夾擊，使楚左師潰；最後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軍的戰術不如晉軍靈活機動，缺乏清醒、明確的認識，察覺出晉軍的退卻是以逸待勞，反而輕敵中計。另外，由陳、蔡等國臨時構成的軍隊實為烏合之眾，鬥志渙散，根本不能與訓練有方和驍勇善戰的晉軍相提並論；而左右軍受攻擊時，強大的中軍竟按兵不動，坐等晉軍將其各個擊破，這就使楚軍的優勢逐漸化為劣勢，終於全面失敗。

　　四、從人的因素看

　　政治、外交、軍事固然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原因，但在以弱制強的戰爭中，人的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早年的流亡生活為晉文公累積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以至他對戰爭態度謹慎，謀慮周全，知人善任，從諫如流；身邊的賢臣良將，如先軫、狐偃、**衰等，不僅具備高超的道德修養、軍事素質和謀略智慧，而且恪盡職守，信念一致，為城濮一戰稱霸的運籌和勝出起了極大的作用。反之，楚成王處事尚欠穩重，首鼠兩端，對戰爭抱存僥倖心態，對子玉的出戰不堅決加以制止；而子玉雖有一定的政治才幹，但治軍殘暴，剛愎自用，驕傲輕敵；只為消“讒慝之口”，不顧國家利益堅持出兵，視戰爭為兒戲，這就註定他最終被覆滅的悲劇

城濮之戰發生在公元前632年，是春秋時期楚晉兩國為爭奪霸權而進行的一場大戰。認真分析，我認為：

城濮之戰楚國敗給晉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楚軍戰術不如晉軍正確

在作戰指揮上，晉軍戰術正確，指揮有方。晉軍一開始就採用退三舍之計，先避開楚軍的鋒芒，使其驕縱輕敵；後抓住彼竭我盈的機會，選擇有利的戰場，贏得主動權。決戰時，晉軍避強擊弱：使楚右師潰；再用佯敗之計，誘敵深入，而後反攻夾擊，使楚左師潰；最後逼使子玉收兵。

反看楚軍這邊，楚軍的戰術不如晉軍靈活機動，缺乏清醒、明確的認識，察覺出晉軍的退卻是以逸待勞，反而輕敵中計。另外，由陳、蔡等國臨時構成的軍隊實為烏合之眾，根本不能與訓練有方和驍勇善戰的晉軍相提並論；而左右軍受攻擊時，強大的中軍竟按兵不動，坐等晉軍將其各個擊破，這就使楚軍的優勢逐漸化為劣勢，終於失敗。

二、楚國內部矛盾突出

晉文公非常擅長收買人心，教化民眾教民以義、信、禮，使民能為己所用。因此，從圍曹救宋，拘楚宛春復曹、衛，到決戰城濮，晉國君臣將帥無不認真運籌策劃，甚至連役卒輿人也主動獻謀出策。內部和睦，君臣同心、軍民協力，為晉國創立霸業奠下堅實的政治基礎。

而楚國這邊，君臣對戰爭形勢的估計和意見不一；子文傳楚軍統帥之職於子玉，蒍賈卻不認為子玉能勝任；面對晉、宋、齊、秦的聯盟，楚王“知難而退”、子玉則非戰不可。內部矛盾，君臣不和。抵消了應戰的力量，這是楚軍自取滅亡的主要原因。

三、楚國外交策略比不過晉國

我們看在外交策略上，晉文公爭取他國。他打著“報施救患”的旗號伐楚，一方面贏得周王室和諸侯國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和領地範圍，達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著，利用楚國與齊、秦之間的利害矛盾，以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後又“私許復曹衛”，以瓦解楚軍的聯盟；開戰時，又採取剋制態度，對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後發制人，使自己處於理直地位，獲得政治上的主動。

然而看楚國這邊，楚國是夷國，處於被周王室和中原諸侯排斥的地位，儘管宋、曹、衛等小國在其強權下屈服，但一遇晉國與之相爭，便迅速向晉國靠攏，楚國也因此陷入眾叛親離的被動局面。

