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鎮和洛陽之間屬於階級矛盾，這是雙方間無法調和的。

六鎮是鮮卑老貴族集團，在遷都洛陽前，鮮卑貴族子弟以能進入六鎮為榮，朝中大員大多出身六鎮。

但隨著北魏勢力向南發展，魏帝的重心必然向南，自然而然作為北方屏障的六鎮，無論是軍事作用還是政治作用大大降低。

以前六鎮的兵是大爺，現在六鎮的兵是沒爹媽的孩子，這樣的落差誰也受不了（時間間隔並不長）。

這是表面的原因，再深一點就是遊牧式的老貴族同莊園新貴族間的矛盾。老貴族喜歡放牧經濟，而新貴族（漢化）喜歡農奴莊園經濟，類似美國南北戰爭，雙方打起來是遲早的事。

孝武帝也無可奈何，不漢化在中原站不住腳，漢化必然導致新舊貴族的衝突。北魏滅亡不是因為沒有安撫六鎮，而是洛陽腐朽（當然還有其他原因），若洛陽強大，六鎮翻不起什麼浪花的。

民族融合是歷史的大趨勢，北魏時期，漢族與鮮卑族已經在融合了，而孝文帝實際上透過自己的權力加速了融合的速度。

而在融合的過程中，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說，即便沒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漢族與鮮卑族也會慢慢的積累矛盾，從而來一次大爆發。

北方六鎮的將領都是鮮卑的老牌貴族，地位最為尊貴，然而孝文帝一遷都，由於經濟和政治中心的轉移，他們的地位一落千丈。

而他們的軍事實力又最為強大，結果起兵，很輕易的分裂了北魏。

如果從長遠考慮，北魏的迅速分裂反而是一件好事，矛盾這種東西，自然是越早爆發越好。

北魏滅亡，東邊的高歡建立東魏，它所代表的依舊是老牌鮮卑貴族的利益。而西邊的宇文泰建立了西魏，為求發展，積極與漢族融合，他反了孝文帝，然而走的依然是孝文帝的老路子。

而事實證明，這條路是對的，最後，北齊滅亡，北周再次統一了北方。

六鎮起義是發生於北魏正光四年的一次動亂，這次動亂的原因是當時北魏用於防備柔然的北方六鎮因為長期不發兵餉而引起計程車兵譁變，最後起義雖然失敗，可隨之而來也是強大的北魏就此分崩離析，爾朱榮、高歡、宇文泰等豪傑梟雄並起控制了北魏朝廷，並最終分裂為西魏和東魏，可以說六鎮起義是北魏由盛轉衰的節點，是北魏朝的“安史之亂”。

而說到魏文帝拓拔宏漢化改革，歷代史學家都是對其大豎拇指稱讚的，很少有人會將其和六鎮起義聯絡起來，可事實上，在魏文帝改革的後期，朝廷和以鮮卑人為主的六鎮就已經有了各種隱藏的矛盾，說漢化改革是引爆起義的導火索也是不為過的。至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總結而言就四個字：“過猶不及”。

拓拔宏的漢化改革是有傳承性的，也是逼不得已的

在北魏、南宋相繼建立後，中國已正式進入了南北朝分立的時代，當時南朝政權一直把持在漢人手裡，得到了南北兩方占人口、文化大多數的漢人支援，自北魏建國以來就不斷有漢人偷渡南下投奔南朝。北魏雖然以漢朝帝王為榜樣，不斷地輕刑簡法，可對於漢人逃亡奔南這事，卻制定了十分嚴厲的處罰，嚴重者可判處死刑、家人流放：

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

在人口此消彼長的環境下，北朝的經濟實力逐漸減弱，而自符堅淝水之戰後，北方的軍隊已經難以承擔大規模的南征了，反倒是南方諸朝實力開始強大，不斷有北伐戰事，甚至在南方四朝中實力最弱的陳朝，也有過兩次北伐戰爭，差點就滅亡了內憂外患的北齊政權。

