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貞觀年間的君臣關係，根據史書記載，確實比較可以算作後世的典範，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一、貞觀年間的“君臣典範”

主要有三點，第一是有明君，唐太宗李世民雖然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君主，但在治理國家層面上，大多數人都承認他是一個明君。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都在中國古代眾多皇帝中名列前茅。貞觀盛世，更是讓許許多人的後人魂牽夢縈。

李世民有許多的成就，第一個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在隋文帝時期開端，到了隋煬帝時期逐漸成型，而到了李世民時期科舉制度正是成形。雖然科舉制度在後世遭到了諸多的反對，但在形成之初卻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第二則是重修《氏族志》，壓制門閥世族 第三，則是完善三省六部制度，設立政事堂。同時分天下為十道，分道監察。

當然，如果君主真的如此英明完美，那麼還要那些賢明的大臣幹什麼？李世民雖然有著許許多多的成就，但是問題也不少，因此也才會聽取別人的諫言，任用賢臣來幫助他治理國家。

第二個原因是賢臣，大唐貞觀年間可謂是人才濟濟，文臣方面有“房謀杜斷”、“直諫魏徵”、長孫無忌，武將方面有大唐軍神李靖，還有名將李績、尉遲恭等等。

李世民身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殺兄奪位。玄武門之變是研究李世民繞不過的一個坎，也是李世民的一個重要的道德汙點。

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長兄如父。而李世民殺兄奪位，逼父推位，這在道德上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因此，李世民可以說是得位不正，所以他要處處效仿明君，從而證明自己的能力，讓別人無話可說。因此這是他能夠聽取諫言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李世民也只是一個人，他不是神，所以常人所有的很多缺點，他身上都是有的，而這些就需要有賢臣來幫助他改正。

而魏徵就是這樣一個樂於助人的好人。每當李世民貪圖享樂之時，魏徵總是會當面直諫，指出李世民的錯誤。

第三則是因為時勢，因為當時唐朝正處於一個上升期，北有突厥，南有吐蕃，西有西域，東有高句麗，因此君臣也不得不團結一心。

當時突厥實力強大，李淵在太原起義之後，曾向突厥稱臣，以保證後方的穩定，而李世民是突厥人打到了長安城下，李世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讓突厥離去。

這樣的屈辱自然讓李世民十分不甘，因此想要雪恥自然要保證內部的穩定，同時增強國家的實力，這也是君臣典範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後世的君臣

後世為什麼沒有想貞觀時期的“君臣典範”呢？原因有三，第一是君主專制的增強；第二是臣子地位的下降

首先，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從建立之初就不斷髮展，在貞觀年間，李世民雖然是皇帝，但他上面還有太上皇李淵，下有一同征戰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這些對於他的皇權都存在著一定的限制。

而到後世的皇權則是不斷加強，宋代外患十分嚴重，而軍權又被皇帝牢牢掌控，因此群臣沒有和皇帝扳手腕的力量。而到了明代，丞相制度被廢除，群臣沒有領軍人物，如何能夠跟皇帝“平等”對話。

一方面皇帝的權威不斷增強，另一方面臣子的地位不斷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大臣想要直諫，也挺不起腰板來。而且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能忍受大臣當面反駁自己的意見。大臣稍有不慎就是欺君之罪。

而且，君臣典範是要有明君和賢臣一同配合，才能完成的。而又有哪個朝代能夠有大量賢臣同時聚集在明君中央呢？即使是帝舜時期也有四凶的存在。若真的有這麼多賢臣，恐怕皇帝也不會心安吧？看著一個個治國有方的賢臣，皇帝也會睡不著覺，事情都讓賢臣做完了，還要自己做什麼？

三、貞觀時期的君臣典範真的存在嗎？

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貞觀時期真的存在君臣典範嗎？古往今來，明君不少，賢臣也不少。但是要明君和賢臣同時存在，而且一個明君要配好幾個賢臣，確實很難。

其次，李世民是有修改史書的不良行為，因此貞觀“典範”真的存在嗎？有沒有可能是李世民修改史書的成果呢？若真的是這樣，那麼後世難以產生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我們對於唐代的君臣典範不必過於糾結。