四、楚成王才能不如晉文公

軍事，戰術，謀略，雖然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原因，但在以弱制強的戰爭中，人的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早年的流亡生活為晉文公累積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以至他對戰爭態度謹慎，謀慮周全，知人善任；身邊的賢臣良將，如先軫、狐偃等，不僅具備高超的道德修養、軍事素質和謀略智慧，而且恪盡職守，信念一致，為城濮一戰稱霸的運籌和勝出起了極大的作用。

楚國這邊，楚成王處事尚欠穩重，首鼠兩端，對戰爭抱存僥倖心態，對子玉的出戰不堅決加以制止；而子玉雖有一定的政治才幹，但治軍殘暴，剛愎自用；只為消“讒慝之口”，不顧國家利益堅持出兵，視戰爭為兒戲，這就註定了他的失敗。

1.城濮之戰簡介

公元前632年4月，也就是周襄王二十年，晉、楚兩國在衛國城濮（山東鄄城西南）地區進行了爭奪中原霸權的大戰。

參戰軍力：晉3.2萬VS楚4.2萬

直接原因：楚國滅宋，圖稱霸中原。

根本原因：晉楚兩強爭奪中原的控制權。

結果：楚軍大敗，楚國退回大別山以南地區；晉軍大勝，晉文公受周王室封“侯伯”，晉國從此成為華夏文明的正統代表。

晉文公兌現當年流亡楚國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令晉軍後退，避楚軍鋒芒。子玉不顧楚成王告誡，率軍冒進，被晉軍殲滅兩翼。楚軍大敗。

城濮之戰的楚國落敗，有這幾方面原因：

（1）戰爭準備有差別

楚國雖然想要入主中原，但楚君並沒有想跟晉國開戰。只是領軍大量子玉極力主戰。君臣開戰思想不統一。

相比之下，晉國君臣上下齊心備戰，一方面制訂了嚴密的戰爭計劃和部署，一方面派使臣與齊、秦約盟，形成了北方的統一戰線。

（2）兩國發展戰略路線有差異

楚國的先祖雖然也是黃帝之孫顓頊，但楚國仗著自己遠離中原，經常不聽周王室號令。周夷王時，還公然自封為王，使用和周天子一樣的名號。後雖取消，但春秋時又再次公開成王。在哪個歷史時期，這是非常不道德和不被中原諸侯國認可的。甚至被中原視為南夷。

而晉國，晉文公的目標從來都不是取代周王室，而是成為周王手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霸主。相比之下，晉文公的價值觀與各諸侯國相似。中原諸侯國不太敢與楚國打交道，更多的是迫於楚國的威嚇；而與晉文公打交道則是結盟，真正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因此，也有一種說法是，晉國勝在軟實力。

（3）戰術有差別

具體到這一戰，晉國先是“退避三舍”以避楚軍鋒芒，消磨楚軍銳氣，且佔領道德高點；然後主動出擊，先消滅楚軍右翼的陳、蔡軍，後誘敵深入消滅楚軍左翼，從而改變了戰場上的劣勢。

這一戰最深遠的影響就是晉國一躍成為北方的霸主。北抗遊牧民族南下，西拒秦國東進，南抵楚國北上，成為中原秩序的維護者。

春秋時期，群雄爭霸。位於長江中游地區的楚國向黃河流域擴充套件勢力，並在泓水之戰中挫敗宋襄公圖霸的企圖，將自己的勢力範圍發展到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控制了鄭、蔡、衛、宋、魯等眾多中小國家。公元前636年，長期流亡在外的晉公子重耳歷盡艱辛，終於回國即位，是為晉文公，統治地域主要是 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部一帶 ；他執政後，對內修明政治，任賢使能，發展經濟，崇儉省用，整軍經武；對外高舉“尊王”旗幟，爭取與國，從而逐步具備了稱霸中原的強大實力。

