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一位傑出的帝王，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併為大唐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貞觀六年的春節，對千家萬戶而言，依然是傳統習俗的平淡無奇，但在近四百名死囚及其家眷的心目中，絕對是人生中最溫暖、最有人情味的春節。這年春節前夕，唐太宗與390名死囚立一個君子之約，說現在是冬天，放你們回去過春節，和家人好好團聚團聚，來年秋收之後，咱們再在這裡集合。390名死囚感激啼零，高高興興地回家了。第二年的秋後，這些死囚全都回來了。死囚秋後歸來，意味著甘願接受秋斬，這是一個讓人心靈震顫不已的純道德的踐約行為，唐太宗感動之餘，全部赦免了他們的死罪。

歐陽修撰《縱囚論》短文，丟擲鮮明觀點，矛頭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為了博取賢君之名，太過虛偽。但我以為唐太宗此舉是發自本心善念，這與他執政理念和風格相一致。

向善向好向上的個例最容易被人攻擊為虛偽，可這樣的仁德之舉，對唐太宗來說不是個例，而是無數個例構成的常態。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從大臣們說：“婦女被幽閉在深宮，實在很可憐。隋代末年，不停地去挑選宮女，離宮別館，並非君主去住宿的地方，也聚集了許多宮女。這都是耗竭百姓財力的行為，我從不效法。況且她們除了灑掃宮室之外，還有什麼用處呢？今天我將放她們出去，任求伉儷，這樣既可以節省費用，也可以減輕百姓負擔，還讓宮女各自心滿意足。”於是從後宮和掖庭宮先後放出宮女3000多人。白居易有詩歌頌唐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臣來向唐朝謝罪，並獻二美女。太宗對高麗使臣說：“回去對你們君主說，美色，是人們所崇尚的，你所進獻的女子，確實美麗。我同情她們遠離本國的父母兄弟，留住她們而使她們忘記親人，愛其美色而傷其心，我不做這樣的事。”於是將兩個美女都歸還給高麗的使臣。

一個偉大的帝王，首先應該是對黎民百姓有真情實感的人。唐太宗曾經說過：“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他剛即位的時候，山東發生了大旱，他下令賑恤災區，免交當年的租賦。貞觀二年，關中乾旱，鬧大饑荒。太宗對侍從說：“水旱不調和，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卻大受困苦！聽說有賣兒賣女的人家，我很哀憐他們。”於是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庫的錢財贖買那些兒女，還給他們的父母。唐太宗又下詔說：由於去年發生了霖雨，今年發生了旱災和蟲災，所以要赦免天下。並表示：如果使年穀豐稔，天下必然安定，就是把災害移到自己的身上，來儲存老百姓，也心甘情願，絕不吝惜。

貞觀五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為由，將前定死刑三複奏皇帝核准改為京城五復奏、州縣三複奏，若“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且詔敕要求，“據法合死而情有可矜者，宜錄狀奏聞”。唐太宗以民為本，將儒家的道德觀念吸納入法典，體現了禮法結合的特點，彰顯了寬仁治世的思想和對人的生命的尊重。

中國歷史上的開國皇帝，除了司馬炎就沒有一個蠢的，而李世民這更是這些人之中的佼佼者，堪稱一代人傑。

人傑，能成大事者，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從來不以情緒喜好來決定行動。可以說，他們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李世民善不善？我寧願相信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但是他的身份決定了他的善良是不能發揮出來的，所以他必須殺兄屠弟，處死親生兒子。所以，即便他有善心，他也不可能因為出自自己的善心就去釋放舉國的死囚，更不可能因此而干預司法將氣球全部赦免。

那麼李世民釋放死囚有沒有博取賢名的動機呢？有，絕對有！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人的需求等級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而提高，到了李世民的地位，金錢美女都已經入不了他的眼睛了，流芳千古才是他要做的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李世民會成為史上第一個干預史官記錄史書的皇帝，他會為了體現自己的正直而放縱他腹誹不已的魏徵，他會盯著科舉計程車子笑談：“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但是那有怎麼樣呢，從客觀事實上來看，唐太宗確確實實實現了貞觀之治，確確實實明君之名滿天下，確確實實異域揚威，確確實實建立起一個我們至今還要去復興的文明，他就算博一點賢名又如何？這本來就是他該得的。