為了爭取漢人的支援，漢化已經是自太祖拓拔珪之後，北魏歷朝帝王最主要的執政目標，拓拔珪天興元年就開始按照周禮，“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了，到北魏世祖拓拔燾後期，還把年號改為了“太平真君”，意圖以當時漢人多信奉的天師道教（由張角的太平道和張魯的五斗米教轉變而來）來拉攏北方世族的支援。

像號稱“北方第一名門”的清河崔氏，其家主崔浩為拓拔燾宰相，拜了當時天師道魁首寇謙之為師，還引薦給拓拔燾教習儒家文化，後來拓拔燾還照著漢朝皇帝封禪的做法，親自去祭祀嵩山，史稱“崇拜天師，顯揚新法，宣佈天下，道業大行”。

到了拓拔宏時期，繼續漢化的做法，是關係到整個北魏政權興亡的重要因素，這即是國家由遊牧文化轉變為傳統儒家文化的延續，也是爭取北方漢人的向心力，為日後統治南方所做的準備。在太和十四年時，也就是拓拔宏親政當年就開始全盤漢化，還遵循儒家文化，為已故的馮太后守孝三年，恢復各種周禮，重用漢人士官等等。

而且拓拔宏還做了一件前朝帝王都沒有做的事，那就是確立自己的正統性：

自五胡十六國以來，除了漢帝劉淵自稱為劉邦子孫之外，其他各國基本都沒把正統這事放在心上，就連為數不多的幾個漢族政權也沒有，這對自秦朝以來就定下的“王朝正統繼承製度”來說，無疑是一件十分難堪的事；也就是因為這樣，中國的正統權一直都掌握在南方東晉的手裡，而北方則被冠上五胡亂華、十六國並立的稱號，百姓官員也有了歸屬，因為只要站在東晉的立場上，那就掌握了絕對的政治正確，而那些身處北方幫助五胡的漢族官員，則要背上漢奸的罪名了；於是，拓拔宏親政後就召開了一次大會，規定北魏朝的正統傳承，在群臣們喋喋不休地爭論之下，把一個傳說中的拓拔始祖拓拔力微給挖了出來，說他和晉武帝司馬炎有親，又幫助過西晉朝的建立，所以北魏繼承了西晉正統，是“根正苗紅”的正統政權；至於南方的東晉朝，則是一個偽政權，叫做“僭晉”、“島夷”，而東晉則稱北魏為“魏虜”，雙方罵戰不斷，反正都是為了拉人，在道理上立於不敗之地。拓拔宏這招還被後來的政權所借鑑，比如清朝，就公開宣佈自己是繼承明朝的正統，同樣也是搬出一個祖先，說他是大明官員，和大明有關係巴拉巴拉的。

在確立了正統地位後，拓拔宏又繼續漢化，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遷都洛陽、改姓易服和實行“均田制”了，規定所有鮮卑家族改穿漢服、使用漢姓，連北魏官方語言也由鮮卑語漢語並存，變為漢語一支獨大的局面，這幾點也使得北方民族之間的矛盾開始緩和，北方世族名門也正式承認北魏的身份，心安理得地為鮮卑拓拔家辦事了。

可是在這場熱火朝天的漢化改革之中，北魏爭取到了漢人的支援，可卻忽略了北魏的立身之本——鮮卑貴族，這一幫手握兵權的鮮卑貴族，對漢人地位提高始終是心懷芥蒂，而元宏（拓拔氏後改姓元氏）也因為死得過早（年僅三十三歲），對這一系列的禍患沒來得及更正，最後才爆發了六鎮起義。