公元前634年，魯國因和曹、衛兩國結盟遭到齊國的進攻，便向楚國請求援助。而泓水之戰後被迫屈服於楚的宋國，這時看到晉文公即位後晉國實力日增，也就轉而依附晉國。 楚國為了維持自己在中原的優勢地位，便出兵攻打齊、宋，並想借此來扼制晉國勢力的東進和南下。 而晉國也不甘心長期侷促於黃河以北一帶，於是便利用這一機會，以救宋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領楚、鄭、陳、蔡多國聯軍進攻宋國，圍困宋都商丘。宋成公於危急中派大司馬公孫固求救於晉。

晉先軫認為幫助宋國是樹立晉國威望的良機，說服晉文公援宋。楚國和曹、衛兩國訂立盟約。前632年，齊國和晉國結盟。後晉軍攻下曹國，生擒曹共公。懾於晉國聲威，曹、衛兩國相繼背叛楚國。楚成王為避免與晉國交戰，命子玉將楚軍撤出宋國。但子玉反而率軍北上試圖與晉軍決戰。

　　楚將宛春向子玉出謀，建議先向晉國要求復曹、衛兩國，楚軍解宋國之圍，這樣成功的話就可以令宋、曹和衛三國感激楚國，若晉國不允，則曹、衛、宋三國則怨恨晉國，這樣就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子玉接受，派宛春為使與晉國商談。晉文公棋高一著，採納了先軫更為高明的對策：一方面將計就計，以曹、衛同楚國絕交為前提條件，私下答應讓曹、衛復國；另一方面扣留楚國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來戰。子玉眼見使者被扣，曹、衛叛己附晉，果然惱羞成怒，說服楚王，倚仗楚、陳、蔡聯軍兵力的優勢，氣勢洶洶地撲向晉軍，尋求戰略決戰。

晉文公見楚軍向曹都陶丘逼近，為了避開楚軍的鋒芒，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誘敵深入，後發制人，遂下令部隊主動“退避三舍”，撤到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帶。子玉不捨追至城濮。這個“退避三舍”退出了晉文公的水平:

退出了“天時”——“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即晉文公的“尊王”謀略；

退出了“地利”——避敵鋒芒，誘敵深入，佔據有利地理位置，以逸待勞；

退出了“人和”——方便與齊、秦等盟國匯合，集中兵力。

雙方在城濮佈陣列兵，準備決戰這場戰車大會戰。時秦、宋、齊三國亦派兵支援晉國，晉軍由三部分組成：上軍居右，以狐偃為將、狐毛為佐；中軍居中，以先軫為將、郤溱為佐；下軍居左，以欒枝為將、胥臣為佐。楚軍亦由左、中、右三軍組成：左軍為申、息軍，以子西為將；右軍為陳、蔡軍，以子上為將；中軍為楚軍主力，由子玉坐鎮。子玉自恃軍力多過晉軍，自以為必勝。

　晉軍首先發難。下軍之佐胥臣率晉軍左翼攻擊楚方最弱的右翼。陳、蔡軍敗退，楚右軍潰散。晉上軍之佐狐毛豎起兩面大旗為訊號，欒枝依照部署命令戰車拖曳著樹枝後撤，掀起塵土佯裝敗逃。子玉不顧勸阻，令子西追趕晉軍。冒進的楚軍左翼完全暴露，遭晉軍先軫、郤溱的中軍橫擊；同時，狐毛、狐偃佯退的上軍回兵夾攻子西左軍，楚左軍潰散。楚軍左翼、右翼完敗，只剩按兵未動的中軍。子玉見左、右軍皆敗，恐中軍亦覆滅，率中軍和左、右軍殘部退回楚國。晉軍佔據楚軍大營，三日後凱旋。不久，子玉自殺於連谷。

城濮之戰後，晉文公在踐土（今河南鄭州西北）朝覲周王，會盟諸侯，向周王獻楚國俘虜四馬兵車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晉文公為侯伯，晉文公繼齊桓公之後稱霸中原。

　觀楚軍方面，君臣不睦，將驕兵惰，君主昏庸無能，主帥狂妄輕敵，既不知妥善爭取與國，又不能隨機多謀善斷。加上作戰部署上的失宜，軍情判斷上的錯誤，臨戰指揮上的笨拙，終於導致了戰爭的失敗。

