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很顯然，比之當今，簡單來說，古代體制落後、生產力落後、生產工具落後等等。

這一切帶來的問題就是大部分可耕土地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農民手裡沒有多少可耕地，只能在地主手裡租地種，那種盤剝是很歷害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地主實際上只是將農民視做可耕種糧食的勞動力工具）；其次古代農耕受生產力所限，看天吃飯，糧食產量也少，尤其是碰到自然災害、戰爭等，百姓流離失所，更是苦命。

那時候的一畝地產量和現在差遠了。

在古代，有的人為了躲避賦稅而去老虎活動的地方定居;也有人為了躲避賦稅而去捕獲毒蛇…他們這是在玩命啊，如果不是為了活命，想必他們是不會幹的。很多人一年的收入還不夠繳稅，所以說古代的苛捐雜稅讓許多老百姓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

在古代種地也是很困難的，由於耕牛緊缺，所以他們大多都是依靠人力來完成耕地的。所以古代老百姓種地的效率太低下了，這直接導致了收成的低下。

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時候的稻種水平已經是改進許多了，但是收成的糧食依然只是可以勉強戶口的，甚至還有很多百姓解決不了溫飽問題。那麼古代的稻種品質更差，所以說收成是遠遠無法和現代比的。

在中國旱澇災害是威脅百姓生活以及國家安穩的重大因素之一。本身古代收成都不夠吃，無論是旱澇災害只要發生，必定會餓殍遍地。好在歷經幾千年的歷史，中國已經應對好了各種災害。

古代的戰爭是非常多的，只要戰爭爆發遭殃的必定是老百姓。戰爭期間老百姓很可能會被徵收更高的賦稅，而且壯年之人都必須去當壯丁，所以戰爭爆發絕對是百姓的噩夢。

在古代由於很多人吃不上飯，其中一部分就淪為草寇，靠搶劫百姓糧食為生。對於強盜的故事可以看看水滸傳，強盜之亂讓百姓整天都是提心吊膽的，糧食被搶的話，很可能會餓死的！

所以說中國古代老百姓面臨的磨難實在是太多了，在古代老百姓能夠生存下去都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慶幸生在了新時代，與古人相比，我們實在是太幸福了！

首先看一下古代的人均耕地是不是比現代人更多一些。早期歷史的統計不完善，度量衡和現在的差異也很大。從明清時期開始看。明洪武14年，全國總計戶口數，大約為1060萬，開墾土地總量大約為3億7千萬畝。每戶可得土地大約35畝。清順治8年，沒有戶口數，只有人丁數，與明洪武14年沒有太大差別，土地開墾總量卻下降到2億9千萬畝。每個壯丁分得土地大約27畝。古代按丁分戶大體上，口徑雖然不一致，但大體上具有一定可比性。清中期雍正時期，人丁數達到2600萬，土地開墾面積在8億8千畝左右。平均下來土地大約為34畝。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截至2002年中國耕地總面積12,593萬公頃。人均耕地面積0.1公頃。古代的原則按壯丁進行分配，那麼按照青壯年男子占人口總數量的比例大約為總人口的1/3，折算人均耕地面積為0.3公頃。

這裡需要普及一個知識，嚴格意義上講，畝不是一個面積計量單位是一個徵稅單位。在各地畝的大小是不同的，山西地區的一畝地，10倍於江南地區，在同一地區由於土地的肥瘦不同，也是有大小區分的。現在確定的一公頃等於15畝的換算關係，是在中國傳統度量衡轉換成公制度量衡以後才確定下來的，並不能直接用來推算古代的畝的大小。

還要考慮一個因素，那就是古代的勞動力主要分佈在農業領域。現代社會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國農業人口的比重已經比較低了。現在城鎮人口的總數已經超過了農村人口。同時有大量農村人口前往城市就業，實際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口數量現在沒有確切統計，但是我個人估計也就在20%左右。也就是說現在實際上的參與農業生產的壯勞力人均土地佔有量大約在1.5公頃。

