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從文學作品來說，兩人都惺惺相惜，但從政治思想來說，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太過於超前，不符合當時宋朝的社會背景。司馬光的反對是對的，但也不能說王安石錯了。

在中國歷史上擁有卓越功績的人很多，大到帝王，小到黎民百姓，每一個角色都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帝王以開拓疆土，保護子民為責，百姓以務農，安分守己為義務。正因為這樣，一個帝國才可以延續千年，歷史才可以被一代代人所敘說，可以說，歷史上的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開拓者。

但也不可以質疑一些人，因為他，一個時代的到來，因為他，一個時代的的結束。

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涉及經濟，軍事和人事，科舉等三方面內容，其核心和爭議最大的是其經濟改革內容。

王安石經濟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國家對經濟的管理，這與近現代經濟法思想頗為相似，而其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與近現代經濟法最相似: 青苗法近似近代的政府開辦銀行; 市易法近似近現代政府開辦金融控股公司。

在一千多年前的農業社會，王安石的這一思想無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經濟學知識遠超過同時期的所有人，這正是其了不起的地方。

但也正是因為其超前的智慧，導致了改革的失敗。

經濟法的產生有特定的經濟政治基礎和文化基礎，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中壟斷的出現，政治基礎是民主政治國家的出現，法治文化基礎是對傳統公法和私法劃分缺陷的超越，而這些社會基礎顯然在宋朝是不具有的。

宋代社會的壟斷不是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壟斷，而是政府幹預經濟和民間經濟自由發展相結合所導致更壞的壟斷。王安石所提出的青苗法和市易法都類似於現代社會的經濟政策，這些都需要政府的干預。然而在幾千年前，宋代社會是中央集權制，這種制度無疑會和政府的經濟干預產生矛盾，從而導致經濟破產。

種種原因導致了王安石的改革以失敗而告終，但也不可否認他那超前的思想與他同時代無人可比的指揮。只能說：成也“超前”，敗也“超前”。

但是，王安石的一生都是知難而上，他堅信自己的改革，雖然在宋朝社會背景下變法內容有些許不符合實際，變法最終失敗。但他的改革確實支撐了宋代近幾百年的經濟。

在宋神宗時期，宋朝出現了十分嚴峻的經濟危機，國家繼續改革，而在此時王安石應聲出現，他順勢而為讓宋朝迅速掀起了一股變法的改革之風。而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的激進革新，甚至是顛覆了趙氏王朝祖輩相傳的一些治國的規矩，而在此時司馬光站了出來，極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表示到：“先王之法，不可變也。”但是為什麼司馬光要阻止這場社會的進步呢？

其實按我們正常的想法來看，變法通常是好的，古有“商鞅變法”為秦朝奠定了一統六國的基礎，今有王安石變法，極有可能將宋朝推向一個高潮，但是為何卻極力遭到司馬光等人的反對呢，難道司馬光如此的故步自封？不接受進步嗎？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王安石的變法所帶來的效果其實並不體現在改善百姓的生活上。相反，他的變法完全是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比如說在王安石變法的許多政策之中大大的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他們本來就已經非常不好過的生活變得更加困苦，而就在變法之際，許多的貪官汙吏也藉此大斂橫財，搜刮地皮甚至是做盡了壞事，這也給當時的社會增加了許多的負擔，讓當時的百姓們怨聲載道。

而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之處就在此，司馬光認為變法理應減輕百姓的負擔，以改善百姓的生活為主，但是在王安石的眼中，維護統治者的利益才是變法的關鍵，他認為變法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因為善理財者，可以使“農不加賦而國用足”，但是在司馬光的也眼裡，王安石的冠冕堂皇之下卻有著不可告人的意圖，那就是：“天地間物產總有一個定數，不在民，便在官，所謂的善理財只不過是盤剝百姓罷了。”

我們簡單以一個“市易法”為例，因這個法所設立的市易司就應運而生，他的用出就是在平時的時候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貸款，每年納息高達兩分，而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甚至強制百姓們借款。

儘管這是乍看像是宏觀調控的一個手段，但是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其出發的本質是好的，國家也並不參與經營，只是將物價平衡，但是“市易司”從事的卻是真正意義上的買賣，雖然不能像正常的商人那樣奇貨可居，但是為了盈利，自然少不了在收購以及發放時就會產生一些回扣之類的問題，實際上作為國家機構，但是卻變成了商業壟斷的一個組織，百姓們想從市易司當中收益，就必須賄賂官員，因此產生了大量的貪官汙吏。

