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耀眼，金陵少年，前來作答。

文人最多時期必然是唐宋，竊以為原因如下:

唐宋時經隆，天下定，政治寬，生平之重須與之相應之文學藝術形；唐國強，萬國來朝，諸文得之善通，心上兼而，有便於學者生，故名家輩出。

唐宋時風俗淳、心開、世安、東西文化交及貿易多，科舉制度亦拔出於多才之良大文學，故唐宋時詞家多。

視宋計亦甚明，而國家又高文輕武，世安民又有閒錢，故多而學文矣，此亦矣宋士甚多也。

2.統治人之示與倡

如：唐玄宗、宋徽宗則詩詞手，詩詞選宮興復及民；唐前，詩詞歌賦屬貴術，正是”舊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之科中，詩皆為必考科。

3.科舉制

科舉制達，以能考科舉，乃有大者去讀書，又隨之，士固多矣。在隋、唐前，無時，讀書略為富之屬，貧士不贍，如陶淵明照，故多無人肯讀書。而科舉制之生，乃直至於人以讀書，此公之功名對，入仕之法。

4.造紙術，印刷術的發展

非上之三條大道外，又有一重者往往為人略：

則是印刷術、自術之

在唐以前惟貴能有書，唐武后時始聽民可有書，後除變科舉制外，使庶官多一條路，其民間猶許書，供民涉獵。而自術與印術之有，使前難傳之文皆可以印來傳欲問人，資其學，研。

我覺得可能是宋朝吧，因為宋朝揚文抑武。

而且，宋朝之間的文人相處得特別有意思。

看司馬光、王安石、歐陽修、蘇軾等的交情，我覺得這幾個才子太可愛、太君子、太有格局了。四個人中，歐陽修大司馬光12歲，司馬光大王安石2歲，王安石大蘇軾16歲。歐陽修跟司馬光曾經因為皇帝怎麼稱呼自己親爹的問題吵過架（皇帝是過繼子，過繼給上一任皇帝當兒子，才當上的皇帝）。歐陽修認為皇帝應該稱自己的親爹為父親，而司馬光認為應該按宗法制度稱“伯父”。兩人為此吵得不可開交。皇帝死後，新皇帝繼位，歐陽修又向新皇帝力薦司馬光，說他是個可用之才。歐陽修當時是文壇領袖，他也極力舉薦過王安石和蘇軾。王安石早期也受過歐陽修的提攜，蘇軾參加科舉考試時，歐陽修給了他非常高的評價（本來他應該是第一名，但歐陽修以為蘇軾寫的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鞏寫的，為了避嫌，給了他第二）。司馬光和王安石呢，曾經是好朋友。兩人性情十分相似，都為人勤儉，都不納妾，早期兩人都當皇帝文學侍從時，多次在一起吟詩作賦，彼此惺惺相惜。後來，北宋到了不得不變法的時刻，王安石主張革新，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反對，王安石成為剩下三人的政敵。王安石當時是頂著極大的壓力搞這場變革的，無數舊勢力從中阻撓，只有年輕皇帝和他堅定地站在一起，努力把變法事宜往前推。歐陽修當時也是反對變法的，但是他還是跟王安石保持書信往來。王安石變法期間，歐陽修去世，王安石給歐陽修寫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文——《祭歐陽文忠公文》。蘇軾也給自己當年的伯樂，寫下了悼詩。變法期間，司馬光幾次上書，試圖彈劾王安石以阻止變法，但是，他的目的是阻止變法，不是要把王安石置於死地。他甚至曾寫信提醒王安石，要小心那些表面上支援變法但實際上想要謀取自己私利的小人。皇帝當時一定要變法，司馬光沒辦法，乾脆辭職回家，退居洛陽，開始寫他的史書。幾年後，王安石果真被親信出賣，他乾脆告老還鄉，歸隱金陵。神宗繼續推進變法事宜，但手段已顯疲軟。這時候的蘇軾因為反對變法，被整得很慘。“烏臺詩案”讓蘇軾被關進大牢三個月，差點人頭落地。王安石非常愛惜蘇軾的才華，他聽說此事後，幫蘇軾求情，使得蘇軾只被從輕發落。告老還鄉後的王安石出去遊山玩水時，時不時也想起反對自己變法的司馬光，有時他突然會跟隨從說，司馬光真的是個君子。蘇軾後來有專程去拜訪過王安石，兩人依舊政見不合，但在文學上卻有非常多的共同話題，相談甚歡，彼此贈詩。神宗死後，太后把持朝政，67歲的司馬光回京執政，王安石辛苦推動的改革，一樁樁被廢止，變法宣告失敗。王安石半輩子的心血就這樣化為烏有，他聽到變法失敗的訊息後，悲痛不已，病情復發，溘然長逝。司馬光當時年紀大了，身體也不行了，得知王安石病逝的訊息後，當即給王安石寫文章，並要求朝廷追封他為太傅。蘇軾聽聞王安石去世的訊息，為他起草寫作了《王安石贈太傅》。蘇軾跟司馬光也曾政見不合的，但是他又吵不過司馬光，回到家裡大罵他是“司馬牛”，但是，司馬光去世後，蘇軾寫文評價司馬光，極盡溢美之詞。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政敵，但很多次他們倆關於朝政事宜的辯論，都只是就事論事，而且雙方都是想為了國家和百姓好，他們爭論的某些問題，到今天都沒法定論。比如，王安石認為，國家善於理財，就可以在不增加稅收的前提下充盈國庫（挺對啊）；司馬光則認為，錢就那麼多，不在民手裡，就會到官手裡（也挺對啊）。司馬光受過歐陽修的舉薦之恩，但蓋跟他吵架的時候還是要吵。比如，科舉考試，歐陽修提倡誰優秀就錄取誰，不要看地域，英雄不該問出處（很對啊）；但司馬光覺得，北方人讀書本來就沒南方人厲害，這樣下北方就被南方碾壓完了，以後北方更沒人才了，所以他主張地域公平（也很對啊）。北宋這幾大才子，在政治上存在那麼大的分歧，但他們依然保有文人才子之間那種惺惺相惜。他們是真正發自內心想為國家和百姓謀福祉的人，政見不合也大多不是為一己私利，因此，他們能秉持“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每一個都算是大賢之人。歷史走到了明朝，一切都不一樣了。晚明時期的政壇，充滿了黨爭、傾軋、構陷、彈劾，一言不合就瘋狂報復，甚至要滅“政敵”全族，動不動就斬草除根。宋朝的權力鬥爭雖也殘酷，但相比明朝，他們真的太可愛了。