那麼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古代的畝的大小雖然和現在有區別，但是一公頃，大約相當於古代10畝地到30畝地之間。從這個角度上看，現在實際意義上的人均土地佔有量和古代也沒有太大區別。人均土地佔有量特別低的那段時間應該是解放以後人口快速增長，尚未改革開放的時候。那個時候人口已經超過了10億，但是城市吸納人口的能力比較有限，大量人口留在農村，所以有所謂的人均不足一畝地的說法。從這個角度上看，當代人的土地佔有量也不低了。

其次，饑荒的形成需要兩個因素，一個是外部自然環境的衝擊，另外一個是政府管理的失職。兩個因素缺一不可。

外部自然環境的衝擊非常好理解就是水災，旱災，蟲災等能夠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的自然災害。在這種衝擊下，糧食收成不足，民眾生活會很快陷入困境。

但是自然災害不大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所以荒政管理實際上是應對自然災害極為有效的社會管理制度。中國古代很早就建立了常平倉制度。也就是由政府出面，在豐年的時候把多餘的糧食儲存起來，應對災荒。同時還可以進行跨區域的調配。所以研究中國歷史就不難發現嚴重的災荒往往和政府管理能力下降有密切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上講，自然災害往往只是導火線，最後反映的實際上是政府的失職。有些人總是認為自然災害是導致某些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其實應該反過來看是因為這些王朝自身能力衰落，外部打擊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最後，嚴格來說人均土地佔有量比較少，並不是導致饑荒的原因，只是會使得饑荒爆發的頻率更高，發作的時候更為嚴重。

在當代世界，依然存在著饑荒現象。在前幾年的朝鮮，以及現在的部分非洲國家，都出現過饑荒現象。其實說到底這些饑荒發生的原因和農業生產本身的關係都不是很大，反而和政治上面的原因更密切。

對於饑荒問題進行最深入研究的學者是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他在貧困和饑荒，論權力與剝奪當中明確的指出饑荒從來都不是一個農業生產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管理問題。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古代地廣人稀，老百姓佔有耕地的確比現在多，但仍有餓死人的現象，為什麼呢？

原因之一，土地私有造成了貪富懸殊。封建社會是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和富農手中，有為數不少的貧民有不足以養家餬口的土地，甚至沒一點土地，靠給有土地的人家打工掙飯吃，這部分貪民一旦遇到生病長災丶天災人禍，就有被餓死的可能。

原因之二，生產力低下，科學技術不發達，糧食產量很低，解放前，一般肥沃的土地，小麥畝產也就在100多斤（現在畝產能到噸糧：2000斤）。在產量如此低的收入下，一旦遇到水丶旱丶蝗蟲等自然災害，顆粒不收是常事，那些家中無餘糧的農民，也有餓死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家中無餘糧的農民並不佔少數。

三，原因之三，苛政使農民入不敷出；戰亂使農民無法生產，造成歉收等等，也是有些百姓餓死的原因。

耕地多不代表糧食產量高，更不代表你能留得住糧食。

（古代農民）

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農村，離開了土地。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對種地已經完全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對“糧食產量”這個概念，是有些模糊的。

在現代化的灌溉、施肥、除蟲，以及良種培育、溫室大棚等等技術條件出現之前，種糧食沒這麼好的收成。

我們以稻類為例子，春秋時代的稻穀產量，《管子·輕重甲》記載，一戶人家耕種100畝地，一年的收成為20鍾。春秋時期的100畝只有現在30畝的大小，20鍾大概是1600公斤。也就是說，春秋時期的稻穀畝產量約為53公斤。

戰國時期略有提升，畝產能達到一石半了。換算一下，一石半約為18公斤，戰國時期三畝半地才相當於現在的一畝——所以按照現在的標準，畝產提高到了63公斤。

在相對穩定的時期，水稻畝產是不斷增長的，比如到了宋代，南方水稻畝產能達到200公斤左右，到明朝就可以超過300公斤了。

康熙年間大力推廣水稻栽培，康熙本人更是親自動手，在西苑（今中南海）開闢了試驗田。經過多年的試驗，雙季稻也推廣開來。康熙五十四年，蘇州的雙季稻畝產可以達到400公斤了。

