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言官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時期是設立初期也就是太祖成祖階段，明初設立言官的目的是為了監察百官，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對於魑魅魍魎的小伎倆一清二楚，加之對於太祖成祖性格的瞭解，言官敢於直言進諫卻又堅守本分，一定程度上肅正朝綱，對明初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第二階段是從仁宣二宗開始到嘉靖皇帝統治時期，從明仁宗開始，言官從糾察百官，肅正朝綱的職能，逐漸開始盯上了明代的最高統治者皇帝，部分言官變得逐名逐利，為彈劾而彈劾，不過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大部分言官們還是忠君愛國，並且有一定的政治信仰，遵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職業道德。

第三階段是從嘉靖皇帝開始到明朝滅亡，這一時代以嘉靖朝大禮儀事件為轉折點，不只是言官，明代文官集團的政治理念和朝堂風氣急轉直下，黨爭逐漸加劇，言官集團整體風氣趨於功利，為名而戰成為主流，而且言官集團(文化流氓)的戰鬥力卻十分強悍，逐漸成為明中晚期的黨爭工具。

謝謝悟空邀請。朱元璋設立言官，既是對自己的監督，也是對百百官的監督，言官職務不高，基本就是七品，但職權很大，由於朱元璋授予言官巨大的權力，使得勳貴，大學士，各部尚書包括皇帝都比較懼怕言官彈劾。言官甚至可以風聞奏事，但無需承擔政治風險。因為一旦成功，立即名揚天下，就算彈劾不成功。也能留下個不為強權的名聲。

萬曆皇帝說，大明的言官都混蛋，這話雖然有點重，但並非錯誤，言官為了名揚四海，肆意攻擊大臣，甚至皇帝，皇帝如果不採納，就是昏君，繼續上本。皇帝大怒，給你一頓廷仗，太好了，我要的就是這個，言官大概鬥是受虐狂，以挨廷仗為榮，一個言官這輩子如果沒有捱過打，那是要被同僚看不起的。也不是合格的言官，有的言官甚至求死。

但言官並沒有所謂的言論自由，更多的成為了大臣鬥爭的工具，皇帝的打手，大明後期黨爭激烈，宦官干政，言官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甚至與宦官沆瀣一氣。也成為黨爭的工具，內閣為了主導臺諫，拉攏言官，不惜封官許願，言官為了私立也是拉幫結派。

可以說，大明的言官根本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完全成為政治工具，明朝的滅亡，與言官的不作為也有一定的關係。

明朝的言官，就是明朝的御史。明朝的御史制度成型於洪武朝，強化於成祖朝，完善於宣宗朝後。

明太祖朱元璋設立御史監察就是為了更好的整頓吏治，迅速恢復遭到破壞的社會經濟，以達到緩和階級矛盾，鞏固新政權的效果，主要目的有二點:

一:重典治吏。他認為明初官員貪墨賄賂之風盛行，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二:鞏固君權。太祖認為元朝敗亡的重要原因在於，“朝廷闇弱，威福下移，宰相專權，憲告報怨，內之奸臣亂政，外之強將跋扈，由此造成主慌臣專，“內輕外重”的政治局面，這也是太祖濫殺的主要原因。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太祖構成了無人不監，無事不察的監察體系，對各級官吏，尤其是勳臣貴戚進行嚴密的監察。

太祖承襲元制，於吳元年，仿照元朝的御史臺設立都察院。任命湯和，鄧愈為左右御史大夫，劉伯溫，章溢為御史中丞。洪武九年(1376)，罷御史，治書御史，殿中御史。洪武十三年(1380)，中書“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謀叛”被殺，太祖廢罷中書省。御史大夫安然上任後，太祖以主管官員缺員為名，讓李善長暫管御史臺事，同時還恢復了被裁去的都御史，同時又添設了御史左右丞各1個。洪武十五年(1382)年，更置都察院，定為七品衙門，把原御史臺的監察御史歸入都察院中。由於御史臺過去稱為”西臺”，或“蘭臺”，因此，明朝的都察院也稱為“西臺”或“蘭臺”。都察院僅設正七品的監察御史八人，正九品監察數拾人，總綱憲政。都察院正官的權力極大，都御史包括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史。總職權是:“都御史職專糾核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

建文朝時，建文帝行“寬政”，剝弱了都察院的職權。明成祖“靖難之役”成功後，為了鞏固帝位，恢復和強化了洪武時期的監察機構，同時加強了錦衣衛的權力，併成立了東廠內侍特務機構，監視錦衣衛和其他有司官員。

