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司馬光一生，就做了兩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反對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二是用自己的畢生精力編撰了《資治通鑑》一書。

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為了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支援王安石牽頭，發動了一場社會改革運動。其目的是為富國強兵，挽宋朝政治危機。變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

按理說，這是件大好事，可為什麼司馬光堅決反對呢？最主要的還是政見不同。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分歧主要有兩點，一是重新整理吏治還是變更法度，司馬光認為用人才是關鍵，如果不用好人，再好的制度也沒有用處，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二是在財政上是節流還是開源，司馬光認為節流更關鍵，認為國家的財富是一定的，浪費的多了可供開銷的自然就少了，王安石則認為只有開闢財源，發展生產，國家財政才能充裕。

舉其中一個例子，王安石變法中有一項“青苗法”。這項政策，既可以幫助農民擺脫大地主階級的剝削，又可以提高國家的稅收。但王安石在變法推行過程中，由於用人不當，加上操之過急，出現了一些不正當的做法，比如強迫農民從政府貸款等不合理要求，侵犯了農民的利益。

司馬光的政治道路，有很長一部分時間，是在與王安石進行鬥爭的。對提出進行變法的王安石，司馬光表示了堅決的反對。司馬光的反對，並不是像傳統守舊派那樣，為了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實際上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還是出於對百姓生活的考慮。

司馬光之所以對這樣的變法措施進行反對，是因為王安石的變法政策雖然本來沒錯，但是在各部門各階層實行的時候，卻帶來了不好的效果。中低層官員，按部就班甚至強行推行王安石的變法政策，不僅沒有給百姓帶來利益，還危害了百姓的生活。這就是司馬光反對王安石，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像司馬光自己說的那樣，“曏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僱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谷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

王安石變法，的確有可取之處，但是在具體實行的過程中，過於急切冒進，給百姓帶來了許多禍害，所以司馬光等朝中剛直大臣，都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政策。客觀地說，王安石變法在當時來說是超前的，先進的，只是當時的社會還承載不了，各個方面都不能完全實施。當然，王安石的政治才能與抱負，也不是司馬光所能夠比得上的。

新法本身卻並無大錯。它們無一不是出自“富民強國”的良好願望，甚至是很替農民著想的。但願望和結果並不一致。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而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不能在實施過程中及時修正變革措施，以致“熙寧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宋神宗和王安石當然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宋神宗朝，王安石舉新法，易北宋貧弱之積，曰:青苗，均輸，市易，募役，農田水利等諸法。安石倡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主張開源。

司馬光主張節流。兩君意相左。推新法，必新增部門。如青苗法，競發展為強行攤派，形成傷衣，賤農。如募役，致使為朝野所惡。

先是改革之爭，最終演化為黨爭之禍。

司馬光反對熙寧變法我認為無可厚非，首先二人的出發點都是考慮對朝廷對國家有益的事情，當時的宋朝積弊日久，朝野上下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就是該整治朝政，但是具體怎麼做誰都沒有個具體的方案。這其中王安石率先提出比較完整的一個方案萬言書，當中有許多好的方案，獲得了皇帝的賞識。可是司馬光等人也有自己的主張和認識，本來這是可以展開討論的，但是在皇帝本人的極力推動下，王安石火箭提拔，力推變法，朝堂上打壓反對者，將司馬光等人推到對立面，這造成了雙方彼此對立，你主張的我反對我主張的你反對，這即是一場關於國家命運的鬥爭，也是一場權力的搏鬥雙方都有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意思我想王安石司馬光二人是相互反對的。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王安石的變法是由高層直接推動的，而且是強力推動，我們對變法的理解似乎就是革新，但我認為並不是這樣，變法是一項艱鉅而複雜的過程，我們一般的看法就是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種表述並不能解釋變法失敗的原因，我認為失敗的原因有一下幾條：