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文化特別燦爛的時期，比如先秦戰國，哲學家多；比如魏晉南北朝，詩人多；唐朝，詩人散文家多；宋朝，文人多；民國，文人思想家多。

倘若以文人最多為標準，我以為宋朝為最，而宋朝文人，又以宋仁宗一朝為最。

宋仁宗一朝，有哪些著名的文人呢？

簡單列幾個：范仲淹、王堯臣、韓琦、富弼、文彥博、包拯、張方平、錢惟演、王安石、司馬光、張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蔡襄、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沈括……

看了這個簡要的名單，你就會知道，宋仁宗一朝的文化人之有名，之多，可以說，宋仁宗時的文化，幾乎是宋朝文化繁榮的一個縮影。

把這個名單裡的人去深入瞭解一下，你會發現他們之間都有很密切的關係，相互曾經發生過很多故事。

這裡你知道，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士之一，蘇軾是黃庭堅的老師，但你知道嗎？歐陽修是蘇軾的老師，而蘇洵三父子又得益於張方平的推薦蘇軾才到歐陽修門下，而歐陽修又是晏殊的學生，他們之間，糾纏著很多複雜的關係，發生過很多故事。

晏殊是宋朝最早的著名詞人、詩人，後來當上了宋仁宗的宰相。歐陽修以文名緊隨其後，成為了晏殊最得意的學生，但是，歐陽修卻對晏殊的懶政頗有意見，當時宋朝正同西夏打仗，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歐陽修想到老師日理萬機，相當辛苦，就冒雪到宰相府看望晏殊，哪料到晏殊卻在喝酒唱歌，歐陽修覺得老師也太不把國家大事放在心上了，就寫了一首詩，在詩中幾乎是用“教育”的語氣教訓老師道：“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讓晏殊灰頭灰臉，很不高興。

歐陽修在朝中任要職的時候，三蘇還籍籍無聞，當時，蘇洵託在四川當知州的張方平向歐陽修推薦自己，歐陽修讀了蘇洵的文章後，大為讚賞，當即向朝廷把蘇洵當人才推薦。後來，歐陽修又讀了蘇軾的文章，更是擊節讚歎說：“讀軾書，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所以後來蘇軾參加科舉考試，歐陽修是主考官，便把蘇軾拔為頭等。

而王安石與司馬光在宋仁宗一朝的時候，二人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因為熙寧改革到宋神宗時才開始，所以他們二人在此時都已經入朝做官，官也做得不小，二人都非常有才華，這時是朋友關係。

