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時期，我國的選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規定，普通老百姓是沒有資格當官的。具體操作就是在中央設立一名大中正，然後在各個地方設立中正，這些中正負責對人才進行評定考核，然後把人才分為九個品級。品級高的就能當官，品級低的就不能當官。而老是有人當上官的家族，就發展成了士族；老是當不上官的家族，就發展成了庶族。

不過，考核人才的標準主要看門第高低，品級高的都是那種高門大姓。其中最大的高門大姓，就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中的王家和謝家。比如王羲之，作為右軍將軍，他玩筆桿子倒是挺雙擊666，卻玩不了槍桿子。但是人家生來就是將軍，因為人家出身高門大姓。

士族一生下來就是官，所以就失去奮鬥的動力了：你要是一生下來就保送清華北大，你還能好好唸書嗎？所以這些士族子弟，到最後基本都是智商250，什麼都幹不了：文不能提筆，武不能騎馬。就連寫首詩都得找別人代筆。“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就是對他們的真實寫照。

士族和庶族是不能通婚的，而士族基本只有“王、謝、袁、蕭、顧、陸、朱、張”這八家，所以他們只能在這個範圍內通婚。通來通去，在這八個家族裡，基本都是表哥和表妹了，所以到最後基本都是近親結婚的！這也導致了很多士族子弟都天生腦殘！

到了南北朝時期，我國的政權更迭頻繁，幾乎每年都要打仗。很多開國皇帝都是武將出身，這些武將大都是靠軍功爬上來的庶族，所以當然鄙視天生就能做官計程車族。當然，他們也不容忍一群腦殘廢物計程車族，天天對他們吆五喝六，所以士族就開始沒落了。直到隋朝開創了科舉制度，庶族也可以透過考試當上公務員了，士族壟斷官場的現象也就此終結了！

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合稱，形成原因主要來自於兩方面。

第一，是漢代之後形成的察舉制度、徵辟制度和九品中正制，選官依賴推薦不是考試。第二，是儒學獨尊之後，士大夫逐步獲取了知識的佔有權和解釋權，形成了文化權力。可以想到，推薦制裡面的關節和貓膩那肯定不少。那些治學經典計程車大夫，有一些是酸腐的窮學子，但很多是經營一方的豪強家族，文化權力與經濟財富合二為一，逐步就構成了門閥的基礎，他們之間不斷聯合，大士人門生弟子遍天下，形成了門閥士族和貴族世家。

因此，東晉時代才有所謂的王與馬共天下之說，這實際上是皇權被掣肘的無奈。門閥士族一方面是地主，一方面是大學問家，又一方面還是四世三公的豪門貴胄，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皇族必須籠絡這部分人，給予部分經濟和政治優待，加強了門閥的勢力，清談也是門閥士族的專利。特別是在九品中正制的規定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些底層士人感慨，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說的就是這種現狀。門閥士族之間特別看重出身門第，修撰族譜，確立自己的地位。

直到唐代中期，門閥士族的權力還有很大的影響，世代做官，皇族後裔也得讓門閥士族幾分。但是，科舉制度廣泛化之後，科考成為正途，推薦制慢慢低落，門閥集團逐步被科考清流集團所取代，相對加強了社會的流動性。

門閥士族的誕生，大致由以下三點原因。

第一，國家統一，經歷長期戰爭以後，國力需要恢復，上到國家管理機關，下到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來助推發展。

第二，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在與王公貴族和農民的鬥爭中，迫切需要利益、政治訴求。

第三，儒學興起，官方確立儒家文化作為治國指導思想，儒生群體迅速遍及天下，形成門閥士族的力量基礎。

漢代實行的察舉選拔制度，成為了儒學知識分子發揮力量的平臺，一方面儒生自己需要向上爬升就主動攀附權貴，一方面統治階層為了擴大階級的統治地位，對地主階級更偏向，使得地主出身的儒生具有更強的競爭力。

地主階級計程車族群體和掌握大權的官宦家族壟斷了自下而上的上升通道，強強聯合，服務皇權，治理並間接統治國家

一個新的政治官僚體系就形成了。

門閥士族有利於統一後的和平社會，發揮自身力量，建設國家。但他們也需要各種利益來維持自身體量甚至冒犯皇權。

一旦國家動亂，經濟下滑，連年戰爭，這幫門閥士族就只顧自己的利益，東漢末年，外戚專權，農民起義，加上董卓禍亂天下，門閥士族嘴上說著維護統一保衛漢室，實則自顧自的大肆兼併土地互相割據。生怕自己被別人吞食。

