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是了。

只算祁縣喬家來看，喬致庸時期也不是喬家最有錢，最鼎盛的時候。就像清朝時期乾隆皇帝並不是最有作為的皇帝，但是卻是錢最多的皇帝。喬致庸帶領的喬家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宏願以後，年近90的喬致庸，並沒有將自己的位置傳給了六個兒子，而是選擇了最有才華的孫子喬映霞。喬映霞可以說比自己的父親和叔叔們更加優秀，在他的帶領下巧家達到了頂峰流動，流動銀兩達到了近800萬，擁有倆百多家商鋪，喬家的資產斤千萬，在晉商資產中數一數二的。

喬家可以說晉商八大家中最有名，最主要的原因是幾年前一部《喬家大院》將喬家名聲推向了全國乃至世界。當時喬家打出“皇家看故宮，民間看喬家”的旅遊口號更是讓喬家大院響徹大江南北。喬家儲存的面積稱的上是晉商八大家的翹楚。紅雨老家和祁縣喬家是鄰居縣城，清楚的記得喬家大院活的第一年，我們全家去還有很大的停車場，離喬家大門也不遠。第二年的時候，短短一年間，原來停車場為了適應不斷增長的客流量，拔地而起成為了飯店，停車場外擴和縮小。喬家大院旅遊景區的佔地面積更大了。

晉商八大家中最有錢的還要看太谷。太谷當年有“金太谷”，“中國華爾街”，“小北京”的稱號。晉商八大家有兩家孔家，曹家都在太谷，榆次常家的祖籍也是太谷人，還有一個不在八大家之列，卻也財力雄厚的孟家。孔家是民國四大家族之一，蔣介石連襟孔祥熙為代表人物。太谷擁有小北京的稱號卻是來自“曹家”，如果說晉商八大家誰家最有錢，非曹家莫屬當時清政府國庫存銀8000多萬兩，太谷曹家資產1000多萬兩白銀，是當時清政府資產的七分之一，只有喬家巔峰時刻才能與其抗衡。慈禧太后當年逃亡避難，路過上山西，就受到了曹家的接濟，為了報恩她賜給曹家一個“金火車頭”，據說現在在故宮博物館。曹家展出的金火車頭是仿製品。曹家商鋪遍佈世界，據說當時貿易在2萬兩以下的商鋪交易，曹家都不過問，隨便分鋪的掌櫃折騰，可見其財力雄厚。

喬致庸鼎盛時期是不是晉商中最有錢的人，這個我沒有做出統計，無法回答您。但是就喬致庸鼎盛時期的影響力應該在當時是不遑多讓的。

至於我怎麼看待他，雖然我喜歡晉商題材，但是吸收的也大多是人家準備好給我看的東西，包括電視劇《喬家大院》、甚至祁縣東關的“在中堂”以及各種加工之後的導遊說辭。

那就就菜下飯，談談大家所認知的“喬致庸”。

顯然，經商的奇才。在電視劇中，喬致庸“棄文從商”到底是否可考，我以為有待商榷。清朝在晉中一帶，孩童們讀書不是為了科舉，而是為了更好的從事商業活動。看起來離主流的皇權和官吏文化很遠，但難度一點也不小。所以，很可能喬致庸是讀書人不假，但是被藝術加工成為商業放棄科舉，我以為是不嚴謹的，而恰恰相反，他是因為要從事商業而進行讀書。當然在讀書中，深刻的明白互通有無，為國為民也是有可能的。以商報國應該是有跡可循的。

喬家發跡於“復盛公”，原是一個賣豆腐的小店，靠著誠信可靠，勤勞質樸打開了市場。到現在依然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至於喬致庸為什麼被大書特書，用今天的話說，第一確立全民持股的商業構架，第二使得喬家的產業逐跨度到金融。突然想到現在幾乎所有的移動網際網路行業在發展到一定地位之後，往往第一想涉足的就是金額。馬雲是、騰訊是。蘇寧易購、京東白條、甚至滴滴也想分一杯羹。