　　晉軍於城濮之戰初期，兵力劣於對手，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於不利的地位。

但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虛心採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衛這兩個楚之與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以後作戰的前進基地。隨後又爭取齊、秦兩大國與自己結成統一戰線，爭取了戰爭的主動權。

且城濮決戰之時，敢於貫徹後發制人的作戰方針，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的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冒險深入，伺機決戰。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並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這場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

城濮之戰是中國春秋時代最著名的一次戰役。城濮也並不是一次對決那麼簡單。

城濮之戰以公元前633年楚國北上伐宋為戰端，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為高潮，以楚軍戰敗、晉軍勝利為結局，整個過程長約一年多。楚國一方有，楚、鄭、徐、蔡、陳五路諸侯，單單楚軍就有戰車1000餘乘，兵力超過十萬人；而晉國一方有晉、齊、秦、宋四路諸侯，晉軍戰車700餘乘，兵力超過五萬。戰爭的結局，眾所周知，晉軍擊敗楚軍，那麼在兵力上如此大優勢的楚軍為什麼會戰敗呢？下面是我總結的楚軍失敗的幾個原因。

一、晉軍以逸待勞。晉軍伐衛為破曹，企圖以“圍魏救趙”之計，來引誘楚軍解去宋圍，又可以避免直接與楚軍交戰，晉軍輕而易舉佔領曹、衛兩國。而楚軍與宋國苦戰一年，弱小的宋國尚未戰勝，轉而北上與強大的晉軍決戰。以“疲軍”對“銳軍”，豈能勝乎？

二、楚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晉國讓宋國賄賂齊、秦兩國，借齊、秦之手，向楚國請求解去宋圍，被成得臣拒絕，結果齊、秦兩個大國都倒向了晉國。而鄭、徐、陳、蔡四個小國不能左右戰爭局勢，楚軍之敗亦在意料之中。

在晉軍與楚軍直接交戰的過程中，晉國欒枝、胥臣率領的下軍，用“馬面虎皮”的戰術產生了奇效，楚軍戰馬直接喪失戰鬥意志，楚國右軍迅速潰敗。

成得臣不顧右軍已敗，仍尋求晉國中軍決戰，晉國中軍採取守勢。但在戰場上，晉國的中軍將、佐旗幟卻突然出現在楚左軍對陣的晉上軍之中，並且開始敗退，楚左軍迅速追擊，這時先軫率領的真正的晉中軍突然殺向楚左軍，楚左軍最終也戰敗。成得臣見左右兩軍皆敗，便開始一面組織抵抗，一面組織撤退，最終被晉軍逐出宋、衛之境。先軫避開楚國戰鬥力強大的中軍，直接重創楚國中軍兩翼，避實就虛，尚未與楚中軍決戰便已經取得了勝利。

晉國方面：先軫為春秋時期晉國最優秀的中軍將，乃軍事奇才，富有謀略。城濮之戰中，他以“圍魏救趙”之計伐衛破曹；又建議晉文公聯齊、秦制楚；還扣留楚將宛春，智激成得臣，使楚軍直接解去宋圍，北上與晉軍決戰，晉軍則退避三舍，以逸待勞，誘敵深入；最終在戰場上又避實就虛，擊敗楚軍。晉文公則親自督軍，全力支援先軫的做法，予以其充分的權力。可以說晉國君臣上下一心。

楚國方面：楚軍統帥成得臣也是楚國優秀的將軍，一直也為楚國開疆拓土。但是戰無敗績矇蔽了他的雙眼，以致在城濮之戰中很是輕敵，處處被動，性情剛躁讓他輕急冒進，幾乎沒有任何戰略、戰術可言。先前，晉國伐衛破曹，楚成王認為晉國上下一心不可戰勝，不願與晉軍決戰，但成得臣卻堅持己見，楚成王大怒，只給他留下少量兵馬，而當成得臣派人回國請援時，又給他撥了一些兵馬，說明他還是對楚軍的勝利抱有僥倖心理的。楚成王好似後來邲之戰時的晉軍方面，在戰與和的問題上還在猶豫不決，最終戰敗。晉文公親自督軍，而楚成王坐鎮後方，晉軍自然會比楚軍勇猛一些。