可是隋唐統一後，就開始削弱門閥士族力量，實行科舉、加強皇權，控制天下主導權，一步步的把這個群體推向衰落的深淵。

士族門閥跟政府取士的制度其實是有著很直接的關係的。

怎麼樣任用人才，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對政府的一個很大的考驗。

漢代開始察舉制。

察舉制有很多科目，最有名的就是舉孝廉。比誰孝順，這個舉賢的方法直接導致了國家一大半的財富被埋進土裡了。

這個對國家的傷害太大了。

因為上有政策，下面就有對策。

下面要從上所好。

除了舉孝廉，還有茂才，察廉，光祿四行等等，但是歸根結底都離不開察和舉兩個字。

這兩個字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誰察舉？

——大多數還是當時的官員。

人既然有了權力，就很難遏制住對權力的濫用。

當一個人有了這麼大的權力，那麼在推舉人才的時候當然先用自己人。

就出現了拉幫結派的問題。而且當官員都是自己人了，那很容易就出現袁紹家那樣的“四世三公”甚至“四世五公”，因為皇帝根本就沒什麼別的選擇。

再加上土地被大量兼併，門閥制度的雛形也就出現了。門閥大到不能倒，連皇帝也沒有辦法。

到後來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其實是皇帝與世家大族妥協和權力爭奪的結果。因為當世家大族太強大了，皇帝的權力就會被削弱，最後皇帝被裹挾，但是沒有更好的辦法。

到了東晉，皇帝甚至幾乎沒有了什麼存在感，因為掌握軍隊和官員的都是世家大族的自己人。

直到後來改朝換代，出現了科舉制。科舉制的出現其實就是直接把對於官員任免權從這個死結裡解了出來。

科舉制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智慧。

大家不用你推薦我就能當官，慢慢的大家當官都靠考試，世家大族不能任免官員，沒了推薦官員的權力，當然也就沒落了下去。

雖然科舉制後來也產生了拉幫結派的問題，可是再也沒有出現過幾個大家族就可以把皇帝駕空的問題。

曲水流觴風雅聚會，石崇鬥富錦緞步帳，金陵城邊新亭對泣，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哪一個少的了士族門閥？門閥是魏晉南北朝歷史繞不開的話題，這裡我們就一起談談魏晉南北朝時期計程車族門閥。

察舉制是漢朝的選官制度，是低階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登的一個重要階梯。東漢時，隨著政治的腐敗，察舉制淪為擺設，察舉失察、不實的現象日益嚴重。大族出身的官吏們為了把持朝政，擴大本家族的利益，互相推薦親屬故舊。以致有童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東漢後期察舉徵辟任官，漸漸注重門第閥閱，出現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又由於私人講經之風盛行，在官府中的大小官吏之間，逐漸發生了一種封建從屬傾向，形成了許多官吏集團，逐步形成門閥。

曹丕篡漢建立魏國，為了管制世家大族同時為朝廷選拔人才，在採納陳群的創議後，採用九品中正選拔官員，於是九品中正製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魏初之中正官，州為州都，郡國為中正，郡中正由各郡長官推選，而且是現任官兼。曹魏初期中正以郡為基層，郡中正是真正發揮品第人物作用的，它們尚為地方士族所專控，而州都只不過總其議罷了。這樣保證中央對選舉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對中正事務的干擾。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門大族還沒有能力地控制中正製為其服務。

但是後來司馬懿為了獲得豪族名門的支援，改變中正官的舉薦制度，設定州中正制，而且郡中正由州中正薦舉。至晉朝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選任，這樣中央的豪門大族完全控制了選官制度。自州中正的設立以至兩晉，九品中正制逐漸完成門閥化的轉變，而最終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西晉滅亡後，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司馬家族在門閥士族的擁戴下，東晉王朝才得以建立，東晉政權是代表皇權的司馬氏和以王、庾、桓、謝諸大姓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處於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吳姓、朱姓、張姓、顧姓、陸姓士族的聯合專政。東晉計程車族門閥的勢力足以與皇權並立，甚至超越皇權。

不同勢力在皇帝與士族之間，宗室諸王與士族之間，禮法舊族與士族之間，流民帥與士族之間，反覆出現爭奪統治權力的鬥爭。但是由於門閥勢力的強大，每次都能夠以門閥士族勢力取勝。這是門閥士族政治的特徵，也是時代的特徵。