不管世道怎麼變。流芳千古，總比遺臭萬年值得稱讚的多。

武德九年，玄武門事變。

政變結果：

李建成被射死，李元吉當場被殺，唐高祖李淵退位做了太上皇。 李世民繼承大統登基為帝。

李世民下令，將李建成、李元吉府中的所有的男丁全部殺死。

李元吉的妻子楊氏被李世民納入宮中，生了個兒子叫李明。貞觀二十一年，受封為曹王。

李建成有個女兒名叫李婉順。《大唐劉應道妻故聞喜縣主墓誌》記載，她十七歲被封為了聞喜郡主，後來嫁給了劉林甫之子劉應道，一直活到唐高宗時期。

李元吉有個女兒名叫李令。《大唐新野縣主李氏墓誌銘》記載，玄武門之變後，被李世民收為養女，封為新野縣主。後來嫁給了河東名士裴重暉。

《唐文安縣主墓誌銘》記載，李元吉的另一個女兒，文安縣主。玄武門之變後仍在世，後來嫁給了段儼，死於貞觀二十二年。

這說明，李世民對於李建成、李元吉的妻女還是十分仁慈的。

李建成的親信魏徵，在李建成被殺後歸順李世民，李世民也很仁慈地饒恕了他的性命。

李建成，李元吉兩人的兒子們，不論長幼全部誅殺。李建成時年三十八歲，可推算他的兒子的年齡不會很大。

李建成有六個兒子，長子早夭，其他五個兒子全部被殺。

李元吉死時二十四歲，他有五個兒子，都在同一天被殺。

貞觀六年，唐太宗憐憫，釋放390死囚回家過年，約定來年歸來伏法。第二年，這些死囚感念帝王之仁慈，紛紛回來，無一逃走。

總的來說，每個人都有他仁慈的一面展現給世人，李世民也是這樣的。

歷史上這類帝王縱囚事件並不少見。在唐太宗時期，有個制度，就是要定期檢查監獄，囚犯有機會直接面對皇帝。

據說，在貞觀六年十二月，李世民“龍心大悅”，親自審訊了390名死囚（數字待學界繼續商榷考證），並允許他們各自回家，約定秋後回來就死。秋後一到，囚犯們果然紛紛回到獄。後來，李世民對有囚犯們的“誠實”十分感動，又悉數將其釋放。 按照歷朝的正統說法，自然又會對君王重德政輕罪罰之舉稱頌一番。

後來到了宋朝，歐陽修的《縱囚論》寫道：“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翻譯過來，意思就是說：罪大惡極，確實是小人，但是等到浩蕩皇恩降臨，就可以使他們以光速變為君子了。這是因為啊，皇恩一向都是深入人心的，並可以瞬間改變一個人。

歐陽修的這一作品，闡述了李世民暗含在政治權術下的虛假和偽善，他認為李世民以所謂的信義釋放死囚，既不符合法律懲治死刑犯的程序正義，也違背了大眾邏輯下的常規情理，只不過是一種帝王德政形象的塑造和宣示。

實際上，李世民施展特赦的舉措，既有帝王德政思維下追求“內聖外王”理想人格的需求，也有蘊含在教化和資治功用下的信義取向。

《資治通鑑》記載了這個讓現代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故事，多數人都認為不可能。它上面是這樣記載“縱囚”的：辛末，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之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白居易也在《新樂府》詩中以“死囚四百來歸獄”來說明此事

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查案件時，突然覺得那些死囚可憐，於是他就下了一道聖旨：把他們全都放回家，一年之後的秋天再來京城執行死刑。於是全國390名死囚都回家了

來年秋天，被放回去的那390名死囚，在沒人督管的情況下全都回到長安，沒有一個逃跑的。於是唐太宗將那些死囚都赦免，改判流刑

北宋的大文豪歐陽修對此事寫下一篇《縱囚論》，批判指責唐太宗“逆情以幹譽”，也就是說他認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是藉機邀取名譽的手段而已。他對此事提到了三不：不足信、不足譽、不足效

那次縱囚事件發生在玄武門之變後不久，那時的刀光血影仍未消散，唐太宗迫切需要樹立仁德的形象來達到王朝統治的目的。以這樣的成功變臉來挽救他弒兄奪位的形象，這些是縱囚帶來的利益

