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明中後期的起始時間。一般情況下，明朝中期的時間節點定義為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明朝中後期的時間為1449-1644年的195年的時間。

為何以土木堡之變作為明朝中期的時間節點？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強盛轉衰落的開始，這一戰爭的失敗暴露了明朝建國之後明朝內部的很多問題。

政治腐敗，導致明朝建國以來的最大的軍事失敗，動搖了國家的根本，連明英宗也被也先抓獲了。明朝京畿重地的衛所軍隊幾乎全軍覆滅，覆滅的理由歸結為兩大特點，第一是王振等人的瞎指揮，第二則是軍隊作戰能力大滑坡。

在明朝執政官員構成之上，明英宗依賴的是兩大功臣集團，第一集團則是建國功臣集團，第二則是“靖難之役”功臣集團。土木堡之戰，兩大功臣集團的主要人員損失殆盡，文官集團得以上位。

在社會層面上上反應的問題更大，土木堡之戰時，明軍調集的軍隊是50萬衛所士兵，但實際到位計程車兵只有20-22萬左右，那麼名單上的50萬人中一多半都到哪裡去了吶？答案是哪一多半大都逃亡了，根本不在衛所的控制之下。

衛所制度的崩塌，是各地衛所的軍官和宦官監軍將衛所的土地大都據為己有，衛所的很多士兵只能種貧瘠的土地，或者依存於軍官或者宦官手下生活，大半人沒有生活出路，只能逃亡了。根據土木堡之戰徵兵到位情況來看，衛所士兵逃亡比率在60%以上，甚至更多。

綜合諸多因素，才將土木堡之敗的時間節點定義為明中期的起始時間。（明英宗被俘劇照，土木堡之變是明中期的開端）

明朝中後期有哪些社會大變革？

由於政治腐敗，官僚、士紳將很多土地透過各種方式據為己有，使得很多農民無法生活，農民很多人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一，農民流動性增加。

明中期之後賦稅增加，失地、少地的農民迅速增加，農民為了生活開始流動。明中期農民最大的流向時農民從耕地富饒地區向山區流動，他們為了生活大規模的對以前未曾開墾的山區出發，形成山區開發的大熱潮，現在很多山區的人大都是明朝中期開發山區的流民的後代。

明朝中期，發生了湖北四川交界地的流民起義，參與的民眾非常之多，預估當時該地的流民人數達到了150萬左右。明朝的流民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這是農民流動的主流方向。

從永樂以來，聚集流民有籍貫、姓氏者，共93.8萬餘人。又說：擒獲賊首小王洪、李鬍子兩人，其餘散亡，斬首1252級，俘獲族屬28,932口，計可得軍5000，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據這份報告，可知遣回原籍的流民多達94萬。又根據項忠〈撫流民疏〉中所說：「又散出者，五十一萬」，合計荊襄流民人數約150萬餘，約佔當時人口總數3﹪。（根據《明史.食貨志》分析得出結論，成化年間）

流民數量龐大，這只是荊襄附近的流民，已經佔到明朝戶籍人數的3%，加上全國各地的流民，數量更加嚇人。一些流民聚集地，動輒幾十萬人，多則上百萬。（明代周臣所做《流民圖》）

農民在失地之後也有的成為僱農，也有的參與到手工業、商業等領域，也有的成為官僚士紳的附屬生活。（《流民圖》之一）

第二，手工業者和商業開始大發展。

在土地問題上，諸侯王、官僚、士紳獨佔鰲頭，很多有錢人不敢涉足其中，轉而向壟斷比較弱的商業、手工業發展，這也吸引了一大批失地農民參與其中，解決溫飽問題，這一現象最突出的地區為江浙、南直隸等地。

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有人認為則是明朝的現實逼迫出來的，這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商人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流民圖》之二）

第三，金錢至上觀念的形成。

農民的生存上升為至關重要的問題，最後都體現到金錢上來了，明中後期之後，金錢至上的思維心態大流行，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

我們不談論普通百姓，明朝滅亡之際，崇禎皇帝籌集不到錢財守衛北京城，官員幾乎個個哭窮。難道這些官員不知道傾巢之下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嗎？一旦北京城被攻破，下場可想而知了，但這些官員已經將那個道理完全摒棄了，心理上都認為世界一切皆可用金錢來買斷。果不其然，李自成的手下讓這些官員用金錢來買自己的命。