門閥可以干預朝政，門閥敢於挑戰皇權，東晉朝廷的軟弱無疑將門閥推向巔峰。

東晉以及南北朝士庶之別非常嚴格，士族透過仕宦途徑和婚姻關係來維護門閥制度，形成封閉性集團。

南朝宋武帝劉裕從東晉門閥專政、皇權弱小、方鎮割據的積弊中汲取教訓，努力加強皇權，因而南朝世家大族雖然在社會上經濟上的優越地位未變，不僅擁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佔水，實行莊園經濟，佔有廣大田莊山澤和附屬於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實際軍政實權大為削弱，政治權力主要已不在他們手中。

此後的齊、梁、陳也採取這樣的政策，加大皇權，雖然過程時有反覆，總的趨勢是不變的，門閥可以富貴，但不能強勢，不能連皇權都不放在眼裡。

題目有些大，僅以琅琊諸葛家為例，簡單起底一下士族門閥的前世今生

諸葛亮出生前的兩百年前，漢元帝時期，諸葛家有個人物，叫諸葛豐，是史書有記載的諸葛家老祖。他在元帝期，被當時的御史大夫貢禹徵召為手下，因為其通經明義，性格剛直，貢禹非常欣賞，又舉薦他為侍御史，從而正式進入了官場

諸葛豐為官後，嘴大心寬，檢舉揭發無所避諱，當時流行見面問候語都不是“您吃了麼？吃了，您吃了麼？”，而是“怎麼這麼久沒見啊？哎，被諸葛舉報惹官司了”，史書記載“間何闊，逢諸葛”

此剛正行為深得皇帝喜愛，逐漸給他加擔子，最後做到了光祿大夫，拿2000擔的俸祿。當然，風聞奏事，嘴大也惹禍，因為無證據揭發，年老的時候被削官為民，回到了老家琅琊終老

雖然削官奪職，但畢竟是當過大官的人，在地方上還是有很大影響力的，兩百年下來，以詩書經義傳家，族人結交四方，逐漸發展成了地方大族

到諸葛亮父親一輩，叔叔諸葛玄，是大漢豫章太守；父親諸葛珪，是泰山郡丞……

而到了諸葛亮一輩時，漢末群雄四起，諸葛家大放異彩。大哥諸葛瑾，為東吳效力，官居大將軍，領豫州牧；老二諸葛亮，應劉備三顧茅廬之請，為蜀國丞相；族兄諸葛誕，效力曹魏，官拜徵東大將軍

雖各有所屬，但路子和祖上走的都差不多

一家三支，世家的生存之道不得不佩服

諸葛家只是士族一隅，族學盛行，多年累積，世家不缺人才，不缺人脈，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大家終成門閥

士族門閥是我國古代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自東漢末年開始形成，歷經了長達370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於隋唐時代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東漢末年到西晉時期，士族門閥集團處於發展階段。之後，於東晉時代，士族門閥集團勢力發展到最巔峰。而自寒族劉裕代晉立宋後，士族門閥勢力由巔峰開始衰落。以下就聊一聊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的形成和發展變遷。

在科舉制度沒有形成之前，如何為國家選取合適的人才，是帝國需要慎重考慮的大事。西漢初年，國家選拔人才的機制主要是透過“鄉舉裡選”，由地方向中央政府推薦人才。那個時期並沒有系統性的人才推薦機制，整個過程都比較隨意。

直到一代雄主漢武大帝時期，這種隨意才逐漸有所改觀。劉徹是個愛折騰的皇帝，故而需要很多不同型別的人才來幫助自己。於是，“鄉舉裡選”制度就被固定下來，逐步形成了一年一度的郡國舉孝廉。之後，透過長期的實踐，形成了貫穿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到東漢末年，察舉制度開始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漢代讀書的門檻太高，普通人無法獲取知識，因此察舉出來的人才基本都是高門大姓子弟

錢穆大師曾經說過：“印刷術對人類文化傳播與嚴禁之貢獻，應該遠勝於近代新發明的原子彈”。這句話說得很真實。中國古代印刷術大發展要到唐代以後。因此在漢代的時候，文化知識傳播的成本非常高。那時書本需要傳抄，一篇竹簡只能寫二十來字，抄一本書，費用很高。另外，將逐漸串起來的麻繩也非普通人家能花費得起。

