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從戰國開始寫，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原因，我自己瞎琢磨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重複。

因為戰國之前的歷史，已經有了《春秋》和《左傳》這兩本書，而且這兩本書寫的還挺好，所以司馬光沒必要跟這兩本經典爭個高低。更何況年代久遠，很多東西也不好考證。

第二個原因就是無聊。

從武王伐紂建立大周天下，到三家分晉為分界線，天下進入戰國的大爭之世。而之前夏商西周的歷史，並不是特別精彩，政治、陰謀、權術、戰爭等等還只是剛開始，遠沒有後世這般跌宕起伏。而《資治通鑑》之所以叫《資治通鑑》，資是幫助、學習，治是治理，通是貫通前後古今，鑑是鏡子是對比。所以《資治通鑑》的本意是讓看的人以史為鏡，前車之鑑，後車之師，這應該也是《資治通鑑》能成為帝王術的原因之一。

所以司馬光經過反覆斟酌，決定從三家分晉的精彩故事開始寫。

準確來說不是三家分晉，而是三家列為諸侯，這只是三家分晉這個大過程的其中一個步驟或事件，真正意義上的“三家分晉”要到20多年後了。為什麼以此為起點呢？

首先，這是“續”的問題。《資治通鑑》的起點主要是以儒家衛道士自居的司馬光本著“續傳不續經”的原則而定的。

這其實由執筆《資治通鑑》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劉恕點明過：恕蒙闢寘史局，嘗請於公（司馬光）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資治通鑑外紀·序》

也就是說，司馬光認為孔子所作的經典《春秋經》是不能覆蓋的，也是不能再續的，否則有“僭聖”之嫌。但起點也不能距“獲麟之歲”（《春秋經》的終點）太遠，所以就定在了三家列為諸侯這個點上，續的是終於智伯滅亡的《春秋左氏傳》。

這點宋人王應麟也指出過：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通鑑答問》

看了《資治通鑑》第一卷就知道，司馬光認為周天子列三家為諸侯，使大夫（陪臣）僭於諸侯之上，是禮法崩潰的標誌性事件，特別是其提到“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顯然含有警戒天子（尤其是宋神宗這種銳意變法的皇帝）的目的。

從宋神宗御製的序來看，他應該也讀懂了這一點：光之志以為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

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也就是說，周朝的“王制”即周朝的“祖宗之法”隨著威烈王封三晉而崩潰，將此作為起點，司馬光的言外之意不難讀出。所以，這也是以守護“祖宗之法”為己任的司馬光將三家列為諸侯作為《資治通鑑》起點的一個原因。

《資治通鑑》，聽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部通史。一部通史該從哪兒開始？擱一般人想，肯定得是個什麼元年吧。但這本書編年的開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就算對中國歷史很熟悉的人，聽到這個年份，也會覺得很茫然吧？這一年有什麼特別的？《資治通鑑》怎麼會從這麼不當不正的一個年份開始？因為《資治通鑑》不是史官的史書，而是政治家的史書。

▲資治通鑑

全書從哪一年開始，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因為它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史學問題，而是一個有著開宗明義之功的古代意識形態問題。

作為一部編年史，《資治通鑑》按照朝代的先後順序，講周朝的部分叫《周紀》，講秦朝的部分叫《秦紀》，然後是《漢紀》、《魏紀》、《晉紀》等等，以《後周紀》結尾，因為後周以後就是宋朝，對於司馬光來說就不再是古代史，而是當代史了。

每一個“紀”包含若干卷，比如《周紀》一共5卷，第一卷叫《周紀一》，第二卷叫《周紀二》，以此類推。每一卷的開頭都會標明本卷內容的起止年份。

從朝代選擇上看，《資治通鑑》的內容從周朝開始，徹底拋棄了商朝、夏朝和更加久遠的三皇五帝，這是為什麼呢？

◆從史料編纂的角度來看，周朝以前的歷史渺茫難求，很難分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神話，更不可能做出準確編年。

◆從當時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儒家最為推崇的禮制，孔子想要“克己復禮”的那個“禮”，就是被周朝確立下來的，被儒家奉為聖人的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最後的那三位，也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是周朝的開國先賢。