李自成及其起義軍將領和明朝官員的心態是一樣的——金錢至上，已經深入到明朝上下的骨子裡面去了，安能不萬亡國。崇禎如此、李自成也是如此，等明白的時候，清軍已經入主中原了。（大明元寶圖，明朝中後期之後上下思維大都是金錢至上）

明朝中後期的婚戀觀如何變化？

關於明朝中後期婚姻變化的資料來源除了少部分史料中的記載之外，絕大部分的能夠分析明朝民間婚姻狀況的資料來源自明朝的小說，有馮夢龍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還有《石點頭》、《醉醒石》、《西湖二集》等小說集，這些小說集的特色就是瞄準了愛情、婚姻體裁，大都是這樣的內容。

我們從作者的筆觸之間，能夠看到明朝中後期的很多社會現象，他們雖然寫的是其他王朝的故事，但字裡行間卻透漏著明朝民間的資訊。

透過上文中可以瞭解到，明朝中後期金錢至上主義已經形成，那麼反映到社會婚姻上，純粹的愛情就顯得非常虛弱了，婚姻主要是以財產為基礎而締結。明朝中後期的婚姻尤其充滿了金錢的味道。

在正常的婚姻締結中表現為彩禮特別的重，具有明朝的小說、雜文等記載，江浙地區的結婚彩禮最少要20兩白銀，否則免談。根據馮夢龍小說中描述，私塾先生一年20兩白銀；《儒林外史》中比較好的屠夫一年收入36兩白銀；奶孃20兩白銀。這都是小說家之說，但是可以看出明朝中後期的彩禮錢大約是正常人工作1-2年不吃不喝的收入。

明朝萬曆年間，北京的臨時僱工是每天0.05分銀子，一年365天才有18兩，這和小說中的記載差不到哪裡去的。明朝普通人家的彩禮，基本上是一個家庭1-2年的全部收入，如果積攢的話要4-5年時間。加上其他費用，估計要一個家庭5-10年的總收入了！

由於娶新娘的花費比較高，很多人無力娶妻，這樣引起了社會婚姻的一些顯著變化。

一、寡婦改嫁不再刻意禁止。

明朝中後期寡婦守孝簡直就是一個笑話，是極少存在的，寡婦要生存，守孝需要錢財支撐。那麼一些無力支付娶媳婦的人就盯上寡婦，寡婦也成了搶手貨，這都是讓錢財逼得！

二、贅婿增加。

一些無力娶親的人家，有時也會將自己的兒子入贅妻子家完成婚姻。入贅之前是要寫一些文書的，後代要改姓妻子家的姓氏，贅婿的地位比較低。

三、僱工婚姻制。

有時如果無力支付彩禮的話，有時還可以用僱工的方式解決。未來的女婿要到未來的妻子家裡幹活，時間期限雙方約定好，有的1-2年，有的長達10年，甚至幾十年。

明朝中後期諸多婚姻的諸多變化，還是因為政治腐敗導致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農民生活、生存、婚姻等深受影響，所以形成了金錢至上的思想意識形態。

金錢也將官僚士大夫的門第觀念打的滿地找牙，沒有錢談什麼門第，有錢才能解決一切。

婚煙,是文明社會中一種由法律規範的社會關係。在中國、婚家地滲透了倫理宗法制的精神,所謂法律規範,也只不過是條文化了的禮。依“夫為妻綱”、“婦者服也”。於是法律規定,妻必須對夫絕對保持貞操,“從一而終”。與人通好的、背夫出走的,要嚴加懲罰;依禮,婚煙的目的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與婚煙當事人無關。法律據此規定,家長對子女的婚姻有主婚權,包辦婚煙被視為合法,男女自由結合則被視為“淫奔”、要嚴加制中世紀的婚煙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中世紀婚戀觀念深切地桎梏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心靈,產生出一批又一批漠視人性、漠視人的價值的婚煙以及家庭。

然而,明中後期的社會文化發展,卻在中世紀婚戀模式的死水微滿中激起了大波,一股有悖於禮制規範的婚戀觀念異軍突起。情的追求:中世紀婚戀模以”理”剋制“欲”，以”禮”來抹殺人對精神之愛的道求。然而,明代中後期卻一反禮制規範,湧起追求真摯情愛的人文潮流。