1，中國傳統歷史裡的變法完全有高層的直接推動，而變法往往是政治革新，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貶斥政治上有不同主張的官員，這造成一種現象就是變法彷彿是一場政治運動，就是要樹立自己的權威，王安石也不例外，司馬光被貶，蘇軾被貶。政治對手也是一種資源，政治不只有權力，還有妥協，而不是將一個經驗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聽從就是反對者就應該收到打壓，這是變法失敗的一個誘因。這也是商鞅變法秦孝公死後落得車裂的重要原因。

2，就是盲目的將地方性的經驗做法強力推廣到全國，這是將經驗絕對化的操作，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行政效率施政理念也千差萬別，草率的將自己的一些經驗過度的強加給所有州縣，效果必定是參差不齊，甚至可能為害一方。

3，變法不是一倆個人的事情，這至少設計三個層面：皇權、士大夫官僚系統，一般的平民。顯然我們歷史上的變法並沒有形成合力，上面講政治對手也是資源，實際講的就是任何國家層面的方案你應該是多放勢力形成的共識，而不是那麼一小撮人的把戲。顯然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不具備這樣的基礎。

4，變法不是十年八年就能完成的事情，這需要不斷的推進，並不斷的適時調整內容。

司馬光和王安石本來是很好的朋友，同朝為官，都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但是北宋在當時內憂外患，“三冗”問題長久得不到解決，於是宋神宗希望出來一個有能力的大臣解決，改變現狀。於是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變法，即是富國強兵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軍輸法等。

出來抵制。

司馬光預見到這種結果，拼命帶頭反對，他認為變法沒有任何有益於百姓的利處，不但沒有解決百姓的青黃不接的問題，而是害了農民，認為這是拿棍子驅趕別人頭上的蒼蠅，蒼蠅飛了，反而把人打死了，得不償失。

司馬光認為從百姓手中拿錢增加政府收入是一種變相剝削。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於：

王看到自己的動機絕對崇高，而司馬光看到的是變法在執行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和實際社會效果。

兩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結論截然也就不同。矛盾當然無法調和。

王安石發起變法，為何遭到司馬光的反對？

之所以遭到司馬光的反對，最主要的原因是兩人的施政方針不同。

怎麼不同呢？

我們先來說說王安石為何要變法，早在宋仁宗的時候，北宋財政就出現了問題，年年赤字，換句話說，就是錢不夠用。

熙寧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搞錢，首先在變法問題上，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沒有爭議的，他們都覺得該變法，可關鍵就是該怎麼變。

王安石認為變法應該開源，就是賺錢。而司馬光認為變法應該節流，就是省錢。

就因為這樣，所以他反對王安石變法。

那麼王安石變法為何會失敗？

其實這個說法有點錯誤，王安石變法失敗，是宋哲宗繼位後的事兒，至少在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當政的時候，他的變法是沒有失敗的，而且大多數地方都已經在貫徹執行新法，之所以會在宋哲宗繼位後失敗，這其中原因有很多。

01

王安石在變法的時候，因為操之過急，吸納了很多人加入自己，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投機分子，也就是說，他們不是真心想改革變法的，這些人只是順風倒，想撈點政治資本。

這是改革變法隊伍內部的事情，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所以往往很多時候變法推行都不給力，而且，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的官聲很不好，這給了保守派攻擊改革派的藉口。

02

宋神宗雖然已經大力支援王安石，但他的內心，也存在著一種投機心理。

司馬光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時候，說的那番話，也就是說與民爭利，會讓民心大亂，宋神宗也覺得這話有道理。

一方面，因為實在沒錢，他必須靠王安石實行變法。另一方面，他知道變法不利於民，所以他就想用司馬光幫他穩定民心，從這裡就很好的顯現出他的投機心理了，一方面想搞錢，一方面還想維護名聲。

宋神宗在王安石和司馬光中間，更多的扮演著一個和事老的角色，他總是讓二人不要敵對，要齊心協力，在重用王安石的同時，他還想重用司馬光，這遭到了王安石的強烈反對，王安石覺得，宋神宗要是重用司馬光，那就是給反對派插了一根紅旗，這樣變法更加艱難。