自洪武朝期起，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形成了明代十三道監察御史制度。監察御史的監察範圍大大擴張，除了監察十三道衙門外，還協管兩京(北京，南京)，直隸衙門其主管部門，都察院也在十三道監察御史管轄內。而且監察御史都有固定的監察物件。據《明史》，《明會典》，《續文獻通考》所載，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之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內，兩京涮卷，巡視軍營，監臨鄉試，會試，武舉，巡視倉場，巡視內庫，皇城，五城，輪值登聞鼓。在外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鹽，茶馬，巡漕運，巡關，債運，印馬，屯田，行師則監軍記功。監察御史各以其事專察，舉動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

經過幾十年發展，又形成了御史巡按制度。巡按御史又稱巡方御史，俗稱“八方巡按”。巡按御史是從監察御史中選拔而出，額定北直隸二人，南直隸三人，宣大，遼東，甘肅，各1人。御史巡按地方是監察御史的一項重要差事。巡按御史主要的任務就是奉“敕令”巡按地方。御史出巡，是代君主巡守，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監察御史出巡又分為專差御史和巡按御史。專差御史又分為十種:

一，清軍。到處清理軍隊人數，防止軍官謊報空缺，

二，提督學校。南北兩京各設一人，萬曆後，南京增設一人。(任期三年〉

三:巡鹽。兩淮，兩浙，長蘆，河東各設一人。總理鹽課，鹽法，以及嚴禁私人販運，銷售私鹽。

四:巡茶馬。收貯官茶，與少數民族交易馬匹，並嚴禁權貴階層及軍民之家販賣，私賣，潛入番境交易。

五:巡漕。巡查漕運。

六:巡關。宣德四年，(1429年)，設立鈔關御史，巡視由居庸關抵龍泉關，和山海關抵古北口的邊關地區，會同守備官員點問軍士，整飭器械，檢閱武藝，並受理守關人員一應詞訟，就便發落，奏罷不作為，不堪任事官員。

七,債運。督理南糧北調，監運糧草，催債運船，並監理山東糧末，催債運船，併兼理山東濟寧以南河道。

八,印馬。對民間孳牧種馬，差御史同該管寺丞查點印烙。三年一差。

九:屯田。清查京畿及邊境地區屯田事宜。

十:監軍，師行則監軍記功。

二:巡按御史，即代君主巡守各地。

明朝因此也出了許多名垂青史的清廉，忠勇，忠心耿耿的御史，現節錄幾例。

洪武朝御史徐文英清貧廉潔，有一官吏犯法，其家屬請徐御史父親幫忙說好話。，這天徐文英正好上朝，下人稟報，徐父來見。徐文英料定父親必為犯法官吏求情而來，隨即出門，將彈劾該官吏奏章上交朝廷，然後才回家迎接父親，徐文英見到父親直接挑明:“來不及了”。第二天早上送父親回家時，將僅有的兩百文錢及兩雙草鞋交給父親，心裡暗自傷感自己清貧不能好生侍養父親。送父親走時，陪父親走了數拾里路後才回來的徐文英耽誤了上朝的時間，太祖朱元璋大怒，命人將徐文英拿來問個究竟。徐照實回答後，不相信的太祖，命人將徐父追回查問。結果是:“百文錢尚在腰間，草鞋一雙穿在腳下，一雙掖在衣帶上。太祖聞知後，嗟嘆不已。再看看徐文英兩肩膀處均有破洞，太祖即命宮人各繡”窮御史“三字，分別補於破洞處，自此，徐文英肩扛著“窮御史”，補丁朝服上朝。

明成化朝三年(1466)，端午節，按慣例端午節時要鳴放禮炮，大臣們出宮時聽不到禮炮聲，都感覺奇怪。有的大臣就問內廷當差，“今日為何不聞炮聲，當差供奉回答:“司禮部正欲下令鳴放禮炮，帝(明憲宗朱見深)急忙阻止:“酸子(御史)聞之，便有許多議論，禮炮就算了”。

明朝正德年間，御史蔣欽參劾權閹劉瑾，武宗朱厚照下令廷杖，一個月後，蔣欽傷疾剛剛癒合，蔣欽又單獨俱奏，“請誅殺劉瑾”。又獲廷仗三十。隔一日，蔣欽再奏，再獲廷杖，直至杖死。