◆理解了這一點之後，你很容易推測，儒家的史書，正常會從周文王開始，或者是從周朝正式開國的那一年開始，但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偏偏選了一個不當不正的年份作為全書的開端，這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這一年，向前距離周朝開國大約6個世紀，向後距離周朝亡國182年。

◆這位周威烈王也算不上是個多麼像樣的天子，即便司馬光對他有偏愛，至少也應該把《資治通鑑》的開頭安排在周威烈王即位的元年才對，而不是即位之後的第二十三年。

◆非但《史記》那一類的紀傳體史書不會這樣開頭，就連《春秋》和《左傳》這種編年體的先驅也不會這樣開頭。

◆司馬光為什麼別出心裁，一定有他的深意。

◆要想理解這層深意，我們首先需要知道《資治通鑑》和其他史書的一種區別：並不是編年體和紀傳體那種形式上的區別，而是立意上的區別。

▲資治通鑑殘卷

◆《資治通鑑》是政治家編寫的史書，而不是史官編寫的史書，“資治”二字是重點。

◆所以，《資治通鑑》既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歷史哲學專著，如果僅僅把它當成史書來讀，就會惹作者傷心了。

◆作為歷史哲學專著的《資治通鑑》，才一開篇就要確立一套價值體系，標榜出這套價值體系裡的核心訴求。

◆無論是一個人規劃自己的職業，一家公司安排自己的運營，還是一個國家決定基本國策，都會存在核心訴求和次要訴求。

◆一個國家的核心訴求可以有很多種選擇，比如強大、富裕……雖然這些訴求聽上去都很誘人，但核心訴求只能有一個，其餘訴求都要為核心訴求讓步。

◆道理很簡單：資源永遠是有限的，任何一種資源調配都意味著有取有舍，對取捨的標準越明晰，運作就越高效。

◆《資治通鑑》作為一部由政治家操刀，意圖在於“資治”的編年史，一開篇就讓儒家意識形態成為主角，開宗明義地講出一個國家最應該有的核心訴求：穩定。

◆《資治通鑑》之前的一切正史，從《史記》、《漢書》到《新唐書》、《新五代史》，都沒做到這一點。史官寫的歷史和政治家寫的歷史，就是如此不同。

◆借用莎士比亞的臺詞：在《資治通鑑》面前，“此前所著，皆為序章”。

◆從編年史的技術角度來看，《資治通鑑》是接著《春秋》和《左傳》來寫的。

◆《春秋》站在魯國的角度，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開始，結束於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這是孔子去世的時間。

◆《左傳》作為《春秋》的補充讀物，結束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交代了魯哀公的人生結局，還記錄了當年發生的一件大事：中原強國晉國以智襄子為主帥，進攻鄭國，鄭國向齊國求救，齊國以陳成子為主帥，出兵援救鄭國。陳成子對智襄子有一句評價，原話是“多陵人者皆不在”，意思是經常欺負人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左傳》有一種敘事風格，凡是這種評價性質的，帶有預言意味的話，後文都會出現相應的事實，以此證明前邊的評價很恰當，預言很準確。

◆既然記錄了陳成子這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後文就要交代這句名言是如何應驗的。

◆所以《左傳》雖然編年結束在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在全書的最後，宕開一筆，跨越多年，記載智襄子因為貪得無厭和剛愎自用的緣故，被晉國的韓、趙、魏三大家族聯手滅掉，這才結束全書。

◆《資治通鑑》編年的開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發生的歷史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韓、趙、魏三大家族的族長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從此才有了戰國七雄當中的韓、趙、魏三大強國。

◆《資治通鑑》雖然詳細記載了智襄子身死族滅的前因後果，明顯接上了《左傳》，但從嚴格的編年意義上看，《左傳》編年結束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距離《資治通鑑》開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早了足足65年；《左傳》記事結束於智襄子身死族滅，這是周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距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也還有整整50年。