柳永曾因為填詞，被晏殊和宋仁宗發現，但同樣填詞的晏殊並不喜歡柳永，認為柳永填的是豔詞，而宋仁宗也因為柳永詞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句子，後來在柳永參加科考的時候，說了一句：“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把柳永黜落了。

不過，宋仁宗畢竟仁慈又愛才，後來還是他，讓柳永考上了進士。

我認為是宋朝，首先宋朝是個重文輕武的朝代，武將地位低下就算是平級也是文官高一頭（害怕再來個陳橋兵變）。其次宋朝科舉制度錄取人數擴大，唐朝幾十人宋朝一科能達到幾百人，還有一層原因是有好些落地的考生一氣之下投靠外族攻打宋朝比如張元。再次宋朝接盛唐之後宋詞繁榮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等文學風氣濃厚。大致這些原因一是政策二是地位三是風氣

我個人覺得中國歷史上宋朝的文人最多。

宋朝把國子監設為最高學府，一度改名國子學。

宋仁宗慶曆時設太學，北宋末，太學生達三千八百人，實行三舍法。又設武學、律學、算學、書學、畫學等專門學校，國子監主要成為中央教育管理機關。地方教育有州縣學和書院。由於印刷術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發達遠遠超過前代。在鄉村農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識字課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區利用農閒舉辦冬學，由窮書生教農家子弟識字。

福州一地解試，宋哲宗時每次參加考試者已達三千人，宋孝宗時增至兩萬人。南宋時，福建建寧府每次參加解試者達一萬餘人，連小小的興化軍也達六千人，反映了教育的普及程度。

宋仁宗時期，為了教育的發展仁宗令藩府設立學校。慶曆四年(1044)，曾令州縣皆設學校。熙寧四年(1071)，又詔各州縣普遍設學校。

計劃逐漸以學校“升貢”代替解試，崇寧三年(1104)至宣和三年(1121)的十八年間，解試、省試曾全部停廢。

北宋末是州縣學最盛時期，不僅有學舍供學生食宿，還有學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為學校經費。大觀三年(1109)，北宋二十四路共有學生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二人，在校學生如此之多都是空前的。 　

宋代私人辦學得到很大發展，一些學者、儒生紛紛設立“精舍”、“書院”，教授生徒。宋初著名的四大書院是白鹿洞（今江西廬山）、嶽麓（今湖南善化嶽麓山）、應天（今河南商丘）、嵩陽(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陽石鼓山）書院；

此外，茅山（今江蘇南京三茅山）書院，亦頗有名。這些書院大多得到政府的資助與獎勵，如賜額、賜書、賜學田等，也有私人捐贈學田和房屋。書院規模都較小，學生數十至數百人。

南宋時期，儒學受佛教寺院宣傳教義的影響，書院大興。朱熹首先於淳熙六年(1179)興復白鹿洞書院，次年竣工，並置學田，聘主講，親訂規約，即著名的《白鹿洞規》，還常親去授課，質疑問難。紹熙五年(1194)，朱熹恢復並擴建嶽麓書院，學生達千餘人。朱熹以白鹿洞書院作為研討、傳佈理學的中心其建置、規約，乃至講授、辯難等方式，無不受禪宗寺院的影響。各地儒學家的書院先後建立，如陸九淵的象山書院、呂祖謙的麗澤書院，等等。南宋先後興建的書院總數達三百所以上，書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援。書院與州縣官學，成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機構，書院大多又是理學的傳佈中心，理學因而益盛。

什麼時期的文人最多，它代表的不僅僅是文人數目的多少，還有對當時社會風氣的體現！文人太多不好，武力的缺失勢必造成軍事的落後，國家的危患；文人太少不好，武人霸佔朝堂，國家勢必窮兵黷武，丟掉文化傳承；因此在古代，文人武人應該達到某種平衡，才能夠使國家長治久安！

文人遠遠多於武人，最具有這一特徵的應該就屬於宋朝了！在宋朝出現的著名文人特別多，在唐宋八大家當中，宋朝佔據了6位，而唐朝才2位，就足以說明宋朝文人的繁榮！除此之外，其中的“蘇家三兄弟”更是讓人服氣，一門三進士，可見當時文人的好學之風！還有砸缸的司馬光，改革的王安石，放翁的陸游，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醉裡挑燈看劍的辛棄疾，更有悽悽慘慘的女詞人李清照，這是一個怎樣文化風流，文人主導的朝代！