所以單憑這一項就已經是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影響，百姓得不到實惠，貪官汙吏橫生，本來就生活就已經很艱難的百姓們更是變相的被政府剝削，因此司馬光才會對王安石變法如此的反對甚至是牴觸，真的是封建社會中的一股清流。

說起王安石和司馬光，可謂家喻戶曉。兩人同為一個時代的佼佼者，本來惺惺相惜，是一對好朋友，但司馬光為什麼要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呢?難道真的是因為兩人的政見不同嗎?筆者認為，司馬光是個聰明人，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純粹是一場騙局。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他“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從小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他的志向在於編修史書，而非政治。

　　司馬光22歲的時候中了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但時間不長，他的父母便先後去世，他只得辭去官職，回家守喪。在守喪的幾年時間裡，他充分了解了下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讀了許多史書，對其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認真總結和評論，為以後編著《資治通鑑》奠定了堅實基礎。治平元年(1064年)，他還修成了《歷年圖》一書，獻給英宗皇帝，這實際上就是《資治通鑑》的雛形。兩年後，他又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捲上愛好歷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讚賞。可見，司馬光雖然從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於著書立說，而不在於政治。但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要完成歷史方面的鴻篇鉅製，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司馬光一直在等待著這樣的機會。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駕崩，19歲的太子趙頊繼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寧擔任知府的王安石調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學士，成為皇帝身邊的大臣。從此，王安石與同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關係日益密切。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談論時政。在閒談之中，二人也有過一些爭執，但最終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雖然在政見上有分歧，有爭執，但對於二人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並不放在心上。特別是對於司馬光來說，他與王安石在政見上的不同，也只是爭執一下而已，絕不會因此而成為政敵，因為司馬光對政治是不怎麼感冒的。

　　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畢，要遍賜金帛，但由於宋朝連年發生自然災害，致使國庫空虛，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議免除賜金帛之舉。司馬光和王安石當時都在場，司馬光十分贊成宰相的意見，他說：“救災節用，應從主上和朝中貴官近臣做起。”王安石聽了卻說：“現在國家財力不足，並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財之故。”司馬光在平時與王安石的閒談中，就知道他有變法圖強的志向，別人不知道他的話中之意，而司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馬光在精研史書的過程中發現。歷朝變法，幾乎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特別是離他們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沒施行幾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對王安石變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轍，身敗名裂。此時，耿直的司馬光見王安石當面駁斥自己，便與王安石爭執起來。這次爭執與平時的爭執並沒有什麼區別，不同的是這次爭執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見狀，覺得很不像話，就制止了他們的爭執。

　　王安石在與司馬光發生爭執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遞上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陳規。不思新變，流弊十分嚴重。而農民之所以“壞於差役”，皆因“其於理財，大抵無法”。年輕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國家財政空虛，政治腐敗，軍事力量不堪一擊，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轉國家的形勢。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後，簡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見王安石，商討變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談。很合神宗心意。

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明白王安石變的是什麼法。

宋朝“重文抑武”，遇上北方強敵（當時是遼），最直觀的結果就是：打仗要燒錢，可燒了錢卻打不贏；打不贏，又繼續捱打；不願捱打，自然又要打回去；但是一開打，又要燒錢；好，錢燒了也就燒了，可結果，還是打不贏……

所以，面對這一現狀，宋朝必須進行改革。在王安石之前，就已經有很多次嘗試性的改革了，但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到宋神宗時，時任宰相的王安石，向宋神宗提交了他的改革方案。

此方案總結出來就四個字兩個方面：富國、強兵。

可以看出，這個改革的針對性極強，就是要解決宋朝面臨的“窘況”。國家要強，拳頭就得硬；而軍隊想要提升戰鬥力，除了改革兵制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有錢；錢從哪裡來？只有讓老百姓生活好了，國家的稅收才能上來，才會有錢。

強兵是目的，而富國是前提。

我們大致列舉：

富國之法有：青苗法，國家貸款給老百姓買種子種地，鼓勵生產；募役法，老百姓可以交錢免服勞役，解放勞動力，鼓勵生產；水利法，強制百姓集資或者向國家貸款興修水利，還是鼓勵生產；市易法，發展國有企業，控制市場物價，同時也增加收入；均輸法，發展國有快遞，控制物流，依然增加收入。