那390名死囚中可能有被冤枉的，但是多數還是犯下死罪的囚犯，因此俺覺得縱囚勢必有悖於律法，對社會不公平，給社會安定帶來潛在的隱患，那樣的縱囚終究還是不足以被後世所效仿的。縱囚只是唐太宗李世民博取賢名的手段而已。

是為了突出仁治天下。

李世民登基後，朝廷出現了王道和霸道之爭。封德彝主張以霸道治天下，嚴刑峻法。魏徵主張王道仁政，與民生息。

唐太宗傾向於魏徵的儒家王道，但朝中大臣除魏徵之外都傾向於嚴刑峻法的霸道治國。

這種局面下，唐太宗做出釋放死囚回家過年的決定，是為了宣示自己仁治天下的決心。

另外，這三百死囚過完年後，確實到監獄領死了，唐太宗下令全體釋放，也是為了仁政的寬容。

一

作為一個皇帝，他做的一切決定首先考慮的是維護自己的江山，而後不是考慮別人看法，哪怕要考慮，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當然他也有過汙點，就是“玄武門之變”，但是我一直認為“好人做不了好皇帝，好皇帝基本不會是好人！”

唐太宗雖然狠過，因為他要得到皇位，但唐太宗還算是一名仁慈之君，他做過一些事情確實很得人心，讓人對其相當認可！不可否認，他的舉動都是有意而為之，但真正為民著想，又有何不可？

白居易有詩云：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這就是講了唐太宗的兩個故事！

在發動“玄武門之變”後兩年，公元628年，唐太宗釋放3000名宮女，讓她們去尋找自己的人生幸福，因為之前宮女只有成了大齡剩女以後才可能出宮，這樣往往就難以獲得幸福！唐太宗此舉讓天下人都對其充滿了溢美之辭，他的仁慈得到天下人認可！

後四年，公元632年，也就是他真正掌權的第六個年頭，春節前夕，他在視察案例時，發現一些人並非十惡不赦，有寬宥的餘地，於是，他腦洞大開，釋放了390名囚徒，讓他們回家過年團聚，但年後還得回來受刑！

此舉在在朝堂引發強烈的反對，因為沒有人能夠掌控這個局面，一旦這些囚徒被釋放出去，會引發什麼樣的社會動盪，不得而知，所以沒有人看好這些囚徒能夠回來。但是，唐太宗頂住壓力，放囚徒回家！而後來，這些囚徒無一例外的全部回來，也算是履行了承諾，對得起唐太宗對他們的信任！

二

此事件確實有過記載：

《資治通鑑》第197卷：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

而後，死囚全部按時歸來也讓唐太宗感動不已，他隨後全部赦免死刑，改判流刑，也算是寬宏大量！

但是後世之人對其行為褒貶不一，而北宋歐陽修更是寫出《縱囚論》，認為其行為是博取賢名！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當然，歐陽修所言不無道理，唐太宗有博取名聲的成分！

但我更認為是唐太宗此舉是他的“帝王之術”！

三

掌握政權剛六年，天下安定，而經歷過隋末亂世的唐太宗更加明白如何去穩定江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穩定民心，讓老百姓看到君王以仁慈寬容之心來治理國家！

所以，唐太宗此舉就是為了給老百姓一個明確的指示，讓他們知道自己治國之道！也是為了維護民心，有利於自己實施“仁政”，得到老百姓的擁護！

此事本來就是“開了一個先河”，但唐太宗的目的絕不是簡簡單單的博取名聲，更深層次的含義是讓老百姓對其擁護，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

所以，此事以後，老百姓更加認準唐太宗是明君，對其擁護更是強烈，讓唐太宗執政效果更加明顯有效，從而開創了“貞觀之治”，而另一方面就是逐步淡化了“玄武門之變”自己的人生汙點，讓老百姓更多的記住了他的“仁政”，而不是“玄武門之變”！

所以，唐太宗此舉非常聰明，他贏得了民心，而且還改變自己的形象，他的“帝王之術”也是爐火純青！

唐太宗釋放390名死囚回家過年這個“善舉”，到底是發自善心還是“沽名釣譽”？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但我認為，唐太宗的做法，不但不是“善舉”，並且也不僅僅是“沽名釣譽”這麼簡單。