六鎮起義的伏筆，其實在元宏遷都的時候就埋下了

在確定了北魏的正統身份三年後，元宏就開始著手遷都的事宜，可是此舉牽扯到整個北魏皇族的貼身利益，所以反對最強烈的就是鮮卑貴族，本來漢化是祖制，元宏漢化也沒什麼問題，可錯就錯在太過心急和徹底了，連原本是為了防備邊境柔然的首都平城也不要了，還把鮮卑人的姓、衣都給改了，元宏是想要徹底“滅掉”鮮卑啊！

自元宏以誆騙的手段遷都洛陽之後，鮮卑上層對此就十分排斥，連太子元恂都對此頗有微詞，趁著元宏去嵩山祭祀的機會發動兵變，最後還被元宏廢為平民了，可見當時的鮮卑貴族，對於元宏的過度漢化是很反感的，只是礙於元宏的地位和為數眾多的漢人，一直只能隱忍不發而已。

當年拓拔珪之所以把首都設在平城，就是因為此地離柔然部落較近，在柔然有動作的時候可以快速調動軍隊北上，而在太武帝拓拔燾時期，曾發動過數次滅柔然之戰，把柔然打得奄奄一息，無法在短時間內對北魏造成威脅；可是拓拔燾也沒有對其趕盡殺絕，而是選擇了戰略性撤退，如此一來柔然的勢力又開始發展起來，到了元宏時期，柔然已經成了北魏北部最大的威脅了，為了應付柔然，元宏不惜成本地在平城北部建立了一條兩千裡的長城，還把北魏最精銳的軍隊安置在各處邊境據點，稱為“鎮”，六鎮就是由鮮卑軍戶所組成了六個北方要害位置；由於在元宏之前，六鎮離北魏首都很近，所以六鎮軍隊名義上為邊軍，實際上為中央禁軍，其軍官一水兒為鮮卑貴族，漢人一輩子都不可能染指，而且按照慣例，北魏皇帝每一年都要巡視一下六鎮，表揚賞賜六鎮軍隊，給予他們特殊的榮耀，可是自從元宏遷都之後，六鎮離中央遠了，自然這種提拔六鎮榮譽的做法也就不復存在了。

在元宏開始下詔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度後，原本以軍功自居的六鎮軍民都開始沒了免稅的特權，和普通老百姓一樣都要交稅，還得負責對付北方柔然的壓力。本來這種寓兵於農的政策，在曹魏和唐朝前期都實行得很好，可是元宏卻搞混了，原本就只專心於打仗的鮮卑貴族，現在卻需要改變現狀，搞他們不擅長的農耕勞作，結果就是六鎮軍官私吞土地，把軍隊屯田出租出去搞錢，軍屯自此荒廢。

而原本低人一等的漢人，在元宏的一路綠燈之下卻能夠入主中央禁軍，例如太和十九年，元宏就下詔召集天下武勇之人十五萬，充作羽林、虎賁等宿衛之職，這個原本只有鮮卑人才能當任的重要職位，就這樣被漢人給搶了去，身份高貴的六鎮則一步步地被邊緣化，被排除在了朝廷之外。要是元宏能夠改變一下，將六鎮和中央對調一些的話，或許六鎮和中央之間的矛盾也不會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了。

除了六鎮的地位降低之外，北魏朝廷因漢化而導致的奢靡之風盛行，是最終引爆六鎮起義的炸藥

基本上每個少數民族在進行漢化的時候就會遇到上層階級被奢靡風氣侵襲的問題，尤其是原本就是漢人當家做主的漢族政權，在國家強大了、有錢了，無一例外地都逃不過驕奢淫逸的魔環。而在元宏去世後不久，這個魔環已經開始套住中央機關的鮮卑貴們了。

以繼承元宏帝位的北魏宣帝元恪時期來說，身處中央的各位元家王爺都在鬥富，元恪的兩個兒子元愉和元懷就經常互相攀比，比誰家裡錢多，元恪的叔父元禧私自侵吞了大量的國家土地和鹽鐵產業，自己鑄錢自己用，北海王元詳，明碼實價地賣官鬻爵，百姓只要能交五百匹絹，就能拿個郡的長官做做。這一樁樁一件件事元恪都是看在眼裡的，可是他沒有去阻止，只能任由事態繼續惡化下去。

