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基本盤，漢人是典型的農耕民族，在元蒙的體系裡有點不相容。

元帝國不像後世的滿清，並沒有被漢化。你可以把他理解成商業文明加遊牧文明。如果因為元帝國的時間短印象不深。可以把不那麼熟悉的商業文明代入到古希臘文明模式。希臘城邦需要的是環地中海的貿易，而不是在小半島上種地。元帝國同樣如此，在這個背景下安土重遷的漢人在蒙古的統治體系下自然就變成了低貢獻族群。連帶著漢人的傳統文化及讀書人的地位也就低的不能再低。

首先你提的這個問題學術界是有爭議的，迄今為止並沒有發現任何元代有把臣民明確劃分為四等的法令和史料。最早提出元朝存在"四等人制"，是民國時期出版的《蒙兀兒史記》。

中國歷史學家劉浦江指出，《元史》、《明太祖實錄》以及朱元璋等反元勢力也均從未提及"四等人制"，而且明朝初期士人諸儒亦無"夷夏之別"以及"民族大義"的思想 。

其二，據一些地攤類文章中的"四等人制"，除了蒙古人，還依次分為色目人、漢人、南人三個等級。

元朝確實忌憚漢人，但又不得不倚重漢人。歷史上任何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都是依靠漢人建立的。任用官吏方面，蒙古貴族為統治廣大漢族人民﹐不得不利用漢族地主階級﹐但又要防止員數﹑文化水平和統治經驗都超過蒙古人的漢官佔據重要職位﹐以保持自己的權力優勢，元世祖初年曾以史天澤和蒙古化的契丹人耶律鑄為丞相。

所以屬於第三等。

至於第四等屬於“南人”，這純粹是對南人的鄙夷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百越人”。不僅僅是元朝，歷朝歷代都看不起百越人。

從漢朝到明朝的古漢人對於南人的方言有過實事求是的描述。

唐代柳宗元：“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噪”。

唐 白居易《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瘴地難為老，蠻陬不易馴。

唐代劉禹錫 ：“蠻語鉤輈音，蠻衣斑斕布。”

《六祖壇經》慧能法師自述語音不正，六祖弘忍祖言：‘汝是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

北宋蘇東坡：“苦鴃舌談，爾汝不相酬，未著絕交書，已嘆交遊絕，門前空羅雀，巷語紛鴃舌” 。

明代徐霖：“中原雅韻何消記，南蠻鴃舌且休題。

……

元朝建立的等級制度，蒙古人作為統治民族列為第一等級。其次根據所征服地區民族的時序，又依次分為色目人、漢人、南人三個等級。並認為四等人的政治待遇有所區別，在任職、科舉、刑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待遇。

第一等蒙古人為元朝的“國族”，蒙古統治者稱之為“自家骨肉”。

第二等為色目人。多西域人，部分契丹人被劃入色目人。

第三等漢人，概指北方漢人和契丹﹑女真等族。

第四等南人，概指南方的漢人和少數民族。

蒙古於公元1227年消滅西夏、1234年消滅金朝，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公元1276年，元朝發兵攻佔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統一了中國全境。

所以，從上面看，元朝的等級制度是按照被征服時間劃分的，西域人、契丹人他們當亡國奴較早，較能得到蒙古人的信任。

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元朝統治者忌憚漢人，而是不相信漢人對元朝的忠誠。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史例來分析。

李璮之亂：

在與蒙古宗王的征戰過程中，中原地區的社會穩定與人力、財力支援都是至關重要的。可就在中統三年（1262年）初，當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大戰方酣時，中原地區也發生了針對忽必烈的武裝叛亂——李璮之亂。

蒙古進入中原後，因兵員不足，常常驅使漢人武裝為其效力，因此在中原地區逐漸湧現出不少半獨立的地方軍閥，其中比較強大的有真定史氏、保定張氏、東平嚴氏、益都李氏、濟南張氏等。這些地方實力派，往往子承父爵、兄終弟及，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在當時被稱為世侯。其中，山東益都李氏集團，脫胎於金末活躍於此地的紅襖軍，創始人為李全，李璮是這一集團的第三代領導者。

李璮與蒙古政權的關係，應當說是非常親密的。他的岳父兼重要謀士王文統，是忽必烈中樞機構——中書省的平章政事，奠定了元初立國的規模。另有兩位妻子來自黃金家族，是東道諸王首領塔察兒的妹妹。因轄區靠近南宋，李璮多次以抵抗南宋為由，拒絕服從蒙古的軍事徵調。當北方戰事激烈進行時，李璮趁機發動叛亂，並很快佔領了濟南。

李璮叛亂雖然很快被平定，但對忽必烈的震動卻很大。以真定史天澤為首的漢人世侯為擺脫干係，紛紛請求解除兵權。忽必烈趁機下令廢罷各地世侯，實行地方官三年一任的遷轉法。多年來危害中央集權的地方割據勢力終於被剷除了。