強兵之法有：保甲法，強制兵役，增加軍隊儲備，但百姓可以交錢免役；保馬法，鼓勵百姓養馬，由國家收購，節省軍費支出；裁兵法，強制士兵退役，加強軍隊整體素質；將兵法，小範圍實行兵將合一，加強軍隊訓練。

很明顯，王安石的改革，大多都與“錢”相關。

實際上，用現在的話來說，這種管理模式，稱為“金融管理”。儘管宋朝時期已經產生了資本萌芽（此說有爭議，但筆者認為如此），如早期的紙幣、銀行等相繼出現；但是，金融管理的模式成熟於網際網路時代，而當時的王安石，跟哪兒上網去？所以，我們一眼就能看出，這個改革是違背時代發展規律的，必然就是失敗的。

一，最根本的，金融管理需要一個實時、精確、並且高效的資料庫，但是不巧，宋朝沒有，也不可能有。舉例，國家規定青苗法的貸款如果是兩分利，結果到了地方，官吏就加到四分，反正你中央也不知道對不對？又比如，保馬法，中央不可能直接到地方收購馬匹，只能層層往下，結果，縣裡面扣一點，州里面扣一點，到了中央出錢的時候，還是沒能省出多少軍費。也就是說，這套改革方案就算成功施行了下來，也是漏洞多多，根本不可能富國強兵。

二，王安石變法急功近利，欲速則不達。試想，突然進行這麼多項顛覆性的改革，社會各階層誰能接受得了？這是精神層面遭到的反抗。

三，王安石的用人問題。王安石這個人倒沒有什麼汙點，但是他的支持者大多都有問題，比如一個最著名的，名叫蔡京，外號“六賊之首”。也就是說，王安石的這一系列改革，被奸人利用，名為富國強兵，實則亂國擾民。

綜上，王安石的變法本事就是不合時宜的，是錯誤的、失敗的。

而他的“政敵”司馬光也不是庸人。也不管他倆私交如何、是否別有目的，司馬光的政治立場與王安石不同，他就必然要反對，乃至於在王安石失勢後，將這一已經投入實施、但實際上根本未得落實的改革，全盤否定！

於是，王安石失敗了。

不過，從這一系列改革方案中，我們亦不否認，儘管結果失敗了，卻並不妨礙王安石仍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

　　北宋建立初期，統治階級透過一些列舉措來緩和階級矛盾，起初收到了良好的效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矛盾加劇，集權統治其消極的一面的開始顯露，並且動搖著北宋王朝的統治，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北宋中期，土地兼併現象越來越嚴重。建國初期，統治者採用的是不抑兼併的策略，地主公然兼併土地，還不用繳納任何稅賦，這種政策最終導致土地越來越集中，國家財政收入越來越少，國庫虧空。造成的一種社會現象就是農民沒地種田，田都握在地主手裡，然後農民為了種地成為了傭戶，受著地主殘酷的剝削和壓榨。百姓活不下去就舉兵起義，放下農具拿起武器，開始了反抗鬥爭之路，而且農民起義愈演愈烈，撼動了統治階級。

　　北宋時期，官僚機構環環相扣，人員眾多，當官者只拿俸祿，不幹事，而且官員待遇優厚。不僅如此，北宋雖有大規模的軍隊，但是沒有系統的訓練，戰鬥力極其低下。但是國家必須要養著這群人，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湊齊軍餉，國庫虧空，提前消費現象很是嚴重，導致情況就是國家窮，百姓窮，官僚富，窮一些人富一些人。北宋存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

　　王安石變法就是基於這些因素，從而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革新利弊。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就是富國強兵，改變北宋建國至今的兩積三冗的社會格局，兩積就是積貧積弱;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費。

　　王安石變法可以分為兩塊一塊是理財，一塊是整軍，要說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後世從其變法的主要內容及實際效益來斷定其核心是理財。

　　王安石變法的終極目的就是為國家求富，充盈國庫，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變法同意施行後，王安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立機構，設立了一個制置三司條例司，這是一個財政機構，專管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之後推行的一些列新法都是基於求富這個核心展開的。