更重要的是，古代糧食產量的統計，往往指的是風調雨順的時期。

一旦兵荒馬亂，或者天災不斷，輕則糧食產量大減，重則顆粒無收。

比如明天啟七年西北華北大幹旱，到崇禎十一年乾旱又擴大到了華中地區，這場乾旱一直到順治二年，對北方的農業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伴隨乾旱而來的，還包括蝗災以及瘟疫，百姓不管有多少土地，都毫無用處了。

晚清的丁戊奇荒，四年時間，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以及江蘇和安徽北部，甘肅東部甚至四川北部，都受到了嚴重影響，1000萬人餓死，2000萬人逃荒。

也就是說，災難來臨之際，土地的價值就被降到了最低。

（電影裡的逃荒）

我們要知道，農民收穫的糧食，不完全是自己的。首先就是賦稅，歷朝歷代農民壓力都很大，這個具體說起來就很複雜了，資料不羅列了。總之，賦稅和徭役，即便是最輕的時候，也給農民造成了很大的負擔。一旦遇到“苛捐雜稅”較多的時代，種地還不如逃荒……

當然，中國古代農民遇到的最大問題，其實是土地兼併嚴重。苛捐雜稅或者天災人禍，都會加劇地方土地兼併。這就導致了農民都是給地主耕種，不管豐年災年，自己都很難留下糧食。

我們總說大唐盛世，但是這個盛世之中，有一個名叫李紳的詩人，寫下了著名的《憫農》，其中那句“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就說明了一切問題。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古人從石器時代開始刀耕火種，後期逐漸各種成熟的農業生產技術。按理說，中國古代疆域遼闊，人少地多，為何依舊擺脫不了有人餓死的情況發生呢？歸其緣由那就是天災人禍。

在惡劣天氣的年歲，大旱大澇可能就導致當年的土地顆粒無收。農業的生產技術水平也不如現代先進，耕作方式單一，土地的產出率低下。若是風調雨順，那自是皆大歡喜又是一個豐收年。若是水旱大澇、蟲疫等天災，百姓就會面臨顆粒無收的局面，一家老小要挨餓受凍。即使等待政府的開倉放糧，但經過各官員的層層剝削，能夠到老百姓手中的糧食是少之又少的，只能被活活餓死。出現活活餓死的現象也是正常。

底層的百姓是揹負著重重的賦稅。每年的收成，除了交給地主的佃租之外，還要想政府繳納賦稅，如果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歲，交完佃租之後，剩餘的糧食少之又少，面對賦稅也只能賣糧繳納，溫飽就成了問題，導致很多百姓吃不上飯，被餓死。

十里消魂無人煙，百里瘡痍鬼自愁。一旦國家出現動亂或者抵禦外敵而引起戰爭，就必須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在古代，雖然人少地多，但是百姓溫飽依舊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關注的民生問題，同時也視農業為國家的根基。

到了近代，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有了更加先進的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培養了一大批農業技術人才，各地也建立抵禦天災的機制，農業生產已經可以避免天災，科學生產糧食，已經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此時的我們，正是活在幸福的年代。　　

畝產太低！五十年代前期水稻在我們江南豐年才五百來斤，小麥才三佰來斤。生長期比現在長半個月以上，遇上早霜全是癟谷，七十年代前氣溫比現在低得多。記得割稻時非常冷，稻畈地上種油菜時，戴了紗手套還凍的手指疼！現在化肥足，品種好，小麥畝產都超八佰斤，水稻都超一千二百斤，哪還不是當年的精耕細作。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感謝科技工作者！

古代老百姓耕地很多，但是屬於自己的地還是很少的，大部分的地是屬於吏部管理的，種地的老百姓種上一年的莊稼收成都不夠交付各種苛捐雜稅的。在解放初期，擁有土地的人是地主土紳的，他們都是僱傭老百姓幹活的，地主土紳們只是相應的給予少量的糧食，所以收成不在真正的老百姓手中。