封建社會，說白了就是人治；而貞觀年間清明政治風氣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於皇帝李世民個人。你不信？那我舉個例子：

長孫無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子，他先後跟隨妹夫南征北戰、參與玄武門之變、為貞觀之治獻策獻力，無論在任何階段，他都在崗位上兢兢業業、一展所長。而李世民對他也是無比信任，君臣關係無比和諧。後來凌煙閣功臣錄設立，長孫無忌排名第一，可謂實至名歸。

但在李世民死後，作為託孤重臣的長孫無忌雖仍為大唐勞心勞力，但也幹了不少缺德事，比如誣陷吳王李恪，並將其逼死；排擠陷害宗室名將、江夏郡王李道宗，甚至將其流放而死等等。但他的外甥唐高宗李治也不是省油的燈，在武則天的挑撥下，他默許將親舅舅處死，殘忍的君臣關係、親情關係令人心寒。

同樣一個人，為什麼前後階段表現差別如此之大？關鍵在於皇帝是誰。在絕對皇權時代，皇帝個人的意願，決定了政治是否清明、君臣關係是否和諧。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任何朝代都有魏徵這樣的忠臣，但不是隨時都有能剋制自己喜好、從諫如流，並能從容駕馭群臣的明君。若換一個昏庸的君主，魏徵這樣的人可能活不過兩集。

那麼李世民為何能容人、用人？這與他的出身、經歷密切相關。

李世民出身傳統貴族，本身就具備極高政治水平

李世民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娃，他的父親李淵，繼承了祖傳的唐公爵位；而這個爵位，是當初李淵的祖父李虎跟隨宇文泰四處血戰、靠著實打實的軍功得來的；而往前追溯，李虎是西涼開國君主李暠的五世孫，而李暠自稱西漢飛將軍李廣十六世孫（這個就不好考證了）。並且，李淵的母親是獨孤信之女，而獨孤信還有另外兩個女兒，一個是隋文帝楊堅的皇后，另一個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也就是說，李淵跟隋煬帝楊廣是表兄弟，李世民得喊楊廣為表叔。

而李世民的母親竇氏家境也同樣顯赫。李淵的老丈人竇毅在北周時位居上柱國，並且娶了宇文泰之女襄陽公主；如果往上追溯的話，其家族源自東漢外戚竇氏，也稱得上世代顯貴。

而在科舉制度誕生以前，中國古代的政治幾乎被權貴門閥把控；而貴族們為了維持優勢，在家族的教育方面從來都是不遺餘力。比如我們熟知的書聖王羲之，他為什麼如此優秀？因為他的家族琅琊王氏壟斷江南士族數百年，在東晉時期甚至輩輩都有人當宰相；所謂的“王謝堂前燕”，第一個就是他家。所以他才有錢、有時間、有老師去好好練字...

而李氏家族出自北周隴西貴族，在弱肉強食的南北朝時代，為了保持政權競爭力，這些人世代享受最頂級的教育，還飽受權貴圈政治、文化的薰陶，其個人水平，遠非後世一些白手起家的帝王家族所能比擬。在太原起兵前，劉文靜就曾向他人誇讚李世民“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即像劉邦和曹操。

這一點，就是李世民的天生優勢。

出生軍旅、常年奮戰在第一線，深知江山得來不易

中國古代親自打江山的皇帝不少，但像李世民這樣從頭至尾親臨第一線的比較罕見。他年僅16歲時，應徵救援落入突厥包圍圈的隋煬帝；其後跟隨父親鎮守太原，多年與突厥鐵騎對抗。

而在太原起兵後，那些對大唐至關重要的血戰，基本都是李世民親自指揮的，比如西進長安途中血戰宋老生，平定曾讓唐軍吃了大虧的西秦薛氏父子，擊敗劉武周、收復太原，血戰虎牢關、一戰擊敗竇建德與王世充，討伐劉黑闥等等，在這些戰鬥中，他幾乎每次都在第一線衝殺，甚至多次差點踏進鬼門關。

在冷兵器時代，多年衝殺在第一線，看盡人頭滾滾、血流成河，對人內心的震撼可想而知。飽嘗戰爭艱辛的李世民，深知創業的艱難，也與那些跟隨自己的文臣武將感同身受，並建立起一定的戰友情誼。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李世民從來沒有架空、屠殺功臣，因為他自己就是功臣中的一員；同時，正是因為深知打天下的不易，他才有聽取意見、任人唯賢的主動性。