　　青苗法：民戶可向政府貸款，政府以20%的年利率貸款給農戶用來補助耕作，面向物件包括農民，手工業者等，用官方貸款方式代替民間的高利貸行為，不僅讓百姓生活有了出路，更是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均輸法：這個新法直接了當的奪取了本屬於富商這一環節的經濟利益，規定上供給京城的物資可採取靈活變動的方式，捨近求遠，舍貴求便宜，甚至可以貯存備用，大大減少了每年花在這個上面的勞務費，運費及差價等。

　　市易法：這是一種以政府出面的囤積貨物行為，收購那些滯銷的貨物，待到稀缺時出售，這本是商人的乾的事，商戶可以從中暴利一把，現在這個羹要和國家共享了。

　　方田均稅法：以前的土地都是官僚地主擁有的，這些地主不斷兼併土地且還不用繳納賦稅，導致地主成為了田地的最大擁有者，農民為地主幹活，還要飽受剝削和壓制，地主富的流油，農民窮的吃不飽。這個新法一出，政府盤查土地所有權，然後量土地的面積，按照面積及土地收成情況繳納不等的稅金，從而為國家賺了一筆。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自推行以來就飽受猜忌，出現了一波擁護派和守舊派，一方擁護一方反對，雙方打的不可開交，保守派從各方面攻擊變法，企圖罷免新法，而著名的司馬光就被歸列為守舊派一黨，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這不禁讓人們好奇，司馬光為何會反對王安石變法?

　司馬光曾在宋仁宗時期就提出了免役法，照理說其思維模式和想法與王安石是接近的，其次司馬光曾支援范仲淹改革，不算是因循守舊之人，到了真正變革的時候為什麼會反對呢，其原因各有說法，其眾說紛紜。

　　說法一：司馬光認為這場變法推行的新法弊大於利，弊處要比好處多，這就覺得沒有變法的必要了。

　　說法二:司馬遷生活於封建社會，從小熟讀四書五經，深受儒學的毒害很深。生活在這樣一個封建社會中，要想接受新思想，新思維顯然是不太可能的，司馬光就是屬於守舊派的一員，故而反對變法，屬於理念差距。

　　說法三：司馬光為了自身利益，王安石變法受到最大程度傷害的要數官僚地主了。北宋中期，官僚集團臃腫而龐大，在這個體系中，官員人數眾多，享受國家很好的俸祿優待，有錢拿還不用辦事，文武百官的生活可謂是相當幸福的。王安石新法推行，首先針對的就是官僚地主，且很大程度的抑制了官僚的特權及損害了其經濟利益。

　　司馬光當時正在寫《資治通鑑》，他花費了近30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這本著作，寫完他已經是個66歲的老頭子了，司馬光一心就想編修史書，對政治沒有野心，他反對變法是因為出於私心。當時當官俸祿高，事情少，自己要想無後顧之憂的寫書，又有錢養家，那麼當官是最好的選擇了，每月有錢拿，又能幹自己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

　　三種說法誰真誰假，真真假假現在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

司馬光為什麼反對王安石變法呢？當時神宗繼位後，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同是翰林學士，後來都做過北宋的宰相。都是名噪一時的大才士。

但兩人的主張政見卻不相同。一個所謂的保守派，一個是革新派。司馬光主張透過倫理綱常來整頓，把人們的思想在原有制度內實施穩妥的革新。其思想根源就是：祖宗之法不可變。所以他就把新法比為毒藥。

眼見神宗皇帝不支援他，為了避免正面衝突。就請假回去修史書《資治通鑑》去了。而王安石新法中的國家壟斷、青苗貸款等一系列革新政治制度。他以三經新義為思想的官定標準推行，圍繞當時軍事財政中的問題，大刀闊斧激進的變革。但是王安石的性格剛愎自用。缺少圓通、機智處世的方法。所以不光司馬光反對變法，還有蘇軾，文彥博、韓琦，鄭俠等人。但是政治歷史並非三言兩語、非黑即白那樣簡單的，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

不過，雖然兩人的證見不同，但對相互的人品還是彼此認同欣賞的。王安石起初得到重用，司馬光則遠離朝廷。皇帝就問王安石對司馬光的看法，王安石稱，司馬光是國之棟樑。由此，皇帝並沒有為難司馬光，他仍過著衣食無憂，怡然自得的生活。