因為王安石的堅決反對，所以這事兒最後黃了，司馬光也知道待在朝廷裡不受待見，就自請去做地方官。

雖然司馬光被貶黜出了朝廷，但是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宋神宗的內心是不堅定的，這就使得，在變法後期，反對聲越來越大之後，他開始動搖，開始不那麼信任王安石，這位王安石後來致仕埋下了伏筆。

03

在變法後期，諸多新法都推行出去之後，反對的浪潮越來越高，王安石為了避風頭，在此時提出卸任宰相出任地方官，名為罷相，實則他已經安排好了一切，將改革派首領的任務交給了他極其信任的呂惠卿和韓絳，只是去避風頭而已。

但是他沒想到，呂惠卿此人，野心極大，嫉賢妒能，王安石剛離開朝廷，他便開始打擊變法派內部人員韓絳，並且還將王安石的弟弟給貶出朝廷，又在宋神宗面前說王安石的壞話，韓絳意識到不妙，立刻上奏讓宋神宗召回王安石，所以王安石在出任地方官一年便再度出任宰相。

可是就在這一年的時間裡，朝中事情已發生諸多變化，宋神宗並不再像以前一樣對王安石言聽計從，王安石提出的很多建議都不被採納，而原本自己的學生呂惠卿也處處和自己作對，再加上王安石的長子因病去世，此事對王安石打擊極大。

諸多事情加持在一起，王安石感到心力交瘁，而且此時新法已然走上正軌，自己能起到的作用已經不大，他便上表請求致仕還鄉，這次走，便是真的離開了朝廷。

王安石走後，宋神宗親自主持變法，又加了幾條新法，可是後來神宗英年早逝，哲宗繼位，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上位之後，新法盡廢，熙寧變法，就因此而失敗。

王安石變法，有過激的地方，但是他所提出來的新法並非全是胡亂提出的，這些新法的實行，對朝廷財政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司馬光盡廢新法，王安石聽說訊息後，痛心疾首，卻也無可奈何，不過，在司馬光死後，哲宗親政，又陸續恢復了不少新法，此後歷朝，新法有復有廢。

宋朝有著先天的缺陷：東北和西北兩個位置國防極度空虛。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勢力抬頭，各自為政，造成邊關空虛，東北的契丹趁勢而起。石敬瑭為滅後唐，不惜以割地稱臣為代價，換得契丹出兵，從此幽、薊十六州成為契丹領土；党項人李仁福在唐五代之時，取得夏州節度使職位，繼而控制西北各州，西夏建國雖然在宋太宗時期，但中原地區早已經失去了對西北的控制。

為了鞏固邊關，宋不得不養重兵以備不時之需，軍費支出龐大；同時宋吸取了唐代藩鎮割據的教訓，興文匽武，以養士為主；而唐末五代以來的種種苛捐雜稅並未廢除，維持龐大的國家運轉，各種名目的稅收接踵而起。“冗兵、冗官、冗費”猶如三座大山壓在宋王朝的身上，於是變法改革千呼萬喚而來，最終促成了“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得到重用的時候已經年近半百，早年他就曾經提出過改革。

當他還年輕，朝廷弊病剛出現端倪的時候，他就洋洋灑灑的寫了萬言書，呈現給了仁宗皇帝。他寫道：

“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韁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者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也······”

結果可想而知，上的萬言書石沉大海。

這麼多年過去了，王安石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反而更加堅信自己的主張可以富國強兵。王安石認為，改革首先需要人才，而人才需要配套的教育機制，培養人才、選拔人才、任用人才相輔相成，以此為基礎，推行新法。

在新法正式推行之前，還有一小段插曲。宋神宗提拔王安石的同時，也提拔了司馬光。神宗讓司馬光對裁減國家費用問題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司馬光提出的方案讓神宗非常滿意，並且任命司馬光主持裁減國家費用的大局。司馬光以編纂資治通鑑為由，謝拒了神宗的任免。