如果《資治通鑑》真想續接《左傳》，為什麼要留出這麼大的一段編年空當呢？

從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來看，智襄子的滅族，有一場春秋戰國時代罕見的大規模戰役，堪比長平之戰，當然值得大書特書，而周威烈王把韓、趙、魏三大家族的族長封為諸侯，只不過是一紙任命，波瀾不驚。

再從因果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兩件事明顯前者為因，後者為果，前者駭人聽聞，後者水到渠成。

韓、趙、魏三大家族聯手消滅智襄子，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財富，“三家分晉”局面已成，一些歷史學家把這件事作為戰國時代的開端，意義不可謂不重大。

然而在司馬光看來，“三家分晉”的意義遠不如周威烈王的分封來得重要，前者只配作為後者的補充說明，不配作為一部歷史哲學著作的開篇。

這樣的斟酌和取捨，顯示出政治家的歷史觀和史學家的歷史觀截然不同。

在政治家看來，一件表面上平淡無奇、波瀾不驚的事情，其實涵義重大，影響深遠，無論怎麼高估都不為過。

以儒家的標準來看，“三家分晉”屬於禮崩樂壞的典型事件，韓、趙、魏和智氏家族這四大家族都是晉國的貴族，卻完全無視晉國國君的存在，自作主張掀起內鬥。

而在司馬光看來，所謂“三家分晉”只是三大家族“事實上”瓜分了晉國，形成了三個獨立政權，而若干年後周威烈王封三家為諸侯，意味著三家作為三個新興的獨立政權，從此擁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義上”可以和晉國國君分庭抗禮。

也就是說，原本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竟然獲得了官方認可，把自己洗白了。

在儒家的價值體系裡，名義問題是底線問題，哪怕既成事實無法推翻，名義上也不能做一絲一毫的讓步。

孔子有一個著名的主張，認為治國的第一要務就是“正名”。

學生子路認為老師的觀點太迂腐，這就引出了孔子的那段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

正是因為儒家把名分問題擺在了政治學的制高點，所以儒家才有一個別稱，叫作名教，那些擾亂名分規則的人因此被稱為“名教罪人”。

這種價值觀確實很有迂腐的一面，因為在很多人看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比虛無縹緲的名分重要得多，後者完全應該為前者讓路。

▲資治通鑑殘卷

實幹家往往會有這種態度，最著名的就是曹操，他在位高權重的時候飽受猜忌，有輿論要他交出兵權，回到封國養老，曹操為此寫了一篇《讓縣自明本志令》，說自己絕不交權，因為一旦這樣做了，就沒有實力來抵擋政敵的迫害了，家族和國家都會遭殃。

說到這裡的時候，曹操留給我們一句名言：“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

名是虛的，禍是實的，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資治通鑑》是以“穩定”作為核心政治訴求的，在儒家體系裡邊，必須正名才有穩定。

用司馬光自己的話講，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時候，禮被周朝王室親自破壞，而禮的破壞，拉開了戰國分裂爭鋒的序幕。

在司馬光看來，禮並不是只是一種禮樂，而是一種規則。在西周之時，周朝制定了一種規則，被稱為《周禮》這種規則，規定了國家的制度，職能，天子諸侯的名分，各部官員的工作，明確了尊卑貴賤，讓一個國家的執行真正的做到有章可循。如果講《周禮》比作現在的《憲法》這一點都不為過。

春秋時期，禮樂崩壞，意味著規則也在受到不斷挑戰。但這種挑戰，始終只是諸侯國個人的行為，並不被官方認可。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時候，周王室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親自破壞了這個規則。這就意味著，天子已經認可諸侯的行為，規則便不復存在。

在司馬光看來，三家分晉是一種對規則的挑戰，是濃縮版春秋戰國。卿大夫的勢力已經發展到足以威脅到天子的地步，這是不爭的事實。晉國作為周朝王室後裔，是根正苗紅的姬姓諸侯國，他的威信和尊嚴，也代表著周王室周天子的尊嚴。當他的尊嚴被踐踏，完全觸動周朝的根本。