在引爆六鎮起義的懷荒鎮鎮將於景不發軍糧的事件中，其原因是因為不久前六鎮在對付柔然入侵的表現很不理想，被柔然騎兵到處肆虐，擄掠了數萬人口和上百萬的牛羊後瀟瀟灑灑地離去。柔然的囂張使得北魏朝廷遷怒於六鎮作戰的不力，於是下令停發六鎮的軍餉以示懲戒。

可是朝廷沒想到的是，在中央官員的折騰之下，北魏國庫已經是臨近乾枯了，不要說士兵的軍餉和百姓的賑災款，就連軍官的俸祿都未必能如期發放，而六鎮軍官也有樣學樣，照著中央領導的做法私吞軍田、餉銀，六鎮軍戶的怨氣沖天，不斷有小規模起義發生和鮮卑軍戶的逃亡。到北魏後期，六鎮裡的軍戶已經從原本的鮮卑人變成了匈奴、高車等部落的混合編制，甚至於還把內地捉捕到的犯人流放到六鎮，作為處罰。

到了六鎮起義大爆發的時候，實際上的六鎮軍戶已經不是和北魏朝廷有民族血脈的鮮卑人，而是多個民族的合體，而六鎮軍官們多為鮮卑人，自然首當其衝，成為六鎮軍戶用來祭旗的最佳人選了。像六鎮最先起義的懷荒鎮，其長官於景就是鮮卑人，被逼上絕路的懷荒鎮士兵們將其殺死，正式起義，而最早稱帝，和北魏朝廷對抗的破六韓拔陵，他原本只是個匈奴兵，也是靠著誅殺沃野鎮的鮮卑鎮將而得以起義的。

總結：元宏是否對六鎮的安撫不當？我認為還是的，他一改前輩們潤物細無聲的蠶食方針，選擇一口氣將鮮卑文化抹殺的鯨吞政策，讓北境六鎮處於難以調節的轉變期中，使他們對朝廷的怨氣與日俱增，直到最後因為一次普通的剋扣工資事件，而將北魏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至於元宏是否需要為北魏的滅亡負責？我認為要，但不是主要責任，元宏之錯不在於漢化，而是在於過於急躁，也因為他死得太早了，很多後續修補工作都沒來得及做，只能交給後人，可是死亡這事誰都說不準，元宏雖死，但如果後世能夠出現一位雄主的話，也可以修補好漢化而留下來的各種漏洞，像清朝雍正皇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惜了元宏之後北魏再無雄主，對於六鎮的問題、中央的腐敗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得過且過就算了，這樣下去北魏的滅亡早已是成為定局的了，就算沒有六鎮起義，那外戚干政、權臣弄權的問題也遲早會出現，北魏依舊難逃一劫。所以我認為元宏雖然需要對北魏的滅亡負上一定的責任，可不能全部推給他，而忽略了整個北魏朝廷應有的責任。

北魏孝文帝以遷都為標識的深度漢化改革按照客觀規律來說，對北魏王朝實力的增長和國力的提升是有巨大幫助的。一如數百年前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一樣石破天驚，正是由於北魏王朝的深度漢化改革才讓北魏避免了和前秦一樣短命崩殂的命運。甚至為後來隋唐等中原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但是遺憾的是由於孝文帝英年早逝，導致這場深度漢化改革並不完整。改革向來是動盪的，如果沒有配套的政治制度進行相應的安撫很容易激化新舊利益集團的矛盾。正是由於孝文帝的早逝，所以很多配套制度沒有來得及執行。所以這個漢化改革是殘缺的，不徹底的。