明宣德年間，荒誕不經，喜歡微服出宮的正德帝，也有出不去，不順利的時候。有次正德要臨幸宣化府，御史張欽以為不妥，兩次上疏奏諫，勸阻正德皇帝不應該離開京城，正德帝似乎聽從了張欽的勸告，未動。不久，正德帝便微服，偷偷出了宮，出了德勝門，到達了昌平。提前趕到的張欽，命關隘指揮關閉城門並上鎖。此時駐守的太監想去見駕，被張欽堅決攔住，並說:寧可掉腦袋也不能重演“土本堡之變”慘劇。到達的武宗命關隘指揮開門鎖。指揮回答“，有御史在，臣不得擅離”。武宗又招呼太監，張厲聲喝斥不監不得妄動。然後張欽身懷巡按敕令，持刀坐在關門口下，大聲喝道:“膽放開門者，手刃之。言罷，張欽連夜上第三道奏疏，說了一大堆正德帝不能出城的理由後，還說正德帝是假冒天子出城。武宗朱厚照閱後大怒，要殺張欽，內閣臣僚急忙趕往沙河，力諫皇帝收回成命。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閉關三疏”，欽也因此名振京城，聲威天下。

作為‘’言官‘’本來是從朝廷百官精英中，挑選為數寥寥有才、敢於真言、直言、甚至頂撞皇上的忠誠官員。具有不畏強權、勢力、酷刑、死亡滅族，為國為民（封建王朝的長遠發展）直諫、糾錯、揭弊等權力。鑑於位置的特殊性、重要性，明君一般不會計較其言論（忠言逆耳——自古之說）。

‘’言官‘’雖重，品階不一，甚至極低，但地位及其突出！

明代中後期由於黨派勢力紛爭，政治頗亂，皇帝怠政等諸因，很多‘’言官‘’為了利益、私慾，本應講求真憑實據、拒謠平謠，忠心耿耿，反為彈劾而彈劾……於國不利，反被其害！

謝謝悟空邀請！明朝言官是指監官和諫官，通稱言官，就是類似現在的中紀委及巡視組。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他們身份獨特，職權特殊。主要職責是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史治。也就是說大到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從皇帝到百官，百姓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範圍。

說不好聽就是走狗，文化流氓，噴子類似的人物，見誰踩誰，逮誰罵誰…許多事就壞在心火們手裡，當然也有良知的言官，後來都做了大官如海瑞等等…

這些言官雖說地位低，但職權特殊，作社會國家形成一股威攝力量…。

談到這個問題，我覺得《萬曆十五年》中對言官的評價是最為準確的。書中說，由於明朝統治基礎不是法制也不是人治，而是以道德作為約束、評價、獎懲的標尺。所以，懂得仁義禮智孝、溫良恭儉讓的言官們便成了手握這杆標尺的裁判，不論貧民百姓，還是王公貴族，甚至是當今聖上，只要走進了道德的賽場，都必須收到"裁判"們的評判。正因為如此，明朝言官才能夠成為與皇帝和皇帝所寵信的宦官相抗衡的一股左右朝政的力量。

其實類似明朝言官的機構設定，很多朝代都有。已經之前有一些回答講解了明朝言官的職能，我就不復述了。

專管規諫諷諭的機構是諫院。宋仁宗趙禎時始單獨置院，其長官稱知諫院事或左、右諫議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級官府辦事違失，都可諫正。

臺、諫官都以言事彈劾為責，其職權本無多大差別，這一狀況導致後世臺、諫的合流。

看到這裡，估計列位心中就有數了，這和明朝的言官基本類似。言官也並非明朝獨創。

那麼為什麼唯獨明朝的言官背如此出名。千萬不要說什麼明朝言官錚錚鐵骨之類的，言官本身不會因為言論獲罪。

其實，這和朱元璋獨創的官員俸祿政策有關。眾所周知，明朝官員俸祿之低在中國曆朝歷代是絕無僅有。

朱元璋顯然是希望自己手下的官員能充分發揮個人無私精神，一門心思地為自己的明朝服務。但追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是人的本性，就連《白毛女》中貧苦的喜兒也希望過年能有“二尺紅頭繩”，更何況手握大權，高高在上地位官員。

妄圖用理想、情操，甚至嚴刑峻法之類的主題來掩蓋人對物資生活的追求，基本就是操蛋。

正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結果，朱明的官員除了于謙、海瑞等極少數幾個叫得出名字的，其餘的都深度參與了貪腐。張居正是能臣，也是貪官。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吏部有吏部的收錢方法，戶部有戶部撈錢的門路……到了言官這裡，出問題了。言官們除了彈劾、言論之權外，並無其他實權。為了生存，言官不得不投靠了不同的官員派系。