讓司馬光非常痛心，甚至憤怒的是，周王室的官方承認，意味著以下犯上，以臣弒君成為合法的工作。從這一刻開始規則被徹底打破。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的清楚，“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誰得而討之？”所以，才會得出核心觀點：“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司馬光是一個追求穩定，崇尚禮儀，尊重規則的人，他將戰國作為《資治通鑑》的開頭，正是因為，威烈王二十三年這個錯誤的行為，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以及另一個時代的起點。後續的千年，都是以這個時間點為開端。因此，司馬光並不是隨意而為。他經過深思熟慮，從一個史學家的角度，找到了一個並不起眼，卻改變歷史的關鍵一年。

春秋初期形勢圖

因為《資治通鑑》是政治家編寫的史書，而不是史官編寫的史書，“資治”二字是重點。《資治通鑑》既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歷史哲學專著。《資治通鑑》作為歷史哲學專著，一開篇就要確立一套價值體系，標榜出這套價值體系裡的核心訴求。全書從哪一年開始，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因為它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史學問題，而是一個有著開宗明義之功的古代意識形態問題。《資治通鑑》作為一部由政治家操刀，意圖在於“資治”的編年史，一開篇就讓儒家意識形態成為主角，開宗明義地講出一個國家最應該有的核心訴求：穩定。

《資治通鑑》之前的一切正史，從《史記》、《漢書》到《新唐書》、《新五代史》，都沒做到這一點。史官寫的歷史和政治家寫的歷史，就是如此不同。

借用莎士比亞的臺詞：在《資治通鑑》面前，“此前所著，皆為序章”。

《春秋》站在魯國的角度，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開始，結束於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這是孔子去世的時間。

《左傳》作為《春秋》的補充讀物，結束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交代了魯哀公的人生結局，還記錄了當年發生的一件大事：中原強國晉國以智襄子為主帥，進攻鄭國，鄭國向齊國求救，齊國以陳成子為主帥，出兵援救鄭國。陳成子對智襄子有一句評價，原話是“多陵人者皆不在”，意思是經常欺負人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左傳》有一種敘事風格，凡是這種評價性質的，帶有預言意味的話，後文都會出現相應的事實，以此證明前邊的評價很恰當，預言很準確。

既然記錄了陳成子這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後文就要交代這句名言是如何應驗的。

所以《左傳》雖然編年結束在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在全書的最後，宕開一筆，跨越多年，記載智襄子因為貪得無厭和剛愎自用的緣故，被晉國的韓、趙、魏三大家族聯手滅掉，這才結束全書。

《資治通鑑》編年的開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發生的歷史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韓、趙、魏三大家族的族長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從此才有了戰國七雄當中的韓、趙、魏三大強國。

如果《資治通鑑》真想續接《左傳》，為什麼要留出這麼大的一段編年空當呢？

名分和事實，哪一個更重要？

這樣的斟酌和取捨，顯示出政治家的歷史觀和史學家的歷史觀截然不同。

在政治家看來，一件表面上平淡無奇、波瀾不驚的事情，其實涵義重大，影響深遠，無論怎麼高估都不為過。

以儒家的標準來看，“三家分晉”屬於禮崩樂壞的典型事件，韓、趙、魏和智氏家族這四大家族都是晉國的貴族，卻完全無視晉國國君的存在，自作主張掀起內鬥。

也就是說，原本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竟然獲得了官方認可，把自己洗白了。

學生子路認為老師的觀點太迂腐，這就引出了孔子的那段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

正是因為儒家把名分問題擺在了政治學的制高點，所以儒家才有一個別稱，叫作名教，那些擾亂名分規則的人因此被稱為“名教罪人”。

這種價值觀確實很有迂腐的一面，因為在很多人看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比虛無縹緲的名分重要得多，後者完全應該為前者讓路。

實幹家往往會有這種態度，最著名的就是曹操，他在位高權重的時候飽受猜忌，有輿論要他交出兵權，回到封國養老，曹操為此寫了一篇《讓縣自明本志令》，說自己絕不交權，因為一旦這樣做了，就沒有實力來抵擋政敵的迫害了，家族和國家都會遭殃。

說到這裡的時候，曹操留給我們一句名言：“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

名是虛的，禍是實的，孰輕孰重，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