誕生於明中後期的短篇小說集“三言“(即(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恆言)與“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以大量篇章生動地映現了這一時期情愛追求的勃興以及“情”與”禮”的抗衡。《警世通言·樂小含拼生見偶》細緻地刻畫了商人子弟樂和與情人順娘如痴如狂的情愛。樂和與順娘自幼同學,彼此情深誼厚,私下結為夫婦,待年長後,兩人分開,卻彼此一心思念,拒絕親戚鄰里的提親議婚。一次錢塘觀潮,樂和、順娘相遇,不由喜出望外。“順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一不小心,滾於酒酒大潮中。樂和一見,不顧自己不會游泳,奮不顧身躍入江波。在潮王的幫助下,樂和救起了順娘,從而感動了順娘父母,得以如願以償,喜結良緣。小說在樂和跳水時寫道:“他哪裡會水,只是為情所使,不顧性命。”又言:“鍾情若到真深處,生死風波總不妨。”點出了樂和戀情的真摯與執著。

《樂小舍拼生覓偶》中樂和的真情能使潮王感動,而《警世通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中愛愛的真情則能使全能的道土在其面前無能為力。這篇小說描寫了盧愛愛對吳清的愛慕之情。愛愛與吳清一見鍾情,因不得結合抑鬱而死,死後變成鬼,繼續追求吳清。當吳清父母發現後,便請來道士皇甫真人前來斬鬼留。儘管道士足智多謀,但仍被充滿執著愛的愛愛識破擊敗。描寫道士與魔鬼相鬥的作品古已有之,然而像這類鬼魅戰勝道土的作品實不多見。“隔斷生死終不泯,人間最切是深情。”愛愛擊敗道士的故事,暗示了真情對名教的勝利。

明代中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和社會結構的調整，並在日益繁榮發展的商品經濟浪潮、王陽明心學以及通俗文化、外來文化等新文化思潮雙重強烈衝擊下，社會出現了大變革，促進了人們婚戀觀念的種種變化，並逐漸形成了新型的婚戀觀。

變化一：以出身門第為主要擇婚標準的傳統婚戀觀開始為以財富為主要擇婚標準的婚戀觀所佔據

明初期，婚姻生活崇行的是出身及門第，並以此為主要擇婚標準，但隨著商品經濟不斷繁榮發展，這種傳統的婚戀觀逐漸被淡化，而以財富為主要擇婚標準的婚戀觀開始形成，並且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時人說：“婚姻之家，惟論財勢耳。”據《浙江通志》載：“嫁女尚妝資，高者至破產不計，卑者或勒索聘財。”時至明晚期，拜金之風極盛，婚嫁論財已成一種時尚。陸人龍在《醒世言》中寫到“少也得二十兩”，相對簡單的嫁娶,要二十兩銀子之多，這對普通人家而言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婚嫁論財是相對於男女雙方而言的，它猶如一把雙刃劍，造成雙方的嚴重負擔。一方面，女方家怕承受不起將來嫁女的沉重負擔而溺殺女嬰，造成了男女比列失調，另一方面，下層社會的男子又拿不出足夠的聘禮，無力婚娶。此外，婚典又是大操大辦，而且追求嫁妝和聘禮的奢華。可以說，明代中後期已經成為的一個崇拜金錢、財富至上的婚戀觀年代。

變化二：“從一而終”、“貞操至上”等舊婚戀觀逐漸被開放式的婚戀觀所取代。

在中國傳統“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中，女性的地位極為低下，要求婦女恪守婦道，“貞操至上”，對丈夫必須“從一而終”，嚴格遵守“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三從四德”、“無才便是德”觀念更是根深蒂固。但是到了明代中後期，隨著新文化思潮興起的影響，這些有違人性的婚戀觀念被徹底打破了，人們的思想變得開明而包容，男女在婚姻關係中也有了更多的自主選擇空間，逐漸形成了開放式的婚戀觀。比如在明代通俗小說《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有這樣一個小插曲：王氏與陳大郎私通，被丈夫蔣興哥發現遣送回了孃家，曾羞愧輕生。她的母親王婆則勸她說：“你好短見！二十多歲的人，一朵花還沒開足，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你丈夫還有會心轉意的日子，便真個休了，恁般容貌，怕沒人要你？少不得別選良姻，圖個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過日子去，休得愁悶。”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王氏與陳大郎私通，已經違反了封建禮教的“貞操至上”觀，而作為母親的王婆並沒有責怪，反而予以安慰開導，顯示了其開明包容的態度，從而使王氏在破裂的婚姻中有了重新選擇的空間，而這種開放式的婚戀觀已經逐漸取代了“從一而終”、“貞操至上”等舊婚戀觀。