唐太宗的這個行為，既是一次“演戲”也是一次“演習”。

演戲的目的肯定是用“善舉”來沽名釣譽，儘管這個善舉並不值得提倡（至少在當時不值得提倡）。

所謂“死囚”必定是“窮兇極惡”，或“後果極其惡劣”的十惡不赦之人，拿著樣的人來彰顯善意，究竟是善還是惡，是有待於商榷的。

其實，唐太宗之所以這麼做，最想彰顯的是“皇權的威力和至高無上”。

首先，透過這個演習，驗證自己作為皇上的威嚴究竟達到什麼程度。如果說這三百九十人都是“有情有義”，“誠實可信”的話，那麼他們成為死囚就是個天大的笑話。最終他們全部回到了監獄，並且全部按時迴歸，絕不是“誠實守信”，“感恩戴德”，因為如果沒有後來的“法外開恩”，對於這些將死之人，誠實與否，守信與否都沒有任何意義。

他們選擇迴歸，始終是畏懼皇權的威嚴，不迴歸的後果，用腳都能想到，那就是“株連九族”，所以迴歸幾乎是唯一選擇。僅僅是出於畏懼。

演習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宣示皇權的“至高無上”，迴歸的死囚，即刻被赦免死罪，不僅是多麼不公平，而且是對國家法度的“任性輕辱”。

唐太宗要告訴天下，皇權就是這樣至高無上，能夠畏懼皇權的威嚴的人，並配合本皇上“演戲”的人，哪怕就是死囚，至高無上的皇權也可以“法外開恩”。

“法外開恩”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視法度為兒戲的“家天下”惡習，唐太宗為這個惡習做了一次經典的“表演”。

我覺得太宗是想博取賢名。390名死囚本來是要處斬的人，現在都放回家中團聚。很多大臣都認為，到時候肯定湊不齊390人。但是這390名囚犯卻如期迴歸，太宗大赦390名囚犯，體現出國泰民安的盛世，博得天下人的讚譽。

我來回答。

看到這個問題，讓我我想起了在網上被鍵盤俠們狂噴的江一燕和陳游標，一個默默支教十年，被《感動中國》列為候選人；一個十餘年共捐款19億，成為內地慈善第一人。就這兩個生活在我們同一時代的人都被指“作秀”，那一千多年前的李大爺被稱“博取賢名”便不足為奇了。

發自善心說

稍微讀過一些唐朝歷史的人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可並非善類，其政治生涯的里程碑就是“玄武門之變”。弒兄殺弟，逼父退位，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明君所為，如果再加上之前助其父李淵打江山時殺人無數，那真算得上“惡貫滿盈”了。

而事實上呢！這位皇帝不僅奠定了大唐289年的基業，也開創了“開元盛世”這一史之華章。“英雄看人背後，小人背後看人”，任何事情都是有兩面性的，如果只抓住某人缺點大肆宣揚，便與小人無異。

從文治到武功，從天朝到西域（甚至遠到中亞），從“開元盛世”到“萬邦來朝”，這些都是唐太宗幾十年來厚積薄發而成，此“賢名”後世君王鮮有過之，而“君子之約”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而已。

君子之約&大赦天下

在中國古代，如逢新皇帝繼位，大多“大赦天下”（所謂“十惡不赦”者除外），以顯示新君的聖明與仁德。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考慮：貞觀六年，李世民繼位之初，為了平復“玄武門之變”的陰影，也為了大赦天下，便想出了這“大赦2.0版”的妙計。

此招一出，不僅博得聖君之名，而且與子民們拉進了距離，形成了某種精神上的默契（這種默契是古代所獨有的一種交流方式）。

聖君一出非凡響，

直教後人思翩翩。

開元盛世千秋載，

獨留盛名滿乾坤。

作為帝王，如果靠這賺名，實在是被小瞧過了。總有這麼一些人，這麼看歷史，把歷史上每一個人都想成自己，不能說是以什麼度什麼，但歷史上確沒那麼多他自己。別忘了，那是李世民，不是小市民！