宋朝一直都在維持著揚文抑武的社會風氣，這可能也是因為與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的經歷有關，畢竟趙匡胤也是武將出身，手握重兵，在手下的推舉之下，黃袍加身，最終建立了大宋王朝，所以他非常擔心手下的武將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才出現了著名的“杯酒釋兵權”的歷史故事！趙匡胤之後的宋朝繼承者更是完美的儒教傳承者，信仰無為而治的大同社會，大力發展經濟文化，提高文人的地位，正是因為這個，所以宋朝的經濟文化相當繁榮，說它是古代王朝當中最富有的朝代也不為過。但也正是因為這樣，提高文人地位的同時，就相當於貶低了武官的權力，再加上文人與武官的天然對立，最後居然出現了文官統領兵權，帶兵打仗的荒謬現象，更是有臨陣換將的事情發生。

文人與武人的極度不平衡，經濟與軍事的不協調，最終導致了大宋王朝江山的分崩離析，留下無盡恨事！

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界定的是“文人”這個名詞的含義：此詞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有兩個意義的。

“文人”這一詞，最早出現於《詩經·大雅·江漢》之中：“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這句詩大體的意思為：賞賜你一把玉柄的酒勺，一大壺鬱鬯美酒。祭告於先徳，賞賜你山川和田地。你到周京受冊封，用先祖的封典……

這裡的文人顯然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意義，它是指有”文徳“的先人，《詩經》中應特指周文王。

而什麼是”文徳“呢？

這個詞有兩種含義：一是指禮樂教化，與“武功”相對，一是指寫文章的道德。既有禮樂之教又有道德的人才能被稱為“文人”，上升到這個高度，我就很難簡單的說出哪個朝代的文人最多了，只講一個“文人”彰顯“文徳”的群體性事件吧。

漢代末期經歷了一個長達一百零一年的統治黑暗時期，《後漢書》用一個詞來描述這個時期——”主荒政謬“，那個時候無論是宦官，還是外戚，都是驕橫跋扈，貪財殘忍。就如只有八歲的漢質帝，一次在朝會上稱外戚梁冀為”跋扈將軍“，當天就被其毒死了。小皇帝中毒後，在地上打滾兒，大喊著要喝水，梁冀卻在一旁說，不準給他水喝，防止毒藥被吐出來。所以那時在外戚、宦官監控下成長的皇帝只能一個比一個荒唐，一個比一個無能，由此統治下的國家只能是民不聊生、黑暗致極。

這個時候便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由“儒生”和“文吏”融合之後形成的新興計程車大夫階層，他們以自己的道德勇氣挑戰跋扈殘忍的”宦官外戚“控權者，以他們的“文徳”撕破了那種遮天蔽日的黑暗。不僅如此，這些”文徳“還深刻的影響了之後的文人階層，直到今天，我們的血脈裡還是充滿了這種無謂，這就是魏晉風度。

為什麼說這是群體事件呢？據考證，東漢後期，洛陽太學在讀的太學生規模已達三萬人，而當時洛陽的人口只有三十萬人，也就是說，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在讀的太學生。他們都是以”通經致用、濟世安民”為人生目標，以天下為己任，與黑暗積極抗爭。那些在朝為官計程車人，以“澄清天下”為己任，一面直言上書，一面利用自己的權利懲治腐敗；而民間的那些士人，則與為官者相互呼應，為他們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一同匡正天下。

就如東漢官員張綱，他受命為使臣之時，將自己車的車輪埋在洛陽都亭，憤然上書雲：“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思就是說，那些豺狼在朝堂之上，不加治理，剷除地方上的幾個小貪官汙吏，能有什麼用？張綱的一封諫書使得“京師震竦”，“百官惴惴”，這就是文人的“文徳”，所謂“文死諫、武死戰”，文官、武官要用他們的實際作為來彰顯自己的氣節。

張綱掩埋車輪事件，也就是成語“埋輪破炷”的由來，就是指“剛正不阿、不畏權貴”。

這些“文人”因為無謂的精神，被那時的控權者大肆迫害凌虐，他們死了，他們的弟子便跟上。就如李固、杜橋被殺，陳屍示眾，李固的弟子郭亮，那時他只有十五歲，便左手拿著奏章，右手拿著行刑時砍頭的斧子，抱著必死的決心，上書請求為師父收屍。但是朝廷不許，郭亮便在李固身旁守喪。很多人威脅他，他便慷慨陳詞：“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這就是那時的文人，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善於寫文討伐黑暗，他們致死都有高尚的氣節。

可笑的是，對於這些接踵而來的正義力量，宦官外戚們居然想出了一個彷彿十分聰明的方法：他們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成立”鴻都門學“，用辭賦、小說、書法、繪畫當做主要課程，來排斥儒家經學，以求用這些閒情逸致來軟化消磨士人們的志氣。結果卻事與願違，鴻都門學確實帶來了改變，它促進了文藝的發展，為魏晉時代計程車人們增添了不少藝術氣息。但是也僅此而已，卻從未使那些“文人們”放棄過自己的追求。