到後期，王安石變法得罪人，遭遇眾多失敗免職後，司馬光重新被任用為宰相。他在皇帝面前並沒有落井下石，還誠懇地說：“王安石胸懷坦蕩人品並非低下，不可聽信讒言。”由此看來，兩個政見相左的人卻能彼此誇讚各自的人格，可見都是坦坦蕩蕩的君子。不像有的人表面和和氣氣，背後排斥用卑劣的手段。不就事論事，而是對人不對事的施展手腕，這就是人品的問題。而不是政見看法的矛盾了。對此類人，我們應該敬而遠之。

歷史證明，王安石變法是一場急功近利的冒險嘗試，帶來的後果是相當慘重的，司馬光等人是謹慎穩重的。

1.作為言官的職責：王安石變法中確實存在許多弊端，這些司馬光是有所目睹的，並且司馬光作為一位言官，直言勸諫本來就是他的分內事。

2.性格使然：司馬光的性格剛直不阿，眼裡不揉沙子，所以死後才能獲得“文正”的諡號。但是這樣的性格也使得他做事太過極端，這一點倒是和“拗相公”王安石有點像。所以他在看到新法中的缺點後，就極力的反對。

3.出於對百姓的愛護：司馬光是深切的意識到了百姓在新法中遭受到的苦難，他能想民所想，設身處地的為百姓考慮，這也是他反對新法的一個原因。

司馬光，偽君子。自以為道德完人，保守到變態。拜相之後，凡王安石新法，不論好壞一律廢除；凡王安石所用之人，一律罷黜。王安石從西夏收復的失地，他就還給了西夏。他還挑起新黨、舊黨之爭，導致政局長期動盪，直接斷送北宋擺脫積弱積貧的唯一機會。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蹟”，至此，司馬光由個人修史升格為國家行為。《資治通鑑》寫什麼？帝王之術！教會後來的皇帝們，如何讓中華大地上的子民變得沒有血性，如何將漢人變成綿羊，如何最大程度地奴役下層老百姓。一位被稱為“神童”的人，聰明才智超越了很多人，但是他沒有把這種智慧用在推進人類的進步上，而是用在了害人身上——一條徹頭徹尾的御用犬。

因為涉及統治階層的利益，所以當時變法阻力來自於統治階層的極力反對(而且是多數)。變法的失敗是情理之中的事！

王安石與神宗在熙寧變法建立出的君臣關係，確實是超越前代，有著正面之意義，是理想關係的實踐，但現實層面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隱約預告著新法的失敗。

王安石熙寧變法

新法用於整個國家社會，以王安石為首，換個角度看是王安石的影響力擴及全國。臣子具有此非常權力，極有可能產生權相弄權的狀況，儘管王安石對權力並無私念，只將之視為實現理想的手段，但在權力掌握之間，難免造成皇權的擔憂。這擔憂並非沒來由的，而是自宋朝建國以來便引導了整個國家的走向：

王安石梅花詩

宋太祖召來趙普，對他說“欲息天下之兵”，問趙普看法。趙普答“惟稍奪其權”。

因宋太祖與趙普這段對話，而有之後的“杯酒釋兵權”。這並非只是單純削去武將兵權的事件，是重新調整了君臣之間的權力分配。五代君弱臣強的現象，是宋君主為穩固自家政權所以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反孟者在見孟子君臣觀時所產生的憂慮，擔憂權力失衡時會重現五代失序的亂象。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當君權與相權或說臣權之間有了爭執，就意味著君臣間的職分、許可權出了差錯。司馬光非常強調君臣名份的界線，很明顯是應用了孔子正名的觀念，名分劃清各個身分的權職，君臣間的職責與權力行使皆要以名分的規範作為準則，不論哪一方，都要遵循天道之倫理綱常執行，按禮制盡應盡的責任，即行仁義道德時依各自許可權去做符合自己身分的事，就是孔子所言的君臣父子，各司其職，恪守本分，不踰矩不超過便不失身份。而天子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要維

護禮教，以維持天下秩序不亂，故其在《資治通鑑》中對周王冊命晉國三家為諸侯一事，視為周王行為失當，君臣名分崩壞，天子君權使用失當，各方諸侯臣權濫用，進入權力失衡的戰國時代。李覯也認為君臣間失了名分，等同沒了綱紀規範。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以三家分晉為開篇