但不同的是，在喬致庸的發跡中，真正讓他在金融業發跡的舉措不在別人，而在官商文化。尤其是慈禧西行中，他能借出銀子，就實數厲害。投資一個別人都看不上的垃圾股，其實風險是很低的，這相當於雪中送炭；類似的操作在喬致庸生涯中還有一次，那就是甲午中日海戰，捐了一艘軍艦。從以上的兩個舉措中，大概能看出，喬致庸是有情懷的，至於是不是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其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不管如何，其眼光之遠，其雄心之大，其手段之豐富確實讓我心馳神往。

不管如何，一個商家能在某雪時段做出某些事情，這本身就是一種過人的舉動。

喬致庸，祁縣喬家第三代人。他歷經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先後娶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6個妻子，除了第一位外，其餘5位都是續絃。

也就是說，他從來沒有同時擁有兩個以上的妻妾，他之所以有六個妻子，主要是喬致庸太長壽了！而他的妻子相對來說又比較短壽。所謂“續絃”就是這個意思。

他自幼父母雙亡，由兄長撫育長大。他酷愛讀書，但在其兄長去世後，不得不放棄學業，而繼承祖業，肩負起理家、經商的重擔。

他膽識過人，有勇有謀，在長期的經營實踐中，總結出一套“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誠實守信”的經營思想，使喬家在包頭的生意獲利倍增。

那麼，喬致庸鼎盛時期是不是晉商中最有錢的人呢？

喬致庸就是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主人公，喬家“在中堂”的大東家。

而閻維藩是祁縣下古村人，出身貧寒，17歲時人平遙“蔚”字五聯號之一的蔚長厚票莊學徒，經過10多年曆練，剛剛30歲出頭，就被派往福州分號任經理。閻維藩在福州分號認識了福州都司恩壽，並與之結拜為兄弟，結為金蘭之好。

都司就是當時地方上的軍事長官，職權很大，福州的軍餉和地方經費便全交由蔚長厚福州分號調撥，三年內福州分號就贏利五六萬兩銀子。

隨後，恩壽為了升遷，需要一筆鉅款去賄賂打點上司，閻維藩見“奇貨可居”，就為其籌集了一筆規模龐大的資金。

據說，他投入的16萬兩銀子打了水漂。平遙總號責備他濫用銀兩，誰知，就在平遙總號對他的動作尚未完成之時，恩壽便獲得升遷，被擢升為漢口將軍，不過幾年，便將所借蔚長厚的銀子全部還清了。

但是，閻維藩經此事件後，有感於總號對他已有成見，信任不似以前，便決定辭職回家，另謀高就。

這事兒被喬致庸聽說了，喬慧眼識人，大喜過望，認為閻維藩深謀遠慮，敢於決斷，結交官員，人脈廣泛，正是自己渴求的幹練人才。

又聽說閻維藩過漢口時，恩壽親帶大隊人馬隆重迎接，安排在將軍府下榻，盛情款待，報知遇之恩，臨別時又親書一札，讓閻面交山西巡撫胡聘之。

因此喬致庸決定由閻維藩執政總攬喬家的票號。

從此，喬致庸的票號不像其他票號那樣，因戰亂而蒙損，反而大獲其利。

閻維藩執政總攬號事凡26年，每逢賬期按股分紅時，每股分紅均在8000兩到1萬兩銀子之間，給喬家賺了個盆滿缽滿。

後來喬閻兩家還結為兒女親家，喬致庸做主，將閻維藩的女兒，婚配給自己的第9個孫子喬映庚。

據說，喬家的少東家還請閻維藩乘坐八抬大轎，而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這是家父喬致庸的囑咐。

這更使閻維藩感動不已，但閻維藩也是知書識禮的人，喬家敬他是禮，他本人哪能讓比他還大幾歲的少東家騎馬，而自己坐轎呢！

於是，他把衣服放在轎子裡，始終沒有坐轎子。

最後，喬家“在中堂”的分家事宜，也是閻維藩主持仲裁一言而定，可見閻維藩在喬家的威望之高，以及喬氏一門對閻維藩執政總攬票號的尊重。

喬致庸還想到了與人合股開票號，但祁縣的另外三個大商家都以各種理由推辭了，廣盛源票號的成大掌櫃聽說後，也是百般阻撓。但執著的喬致庸沒有放棄，他最終說服自己的岳父出資參股，成功開設了大德通和大德豐兩個票號。