對比之下，楚軍佔據的僅僅是兵力上的優勢，而在戰略、戰術及君臣方面都處於劣勢。兵力優勢也不能決定戰爭的勝利，最終晉軍擊敗楚軍，楚國北上中原的勢頭得到遏制，晉國成為中原霸主。

城濮之戰楚軍失敗原因：

戰略上晉軍主動：

城濮之戰開始時，晉軍兵力不及楚軍，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採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衛這兩個楚國附屬國為突破口，先挑軟柿子捏，取得了與楚軍作戰的前沿陣地，削弱楚國力量。之後晉國遊說齊、秦，得到兩大國的支援，解決後顧之憂，因此取得了戰略主動權。

即為“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這樣一個總作戰方針”。

晉軍戰術得當：

當城濮決戰時，採取了後發制人的作戰方針，有名的“退避三舍”就出自城濮之戰，看似晉軍後撤，其實晉軍巧妙避開楚軍的鋒芒，同時爭取了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深入，伺機決戰。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並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戰役的決定性勝利。

楚國戰略、戰術失誤：

楚國此時已爭霸中原多年，沒有把晉國放在眼裡，驕傲的楚國沒有能爭取到秦、齊大國為盟友在戰略上逐漸處於被動局面。另外楚國君臣不睦，楚軍主帥子玉不聽從楚成王告誡，進逼晉軍，驕傲自滿，以為楚軍不日便可滅晉。率軍冒進中了晉文公誘敵深入的策略，交戰時急躁進攻，不顧左、中、右三軍協同作戰，導致被晉軍各個擊破，最終城濮之戰失敗，楚國失去稱霸中原的優勢。

後發制人的城濮之戰

俗話說“先下手為強，後動手遭殃”。在軍事上，“先發制人”也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早在《左傳》中便有“先人有奪人之心”的提法，後人也多強調“兵貴先”、“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張爭取作戰中的先機之利。

可是，事情並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後發制人”也是軍事鬥爭的重要手段，它與“先發制人”之間存在著辯證的統一。其實質便是積極防禦，即以防禦為手段，以反攻為目的的攻勢防禦，它常常成為較弱一方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春秋時期的晉楚城濮之戰，就是歷史上這方面的典型戰例之一。

城濮之戰發生於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時期晉、楚兩國為爭

奪中原霸權而進行的第一次戰略決戰。

在這場戰爭中，楚軍在實力上佔有優勢，但是由於晉軍善於“伐謀”、“伐交”，並在戰役指導上採取了正確的揚長避短、後發制人的方針，從而最終擊敗了不可一世的楚軍，“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時期，大國爭霸，最先崛起的是東方的齊國。齊桓公死後，齊國內亂不已，霸業遂告中衰。這時，位於長江中游地區的楚國乘機向黃河流域擴充套件勢力，並在泓水之戰中挫敗宋襄公圖霸的企圖，將自己的勢力範圍發展到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控制了鄭、蔡、衛、宋、魯等眾多中小國家。

正當楚國勢力急劇向北發展的時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帶的晉國也興盛了起來。公元636年，長期流亡在外的晉公子重耳歷盡艱辛，終於回國即位，是為晉文公。他執政後，對內修明政治，任賢使能，發展經濟，崇儉省用，整軍經武；對外高舉“尊王”旗幟，爭取與國，從而逐步具備了爭奪中原霸權的強大實力。

晉國的壯大崛起，引起了楚國的嚴重不安。兩國之間的矛盾因此日趨尖銳。而圍繞對宋國的控制權，終於導致了這一衝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魯國因和曹、衛兩國結盟，幾度遭到齊國的進攻，便向楚國請求援

助。而泓水之戰後被迫屈服於楚的宋國，這時看到晉文公即位後晉國實力日增，也就轉而依附晉國。楚國為了維持自己在中原的優勢地位，便出兵攻打齊、宋，並想借此來扼制晉國勢力的東進和南下。而晉國也不甘心長期侷促於黃河以北一帶，於是便利用這一機會，以救宋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領楚、鄭、陳、蔡多國聯軍進攻宋國，圍困宋都商丘。