禮規範了每個人的行為，君臣之間的相處亦是如此，當臣不得道時，為士不得志時，也不可以失了行為準則。司馬光有所謂的進退之道，但絕不會是孟子的行為，只因周王無法實現自己的想法，而去找尋可以實行的諸侯，並稱其為王。諸侯與周王的關係是臣屬身分，豈可因為諸侯任用自己的理念而喚作為王，如此作為，除了孟子本人不尊君，還遊說諸侯不忠君。司馬光認為的進退之道是孔子的做法，孔子說：

上位者若不聽諫言，不任用自己，便退於江湖，等待被接受的時刻到來，而他本人也因神宗任用王安石行新法，與其政治理念相左，便退出朝廷政局，專心編修《資治通鑑》，以身體實踐孔子的想法。司馬光認為孔子所言才是身為臣者或一名士該有的且正確的行動表現。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 《資治通鑑》

論及王霸之辨，以及王霸與君臣觀念的連結，可見反孟所隱憂的是孟子王霸論將牽動到君臣間的關係。宋代政治“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觀念司馬光是認可的，也以此做為進退之道，但何以對孟子君臣觀如此反感？主因在於司馬光認為君臣之間是絕對的關係，因為君王才是政治主體，絕不會也不能朝王安石認為的相對關係發展。君臣之間相處的關係，應以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王以禮治天下，故以禮事臣，加上君王為政治主體，臣子當以忠道事君。司馬光以忠君的態度，就曾嚴厲批評過五代馮道，認為忠臣者不事二君，可見司馬光嚴守臣道，故將孟子視為心中無君，且無忠君觀念之人。

又因秉持著君臣是絕對的關係，所以將孟子言君臣相視犬馬華人、土芥寇讎之說，視之為不尊君，對於孟子解釋湯武伐桀紂以及臣弒君之事，視之為破壞君臣關係，尤其誅一夫的說辭，司馬光則迴應了在王霸的看法：就算夏桀無道，依舊是君王，只是是個不仁義之王，但不能因其無道而否認為王的身分，相對地說也不能因為諸侯行王道仁政就從臣子身分轉變為王。

孟子游說齊王圖

因此像孟子這種藐視君權與臣道之人，又豈可稱之為是孔子傳人。孔子以禮制正名，劃清君臣分際，以維持天下秩序。李覯與司馬光皆是儒家學者，他們在儒學思想上的發揮絕大部分都是都是直承孔子而來，以孔子的道理來指責孟子的不是，認為孟子思想諸多地方不合理，司馬光的〈疑孟〉就比較過孔孟在君臣關係的表現：

司馬光認為孔子的做法與孟子的“不召之臣”大相徑庭，儘管君主昏庸無能，孔子依舊守著君臣間的禮節，但孟子背離了孔子之意，其不尊君之態度拉低君主的身份地位，因此根本稱不上是道統的繼承人。

李覯雕像

李覯是重禮之人，君臣關係是禮制下的規範；司馬光重天命，君臣關係是倫理綱常，是天道法則，二人嚴守君臣名分的界線，君臣關係如天地般是不可撼動的，所以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臣就是君臣，人臣的身分不應參有師道、德行等額外因素去混淆君臣關係。李覯與司馬光在此處的憂慮，不免是擔心有心人打著仁義旗幟存有異心，就如同打著行王道仁政則可稱王的說法，因此非常堅持地死守著君臣名分的這條界線。

北宋神宗時期聲勢浩大的王安石變法，即便已過去數百年，依然為人們所銘記。而作為一對好友，一個是力圖變法革新的改革派，一個卻是堅持舊法，反對變法的保守派，這是為什麼呢？且隨筆者一探究竟。

首先，王安石和司馬光關係有多好呢？一是，“十有餘年，屢嘗同僚”做了十多年的同事；一是都曾從師於歐陽修，受到他的舉薦和指導。他們二人也互相敬重，王安石敬重司馬光節操高潔、知識廣博，文章在當時很有名氣；司馬光敬重王安石見多識廣、談吐不俗、與兄弟友愛、品行剛直。他們有著相同的愛好和小癖好，往來唱和的詩賦也有許多，他們二人還一度做了鄰居。關係融洽如斯，為何司馬光不支援王安石變法呢？