古代由於戰亂和疾病的影響，老百姓們居無定所四處漂泊，這樣就沒有好心情進行農田耕種，還有受到疾病的干擾，更加無力參加農業勞動了。

在古代的農田耕種下，沒有機械化的參與，一切都以原始的生產力來播種與收穫，大大降低了生產產量，還有許多自然災害不能排除，如水澇與旱災，病蟲害的侵襲，當時的生產技術和生產質量都是落後的，所以在莊稼無法實現高產高質量的收成以後，人們都只能餓肚皮了。這還是在風調雨順的年成，要是遇上天災，土地鄉紳們又將糧食屯積起來，普通老百姓們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人口較多的家庭體質較弱的孩子就會被疾病和缺糧的情況下餓死倒下。

昨天下午翻書的時候正好翻到了一篇講解放前湖北江漢平原土匪的文史資料，可以從一個側面回答這個問題。

書裡面是這麼記載的：由於土匪越來越多，其道德水平也越來越低，已經從搶大戶發展到搶一般農民，以至於農民不願意花力氣種田，導致糧食產量大減。到了1945年，天門縣人口從80萬人下降到60萬人。

最早的土匪，多少還有一點盜亦有道的江湖規矩，在古典主義黑社會規則下，土匪們只搶大戶，最多搶搶富農，一般不對普通貧民下手，普通農民努力種地，不至於餓死，多少還能吃幾頓飽飯。

清政府解體之後，社會秩序逐漸瓦解，地方上土匪越來越多，能搶的大戶早就被搶光了，一些土匪就開始對普通農民下手，書上說，土匪鬧得兇的時候，一些中農晚上都不敢在家住，以免被土匪抓走。在這種情況下，認真種田變成了一件有生命危險的事情，其收益是負數。這就會導致糧食產量的大幅下降。

情況進一步惡化後，一些農民僅靠種田已經無法養活自己，也開始轉職成為兼職土匪，書上就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一家三兄弟都是泥瓦工土匪，平時做工，偶爾也出去搶錢賺一點外快。後來這幾位實在手腳架上幹活的時候被抓的，當然，抓了就直接斃了。

當時的土匪已經囂張到了什麼程度呢？綁架已經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綁了，是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綁，一綁就是幾十上百號人。在土匪的蹂躪之下，加上糧食產量下降，一些人開始逃跑，離開故鄉變成流民，80萬就是這樣下降到60萬的。

請注意，民和匪是沒有明確的分界線的，流民在異地，衣食無著，最開始是偷，偷不著就搶，一個人搶不過就抱團，如果有幾個人手持天地會秘籍，掌握了全套黑社會管理技術，那麼很快就能把這些流民轉化成新的土匪隊伍。

你沒有看錯，天地會秘籍不是武功秘籍，是黑社會的組織架構圖，崗位說明書和社團行為規範。很多時候，一個經過培訓的黑社會幹部，拿著一本秘籍，就能拉起一支隊伍，甚至創立一支邪教都不是沒可能。天地會、哥老會、捻軍、紅槍會、太平天國、白蓮教……基本都是這麼擴張起來的

如果不加以控制，不管什麼原因產生的流民集團，在吃飯的生存壓力下，都有可能轉化成流寇集團，流寇集團席捲安定的地方，產生新的流民集團，滾雪球式的擴張方式會導致更多的地方陷入不穩定，從而影響農業生產，最終導致糧食產量下降。

這就是為什麼古代“荒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因為天災還是人禍，如果一個地方產生了流民集團，那就一定要將其控制在當地，剿滅也行，賑災也罷，總之不能讓這些人餓死，否則，饑荒和戰亂就會席捲一大片地方。