但要透過察舉孝廉，又必須要讀書。所以，能否讀書就成為能否當官的前提條件。漢代，讀書的權利基本被高門大族所壟斷。普通人沒有條件讀書，自然也就是無法透過孝廉入仕。故而，在朝廷之上，雖然官員來自全國各地，但他們大多都是富貴人家，很少有底層普通人。

（二）察舉的權力在地方長官而不在民間，這種機制發展到最後就形成了士族門閥控制察舉權的情況

漢代察舉，其權在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眾。如果地方長官賢良，那必然能選出真正的人才；如果地方長官徇私舞弊，不顧民意，推選私人，那就不能選擇出真正的人才。所以，後世看到這種弊端之後，直接就廢掉了地方推舉的步驟，人人可透過參加科舉考試展現自己的才能。漢末，地方長官在察舉中徇私舞弊，相互之間察舉各自的宗族子弟、門生故吏是十分常見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察舉制下選拔官員開始只看門第族姓，而不問才能品第。久而久之，朝堂之上，幾乎都被那幾家幾姓所佔據。所謂的“四世三公遍地走，高門望第手牽手”。可以說，察舉制是士族門閥形成的第一推動力。

曹操門下多謀士，其中比較著名的當屬荀彧、荀攸叔侄。這兩人出自潁川荀氏，是當時一等一的世家大族。曹操要廣納人才，鞏固自己的政權，就必須要跟荀氏這樣的門閥合作。另外，還有清河崔氏，其中的傑出代表是崔琰。曹操為了拉攏崔氏，便與崔琰結成兒女親家。

所以，經過東漢的發展，到三國時期，士族門閥的力量已然非常強大了。但是這還不夠，在曹丕當政的時期，還有一項制度，會進一步加強士族門閥的力量。這就是陳群創立的才人選拔機制——“九品中正制”。

（一）九品中正制簡介

魏文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士族門閥之一“潁川陳氏”的傑出人才陳群，提出了九品中正制。這種對士族門閥非常有利的制度被曹丕採納。九品中正制核心理念是，以士族門閥為各州郡選拔人才的中正（也即推薦官）。中正評定待選拔人才的品級，而該等品級將作為中央政府遴選和任用官員的重要依據。

各州郡的中正將人才品級一共分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實際中，由於州郡的中正都為士族門閥所擔任，所以人才品級的評定過程和結果必然也為士族門閥所控制。當時盛傳的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透過九品中正制，士族門閥堂而皇之地控制了做官的途徑。

（二）九品中正制進一步加強了士族門閥的政治力量

九品中正制將才人分為九品級，這種制度設計原本是為了方便評價人才，提高中央政府選拔人才的效率。出發點很好，但是實際操作過程中，就變形了。由於中正是士族門閥代表，與察舉制一樣，中正必然會在評判品級上徇私舞弊：與自己關係好的或者本家宗族子弟，給的品級就高；與自己關係不好或者非本家之人，給的品級就低。

所以，這種制度，經過三國及西晉的發展和繼承後，就變得十分畸形。這種制度造成了士族門閥越來越強，寒族越來越弱的怪圈。如果一個士族門閥中有人身居高位，那麼他的宗族子弟就容易獲得上品評價，進而能快速入仕做官。等這類子弟做到高官後，又會使得下一輩子弟獲得上品評價，進而快速入朝做官。如此迴圈，家族的勢力便會越來越大。相反，由於寒族子弟朝中無人，在評級中大多會為下品，沒有做官資格，只能充當其他官員的吏屬，而他的後輩也會循著相同的足跡。

久而久之，士族門閥與寒族在各自的社會階層中越來越固化。三國和西晉時期，士族門閥就利用九品中正制，不斷髮展壯大。

東晉時士族門閥發展到極盛的時代。西晉八王之亂以及永嘉南渡之後，皇室司馬氏的力量已經極大削弱了。而東晉王朝本身，也是士族門閥王氏聯合其他高門大第擁立司馬睿建立的。當時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王就是琅玡王氏，馬就是司馬氏。可以說，東晉的本質是皇權和士族門閥勢力平衡的產物。