因此，貞觀年間的和諧君臣關係，主要得益於李世民的個人經歷。而後世的其他帝王，很少有他這種從戰場中浴血奮戰成長起來的閱歷。

李世民與他的臣子們，對隋朝滅亡的教訓刻骨銘心

當初李世民鼓動父親李淵太原起兵，正是看準了楊廣失道、天下大亂；而其後跟隨他們的朝廷文武，大部分是隋朝的舊臣，以及收編自各路起義軍。身為亂世的親歷者，初唐君臣對於統治失序帶來的巨大浩劫有著深刻體會。在即位後，李世民時常與那些隋朝老臣交流，探討楊廣為什麼會敗壞其父親楊堅留下的雄厚基業。

隋煬帝為何會失敗？原因固然有方方面面，但與他憑藉個人出眾才華、剛愎自用脫不了干係。李世民時常閱讀楊廣的書作《隋煬帝集》，看完後發出這樣的疑惑:“看他的文章，處處包含著堯舜之道，但為啥行桀紂之事？”

而那些隋朝舊臣們的口徑則很一致:“依仗才華，剛愎自用，不聽人言。犯了錯誤自己卻茫然不知。”

李世民不禁感慨：“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名言也是由此總結而來。

此外，他還多次指責手下的隋朝老臣當初為啥不向楊廣進諫。比如在貞觀元年，他就質問杜淹，當初為啥不勸阻隋煬帝巡行江都；後者狡辯楊廣聽不進去不同意見。李世民隨後則發出了靈魂三連問：

你知道楊廣聽不進諫言，那為啥還要在他的朝堂裡混日子？

既然你在他手下領俸祿，那為什麼不盡忠進言？

如果你說自己當初在楊廣手下人微言輕，那麼後來去王世充那裡位極人臣，卻仍舊不進諫，這又怎麼解釋？

一番轟炸下，杜淹被噎得無言以對，只得表示今後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世民這才轉怒為笑。

就是在這種危機感之下，貞觀年間才出現了君明臣直、上下和諧的官場景象。但可惜的是，在李世民死後，自小養尊處優的唐高宗李治逐漸失去了這份危機意識，朝廷中逐漸缺少敢言直諫之臣，大唐的政治風氣逐漸走上了下坡路，直到唐玄宗前期才再度有所改觀。

說到底，在王權至上的封建社會，由於缺少機制的制衡，若要實現和諧的君臣關係、清明的政治風氣，很大程度上要靠皇帝個人；但個人總有喜怒哀樂，總會有弱點，這也是中國封建王朝總是走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怪圈的原因。

可以拿開元時期的唐玄宗與貞觀年間的太宗做個對比一下。可以發現，時過境遷，本來人與人之間的所謂關係就是受到相互的利益、彼此所處的位置和性格等決定的，普通人尚且如此，何況君臣。

張九齡對對大唐的忠誠是沒得說的，但就是他那個讀書人的死硬脾氣也著實讓人受不了，遇到什麼事情都要面折廷爭，經常讓聖人下不來臺，饒是聖人修養極高，也常對張九齡頗有微詞。

有一次，張九齡獻上了他親自編寫的五卷《千秋金鑑錄》，其中列舉闡述了歷代興衰治亂的根源，聖人讀後，在深表欣喜之餘，也耐人尋味地說：“張子壽想做本朝的魏玄成啊！”——聖人把張九齡比作太宗皇帝時候的魏徵，但那口吻顯然略帶嘲諷。

高力士等人卻很明白，聖人可與太宗皇帝大有不同。

貞觀時候大業初定，內外交困，對內閣的倚重極大，故此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岑文字以及魏徵等宰相班子以穩定為主，況且太宗在馬上打天下，常以隋煬帝拒諫亡國為鑑，故此鼓勵群臣批評時政，他也能夠積極納諫，不拘小節。

而如今天下成平日久，疆域、人口、貨殖、賦稅、軍備等都比立國之初增長了若干倍，前些年，聖人也以毫無爭議的政績舉辦了封禪泰山的大禮，大唐的榮光遠播四海，大唐的國力早已遠遠超過了太宗、高宗兩位皇帝在位之時。