變化三：從“門當戶對”婚戀觀向追求自由戀愛的婚戀觀轉變

“門當戶對”的婚戀觀歷史根源已久。從統一性角度來說，相似的家庭背景、相似的教育程度、相似的生活環境等婚戀物件可以避免很多矛盾的產生，但有一個極大的弊端：只要階層地位不同，男女無論愛得多麼難分難捨，也絕不能成為眷侶，故導致很多愛情悲劇的發生。到了明代中後期，隨著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人們對婚姻門第要求有所放寬，不少男女開始跨越門第的鴻溝，追求自由戀愛的模式。在《警世通言.樂小舍拼生覓偶》有這樣一個故事，大意是：有一個叫樂小舍的男生從小與一個叫喜順的女生一起讀書，逐漸產生了愛情，並約定將來做夫妻。但是“婚親一事，須要門當戶對”，在這種舊婚戀觀的影響下，他們長大後就要談婚論嫁時，由於開店鋪的樂家不敢高攀曾做官的喜家，兩人的婚事就被延擱了下來。一次，在錢塘江邊觀潮時，喜順不小心落水了，本不會游泳的樂小舍竟跳下去相救。他們的真情，感動了水神，兩人奇蹟般地浮出了水面。雙方家長見此情狀，當即議定親事。評論道：“鍾情若到真深處，生死風波總不妨”。這是真愛填平了門戶的鴻溝，是真情聯起了自由戀愛的姻緣。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突破門當戶對的門檻，追求自由戀愛的愛情也成為當時年輕人所崇尚的婚姻模式。

變化四：由人們婚戀觀念變化帶來影響而衍生的一些特殊婚姻現象

在明代中後期社會大變革中，由上述普遍性的新型婚戀觀帶來的影響，社會下層還存在著一些特殊的婚姻現象：一是寡婦改嫁婚現象，即一個死了丈夫的寡婦可以改嫁，不再固守“從一而終”的封建倫理婚戀觀，這種現象當時在下層社會中還普遍存在；二是入贅婚現象，又稱“招養婚”或“招婿婚”，即男子結婚後到女方家居住生活（相當於“嫁”給女方），並侍奉女方及其雙親的婚姻形態，這是一種徹底改變“男尊女卑”婚戀觀的典型現象；三是服役婚現象，又稱“勞役婚”，是男子結婚前後為妻家勞動一段時間的婚姻形式。面對當時普遍流行的以財富為主要擇婚標準的婚戀觀，下層民眾承受著巨大的婚姻壓力，服役婚仍是其換取婚配和賴以謀生的一條出路。

上述社會下層存在的這些特殊婚姻現象，為下層社會婦女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提供了土壤，意味著明代中後期的婦女，在家庭乃至整個社會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明代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 發展，社會思想的解放，人們逐漸產生了新的人生觀、金錢價值觀。

紡織手工業的發展，使更多的女性開始參與手工作坊的生產工作，這時期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並非單純的做家務，帶孩子等，而是有了更多的選擇，也有了更多的收入來源。

明朝中後期的人們對於教育的重視，使得人們的思想更加的開明。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的受教育程度得到很大的提升，在思想方面，人們對於封建禮教的瞭解和認識上更加深入，因此對於婚姻和女性的認識上的態度更加開明，更清楚的認識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對女性的態度開始更加寬容。

明朝中後期，對夫妻的婚姻關係有著明確的法律規定，男子不得隨意的休妻。在法律上對女子有著更多的保障，這也是對女性的一種尊重。另一方面也反應出了這一時期，女性地位的提高。

中國傳統的封建禮教中，女性的地位是極其低下的，封建婦女必須“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以及必須擁有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德，而“女子無才便是德”也成為許多家長教給女子的教育思想，傳統倫理道德要求婦女恪守婦道，對丈夫始終從一而終，一女不侍二夫。