在喬致庸的經營下，兩個票號成了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

喬致庸還很懂得審時度勢。當時左宗棠西征，喬家資助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但也有一定條件，就是大軍到達新疆後，喬家可以做一些與湘軍有關的生意。

此外，喬致庸信任下屬，讓下屬全權處理分管之事，各分店的掌櫃都能放開手腳、得心應手地去做事，因此也都會拼命為他效力。

對於生意場上的對手，他更是寬容大度，用仁義和寬厚來處理生意上的糾葛，受到商人們的尊重。

富甲一方的喬致庸還廣行善舉。1877年，他出巨資賑濟遭災縣民。

渠本翹創設中學堂，孟步雲創設女子學校，他均以重金相助。因賑災之舉，他受到了朝廷賞戴花翎的嘉獎。喬致庸活了八十九歲，掌管喬家數十載，從一介儒生居然成為晉商的翹楚。

以致在他執掌家業時，其資產越滾越多，成為喬家殷實家財的奠基人。

據說喬致庸敢於不拘一格用人才，馬公甫就是一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他當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櫃，被包頭商界稱為“馬公甫一步登天”。

他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櫃，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

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櫃後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

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

喬致庸禮遇聘請閻維藩，也是值得褒揚的一例。閻維藩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他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而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

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於是就決定讓閻維藩總攬喬家的票號業務。

喬致庸認為在處理事務時，要像遇到危難一樣，迫不及待。一決定做什麼買賣，馬上去做，寧可在做的當中發現問題，及時改正，切忌在事前有種種顧慮，遲遲不肯動手。

資訊和時間就是財富，一怠慢，就會被動，就會失敗。所以，事情一旦決定了就立刻行動，付諸實施，必然成功。

咸豐年間，喬致庸在包頭龍王廟一帶購進田地280畝，種植蔬菜，供應市場，每年獲利很多。

喬致庸主持家政後，不斷擴大經營，先是在包頭財神廟街西口路北，獨立投資增設了復盛全商號。

後又在包頭瓦窯溝口路西，增設了復盛西商號，經營業務與原來的復盛公相同，以油、酒、米、面的“六陳行”為主，還經營典當、綢緞、副食雜貨等。

事實上，其它商號根本不能與之相比。當時的包頭市場上，復盛公、復盛全、復盛西三大號共有19個分號，500餘名夥友，實力強大，門路寬廣，號規嚴格，再加上喬致庸對掌櫃們比較信任，使掌櫃們做起事來得心應手。

復字號興盛後，在包頭商界逐漸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和地位。

道光、咸豐年問，包頭商業興旺發達，人口逐漸增多，地方上的訴訟和行政治安等事項，包頭巡檢的職權又有限，為此，商人們不得不自行組織自治機構維持市面。

復字號當時居領導地位，聯合各行業組織的大機構，來解決商民大小糾紛。

所以第二代一般能夠繼承父業，有的還要發展壯大。到了第三代就不同了，他們養尊處優，奢侈浪費，怕吃苦，不思進取，坐吃山空，哪能不敗?

而喬家卻富延七代，從清乾隆初年，喬貴發創業到清代末年，稱富170餘年。

其中第三代的喬致庸，起了關鍵的承先啟後、轉敗中興的作用。喬致庸一生，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享年80多歲。其孫女婿常贊春寫的《墓誌銘》說他87歲還喝酒吃肉。

喬致庸在克服難關的時候，堅持以儒家的仁義誠信思想為根本，手邊常備四書五經和《史記》等典籍。

遇到災荒，必首先出資賑災。他要求救濟災民的施粥，要用毛巾裹得起來，裝到碗裡插上筷子不會倒。

據說，他家門前往往拴著三頭牛，誰家要用自便牽去，傍晚送回來，不用付租金。

這些義舉，為喬家在群眾中樹立良好聲譽，因而生意發展比較順當。

鑑於歷來富家子弟大多走上不思進取的老路，喬家特在大院的報本堂裡，先人的塑像旁，放置一隻要飯籃子和一根打狗棍，告誡族人要記住貧困史。

喬致庸還制定了家規：不準吸毒，不準納妾。

喬致庸與喬氏家族，在中國商業史和金融史上，晉商無疑佔有重要地位。

山西祁縣東觀鎮喬家堡喬氏家族，則是晉商的傑出代表。喬家經營的商號，壟斷包頭達二百年之久；喬家開辦的票號，是近現代中國最著名金融機構之一，並創下經營時間最長的紀錄，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完美謝幕。