雖然都城南遷洛陽造成了南遷新興貴族與故都利益集團的割裂甚至對立導致了北魏的分裂，但是不能因為這樣的結果就一葉障目、以偏概全的否定孝文帝的深度漢化改革。殘缺的深度漢化改革由於制衡制度的缺失造成了兩面性的結果：遷都造成統治中心南遷穩定了黃河流域的統治，但是激進的改革政策、新興的貴族集團的興起與故都保守的鮮卑貴族集團矛盾激化。這是造成北魏中後期的社會動盪和政權滅亡的主要原因。 孝文帝深度漢化改革的殘缺具備鮮明的兩面性，利弊都很明顯 魏孝文帝的遷都改革本質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是需要長時間甚至幾代人持續推動才可以開出燦爛的花朵。改革過程中不能一味強硬，要剛柔並濟照顧全面的利益才能見到最大的成效。可惜由於孝文帝的英年早逝，這場由他發起的改革沒有得到全部的推行，殘缺的改革一定是有後遺症的。 遷都漢化直接催生了南遷利益集團，而北方傳統保守的鮮卑貴族集團的利益則受到很大的損害。北魏政權沒有敏銳的關注到南北兩大集團矛盾升級以及不可調和，最終的結果就是北方六鎮起義嚴重損傷了北魏國力。軍閥爾朱榮的擅權與河陰之變，就已經奠定了北魏衰落的命運。從此軍閥政治一直深深的影響著北魏後期政權，從孝文帝改革到北魏作為統一政權滅亡分裂為東西魏也不過短短四十年。也許這就是大家對孝文帝漢化改革疑慮所在了。 北魏孝文帝遷都改革的必要性 北魏故都平城（大同）作為拓跋鮮卑龍興祖地的政治中心長達百餘年。北魏前身代國時期就在這裡孕育和發展。平城地處農耕文明和遊牧文化結合部，此地宜耕宜牧。並且地處南北要衝，進可攻退可守。

所以在初步吸收農耕文明發展的同時，仍然保留了濃厚的鮮卑習俗以及強悍的戰鬥力。所以在中原因戰亂政權頻繁更迭的時代，鮮卑拓跋氏依然攻守自如。打不過就跑唄，憑藉精銳騎兵向北可遁入草原儲存實力。除了由於代國內鬥被前秦趁機滅國外，鮮卑拓跋氏一直憑藉自己地緣優勢俯瞰中原各大勢力。

所以百餘年的國都經歷，早就為平城培育出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團。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堅持鮮卑舊俗的保守利益集團影響越來越大，甚至已經對朝廷政策的頒佈執行以及皇權都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和掣肘。包括鮮卑在內的五胡從草原崛起進入中原，文明依然相對較低保持著民族舊俗。如果一直是遊牧勢力，這樣的制度無可厚非。但是一旦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稱帝的話，就會面臨著類似影響力較大的部落長老和皇權二元制的局面。北魏也不能免俗，依然保持著奴隸制舊俗和封建制帝王一言九鼎並立的局面。

進入中原的時間越長，受到中原文明的衝擊就越大。儒家文化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對於五胡政權的帝王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沒有任何一位帝王不覬覦一言可決的權力的誘惑。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凡是在中原建立長久政權的民族都經有過這段痛苦的經歷。

契丹建立的遼國、女真建立的金國、蒙古建立的大元王朝等等都經歷過去舊俗、固皇權的痛苦過程。忽必烈為何不當什麼大汗非要建基稱帝，這還不是權力的因素嗎？魏孝文帝也是如此，為擺脫舊貴族的影響、維持帝王一言九鼎的地位才決定冒險遷都並進行深度漢化改革。 孝文帝遷都及深度漢化改革的利弊 由於反對改革和遷都的力量太大，即使以百餘年帝王威壓也不能改變保守勢力的意見。所以孝文帝不得不採用欺瞞的方式，藉口親征南朝才率領軍隊和王親貴胄從平城向南進發。行軍艱苦，隨軍的貴族早就叫苦不迭。等行軍至洛陽時孝文帝宣佈遷都，這讓保守貴族猝不及防。在安撫完成後孝文帝實施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目的是鞏固皇權提升北魏國力。 遷都造成了統治中心的南移，不但給予南朝軍事上的壓力還輻射帶動了整個中原地區的發展。