明朝中後期，人們在對於夫妻關係的離合上，擁有了更多的自由。這個時期的人們，不管是父母、還是年輕人，他們的思想比以前更加開明。對於傳統的女子必須對丈夫從一而終的思想也不再那麼苛求。對於女子被夫家所休一事，報以更加寬容的態度，更具有人性，更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女性與男性在這個時期的婚姻關係中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平等意識也有所發展。

明朝初期，女性深受封建思想禮教的壓迫，社會地位低下，貞潔觀的束縛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餓死是小，失節事大”是多少古代女子從小所受的貞操教育。明朝中後期，社會思想觀念有了很大的進步，人民對於女子的貞操意識不再那麼強烈，對於女子擁有更多的寬容和尊重。

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對於金錢的追求，對於女性的管束便會有所鬆懈。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人們對於女性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人們對於人性自由有了簡單的理解，對於人的個性解放和自由追求有著極大的熱忱，因此便開始從人的本身出發，而非附加在人的身上的社會道德標準。

這一時期，人們都不再糾纏於貞操，更多的是對於真愛的嚮往與理解。只要男女之間存在真愛，人們便不再過多的考慮這個女子是否清白之身，人們超越束縛女性戀愛自由的貞操意識，將真愛視為首要考慮因素。明朝初期，所提倡的婦女必須嚴守婦道，所謂的貞潔烈女意識在這裡也都土崩瓦解，受到了毀滅性的衝擊。

資本主義的萌芽，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雖然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但是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的萌芽，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婚姻觀有巨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生產力的發展，為這一時期人們思想意識、婚姻觀的變化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婚戀觀念的變化不外乎可以正大光明的娶妓為妾，婦女可以再嫁，不管是民間還是士大夫群體，都在默默接受並參與到這些變化之中，重要的是人們允許這些在以前的時代想都不敢想的事兒發生在這個時代，說明了明中後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已經大大發生改變，不僅僅侷限於婚戀觀了。

比較鮮明的案例就是“秦淮八豔”的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才、色、藝三絕，最終都嫁給了當時的名士，董小宛嫁給了冒闢疆，卞玉京嫁給鄭建德，柳如是嫁給錢謙益，李香君嫁給侯方域等。

這些女子的身份在當時可以說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人們談及她們時充滿著鄙夷與輕視，另一方面人們又最是好奇她們的動向，這些女子平日裡接觸的也都是魚龍混雜，什麼人都有。如果我們看到她們可以嫁人的訊息，那麼就說明當時的婚戀觀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已經向前走了一大步。

至於婦女再嫁的出現，那就更為合理了，“七出”是對婚中婦女的約束，“三不去”是對婚中男子的約束。但要是倆人是在過不下去了，就會有一張“離婚書”，之後女子可以再嫁，男子可以再娶。

明朝初時，聘禮很輕，比如福建惠安下聘，聘禮是一罈酒，兩隻鵝，兩匹布，一盒茶，僅此而已。後來隨著商業的發展，聘禮越來越重，從以前的牛、羊、布匹等實物逐漸變成了金、銀、玉錢。

聘禮變得厚重是一個大的整體趨勢，但南方和北方之間也存在著不少差異。

隨著社會不斷變化，婚禮習俗也隨著時代在改變，流程和流程從繁複變得簡易，但是南方的變化大於北方。

北方民間的婚姻禮儀雖不盡合古禮，但先民遺意猶存。南方則不同，婚姻只講究金錢，尤以江南為甚。

我覺得這跟商業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宋明時期不管是從行業種類還是發展目的上來說，南北方的經濟發展已經有了明顯的差異，由此出現的人們精神世界的差異自然也就不同。

李贄說：“我以自私自利之心，為自私自利之學，直取自己快當，不顧他人非刺。”這句話在當時引起了轟動，人們自我個性的表達，在當時掀起了一股潮流，這個“表達自我”既新奇又快意，不論貧者富者，貴者賤者，都能在其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活法。

“以我為主”雖然在當時看起來頗有些離經叛道，但這些思想確實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婚戀各項事由的變化正是其中的印證。

不論以往還是現在，婚戀觀似乎都牽扯著每個人的神經，有人歡喜有人愁，有人順應有人反抗，但不管怎樣，自在隨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