所以，我最無法認同那句不知從何人口中噴出的“文人誤國”之說，誤國的只有昏庸的帝王，他給沒有氣節的官吏莫大的權利，若這個官吏不巧就是個文官，那就是文人誤國嗎？

再說一文人，就是“曹操”。魯迅贊之為“改造文章的祖師”，可見曹操之文的瑰麗。那他算是文人還是武人呢？

這就說到了“文人”的另一概念：就是“知書能文”之人，這就是漢代傅毅所寫的“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

如果單說“知書能文”，我們可以看看利在千秋的《四庫全書》，這裡邊全是能文之士，我們可以初步做一個統計，文淵閣藏本，共收錄了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多達八億字。我們只拿“易“類來做一個統計，其中春秋時期一人一篇（1）、三國兩晉時期三人三篇（3）、南北朝一人一篇（1）、唐代四人（4）、宋代六十二人（62）、元代二十六人（26）、明代一百七十九人（179）、清代一百九十三人（193），其他篇章比列大體類似，可見還是明清的文人比較多，造成這個結論大概有三個客觀因素：第一，年代越久遠，留下來的著作會越少；第二，人口數量的增加，如果受教育人口比例差不多，那便人口越多時，受教育的人越多。這一點我看前邊創作者也寫到過，就不贅述了；第二，對”接受教育“的認知，上古時期只有貴族可以接受禮樂經書的教育，後來孔子將”官學“推廣為”私學“，讓更多的人有了受教育的權利。隋唐時期又更近一步產生了”科舉制度“，呼籲全國有才能者均來為國效力，這便進一步擴大學人的範圍。到了明清時期，是個家庭便要有人去受些教育，就如我們現在要考大學一般，雖然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制度變得非常苛刻，由此入官的人大為減少，但是卻不能減少”文人“的數量，閒文也多了起來。

如果我們再做一個統計，《全唐詩》中記載的詩人有2200位，宋代的詩人竟有7800多位，由此可見宋代的文人一定比唐代多出很多，但是我們現在卻不能完全統計明代與清代的詩人到底有多少位，數量之巨，無法概論。

所以我感覺你的這個問題應該稍加限制，應是”哪個朝代的著名文人“最多”，那就很好回答了，一定是宋代，畢竟那時候，是舉全國之力來發展文化的。

經歷過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人，這個時期的文化人，是中國所有朝代（時期）裡最多的，我們可以數數，當然，這肯定是數不清的 ——

章太炎，蔡元培， 梁啟超，錢學森，魯迅，老舍，茅盾，朱自清，沈從文，周作人（改造後），胡適，郭沫若，葉聖陶，林語堂，郁達夫，徐志摩，冰心，梁實秋，林徽因，巴金，胡蘭成，蕭紅，蕭軍，曹禺，季羨林，秦牧，汪曾祺，黃侃，劉文典，趙元任，劉師培，吳宓，錢鍾書，楊絳，錢穆，王國維，陳寅恪，金嶽霖，馮友蘭，傅斯年，馬寅初，李叔同（弘一法師）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辜鴻銘，聞一多，田漢，聶耳，張恨水，余光中，金庸，……

現在我們國家在作協裡的，非作協的作家，影視編輯，網路寫作大神，加起來是上面的一百倍以上甚至千輩，恕我直言，這些文化人，已經不叫文人，只能叫職務或者職業，再就是一種謀生手段。

中國古代文化人的兩種命運，亂世則尚武，輕文人重武官，如元只能唱唱“曲”。盛世則重文，武官粗糙，要由文人來當一把手，武官只能當副職，才有“唐詩三百首”。古代的文人，能流傳千古的，屈指可數，所以，在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後出生，甚至是參與並見證過民國新文化運動的這些讀書人，都是大師級人物。

以上所有這些，但不限於以上的民國文人，有的是哲學家，國學家，文學家，詩人，散文家，小說家，數學家，戲劇家，科學家，建築家，編輯，翻譯家，音樂家，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有的成了新中國的大師級國寶，有的旅居歐美，常住港澳，有的在臺灣省，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籤，中國文人。

正是他們開創了所有中國文化人的百花齊放，在中國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碰撞與融合中，形成了民國文人職業的多樣化，才會有今天的這些文化人的多種角色及職業。

民國文人已經不可複製，必將成為日後所有文化人的“靈魂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