另一方面，當今的天子李隆基在經歷了武周、中宗、睿宗時期的無數次宮廷政變的歷練，深知這頭“權力”的怪獸那幾乎能吞噬一切的恐怖，朝堂內外各種勢力盤根錯節，所以即便是姚崇、宋璟這種堪稱名臣的俊才，也不會在相位上駐留超過三年。

他略一盤算，自聖人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勇於實幹，宋璟法度森嚴，張嘉貞善於吏治，張說精於文治，李元紱、杜暹等崇尚節儉，每位宰相都遵照聖人對治國的綱要在特定的階段發揮自己的特長而又不至於大權獨攬。

相比之張九齡則忠直敢諫，李林甫就要機變乖巧許多，而且特別善於體察聖意，他不僅做事細緻周到，更善於平衡各方利害，且凡事都直奔結果，從不拘泥糾纏，故此堪稱能臣。去秋，聖人想從東都洛陽提前返回西京長安，張九齡就以怕耽誤沿途農事為由死命勸阻，還是李林甫提出為沿途州縣免除租庸調，這才遂了聖人的心意。

——《安史之亂》

眾所周知，大唐貞觀之治並非唐朝的全盛時期，但是這一時期的君臣關係卻是後世的典範。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君的原因，當時的君是李世民，個人文武魅力及治國之道是君臣關係融洽的主要原因。

一、君主李世民賢德，群臣敬仰

唐太宗李世民一直都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君主，因為在治理國家方面他有自己獨到之處，也都承認他是明君的典範。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他在位期間有很多的成就。比如，他繼位以後，科舉制度正式成型。其實科舉制度在隋文帝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到了隋煬帝的時候成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達到正式成型的程度。雖然說，在科舉制度剛剛成立的時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但是不得不說，該制度對後世有著巨大的影響。

之後他還重修了《氏族志》，但這之後門閥氏族被壓制住了。《新唐書》有明文記載：

“詔士廉與韋挺、岑文字、令狐德棻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

在此之後又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度，設立了政事堂，將天下分為十道，能分道檢查。制度的完善，使得朝廷內部變得穩定，君臣之間關係和諧，百姓安居樂業。

而且在唐太宗李世民期間，他上面還有太上皇李淵，下面還有很多的功臣，對於李世民的皇權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在唐太宗李世民之後就不一樣了，君主專制不斷增強。到達宋代的時候，情況就已經十分嚴重了，軍權完全被皇帝掌握在手中，這時臣子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也沒有辦法與皇帝做任何的較量。

《續通志·職官四》這樣描述古代中央機構：

“起於唐末，五代特重其職，至宋而專掌財賦，皆以重臣領之。”

這種情況到了明代更為嚴重，因為將丞相制度廢除，臣子當中更是沒有一個主心骨，因此沒有辦法與皇帝進行平等的對話。

二、貞觀之治後君主專制加強，臣子地位削弱

在李世民的大唐貞觀年間朝廷是有很多的能人在，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每一個人都很有才能。比如在文臣方面有房謀杜斷直言勸諫的魏徵、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將方面則有軍神李靖、尉遲恭等人。李世民身上存在的最大一個問題就是殺了自己的兄長，奪了皇位。這是他一生都繞不過的一個道德方面的問題。而為了將這方面彌補回來，他在之後執政的過程當中，更是要表明自己是一個明君，想要表現出來明君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夠聽臣子的忠言。另外，李世民雖然是君主掌控著皇權，但是他也是人。他身上也有很多普通人的缺點，他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需要他的臣子，幫助他改掉一些壞的毛病。

在李世民之後，因為皇權一直在集中，權威不斷的增強，臣子的地位不斷下降。在皇帝面前，臣子已經不能夠直起腰板，勸諫之言也只能留在肚子裡。有很多的大臣已經無力反駁了，一旦勸諫很有可能就是欺君之罪。

君臣之典範是要明君和賢臣共同配合才能夠有的，而大多數的朝代都沒有賢臣的聚集，或者是君主太過於重視自己的皇權，不能讓群臣挑戰他的權威。君主制不斷增強，就會造成臣子的地位下降，自然不會有君臣關係的典範了。