可以說孝文帝的改革為少數民族長期治理中原開創了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真正做到了胡漢共治。孝文帝的改革涉及到吏治、稅制、官制、均田制、改漢姓行漢俗、尊孔吸收漢族人才，可以說本質上打擊了鮮卑舊俗對北魏政權的掣肘；客觀上提升了皇權的地位。 遷都和漢化改革極大的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黃河流域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漢化和提升漢人地位的措施大大緩解了社會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客觀上在魏晉遺留的空談、軟弱的漢族性格基礎上重新注入彪悍、尚武的性格，為以後漢唐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尚武的精神不是說有就有的）。

遷都的弊端： 但是由於孝文帝去世較早，所以改革並不徹底且留下隱患較多。從遷都到魏孝文帝去世只有五年時間，改革所衍生的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來不及消除。改漢姓、說漢話、興漢俗這讓本來就對孝文帝遷都不滿的北方保守貴族更加的怨聲載道。遷都必然會在新都洛陽催生新的鮮卑利益貴族集團，新的利益集團在南方的洛陽暴富。在新的利益集團影響下制定出來的政策法規肯定會深深的影響到北方保守集團的利益。孝文帝在位期間根本來不及對鮮卑遺留的鮮卑貴族進行有效的安撫和補償，長年累月之後就成為國家的動亂之源。 舉個例子：鮮卑本身是草原蠻夷，但是入主中原以後草原權力真空被柔然填充。尤其是漢化之後，鮮卑以中原正統自居反斥柔然為蠻夷。

此時的北魏早就不能像道武帝拓跋燾那樣隨時吊打柔然，所以為防禦北部邊疆被入侵設定北方六鎮。遷都之前的北方六鎮是都城平城的屏障，所以北魏不惜重金打造六鎮。六鎮是鍍金場所，無數鮮卑勳貴子弟透過六鎮的鍍金走上高位。 但是遷都以後北方六鎮的戰略地位直線下降，不但給養裝備比以前差的多而且北方遺留鮮卑保守貴族子弟晉升通道也變的異常狹窄。孝文帝死後，早就在中原醉生夢死習慣的新興貴族哪裡還會想到北方老家的窮親戚。一方面是烈火烹油的南方新貴族；另一方面是日漸困頓的北方保守貴族，這嚴重的造成了鮮卑南北兩大集團的對立和割裂。 在某種程度上說北方鮮卑祖地的貴族已經主動拋棄了這個國家，否則在鮮卑的老家怎麼可能爆發六鎮起義。沒有六鎮起義哪裡有爾朱榮的崛起，沒有爾朱榮的河陰之變北魏政權怎麼會如此動盪。正從爾朱榮開始北魏出現了軍閥操縱政治的開端，所以後來才會在短短的時間內造成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等政權的頻繁更迭。

小結： 孝文帝遷都改革並不徹底，在催生新的利益集團的同時沒有安撫和補償好祖的貴族。如果孝文帝可以長壽，完全可以採用明朝的兩京制在官職和待遇方面給予平城故都遺留貴族以補償。

因為保證了北方貴族的利益就相當於堅固了北部邊防，這是再淺顯不過的道理了。其次孝文帝沒有對新興貴族的奢靡之風沒有配套的壓制制度，隨心所欲的奢靡浪費加重了南北對立。雖然改革註定有犧牲，但是如果處理好這兩方面的矛盾北魏國祚必然會再延續百年。孝文帝的改革就不會成為北魏末世的曇花一現，而應該成為北魏中興的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