正如《中國通史》裡論述的一樣：明監察官員品秩很低，官俸微薄，容易造成監察官員的貪贓枉法。於是明朝言官的每日工作就成了這樣：今天不開心，罵罵甲官；明天受乙官“委託”，噴噴丙官；後天的“任務”又是對付丁官……最終練就了無所不能噴的本領。

這就是明朝言官的本質，朱元璋崇高目標下早就的中國最大“職業噴子”群體。

邀請我談一個有點不好談的話筒。“明朝言官是一種怎麼樣的存在？“這話怎麼說呢？言官並非官名只是民間一種說法大意是說話的官吏。明朝官譜中稱“監察御史“！想象的功能是“代表皇帝監察官吏的官員“！若就到此為止是個想象中的中流砥柱的官職。在實際執行中卻成了黨同伐異的工具不僅沒有成為鞏固政權的支柱反而成了加速明朝（腐）敗亡的工具！都知道明朝是將人分成十三等的！當然儒不再是元朝的第九等而得到重用依舊是南宋時期的舊格局！在一統制下設定監察御史如何執行呢？有權批評朝政參革官吏只是一種無法施行的口號！那“一統制“的內部透過結黨營私而形成的各種獨尊勢力盤根錯節地絞在一起那些監察御史其實都各有幫派支撐才能弄到監察御史的官爵來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團講話的。當派爭的大佬不方便說的時候就指派自己集團的監察御史參革對頭的某個官員力圖將其搬到來削弱對頭的勢力！因為監察御史有參革官吏的說話權！究竟如何使用全憑各自的大佬的意思。經常是你參革我，我也參革你的混戰局面此起彼伏的纏鬥不休。後來沒辦法了皇帝又搞“東廠““西廠“重用太監來鎮壓官吏再添混亂！以前我已經說過“一個沒有用客觀事實存在作共同標準是沒有是非曲直可言的！只有走上弱肉強食的力量將政權不斷地推向毀滅！“無人可救！那是眾人的闔力所致！除非重新構建制度架構使社會動能形成相互制衡才行！有那個皇帝原意放棄唯我獨尊的假象？故監察御史的言官制只有想象有用的價值沒有闔理的整體制度支撐反而會變成害！等級制是論權不論法的制度！沒有共同只有爭權奪利的內鬥！也是不講道理的制度！故言官在這種大勢之下何處說理去？……

明朝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兩部分組成，言官職位都不高，但權利都很大。在朝政混亂的時候，言官們往往被權貴和姦臣所利用，成為這些人手中打擊政敵的武器。

明朝規定不殺言官，對言官的懲罰只限於打板子、罰俸金等處罰。

言官制度的規定起源於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統一天下後，為了加強皇權的統治，著手建立了言官監察制度，它的責任就是進諫皇帝，監察百官。劉伯溫就是言官的領導人，但他的職位比李善長差遠了。

言官對明朝的政治和國家的執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皇帝有時候都左右不了言官，言官冒死進諫反而成了一種撈取政治資本手段。甚至為了進諫不惜挨板子，把捱打看成政治榮譽。

明代的言官選拔是很嚴的，大多數言官還是直言諫諍的。所謂“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雖也有愚忠的內涵，但於國於民於社會還是有益的。特別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一批言官忠實地履行著監督與糾察的職責，對於朝廷的各種權力體系起到了一種較強的制約與規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遏制了由於權力帶來的弊端以及衍生出來的種種腐化因素。但也有個別言官無事生非迫害忠良。

言官制度是一種權力制衡制度，履行的是監督職能，對公務人員在執政過程中的作為和不作為的合法性予以評判和約束。明代言官的監督物件包括國家全體官吏甚至皇帝本人，這說明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結構有了一絲鬆動，歷史在朝著民主和進步的方向發展。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事實上，言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後人的共識。