據有關資料估算，喬家財產最多時高達數千萬銀元。無論財富積累、社會影響，還是對文化的貢獻，以喬致庸為代表的山西喬氏家族，都可毫無爭議地進人中國近現代“大戶人家”之列。

他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被逼出來的。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喬致廣和父親喬全美相繼去世，已經拿到秀才功名的喬致庸繼續讀書肯定不行，只好放棄學業，接手家業，開始投身商海。

因為父親和兄長相繼去世，喬致庸這房可以說正處於生死攸關的時刻。喬致庸受命於危難之中，前途危機重重，身旁陷阱密佈，稍有不慎，整個家族的基業將會在旦夕間全部化為烏有。

接管家族業務後，他憑藉高超的經商謀略，最終披荊斬棘，成功率領喬家突出重圍。

事實上，當時的包頭還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區，是農耕和遊牧民族接觸比較頻繁的地方，除了馬匹等牲畜之外，很多東西都很匱乏。

喬致廣做掌門人時，喬家已經成為包頭商界的龍頭老大，幾乎壟斷了整個包頭市場，以至於在當時有這樣的說法：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喬致庸故居喬家大院位於山西祁縣喬家堡村，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於民國初年建成一座宏偉的建築群體，是我國清代北方民居的代表之作。

素有“皇家有故宮，民宅看喬家”之說。

喬家大院為全封閉式的城堡式建築群，分6個大院，20個小院，313間房屋，俯視呈“喜喜”字形佈局。

北面三個大院，從東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南面三個大院依次為東南院、西南院、新院。特色景點喬家大院有四大特點：磚雕、木雕、石雕、彩繪。全院有三百多處，無一雷同，形成了一個有建築必有圖、有圖必有意的大院子。

九龍燈號稱“東方奇觀”，現儲存兩盞，是慈禧太后賞賜給喬家的。九龍燈系用珍貴的烏木製成，上有9條活動著的龍，故稱“九龍燈”。

晉商翹楚喬致庸，知人善用，在他的帶領下，喬家的生意蒸蒸日上，並實現了其“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夢想。

大德通和大德恆票號建立後不久，喬致庸就將這兩個票號交給其孫喬映霞管理。之後，這兩個票號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喬致庸注重教育，經常督促兒孫學習。

他本人也十分好學，手不釋卷。他為人友善，扶危濟困，經常賙濟貧苦鄉鄰。光緒年間，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喬致庸曾開倉濟貧。為此，《祁縣誌》予以記述褒獎。喬致庸當家後，喬家不僅生意興隆，財源茂盛，而且人丁興旺。

喬致庸是一個什麼人？咱們到底應該怎麼看待喬致庸呢？

喬致庸的成功也和他用人不拘一格有很大關係。

喬致庸用人以德選人，在徒弟們路過的小橋上，放一個一兩重的銀子，有的拾錢自己留下，喬致庸以此不可用。

有的過而不拾，喬致庸以此看出這人適合做夥計；有的撿完以後，交還給失主，喬致庸認為，這是好的人才。

喬全美有二子：長子致廣，次子致庸。喬致庸是引領喬氏家族走向鼎盛的功臣。

喬致庸聞名全國的山西祁縣喬氏家族，指的主要是在中堂一支，為喬貴發三子喬全美后人。喬全美是包頭復字號的創始人，復字號的號規等一系列基本經營管理制度，都在他掌家時形成。

著名的喬家“六不準”家規，也被認為是由他制定的。可以說，他是喬家企業精神和家族文化的奠基者。

當時一個縣令年俸只有50兩銀子，加上養廉銀也不過幾百兩，遠遠低於喬家商號大掌櫃每年上千兩白銀的薪金，這還不算四年一次的分紅。

喬致庸棄文從商，使喬家失去了一個可能博得功名的“舉人”，但卻多了一位縱橫捭闔的商界奇才。

喬致庸素性恬淡，酷愛詩書，經營之道本來非其所長，但他能知人善任，豁達大度，慎始慎終，人都樂為其用。可以說，正是喬致庸敢於和善於用人，才締造了喬家龐大的商業和金融王國。