參考文獻：

《新唐書》

《續通志》

唐太宗與大臣關係雖然號稱“君臣相得”的典範，但實質是君臣雙方都要有一種不用言說的默契。

什麼默契呢？

就是大臣可以提出一些激烈的批評，但是不要一直監督皇帝是不是已經改正錯誤了；

皇帝（李世民）能接受這些批評，但是接受批評不代表改正錯誤。

君臣之間形成一種類似“捧哏和逗哏的關係”：

你批評我了，我也接受批評了，完事了。

這裡我可以舉幾個貞觀朝的例子：

貞觀四年，李世民準備去洛陽巡視，但是覺得洛陽宮殿太破舊，所以提出要修洛陽乾陽殿。

而當時給事中張玄素覺得國家這個時候還不富裕，李世民作為皇帝大興土木不合適，所以對李世民提出批評；不管李世民內心是怎麼想的，至少李世民公開表態是接受了張玄素的批評，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中間還不經意間創造了一個千古名句： “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

然而《資治通鑑》卻記載在貞觀五年，李世民還是命人繼續修建乾陽殿，雖然這個時候張玄素沒有站出來批評，但還是有大臣站出來勸阻，這就是當時民部大臣戴胄。李世民依舊對戴胄的批評表示全盤接受，甚至還專門升了戴胄的官，可是這一次大概是東巡時間快到了，李世民不能讓乾陽殿工程停止，所以雖然升了戴胄的官，但是卻沒有向上次一樣，停修一年，而是繼續讓人修乾陽殿。

而詭異的是，這一次不管是張玄素還是戴胄，史書上沒有他們再次勸諫李世民不要修乾陽殿的記載了；不知道是張玄素和戴胄知道不應該打破“默契”，還是什麼其他原因。

類似的例子在貞觀朝很多，甚至大臣可以直接說出李世民大修宮殿造成了“一人就役，舉家便廢”的慘象，還有大臣當面指責李世民“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

這些提出批評意見的大臣都沒有被李世民處理，都被李世民表揚甚至升官了，但是李世民在積極納諫的同時，卻又堅決不改。

李世民在位期間，一共興修了諸如乾陽殿、洛陽宮、永安宮，飛山宮、襄城官、翠教官、玉華宮，九成宮和北闕等大批宮殿。

為什麼我們覺得貞觀朝這種“君臣相得”場景在後世很少見呢，主要是後世君主和大臣缺少了這種默契。

很多時候並不是君主不納諫，而是大臣們缺少貞觀朝大臣那種只提意見不監督改正的默契。

比如明神宗萬曆帝與大臣們之間就缺乏這種默契，萬曆帝不會像李世民那樣表揚這些提意見的大臣，但絕少處罰他們。

可這些大臣卻一定要萬曆帝改正錯誤，不改堅決不依不饒，這樣就打破了這種“默契”。

舉一個例子，萬曆帝真的很愛喝酒，年輕時有喝醉了酒拿劍砍馮保的“光榮事蹟”。

大臣們沒少給萬曆帝提意見。

如果在李世民時代，一般是這麼提意見的：

大臣：陛下，你不能這麼酗酒，這是亡國之君乾的事情。

李世民：好的，你提的建議很對，獎勵你500兩銀子，我以後一定改。

第二天晚上，在宮中大擺宴席；臣子在家裡數著李世民給的500兩銀子，覺得皇帝真是明君。

可在明神宗萬曆帝時期，事情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大臣：陛下，你不能這麼酗酒，這是亡國之君乾的事情。

明萬曆帝：好的，你提的建議很對，獎勵你500兩銀子，我以後一定改。

第二天晚上，在宮中大擺宴席。

第二天，大臣：陛下，你說你要改，可是昨天我聽說你又喝多了，你為什麼不改啊？

明萬曆帝：……

第三天——第十天，大臣：陛下，你說你要改，可是我聽說你又又又喝上了，你為什麼不改啊？

明萬曆帝：……

第十一天，大臣：陛下，你T喵的到底怎麼回事啊？天天胡吃海塞，你把自己當紂王了嗎？

明萬曆帝：……

我想，這大概就是後世很少有貞觀年間“君臣相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