如果說行政行為是組織國民的生產生活和利益分配的行為，監督行為就屬於裁判行為。言官制度的有效性，取決於言官對誰負責的問題。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經濟關係相對單純，中央集權政治結構還是能夠容易行使管理權的，因為利益關聯方相對較少，言官的監督範圍也就有限，導致形成了一股勢力的言官集團事無鉅細，上綱上線，甚至不懷好意，尋釁滋事，甚至搞投機，圖報復，他們在皇權、閣權、宦權的利益爭奪中尋找著機會，最清白的，也無非是愚忠於心存的道德理念。在民生大計方面，沒有哪一個階層願意在利益方面做出哪怕絲毫的讓步，越是自然經濟，利益爭奪就越是激烈，在經濟關係得不到豐富多彩，沒有新的利益群體（如商業群體）產生和參與進來，改革行為就是關起門來折騰，言官們的行為就會表現為無聊的糾纏，把監督物件納入道德標準作為主要目標進行評判，嚴重攪混了人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使這一惡劣行為影響至今。其實，明代開國者設立言官制度的目的並不在於保全國家法律的公平正義，僅僅在於削弱內閣的權力過於強大。總之，單純的政治結構和單調的經濟關係，使明代的言官群體缺乏負責的物件，這是明朝言官制度帶來巨大副作用的根本原因。那些說明朝的言官制度代表了歷史的民主方向的人們，似乎有些過於樂觀了。

明朝中晚期，言官已經變得越來越沒有束縛和底線，可以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公開抨擊包括皇帝在內的任何人。他們成為了朝廷各派最沒有下限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人”。1

各種奏章，經皇帝批閱發下來的，不管皇帝的意見是贊成還是反對，當天就要抄在邸報上公開發布，並印刷或抄錄很多份，送到在京官員和地方重要官員的府邸——所以被稱為邸報。

邸報沒有保密規定，隨便傳抄，到大街上去發都行。實際上當時就有商人幹這個賺錢，因為有很多人願意花錢訂閱。官員說了什麼，皇帝批覆了什麼，全華人民都會很快知道。

內政事務基本沒有秘密可言。像憲宗時候，官員質問皇帝為什麼專門跟萬貴妃睡覺、不跟其她妃子睡覺的奏章，也是第二天就抄錄下來發往全國，供大家傳閱。

內閣管理言官的制度被廢除以後，言官們很快就把邸報當BBS論壇了，天天在上面發帖子，刷屏，打口水仗，爭當網紅，各種帽子滿天飛。

這背後，是各種政治勢力在博弈。幕後的大佬們把官職俸祿都很低、說話又可以不負什麼責任的言官當成政治武器，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

蔡明倫老師的《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一文中說：有些人在上疏中對萬曆的漫罵到了歇斯底里、無所顧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萬曆同“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厲王、漢桓帝、靈帝、宋徽宗等昏君”並列在一起，蔡明倫老師評論說“這完全是毫無忌憚、汪洋恣肆，把神宗罵的體無完膚”，他總結說“這些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中”。

蔡明倫老師分析道：

“隨著明朝中後期士風之日下，士大夫變的趨炎附勢，追逐名利，好名之風頗盛……既然進言能帶來這些好處，一旦冒險成功，升官會比正常情況快，所以一些言官在進言時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聳人聽聞，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這是文官集團對抗皇權的一種基本方法。目的就是鼓勵大家去反對皇帝的各種決策。

你不是有廷杖嗎？那好，我就把挨廷杖吹成一種榮譽，誰捱了廷杖誰就是英雄，把他抬到天上去。這樣你廷杖的威懾力就降低了。

這種風氣發展到明末，就是有些貪名好利的政治投機分子，主動去申請廷杖。而辦法就是儘可能的去激怒皇帝，讓皇帝生氣了打自己一頓板子。挨完打之後，立刻成為文官集團的英雄，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位置有位置。

比如，張居正“奪情”事件的時候，那五個認為張居正必須回家守孝，把張居正罵的禽獸不如的官員，就如願以償的申請到了廷杖。

特別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聽說皇帝下令廷杖四個反對奪情的人，就趕緊寫了一封奏疏交上去，大罵張居正。為的就是能夠趕緊補上一個廷杖名額。萬曆皇帝果然滿足了他的要求。

被打完以後，這五個都被革職了。但其“正直無畏”的名聲傳滿天下。

五年後，張居正死了。

這個五個人全部起復，全部升官。

1、刑部員外郎（副廳級）艾穆，“居正死，復起戶部員外郎，遷右僉都御史”，最後的職務是四川巡撫（省長）。

2、刑部主事（處級）沈思孝，“居正死，召復官，進光祿少卿”，後來又遷太常少卿，遷順天府尹（北京市長）。

3、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居正死之明年，用賢復故官，進右贊善”，最後官至吏部左侍郎（副部長）。

4、翰林院編修吳中行，“居正死，廷臣交薦，召復故官，進右中允。”最後的官職是掌南京翰林院（院長）。

5、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最後官至吏部左侍郎（副部長）。

所以，廷杖是個好東西，捱打之後升官快啊。你身為言官為文官集團捱了打，集團的同志們能忘了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