宋成公於危急中派大司馬公孫固到晉國求救。晉國大夫先軫認為這正是“報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機，力主晉文公出兵。

但是，當時晉、宋之間隔著曹、衛兩國，勞師遠征，有側背遇敵的危險；況且楚軍實力強大，正面交鋒也無必勝把握。正當晉文公為此躊躇猶豫之際，狐偃進而向晉文公提出建議：先攻打曹、衛兩國，調動楚軍北上，以解救宋國，這樣就堅定了晉文公出兵的決心。戰略方針確定後，晉國君臣隨即進行了戰前準備，將原來的兩個軍擴編為上中下三個軍，並任命了一批比較優秀的貴族官吏出任各軍的將領。

準備就緒後，晉文公遂於公元前632年1月統率大軍渡過黃河，進攻衛國，很快佔領了整個衛地。接著，晉軍又向曹國發起了攻擊，三月間，攻克了曹國都城陶丘（今山東定陶），俘虜了曹國國君曹共公。

晉軍攻打曹、衛兩國，原來的意圖是想引誘楚軍北上，然而楚軍卻不為所動，依然全力圍攻宋都商丘。於是宋國又派門尹般向晉告急求援。這就使得晉文公感到進退為難：如不出兵馳援，則宋國力不能支，一定會降楚絕晉，損害自己稱霸中原的計劃；但若出兵馳援，則原定誘使楚軍於曹、衛之地決戰的戰略意圖便將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遠離本土情況下與楚軍交戰恐難以取勝。

為此，晉文公再度召集大臣進行商議。先軫仔細分析了形勢，建議讓宋國表面上同晉國疏遠，然後由宋國出面，送一份厚禮給齊、秦兩國，由他們去請求楚軍撤兵。同時晉國把曹、衛的一部分土地贈送給宋國，以堅定宋國抗楚的決心。楚國同曹、衛本來是結盟的，如今看到曹、衛的土地為宋所佔，必定會拒絕齊、秦的勸解。齊、秦既接受了宋國的厚禮，這時便會抱怨楚國不聽勸解，從而同晉國站在一起，出兵與楚國作戰。晉文公對此計頗為讚賞，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絕了齊、秦的調停，而齊、秦見楚國不給自己面子，也大為惱怒，便出兵助晉。齊、秦都是當時的大國，他們放棄中立立場，使得晉、楚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楚成王看到晉、齊、秦三大國結成聯盟，形勢明顯不利於己。就主動把楚軍撤退到楚國的申地（今河南南陽），並命令戍守穀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離齊國，要求令尹子玉將楚軍主力撤出宋國，避免與晉軍衝突。他告誡子玉，晉文公非等閒人物，不可小覷，凡事要量力而行，適可而止，知難而退。

但是子玉卻驕傲自負，根本聽不進楚成王的勸告，仍堅決要求楚成王允許他與晉軍決戰，以消彌有關他指揮無能的流言，並請求楚成王增調兵力。楚成王優柔寡斷，同意

了子玉的決戰請求，希冀他僥倖取勝；但是又不肯給子玉增拔充足的決戰兵力，只派了

西廣、東宮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這部分援兵後，更加堅定了他同晉軍作戰的決心。為了尋

找決戰的藉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晉軍提出了一個“休戰”的條件：晉軍撤出曹、

衛，讓曹、衛復國，楚軍則解除對宋都的圍困，撤離宋國。子玉這一招不懷好意，實際

上是要讓晉國放棄爭霸中原、號令諸侯的努力。但晉文公棋高一著，採納了先軫更為高

明的對策：一方面將計就計，以曹、衛同楚國絕交為前提條件，私下答應讓曹、衛復國。

另外扣留了楚國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來尋戰。子玉眼見使者被扣，曹、衛叛己附晉，果然惱羞成怒，倚仗楚、陳、蔡聯軍兵力的優勢，氣勢洶洶地撲向晉軍，尋求戰略決戰。