其實一開始，司馬光並沒有堅決的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更多的是抱著走一步看一步的觀望態度，但自熙寧三年（1070）始，冒進的變法所造成的各種矛盾逐漸顯露出來，司馬光敏銳的察覺到了不妥，這才開始了堅決的反對變法。王安石本身屬於性格強硬的那類人，有時顯得不講道理，司馬光就曾評價道“介甫無他，唯執拗耳”，這一性格缺陷就導致變法陣營內部分裂，原本支援變法的人漸漸退出，王安石一步一步變成孤家寡人，再加上用人不當，小人趁機作亂，進一步惡化情況。

司馬光雖然激烈的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並沒有不顧及二人的情分。他在朝堂之上，確實言辭激烈的彈劾王安石與他的變法，但私下裡，他多次修書，耐心勸誡，警示王安石不可自信過頭；王安石也是如此，雖然在朝堂之上，談及新舊法，會斥責司馬光的保守主張，但私下裡也是溫情的。所以二者雖然政見有很大不同，但他們的友誼是沒有變質的。

那麼，如果要歸納一下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原因呢？筆者認為，第一，二者的分歧是“所操之術多異故也”，他們的主張不同，所推崇的治國之法就不同，當然二者的本質是一樣的，就是維護宋朝的統治。第二，司馬光相較一腔熱血改革的王安石，更老練沉穩，也可以說是保守。司馬光本身也是史官，他從這一職業的素養出發，縱觀歷史上的改革，大都失敗告終。因而，他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反對變法，主張維持舊法。第三，王安石變法存在冒進、推行過快、觸犯了統治階級利益從而失去支援等重重弊病，新法在推行過程中也逐步脫離其本來用意，“為國斂財”的本質也使變法不能真正緩解平民的負擔，依然是在剝削壓迫。但王安石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因而司馬光站出來力拒變法，其實也是希望王安石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收手。

所以，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是因為他們關係不好，正是因為他們是好友，司馬光才更要在發現問題時站出來指正，真正的朋友是不會因為分歧就彼此怨恨的。當然，司馬光反對變法也有自己的私心和考量，而王安石變法也並非一無是處，這場變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緩解了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因而孰對孰錯，其實並沒有標準答案。

在宋神宗時期，關於司馬光與王安石這兩位政治家的爭鬥，大家會一貫地將原因歸結為政見不同，包括很多歷史愛好者和一些學者們也是一言概之，筆者心中不免生些疑問：人人口中的“政見不同”是什麼不同，作為歷史學家的司馬光，不以慶曆新政的失敗為鑑，揚新法優點，彌補新法過失，而是一味地口誅筆伐？是政見不同，還是意氣和地位之爭？筆者從另一個角度來回答題主的問題。

一、司王之爭始於開源節流之辯

司馬光說：“方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要皇帝減少對皇親大臣的賜賞，裁省冗費，他認為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從老百姓身上斂取民財，天下財富，不在老百姓手裡，就在官府手裡，這樣的變法不僅擾民，還是為民爭利，司馬光重節流；而王安石理財思想在於開源，“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 ?”，他認為司馬光忽略了一種被丟棄了的財富—土地，在大地主階級兼併而生產力又低下的情況下，土地實際上是一種隱形的財富，這種未盡開發的財富既不在官府手上，也還不在老百姓手上，只要有好制度，調動起百姓的能動性，土地就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就好比一家人打麻將，輸贏都是自己家的，總財富沒變，要去贏別人的錢，家庭才會更富有，財富值才會增加。

開源與節流其實並不矛盾，若兩者兼備，能相輔相成，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不可能想不到，兩人矛盾因節流與開源之爭而起，這並不完全是司馬光們口誅筆伐的理由，要探究司馬光反對新法背後原因，得從呂誨攻擊“濮議”說起。

二、“濮議”之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宋仁宗死後(公元1063年),沒有留下後代,便過繼了堂兄的兒子繼承皇位,就是後來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趙允讓曾封為濮安懿王，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下詔討論如何舉辦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禮。御史諫議大臣呂誨、範純仁及司馬光力主為皇考，濮王為皇伯，中書韓琦、歐陽修則主張稱濮王為皇考；兩派爭相哄吵,如臨大敵,呂誨等人認為韓琦、歐陽修對先皇不敬，請求殺了他們，其實，濮議只是皇家的私事，也是小事，就是英宗給親生父親一個名分，對他父親是繼續稱父親呢？還是稱伯父呢？這樣一個無聊的問題，卻鬧得滿朝官員數年不安，演變成勢不兩立的兩派之爭，呂誨一方不能使對方屈服時，就氣急敗壞地汙衊別人的私人道德，“以琦之耿介，而得誣為交結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誣為盜汙孤甥”，韓琦若真結交太監（行齷齪之事啊），歐陽修真與外甥女亂倫，那這不僅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是卑鄙無恥之徒了，就為一個“濮議”，為何就成為了呂誨司馬光口中的奸邪之人呢？