之所以說東晉是皇權與門閥勢力平衡的產物。主要是因為：東晉自開國之始，皇權就十分孱弱。經過八王之亂，司馬宗室死傷殆盡，大傷元氣，此後直到東晉滅亡都無法組織起強大的宗室力量。而永嘉南渡之後，各大士族門閥為了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峙，需要一個皇權代理人，而不是各自為政。如果各自為政，必將被北朝各個擊破。於是，司馬睿代表的東晉皇室就成為士族門閥擁立的物件。

雖然，士族門閥承人東晉的統治，但並沒有將孱弱的司馬皇族放在眼中。終東晉一朝，門閥與司馬共天下的格局都沒有變。直到一個寒族將領橫空出世，才打破了這種延續了100多年的格局。

士族門閥的力量在淝水之戰後開始出現轉折。寒族出身的劉裕在亂世中崛起，以武力掌握了東晉軍政大權。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劉裕代晉自立，定都建康，國號為“宋”。中國古代史正式進入南北朝時期。

由於劉裕是寒族出身，他當皇帝之後，為了加強自身統治和鞏固皇權，必然將削弱士族門閥的力量。所以，在國家選官制度上，開始偏向寒族。

寒族，或稱庶族、寒門。他們不甘心受士族門閥的排擠，企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而皇帝也大多出身寒族，也希望利用寒族的力量抗衡士族門閥。

所以，自劉裕登基稱帝后，南朝的寒族勢力發展很快。首先，對於讀書不多的寒族，主要便是透過掌握軍權來獲取力量。比如，南朝開國皇帝和將領多是領過兵打仗的寒族。其次，讀過書的寒族士子掌機要。寒族士子多入中樞，擔任皇帝迷失，掌起草詔令，參與軍國大事，乃至於專斷政務，煊赫一時。

之所以在南北朝時期，寒族開始進入政治舞臺。主要原因在於，皇權與士族門閥勢力的平衡被打破了。此時，皇權對於士族門閥勢力的限制訴求十分強烈，如是皇權與寒族勢力聯合起來共抗士族門閥。

而士族門閥在東晉100多年期間，不斷內訌，力量已經大不如以前。再者戰亂期間，有許多門閥趁亂被滅族。因此，到南北朝時代，士族門閥的力量開始從巔峰走向衰落。

以上，便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的形成、發展與衰落的簡要分析。

由章子怡、週一圍擔綱主演的《上陽賦》雖然是一部歷史架空劇，但它所展現的世界觀無疑取材於東晉南北朝，而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特徵，便是士族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甚至連皇帝都招惹不起。那麼問題來了，士族是如何形成、壯大的？他們在南北朝時期到底有多霸道？最終又是如何走向沒落的？

01 士族的崛起

士族勢力的發展，起自東漢中後期。當時，高官、大地主階層開始壟斷朝廷或州郡的重要職務，甚至出現某些豪門望族世代擔任公卿的現象，譬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都曾創下“四世三公”的盛舉。曹操執掌朝政後，推行“唯才是舉”的選人策略，士族的勢力一度遭到沉重打擊，但隨著曹魏建立後不久便推行“九品中正制”，其勢力不僅得以恢復，甚至有了進一步發展。

陳群（右）劇照

“九品中正制”作為選官制度，由名相陳群創設，從魏文帝曹丕時代便開始施行。所謂的“中正”，即有權力品評人才的官員，分為大中正、小中正兩級。其中，大中正由各州郡推選產生，只限一人，其人選必須是在朝中做官，而且必須是德高望重之人；小中正則是大中正的助手，數量不限，襄助後者完成評定人才工作。

大、小中正產生後，朝廷會下發一套人才調查表，要求他們根據自己所瞭解的情況，將流亡在外的本地人士，無論是否出仕均登記在表中。人才調查表中必須包括年齡、籍貫等專案，並且依據家世、才能等情況，將他們評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並加註評語。

“九品中正制”示意圖

人才調查表填好後，小中正要襄助大中正稽核其中的真偽，在確定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呈交吏部，而吏部也會據此進行官吏的選拔、升遷和罷黜事宜。平心而論，“九品中正制”是在時局動盪、人民流徙現象嚴重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選拔人才，不得已推行的一種選官制度。雖則如此，這種選官制度畢竟緩解了曹魏與士族間的緊張關係，有利於凝聚人心、穩定社會。

雖然“九品中正制”創設的目的在於為國家相對公平的選擇人才，但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被“歪嘴和尚唸錯經”。因為，人類本性上都是自私的，大、小中既然掌握著評定人才的權力，那麼很可能會公器私用，將跟自己關係親密的官僚子弟或高門大姓列入上品，而將寒門子弟貶為下品，時間一長便會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利於真正地發掘人才。