歷史上唐太宗縱囚並非是唐太宗大發慈悲或沽名釣譽，而是對之前失政的亡羊補牢和為司法改革進行的鋪墊。

《貞觀之治》,目前關於唐朝初年的歷史劇中最可靠的一部。

唐太宗假釋了大理寺獄中的幾百名死囚回家，約定來年再回來受死。結果第二年這些人全都按時回來了，朝廷認為這些死囚已經改過自新成為了君子。於是就赦免了這些死囚。關於這段歷史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具載其事。不過歐陽修認為這是皇帝和罪犯再拿法律博弈，贏的是皇帝和罪犯，輸的是法律。併為此寫了論文，而這篇論文也因為選進《古文觀止》而廣為人知。但是，歷史上關於這個事的記錄是有些不完整的。

首先是死囚的人數問題。貞觀六年，死囚的人數《舊唐書》記載為二百九十人，按《新唐書》與《資治通鑑》認為是三百九十人，貞觀初年全國人口約兩千萬左右，所以依人口比例計算這種數字已經不少。據《舊唐書●刑法志》記載之前兩年的貞觀四年：“...是歲（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而之後的開元二十五年，全國人口將近八千萬，全國判決死罪的也只有五十八人。

注意，在貞觀初，法庭依據的是《武德律》,基本上以隋《開皇律》為依據，為唐代幾部法典中最苛刻的一部。而後唐太宗君臣用了十一年才完成了司法改革，推出了相當仁厚的《貞觀律》,而《貞觀律》得以推廣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縱囚”成功。

造成有如此多死囚的原因是因為唐太宗親自搞了一次“嚴打”活動。據《舊唐書●刑法志》記載，貞觀五年：“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常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弈棋，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於東市。”

這個事件講的是：張蘊古任大理丞時，審理了一個被告人為李好德的案件，認為此人精神不正常，於是奏告唐太宗：李好德不應以“妖言”罪（大概說了些和“玄武門之變”有關的話）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張蘊古的老家在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那個地方的刺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發現這一情況後，便彈劾張蘊古，認為他徇私枉法，企圖放縱李好德。唐太宗是個很衝動的人，收到權萬紀的舉報後，便怒斬張蘊古。

但唐太宗馬上就後悔用刑太重了。於是規定，在京師發生的死刑案件使用“五復奏”（兩天之內由天子確定五次，再執行死刑）制度，地方的死刑案件仍適用“三複奏”（一天之內由天子確定三次，再執行死刑）制度。由此，唐律中便有了“三複奏”和“五復奏”兩種復奏制度。

但是，因為有張蘊古的先例擺著，各地的司法官員還是本著從重從快的原則辦案，雖不至於像漢武帝時那樣遍地酷吏，但大牢裡還是多了十倍甚至十幾倍的死囚。

事情發展到這個局面，已經不是朝廷發幾道文書或者皇帝出面講幾句就能改變過來的。唐太宗不來點真格的表示誠意，天下官民誰也不會信他，於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唐太宗只能以“縱囚”這種看似極端，但實際上卻行之有效的方式來亡羊補牢。

94版《新隋唐演義●唐太宗李世民》劇照，不少同好們喜歡上歷史確實是受到那時熱播歷史劇的影響。

我認為兩種心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事的前半段——釋放死囚回家不排除善心之舉；後半段——死囚因守約而被赦免則有博名之嫌。但就整個事件來說，這兩種成分並不多，因為重罪在身的死囚不是博取賢名和體現善心的最佳選擇。我的理解，李世民此舉有撬動司法的初衷，卻最終流於皇恩浩蕩。這種矛盾的存在也是讓人心生歧義的根源。

鑑於隋亡的教訓、江山永固的願望，以及迅速消除玄武門之變惡劣影響的考量，李世民上位後在行政、經濟、教育和軍事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司法改革也是重要構成，出臺了諸如廢除肉刑、慎用死刑、減少流刑以及避免刑訊逼供等寬鬆舉措。基於此，李世民見死囚而心生憐憫是有可能的。我們也完全可以善意地推測，他釋放死囚是為了達到某種法律效果：讓死囚回家過年體現了司法的溫度，死囚如約受死則體現出司法的威嚴。

然而李世民接下來的一波操作——只因死囚守了一次約就予以赦免，體現的就不是法律成效而是皇權意志了。事實上，死囚守約很大程度上也並非基於法律，而是停留在道德層面，期待著皇恩浩蕩。這就改變了事情的本質。如果李世民一開始就預判了這種結果，則難免表演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