他本來應當有另一條自己可以勝任的仕途生涯，卻因為大哥的突然去世，而徹底變了自己命運。

少年時的喬致庸是個有錢，又有閒的人，他對當官其實也沒什麼興趣。可是為了家父的願望，他還是選擇要去中一個舉人。在進龍門之前，應當說喬致庸還是個頑皮的孩子，天真多於理性。

他常常用“半絲半縷，恆今物力維艱”來教育子弟。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找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已。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

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據說他對他的子孫進行了排隊分析。

他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子樸實遲鈍，不擅長說話；五子是個書呆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

他最後認為只有長孫喬映霞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這個孫子充滿希望。

喬致庸上任時，已經經營了數十年的喬家家族企業“復字號”危機四伏。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競爭對手的陷害和打擊；另一方面則是其兄喬致廣經營不擇手段，放任手下欺騙顧客，以次充好，喬家因此失去了信譽，販賣的貨物自然銷售不出去。為此喬致庸專門趕到包頭總店。

正好喬家的有一項重要生意，就是從福建採購茶葉，販賣到我國西北甚至俄羅斯地區。

喬致庸到福建採購茶葉，對製茶商說我是頭一次和多家大茶商合夥做茶貨生意，希望您能將一斤重的茶磚，都做成一斤一兩的，製茶商感動地說兄弟，你真是厚道啊！

這批茶磚販到茶商手裡的效果，就可想而知，從此很多商戶和客戶都認為喬致庸為人厚道，寧肯虧自己，也不虧別人，訂了一批茶磚後，馬上又訂購更多的貨物。

於是，喬家的生意越來越好。此後喬致庸經商就非常成功了。

喬致庸之所以能將喬家的事業發揚光大，實現自己“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偉大抱負。

最為重要的是，喬致庸具有獨到的眼光和膽略，敢於破格提拔人才，知人善任，用人得當，才使得喬家的事業走向了輝煌的頂峰。

喬家鼎盛時期並不是晉商中最有錢的。

清代徐珂在《清俾類鈔》中記載，在光緒時期，資產在叄拾萬兩以上的晉商排名為：

1、介休的侯家，資產八百萬兩

2、太谷的曹家，資產七百萬兩

3、祁縣的喬家，資產五百萬兩

4、祁縣的渠家，資產四百萬兩

從這就可以看出，喬家並不是晉商中最有錢的。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溝壑縱橫，廣袤的山區為傳統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空間條件。山脈地理位置的侷限性，使先秦時期，交通工具不發達的晉地居民之生活帶有一定的封閉性，客觀上使得一些淳厚的民風民俗，勤儉節約的精神風貌以及優秀的傳統文化沒有受到外 界的影響被破壞或者流失，儒家文化便是一例。

經過山西持久深厚的商業文化積澱，和三晉根祖文明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儒家文化之薰陶，使得近代晉商成為我國"儒商"的重要代表。這其中，喬致庸在儒家思想浸潤下，儒商氣質顯著，成為晉地儒商之翹楚。

喬致庸被譽為"晉商翹楚"，這種社會口碑不僅，是對喬致庸的褒獎，更使其在無形中發揮著行業道德監督者的角色。同行夥伴凡願商績卓著者，都應該遵循儒商匯通，誠信義利的晉商品質，不弄黨虛作假，這樣才能贏得社會對己的信任。

深受儒家文化浸洇的喬致庸，為商摒奸。一則鬻物從未摻假，信譽為上。二則關心親朋鄰里，憐貧賣惜弱。更可貴的是喬致庸不僅親身而為，更將其傳享 承為家族文化，代代相傳。《祁縣文史資料》記載"過年時喬家還要給村裡人每人發 10 斤肉，15 斤白麵。"喬致庸及其家族為商的態度，不僅是在表達身為儒商的積極入世之情懷，更是對社會流行觀念的積極反彈。