晉文公見楚軍向曹都陶丘逼近，為了避開楚軍的鋒芒，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誘敵深入，後發制人，遂下令部隊主動“退避三舍”，撤到預定的戰場——城濮（今河南濮

城）一帶。晉軍的“退避三舍”，實際上是晉文公謀略勝敵的重要一著妙棋，它在政治上爭得了主動——“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贏得了輿論上的同情。在軍事上造就了優勢——便於同齊、秦等盟國軍隊會合，集中兵力；激發晉軍將士力戰的情緒；先據戰地，以逸待勞等等。從而為晉軍後發制人，奪取決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晉軍的主動後撤，楚軍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蹺，主張持重待機，停止追擊。然而剛愎自用的子玉卻認為這正是聚殲晉軍，奪回曹、衛的大好時機，揮兵跟蹤追至城濮。

晉軍在城濮駐紮下來，齊、秦、宋諸國的軍隊也陸續抵達和晉軍會合。晉文公檢閱了部隊，認為士氣高昂、戰備充分，可以同楚軍一戰。楚軍方面，決戰的準備也在積極進行之中，子玉將楚軍和陳、蔡兩國軍隊分成中、左、右三軍。中軍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揮；右翼軍由陳、蔡軍隊組成，戰鬥力薄弱，由楚將子上統率；左翼軍也是楚軍，由子西指揮。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區上空戰雲瀰漫，晉楚兩軍在這裡展開了一場戰車大會戰。在決戰中，晉軍針對楚中軍較強、左右兩翼薄弱的部署態勢，以及楚軍統帥子玉

驕傲輕敵、不諳虛實的弱點，採取了先擊其翼側，再攻其中軍的作戰方針，有的放矢發

動進攻。晉下軍佐將胥臣把駕車的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軍中戰鬥力最差

的右軍——陳、蔡軍猛攻。陳、蔡軍遭到這一突然而奇異的打擊，頓時驚慌失措，一觸

即潰。楚右翼就這樣迅速就殲了。

接著晉軍又採用“示形動敵”，誘敵出擊，爾後分割聚殲的戰法對付楚的左軍。晉軍上軍主將狐毛，故意在車上豎起兩面大旗，引車後撤，裝扮出退卻的樣子。同時，晉下軍主將欒枝也在陣後用戰車拖曳樹枝，飛揚起地面的塵土，假裝後面的晉軍也在撤退，以引誘楚軍出擊。子玉不知是計，下令左翼軍追擊。晉中軍主將先軫、佐將郤臻見楚軍中了圈套，盲目出擊。便立即指揮最精銳的中軍橫擊楚左軍。晉上軍主將狐毛、佐將狐偃也乘機回軍夾攻。楚左翼遭此打擊，退路被切斷，完全陷入了重圍，很快也被消滅了。

子玉此時見其左、右兩軍均已失敗，大勢盡去，不得已下令中軍迅速脫離戰場，才得以

保全中軍。楚軍戰敗後，向西南撤退到連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殺。城濮之戰就此以晉軍

獲得決定性勝利而告結束。

城濮之戰後，晉文公在踐土（今河南鄭州西北）朝覲周王，會盟諸侯，向周王獻楚

國俘虜四馬兵車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晉文公為侯伯。晉國終於實現了

“取威定霸”的政治、軍事目標。

城濮之戰初期，晉軍兵力劣於對手，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於不利的地位。但

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虛心採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衛這兩個

楚之與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以後作戰的前進基地。隨後又運用高明的謀略爭取

齊、秦兩大國與自己結成統一戰線，爭取了戰爭的主動權。當城濮決戰之時，敢於貫徹

後發制人的作戰方針，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的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

上的主動，誘敵冒險深入，伺機決戰。

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並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這場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

反觀楚軍方面，則是君臣不睦，將驕兵惰，君主昏庸無能，主帥狂妄輕敵，既不知妥善爭取與國，又不能隨機多謀善斷。加上作戰部署上的失宜，軍情判斷上的錯誤，臨戰指揮上的笨拙，終於導致了戰爭的失敗，將自己在爭霸中原中的優勢地位拱手讓人，給後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