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別其實蠻大的。

二者唯一的相同點，恐怕就是漢獻帝和足利義昭都代表了當時帝國內部的最高“公儀”吧，當然，足利義昭的“公儀”僅限於武家內部。

值得注意的是，戰國時代足利將軍家已經分裂成兩個家系，分別為足利義稙、足利義維、足利義榮一系與足利義澄、足利義晴、足利義輝、足利義昭一系。織田信長擁立足利義昭時，敵人“三好三人眾”也擁戴了另外一個家系出身的“足利義榮”為新任幕府將軍。也就是說，織田信長的上洛其實不是想“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捲入了室町幕府的內訌之中，雙方支援不同的將軍，趁機擴大勢力，增強自己在幕府之中的影響力。

織田信長與足利義昭的關係並不像漢獻帝與曹操，這從信長上洛後很長一段時間仍舊以岐阜城為根據地可以看出。織田信長和早先上洛的大名一樣，在獲取幕府內部影響力的同時，其統治重心仍在自己的舊領上，而京畿則是處於將軍與織田家共治的局面，幕府依舊是京畿的最高公儀，織田信長僅可派出家臣協助處理幕政而已。事實上，織田信長後來限制足利義昭權力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足利義昭朝令夕改，幕臣又肆意侵佔莊園，把本就一灘渾水的局勢搞得更亂了，讓信長頭疼。

那麼，織田信長有沒有挾天子以令諸侯呢？實際上信長與朝廷、幕府的關係，與其說是挾持，倒不如說是盟友，是一種共生關係。朝廷需要織田家的軍事力量維持幕府的統治，這樣幕府才有能力維護京畿的治安。同樣，失去織田信長的支援，足利義昭也難以在京畿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