喬致庸為在中堂訂下的家規主要有六不準∶不準納妾;不準虐僕;不準嫖妓;不準吸毒;不準賭博;不準酗酒。這些規定簡潔精煉，但是鞭辟入裡、切中要害，針對封建晚期商業大族慣有的陋俗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在當時三妻四妾視為理所當然，喬致庸這樣一個侯服玉食的富商蓄賈，能夠提出六個不準作為家規實屬不易。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喬家子女基本上都能恪守家規。喬致庸以身作則，後娶的五位妻子全是續絃。其長孫喬映霞與妻離異後一生再未娶妻。而四孫喬映奎之妻只生一女，他嚴守家規過繼侄子為自己頂門立戶。

喬致庸不是晉商中最富有的，晉商中最富有的當屬山西平陽府亢氏。但是，喬致庸的喬氏家族絕對是晉商經商的道德典範，是為國為民的商人楷模。

白手起家通天下，誠信為本數喬家。

貨通俄蒙領風騷，外貿世家是常家。

太谷鉅富三多堂，商鋪規模數曹家。

蔚字五聯競瀟灑，票號世家是侯家。

聲名卓著長裕川，祁縣大戶是渠家。

明清兩代聚千兩，山西首富數亢家。

甲第聯輝名當世，世襲皇商是范家。

大名鼎鼎財神爺，最後風光是孔家。

在明清時期，晉商逐漸白手起家，成為全國商幫之首，據統計，當時國內排名前16位的大財團全部來自山西晉商。

人們常說的晉商八大家指的是喬、常、曹、侯、渠、亢、範、孔八大家。這裡，雖然喬氏排在第一位，但這可能是一個道德排位，不是資產排位。要論晉商首富，應該是山西平陽府亢氏，其資產據《清稗類鈔》載，有數千萬銀兩，堪稱山西首富。

歷史學家鄧之誠(1887～1960)，在《骨董瑣記全編》中也寫道：“康熙時，平陽亢氏，泰興季氏，皆富可敵國，享用奢靡，埒於王侯。”可見，亢氏在清朝初期已經是名揚天下的山西首富，亢氏之後才出現了其他諸姓晉商大戶。

平陽府亢氏雖富有，卻不如喬家著名，這是因為亢氏的錢財有些來路不正，且據說亢氏為富不仁。

提起亢氏這個晉商首富，我們一般都說亢氏，這是一個籠統的稱呼，至於他們的家族成員，除了創始人亢嗣鼎留有大名之外，很難找到其他子孫後代的名字。總體來看，他們家族給人一種迷霧重重的暗黑印象，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如何起家，又如何延續了家族的旺盛。這可能跟他們家財產來路不正以及他們家為富不仁有關。

亢氏起家，傳說跟明末李自成有關，不過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我們目前知道的是，亢氏首先靠鹽起家，其次是靠糧。另外，亢家是一個資本雄厚的典當商。

亢氏家族中第一個發跡者是亢嗣鼎。乾隆《臨汾縣誌》載：“亢嗣鼎，事母孝，養撫侄如子。篤志力學，至老不倦。居鄉尤多義舉。”這個縣誌裡面，對亢氏的描述還是比較友好的。不過，據後代學者考證，這個亢嗣鼎，卻是一個“恃富驕橫，慳各貪婪，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這一點，我比較贊成後一種說法，因為從他們家族名聲方面來看，他們家族沒有流傳千古，就從側面反映出他們家族的興起史可能並不光明磊落。

據說亢氏在商業競爭方面，手段陰暗，小人得志，行事不光明正大。康熙年間，有人在平陽城內剛開了一家當鋪，便有人拿著一個金鑄的羅漢來質押，當價1000兩白銀，店家仔細核查，確實真金鑄造無疑，且價值不菲，於是任當。誰知第二天，此人又拿一個金羅漢來當，第三天，還是如此，此人連來三個月，計以99個金羅漢質押店家99000兩白銀。一時間，當鋪資金告急，難以為繼！當鋪掌櫃這才想到，可能是有人在砸場子。最後多方打聽，他們才知道這是人稱亢百萬的亢嗣鼎所為。