隋文帝畫像

不過，儘管“九品中正制”弊端明顯，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或由於朝廷因循苟且，或由於局勢動盪的緣故，這種選官制度非但沒有被廢除、取代，反而被沿襲、固化，依然是擇選官吏的不二之選。直到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朝廷下詔廢除“九品中正制”，改而透過薦舉、科舉兩種制度來選拔人才。至此，中國的選官制度才迎來一個大轉折。

02 士族有多狂？

士族因為世代壟斷做高官的權力，所以對自己的血統、身份非常看重，除非萬不得已，絕不肯跟寒族有任何來往，漫說和他們通婚，就是跟他們在一起坐一坐、聊聊天，都覺得羞恥，這點很像印度的種姓社會。士族因為看不起寒族，所以經常輕視、凌辱他們，即使跟皇家沾親帶故的寒族，也難免遭到他們的羞辱。比如，宋孝武帝劉駿的表侄路瓊之，便有切身體會。

南北朝士族畫像

孝武帝的母親路惠男出身微賤，她的哥哥路慶之因生計所迫，曾在太保王弘（屬於東晉南朝最有勢力計程車族-琅琊王氏）的門下做馬車伕。等到路惠男當上太后後，路慶之的孫兒路瓊之便依仗著姑奶奶的權勢，去拜訪王弘的孫兒、時任中書令王僧達，期望後者能以禮相待。沒想到，王僧達見到路瓊之後對他冷嘲熱諷，並在後者轉身要離開時，命令奴僕燒掉他坐過的胡床。

路瓊之羞憤難忍，便跑到宮中向姑奶奶告狀，希望路太后能為他出頭。太后聽說侄孫受此大辱，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將孝武帝找來，要求他務必要嚴懲王僧達。沒想到，孝武帝聽後卻做出一副很無奈的表情，對母親說道：“都怪瓊之年輕，沒事到王家瞎跑什麼，這不是自取其辱嗎？王僧達身份高貴，怎麼可以因為此事而加罪於他呢？”

宋孝武帝對士族的猖狂也毫無辦法

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見《南史·卷二十一·列傳第十一》。

03 士族的沒落與謝幕

其實，王僧達如此羞辱皇親國戚，宋孝武帝何嘗不想弄死他，但考慮到琅琊王氏的名望、勢力，擔心一旦嚴懲王僧達很可能會招致大規模叛亂，卻不得不嚥下這口窩囊氣，而這也是南北朝時期很多皇帝共有的苦衷。不過，正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士族如此氣焰囂張，很自然會引起寒族乃至皇室的嫉恨、憤慨，其遭到毀滅性打擊只是早晚的事情。

侯景之亂給士族帶來毀滅性打擊

果不其然，在南梁將領侯景叛亂期間，江南豪門大族被屠戮殆盡，以至於大名士顏之推在事後不無沉痛地寫道：“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見《觀我生賦》自注）。雖然士族力量在隋唐兩朝有所恢復，但已不復昔日風光，而在唐末五代百餘年的戰亂中，更是遭到進一步的摧殘，並由此退出歷史舞臺。

參考書目

范曄（劉宋）：《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陳壽（西晉）：《三國志》，中華書局2007年版。

沈約（南梁）：《宋書》，中華書局1983年版。

姚思廉（唐）：《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

李延壽（唐）：《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

司馬光（北宋）：《資治通鑑》，中華書局2015年版。

我理解題主的題意應是士族門閥政治是怎麼形成的，什麼是士族門閥政治？作為一種政治運作方式，士族門閥政治乃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變態，門閥政治來自於皇權，又逐步迴歸於皇權，門閥政治僅存在於東晉時期，時間只有一百多年。

東晉士族門閥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呢？簡單的說，是由琅琊王氏兄弟（王導，王敦））與西晉宗室琅琊王司馬睿的政治合作開啟的，也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王與馬，共天下“。在士族門閥政治格局中，以琅琊王氏代表的世家大族和司馬睿為代表的西晉皇室，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共同開創了偏安江左的東晉政權，這是一種”“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而王，馬政治合作，是從“八王之亂”的後期，也就是東海王司馬越與成都王司馬穎對峙期間，司馬越和王衍的瓜葛開始的。這個瓜葛過程分為三個時期。