中國古代大規模的饑荒戰亂，大部分都是這個邏輯。

江漢平原那個地方，本來是魚米之鄉，好好種田是餓不死人的，然而趕上天下不太平的解放前，那就真沒辦法了。

人禍比天災更可怕。

我認為，一生產工具落後，科學技朮落後，社會制度不公平，古時，田地屬私有制度，也就是私人財產，而且田地撐握在地主手中，法律制度不建全，沒有爭對性的法規，如，農民給地主種地，沒有法律作保障，工資，多少沒有定位，而且沒有保障，地主是納糧大戶，有錢有勢，政策偏斜於地主大戶，古時，人類的等級制特別嚴重，主子和奴才被社會認可，那時種地多，是地主崔用農民種地，種出的糧食是地主，農民只有耕種本分，所以餓死的都是種地的老伯姓。

古代耕地多，為何還會有人餓死，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析這個問題。

1、地多不代表糧食多

我們以稻類為例子，春秋時代的稻穀產量，《管子·輕重甲》記載，一戶人家耕種100畝地，一年的收成為20鍾。春秋時期的100畝只有現在30畝的大小，20鍾大概是1600公斤。也就是說，春秋時期的稻穀畝產量約為53公斤。

戰國時期略有提升，畝產能達到一石半了。換算一下，一石半約為18公斤，戰國時期三畝半地才相當於現在的一畝——所以按照現在的標準，畝產提高到了63公斤。

在相對穩定的時期，水稻畝產是不斷增長的，比如到了宋代，南方水稻畝產能達到200公斤左右，到明朝就可以超過300公斤了。

當然這樣的統計肯定是在風調雨順的大豐收之年。

2、天時註定收成

古代的糧食全靠天時說了算跟土地的多少關係不大。

如明朝天啟七年西北華北大幹旱，到崇禎十一年乾旱又擴大到了華中地區，這場乾旱一直到順治二年，對北方的農業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伴隨乾旱而來的，還包括蝗災以及瘟疫，百姓不管有多少土地，都毫無用處了。

晚清的丁戊奇荒，四年時間，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以及江蘇和安徽北部，甘肅東部甚至四川北部，都受到了嚴重影響，1000萬人餓死，2000萬人逃荒，這些人並不是沒有地，相反這時候的地很多，但是地卻產不出糧食。也就是說，災難來臨之際，土地的價值就被降到了最低。

3、人和註定賦稅

如果沒有天災，老百姓就能依靠土地好好活下去嗎？答案顯然不是。還有人和。

我們要知道，農民收穫的糧食，不完全是自己的。首先就是賦稅，歷朝歷代農民壓力都很大，這個具體說起來就很複雜了，資料不羅列了。總之，賦稅和徭役，即便是最輕的時候，也給農民造成了很大的負擔。一旦遇到戰亂較多的時代，農民有再多的地也架不住賦稅的增加。

從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看出在古代，農民的糧食多少並不是土地多少能決定的。

古代農業生產力低下，沒有農藥化肥和除草劑，谷種退化產量很低，加上各種自然災害，豐收年景是非常少的。最後還有花樣百出的苛捐雜稅，真正農民能剩下的口糧其實少得可憐。一到青黃不接的季節，許多家庭都斷糧了，又得不到朝廷和社會的救助，所以會經常發生餓死人的現象。

在近古六十年代由於中國還蘇聯外債，加上自然災害的繁煩發生，中國的糧食產業不景氣，農業生產落後，全靠傳統的經營方式，所以糧食產量低，完成交國家入庫提留。農民手裡所剩餘糧無幾，不能說餓死吃不太飽的現象是常有的事，不過當時的糧食全部是無公害的綠色食品，也是社會優越的一方面。

這個原因很簡單，一是生產力低下，沒有現代農機具，每年只種一季，或種一季玉米高粱，或種一季小麥，既沒化肥，又沒水利工程，只是靠天吃飯，二是沒有優良品種，又不能防止病蟲害，產量極低，每畝地每季一般收百十斤。三是有些窮人自己沒地，靠租別人的地還要拿地租，這樣下來更所剩無幾。四遇到旱災澇災蝗災更是顆粒不收。總以上原因，自然就有些窮人凍死餓死了。好在一切都過去了，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是改革開放讓人民過上了幸福生活，要好好珍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