亢氏如此惡意競爭，實在不是君子所為，我們有理由唾棄他們，這應該也是他們家族沒有流傳千古的原因。

喬氏家族之所以聞名天下，是因為他們樂善好施，能夠散財於天下，不與民爭利，一心為國為民的經商服務理念。

我們知道，商人的本質是獲利，所以有無奸不商，無商不奸的說法。但是用這個標準來看喬氏家族，可能不太適合，因為喬氏家族能夠留名後世，除了鉅富一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家族一心為國為民的經商理念。

喬家的院子在山西晉商的宅院中並不是最大，但在山西儲存至今的晉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國家文物保護單位，這一方面是因為它從來沒有拆過，儲存了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是因為喬氏家族那種為國為民的經商理念非常值得我們繼承流傳下去，有一定的社會教育意義。

我們看看幾個關於喬致庸的故事，就會知道，喬家的良好聲譽為什麼能夠流傳後世了。

1855年，38歲的喬致庸滿懷信心地準備鄉試，打算實現祖輩耕讀傳家的夙願。可突然一個噩耗傳來：“太平天國佔據江南，喬家的茶路斷絕、資金鍊斷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同時，哥哥一口氣上不來，撒手西去。”此時，家族重擔全部落到了喬致庸身上。

面對這種情況，喬致庸提出了“頂身股”的概念。比如說，一個小夥計進入店裡當學徒，三年後如果表現優異，就成為正式員工。再勤勉工作十年後，如果表現優良沒有失誤，就可以由掌櫃推薦、股東認可，拿到一二釐的身股，也叫“乾股”，這跟我們現在熟知的公司乾股是一樣的。不過，當時這種股不能買賣，只能參與分紅，人不在了，股份也要收回。

喬致庸的“頂身股”一經施行，馬上穩定住了當時喬氏產業裡浮動的人心。老夥計、新夥計的心都安定了下來，全體成員都真正把喬家的生意當作自己的事業來做。這種經營理念就是放在現在來看，也是相當先進，更不要說在當時閉關鎖國的大清王朝了。

喬致庸匯通天下的理想，就是現代銀行的金融思路，這是非常先進的金融服務模式，也就是以服務他人作為立身之本。

在晚清時期，票號最初由平遙的“雷履泰”發起，後來日漸壯大。但是，雖然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當時全國的票號也不過才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家分號。更重要的是，這些票號，他們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選擇和大商人合作。這也就是說，大部分小規模商人仍然需要帶著沉甸甸的銀子走南闖北，一路上還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晝行夜伏，一不小心就會被土匪、惡霸謀財害命。

喬致庸接管家業後，看到了票號業在這方面的不足，更看到了票號業的光明前景，喬致庸肯定這是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於是，他決定挪動多餘的資金開設票號。實際上，這有一點現代馬雲的意思，我們看到，無論是馬雲還是喬致庸，他們都把眼光放在了多數小貧商人身上，而不是少數有錢富商身上。

在喬致庸的構想裡，票號不僅是賺取利息，更重要的是，要“匯通天下”。也就是說，喬致庸要搞要利國利民的金融。用現在的眼光看，這就是現代銀行的金融服務模式，這是非常先進的，喬致庸所建立的，相當於清朝的“銀聯”。

喬致庸的“大清銀聯”，讓國內所有商家都能實現“異地匯取”的夢想，這些滿天星一樣的商人，只用帶著一張收據，就可以走南闖北毫無阻礙。即便收據在路上被土匪搶劫，如果沒有密碼，他們在票號中也換不到銀子。據說，在喬家的票號史上，沒有一例誤兌錯兌，可以說他們將票號生意做到了極致。

正是在這種為國為民的大格局下的大夢想，讓喬家票號業務迅速開遍全國，喬家也因此迎來了輝煌的事業頂峰。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喬致庸87歲時，最小的兒子喬景僖（20多歲）去世，喬致庸白髮人送走了黑髮人，傷心之餘，染病臥床不起。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喬致庸離開了人世。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政府設戶部銀行始。當時私營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票號存款大幅減少。另外，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原本依附於清王朝的喬氏商業，大受損失。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餉糧皆由商號墊付，各項攤派非常多，喬氏家族因此元氣大傷。至1937年，喬氏產業均被日偽組織接收。此後，一直到抗戰結束，喬氏商號才得以復業，然而總體上苟延殘喘，到解放前時早已是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