一，司馬越與司馬穎鬥爭時期

“八王之亂”後期，晉惠帝司馬衷的子孫滅絕，作為晉惠帝的親弟弟，司馬穎透過鬥爭，當上了皇太弟。但立即遭到東海王司馬越的反對，並在永興元年（304）七月挑起戰火，但大敗而歸，逃回封國東海，司馬穎將晉惠帝劫持到鄴城（今河北臨漳），司馬越敗回東海後，不斷壯大軍事力量，並逐漸控制了江淮地區，感覺自己腰桿硬起來後，司馬越便向天下發出檄書，自立盟主。306年進攻關中，將晉惠帝奪回洛陽，不久之後，晉惠帝暴死，成都王司馬穎等相繼被殺，繼立的晉懷帝司馬熾完全控制在司馬越手中。司馬越已經完全沒有對手，“八王之亂”結束。這時候司馬越考慮的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統治。

二，司馬越與關東士族的結合時期

司馬越在政治上先天不足，就是與司馬皇室的血緣太遠，政治號召力不強，無法號令天下。為此他便想到一個辦法，聯絡大族名士，經過再三挑選，司馬越找到素有盛名的琅琊王衍，二人一拍即合，共同打理早已風雨飄搖，日薄西山的西晉政權。司馬越與王衍的政治合作，各有所得，司馬越用自己宗室的名分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權勢，而王衍則利用自己的盛名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這時的西晉朝廷確實形成了一個以司馬越王衍為核心的政治格局，這政治格局就是司馬越與王衍的“共天下”，是後來江左地區“王與馬，共天下”政權模式的先驅，也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一對組合。

司馬越在與王衍共事洛陽政局的同時，為了保證洛陽的安全，還操縱組成了另外一對王與馬的政治組合，那就是琅琊王司馬睿和琅琊王導在徐州的政治組合。這兩對組合都是後來東晉“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不同的是，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中司馬越掌握實權，徐州司馬睿王導的組合中，王導則是主角。因為司馬睿除了一個“琅琊王”的封號外，基本上一無所有，只是被操縱的木偶或打出的旗號。

三，東晉士族門閥政治形成的時期

司馬越所以成立另一對組合，真實目的是想讓司馬睿南渡過江，在江南建立根據地，作為自己在洛陽的後援。為此司馬越利用手段滅了控制江南地區的陳敏，江南士族名士也願意與司馬越合作。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馬睿在王導等人的簇擁下，南渡長江，來到建鄴（即建康，今南京），此事為當時一個標誌性事件，意味著司馬氏為皇帝的晉室的政治重心開始南移。

不過，歷史常常表現出“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偶然性。司馬越和王衍的戰略安排不可謂不深謀遠慮，但畢竟沒能保住他們的性命，在胡騎的掃蕩下，洛陽沒有守住，司馬越抑鬱而死，王衍等王公貴族也全部被石勒俘殺。他們的意圖全盤落空，然而，他們安排司馬睿，王導過江，卻給他們在江南地區獨立經營提供了便利條件。這時的司馬睿在建鄴繼皇帝位，史稱東晉，開始在江南形成了一個“王與馬，共天下”的新政權模式——士族門閥政治。

總之，東晉政權是士族門閥政治的時代，在門閥政治的格局下，包括南北門閥士族在內計程車族名士聯合執政。皇權屬於門閥政治，皇帝成為士族利用的工具，而不是效忠的物件，東晉門閥政治是由“王與馬，共天下”開啟的，繼琅琊王氏後，潁川庾氏，譙郡恆氏，陳郡謝氏又先後當權，形成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格局，在這種現實下，幾個大的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制，互相掣肘，再加上南北民族矛盾的始終存在，門閥政治維持了百年之久，在門閥政治的格局下，士族當權，凌駕於司馬氏的皇權之上，但又不能取代皇權，具體表現出來的就是“主弱臣強”，而司馬氏的皇權又始終不絕如線。

東晉門閥政治的結束，東晉末年，以孫恩，劉裕為代表的次等士族在反抗鬥爭中力量逐漸壯大，最後終於發生了劉裕代晉自立的事件，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它意味著在百餘年之久計程車族門閥政治已成明日黃花，皇權政治又恢復統治地位，中國歷史上計程車族門閥政治時期，也就是皇權政治的變態期，基本宣告結束。

參考書目《兩晉南北朝十二講》（李文才）《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