黃河的決口造成的河北災情，影響了祭祀大典的賞賜問題，導致了王安石和司馬光激烈的交鋒。

司馬光主張減少賞賜，以減輕國家壓力，王安石認為減少的賞賜太少，根本多此一舉。兩個人的爭論點從賞賜引到了國家收支上面。王安石認為，國家之所以缺錢是因為缺少理財的人才，善於理財的人在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條件下，可以增加國家收入。而司馬光認為，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變相搜刮民財，而國家的賦稅總數有限，不增加百姓負擔增加國家收入是無稽之談。最終宋神宗在二人之中選擇了王安石進行變法。可能是造成兩個人不愉快的最初原因。

改革不是寫文章，動動筆就可以，即便是寫文章也會受到反對者的責難，何況是改革這種大事呢？王安石已經做好了應對阻力的準備，他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站在風口浪尖艱難的推行著他的新法。

熙寧二年十月，包括十項的新法陸續出臺（有的政策我加了點評，水平有限，還望海涵）

第一、均輸法

北宋稅收除了田賦之外，還要徵收其他實物稅收，可是百姓實物納稅需要長途奔波到納稅點，既費時又費力。均輸法，就是在實物產地行情好的時候賣出，在納稅點附近集市上低價購入，這樣不僅省去了運輸環節，還為買賣雙方都提供了獲利空間。

好的制度必須要有嚴格的執行者，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均輸法首先在全國最富裕的江南地區實施。取得了良好的成績。這一切和一個叫薛向的官員有著密切關係。薛向是一個理財高手，而且本人執行力較強，但是有的地方官吏就不一樣了。

大部分地區在實行均輸法之後，官吏低價買收入，高價賣出，這種強買強賣的做法，雖然加強了國家的收入，但是搞得民怨沸騰，成為後來反對者廢除新法的藉口。

第二、青苗法

青苗的意思是指政府修建大的倉庫用於儲存糧食。民間糧食價格升到時候賣出，價格降低時候買入，用於平衡糧食價格。青苗法就是春天政府將錢財貸給有需要的農民，秋天的時候農民在本金之上加上二分的利息還給政府，而這個利息作為政府購買儲存糧食的費用。

這個方法在王安石剛開始做官的時候就曾經試驗過，而且頗具成效，所以自然是信心滿滿推向全國。

如果這個系統可以良好的運轉下去，那麼自然解決了國家財政難題。但是這個政策不得不面對兩個主要問題。首先，官吏為了政績可能會增加利息，回收的時候進行巧取豪奪；再者，借出去的本金沒有保障，很多人長期過著自然的生活，有錢就會花掉，還錢時候拿不出來。兩個問題都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定，這也是王安石考慮不周全的地方。

第三、農田水利

這一新法鼓勵農民自發的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可以依照青苗法的規則向政府貸款。

第四、免役法

秦之所以滅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役造成的。秦未統一之前，因為國土面積小，每家每戶服徭役或者戍邊，一個月即可完成。但統一之後，龐大的疆域快則三五個月，慢則一年左右。而且服徭役或者戍邊的人一般都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離開家幾個月之後，就會導致田地荒蕪，最終百姓沒法生存。

勞役的這一弊端不革除，對於國家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免役法就是政府出面招募人手代替本該服徭役或者戍邊的人。而服徭役或者戍邊所在的家庭只需按照規定繳納一定數額的賦稅即可。

第五、保甲法

保甲法要求國家中半數成年人進行軍事訓練，平時可以維持地方的治安，發生戰爭可以隨時供應前線。原來宋朝的軍人是一種終身職業，現在裁撤一部分，節約了國家開支。

第六、市易法

市易法就是百姓想要想要向政府借錢，將自己的財產進行抵押，說白了就會今天的抵押貸款。

第七、方田法

方田法就是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進行分等級，然後收取固定的田賦。這一政策的推行，讓很多因為土地貧瘠而無法繳納稅賦的百姓回到了家鄉。