然而，對立的兩派並不一定就是大奸大惡之人，范仲淹、韓琦、歐陽修被後世稱為君子，呂誨也以敢諫執政大臣，關注時政而聞名於世，清康熙帝稱讚他的《選部論》為“綜名實以立言，足資經濟”。所以，他們的爭鬥就如梁啟超所說的，純碎是讀書人之間的意氣之爭。

“要之宋之朋黨，無所謂君子小人，純是士大夫各爭意氣以相傾軋。”

三、司馬光承前者之風，行意氣之事

事過六年，王安石剛剛升任副宰相推行新政，呂誨又以十大罪狀彈劾王安石，上疏錄一開始就寫道：“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系時之休否也。”，此時，王安石的抱負還未施展開來，各項法令還沒有施行，呂誨根據什麼說他是大奸之人，投機之人，這與之前的“濮議”之爭他沒有達到目的，就不惜誣告韓琦和歐陽修一樣，如出一轍，攻擊新法最用力的還有範純仁，範鎮，1085年神宗去世後，朝廷執政官司馬光、呂大防將新法全部廢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攻擊“濮議”的人其實就是現在攻擊新法的人。

做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中最積極反對變法的人物，呂誨他大肆汙衊，詆譭別人，不惜被貶以獲得更好的名聲，來體現自己價值，這就是當時朝廷風氣，文人特點。所以，在慶曆年間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遭到無端誹謗，與韓琦、富弼同時被罷免，難怪御史中丞王拱辰會說出：“我把他們一網打盡了。”這類話了。

司馬光在《奏彈王安石表》中，說王安石“妄生奸詐，熒惑聖聰”，“牽合衰世，文飾奸言，徒有嗇夫之辨談,詎塞諍臣之正論”，想到此，不禁為之惋惜，本應惺惺相惜的兩位文壇巨匠，最後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總結：

筆者從呂誨攻擊“濮議”到汙衊新法，看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派，由最初的政見不同，演變為純粹的意氣之爭，地位之爭，但也只是相恨，而無廝殺，前者以維護”祖宗之法“為由，力諫來為自己博取好名聲，後者為實現理想抱負而貶謫異己；王安石所施新法，不論是否合理，司馬光們都一概反對，而司馬光們提出反對意見，王安石也不採納。這個角度來看，變法更像是一場你爭我奪的內訌而已。

司馬光在王安石去世後,還稱道“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而且建議對王安石“宜優加厚禮。”，不久,當了一年多宰相的司馬光去世了。從此,各領鳳騷的變法之爭成了歷史。

個人看法，不過是要建立道德倫理社會，還是建立金融競爭社會之爭罷了，北宋是中國運用市場競爭經濟比較發達的朝代，但是往往商業市場經濟社會建設，主政者早期推崇的都是公平廉政的國家官員體系，也是我們後人所喜聞樂見的北宋朝代故事，都是以清官公正廉潔的故事較多的，如楊家將、寇準、包青天等等故事，其實市場經濟並不是如某些網友講，放開、開放！市場經濟就會活躍生猛的，北宋掌權者早期是深知並非常會運用管放手段的，就算王公貴族犯法越權，監察的如開封府等等機關，都有權法辦處理，正因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場監察機制，北宋的市場資本主義早期發展就讓社會顯現繁榮的景象了，但是後期的北宋就如《水滸傳》所描述的景象，貪汙腐敗橫行，經濟開始走下坡路了，稅收收不到中央政府手裡，實際就是社會缺的是權威廉政建設，但是王安石選用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建設，將國家用公司的原理治國，公司的生存之道就是爭奪，但國家的生存之道是穩定發展，變法後如果沒有強大的監察能力，官員們都發狂地向平民搶錢為業，而不是將政務監督角色存在，國家的骨架棟樑當然很快就垮塌了，也是王安石變法快速走向失敗的主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