第八、保馬法

宋失去對西北地區的控制，根本上是失去了戰馬的補給。冷兵器時代，騎兵在大規模作戰之中威力是同樣步兵的好幾倍，騎兵的多寡決定了軍隊的戰鬥力。為解決馬匹的稀缺問題，政府租借民間的馬匹，如果馬匹在戰爭之中死掉了，可以向政府索賠。

第九、免行法

免行法就是對商人徵收的一種商業稅。

在當時的情況下衡量，王安石所提出的新法近乎完美。任何一項新的政策，都要經年累月才能看出成效。只可惜，很多的文人士大夫不會給王安石時間。先是韓琦站了出來，接著是司馬光。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有的政策都是與民爭利，會造成百姓負擔加重。雖然反對的人很多，可是反對的人始終不能提出更好的方案。最後宋神宗乾綱獨斷，幾乎將所有的反對派免職。

為什麼這些人一定要反對王安石呢，反對變法呢？

表面上看是利益的衝突，實際上是新舊思想的衝突，引申為地域的衝突。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江南政權雖然屢次更迭，但大部分更迭都屬於和平過渡，大規模的戰爭少之又少，這就給了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足夠時間。

大運河開鑿之後，貫通南北，經濟上的便利促進了商業的發達，刺激了江南手工業、農業的對外輸出，到了唐朝末年，整個國家開支全部依仗江南。到了宋朝，更是如此。

經濟的繁榮必然導致文化的興盛。以文立國的宋吸引了大批江南人才出來做官。江南士人以壓倒式的優勢佔據了朝廷的眾多主要位置。文化興盛的地區必然趨於開放，而文化落後的地區基本上趨於保守。王安石作為江南士人的代表人物，自然行事上有些偏激，甚至有些欺壓保守派。

保守派的代表司馬光認為自己有責任站出來維護北方士人的尊嚴。他也許知道自己的理論站不住腳，甚至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這一切的一切只是為了給北方士人出口氣。

隨著新法的推行，反對聲音越來越大，巨大壓力之下的宋神宗不得不罷免王安石。雖然後來王安石還曾兩次拜相，也沒能再引起波瀾。神宗死後的同一年，王安石也病逝，享年六十五歲。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圖強的重要措施，但這套變法卻淪為新舊兩黨派之爭，不失為一種遺憾。

最近看到一個觀點，王安石和司馬光作為新派和舊派兩大陣營的領頭羊，對於變法的分歧到底是什麼？既能利益麼？

以往我們談論變法，慣性思維是，舊派是反對派，頑固分子，不懂變通，觸動了這些利益集團。

但是，你看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都有誰？司馬光，歐陽修，蘇軾，個頂個的北宋大牛，他們是奸臣麼？是貪汙腐化的佞臣麼？都不是，那新派變法，舊派為何反對，核心關鍵點在哪？

關鍵問題在於，變法的收益和成本不對等。

王安石新派認為，必須變法圖強，才能改變局面，但變法是要付出成本的，不是嘴巴吧唧一下，指令一下就變法了。

舉個簡單例子，我們國家現在也可以說在變法，改革，但是改革的前提，得安置好，比如有人得下崗，大批人下崗，這這人咋整？不能失業吧，失業就會引起社會動盪，動搖國之根基。

所以，王安石這邊，變法是圖變，改變現在局面。

司馬光等反對派反對，是因為，你這個變法成本太高了，不僅變法成本高，收益還低，那變法就是賠本的買賣，那還變個啥法，這不是瞎折騰麼。

所以新派和舊派之間的觀點分歧，基本是無法調和，一邊認為先變找出路，另一邊認為，變法收益太低，沒用。誰也說服不了誰。

當然最終變法以失敗告終。

失敗的原因有很多種，比如舊派的反對，王安石變法過程中也起起落落，政策沒有一貫施行，中途斷檔，皇帝關鍵時刻放棄等等，中間曲折蜿蜒。

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了，但一些具體的措施還是儲存下來了，對後世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