李璮之亂，使忽必烈對長期倚重的漢人產生嚴重的猜忌心理，深受信任的平章政事王文統被捕，與兒子一同被處死，與王文統有關的漢人官僚，忠誠度都受到懷疑。相反，回回勢力則開始抬頭，他們對忽必烈說：“回回人雖然貪財，但不像漢人那樣敢於謀反。”忽必烈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色目人，對漢人則採取既使用又防範的政策。這種政策最後發展為有名的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人制度。

前言：

現代研究發現，蒙元帝國存在時期，並沒有明確的律法劃分人種關係。

但是為什麼網路上依舊傳播著蒙元帝國時期"四等人”制度呢？（此文有些長）

隨後清末時期的大革命時代，此書中的言論得到了革命黨借用，來用攻擊清政府的民族政策，特別是“四等人”制度，是用來指桑罵槐式，指責滿清政府的“滿、蒙、藏、漢、苗”，其中漢人就如同蒙元時代時期一樣，同樣只能成為“四等人”。

這樣指桑罵槐式的言論，很快就讓國內的平民，尤其是受到壓迫的漢人獲得了共鳴。

隨後聽取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治安先生的課程之後，才瞭解到，蒙元時代，並沒有明確律法、宗法規定劃分有人種關係。

但是！蒙元帝國時代，依舊存在著嚴重的階級現象一、蒙元時期，雖有明確律法規定蒙漢之間的區別，但是貴族階級並不管底層蒙古人的生死

李治安先生曾在課程時提及到，清朝時代，旗人的地位同樣是凌駕在其他種族之上的。這並不能就說清政府時期，明文規定劃分了種族的階級、地位。這主要是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必須要建立起自己的嫡系，即政治盟友；因此清朝時期的旗人地位，與蒙元時期的蒙古族地位的一樣的，均是統治階級扶持的、用於集權化的少數統治多數的一種政治手段。

可根據研究發現，在蒙元時期，並非是所有蒙古人的地位就相對其他種族還高。在李治安先生的研究文獻中有個一個例子，底層蒙古人因經營不善，最終被當成奴隸販賣到馬穆魯克王朝的。

且在《元史·和尚千奴傳》就有相應記載，忽必烈早期附會漢法，創立了軍戶制度，可是由於蒙古貴族沒有薪酬概念，因此元朝時期依舊保留了成吉思汗時代的習俗——軍人需要自備戰馬、軍備等，因此到了元朝時期，大量的蒙古軍人調動時，經常因此而破產，最終全家淪為奴婢：

“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跋涉萬里,裝具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篙田產,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隆無事,而虛彈兵力,誠為非計,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官為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庶使少有疼也。”

清政府還制定了旗人制度，用來維護旗人的利益，而蒙元時期，蒙古貴族並不關心底層人民的死活，因此元朝時期，底層蒙古人賣身到漢人豪族家裡為奴為婢的很少常見，而官府根本就沒有任何理會。

造成這種結果的因素，就是成吉思汗所制度的律法有巨大的瑕疵

蒙古人崇尚成吉思汗，並非是他那宏偉的戰績，而是他制定了一套律法，糅合了蒙古族，使得蒙古族從此規避了歷史中草原種族，快速崛起又快速消亡。

但是成吉思汗制定的律法，很多是參考草原習俗來制定的。底層草原部落還能憑藉鐵木真的需求，快速獲取晉升機率；可當階級固化之後，底層人們只能依託投附於封君之下，才能獲取晉升的機會。

可蒙古帝國的建立，是在不斷糅合其他種族的前提之下產生的——最先被征服，並依附在王帳之下的部落、種族，比晚被征服的部落、種族，更獲得王帳的信任，同時獲取更大的權益及財富。

這就導致了，當蒙古發動覆滅世仇金國的戰爭時，大量投附於木華黎國王帳下的漢世候，就比最後投附的草原部落更有權益，並且在隨後的四汗時期（窩闊臺、貴由、蒙哥、忽必烈早期），形成了“國中之國”的狀態。

這些漢世候，因分封在傳統漢家北地區域內，大的幾州，小則數縣，可相對於蒙古草原的貧瘠，他們在上繳王帳規定的賦稅之後，依舊能保留大量的財富，因此到了忽必烈時代時，漢世候已經形成對帝國統一的危害。

二、最先被征服，並依附在王帳之下的部落、種族，比晚被征服的部落、種族，更獲得王帳的信任，同時獲取更大的權益及財富

南宋是蒙古帝國最後征服的國度，因此在權益上面，是最低的。

另外，南宋與金朝對峙時期，金朝的漢人在蔑稱南宋為“南蠻”，其實這主要是金國女真貴族的一種分化手段，即人為劃分漢家北地的種族為漢人，漢家南地的種族為南人。

因此蒙古在覆滅金國之後，依舊延續了這個傳統。由於成吉思汗所創立的蒙古帝國，其本質依舊是奴隸分封制，因此早期的北地漢人獲得的權益，其實比穆斯林（色目人）相對要高。

三、“四等人”制度的來由

為什麼屠寄先生會說蒙兀兒帝國存在“四等人”制度？

成吉思汗時代，在覆滅世仇金國時，其實蒙古是兩線作戰體系的。成吉思汗統帥本部及西遼、高昌回紇等附屬軍，全力攻打花剌子模，而木華黎國王則統帥1.5萬（也有說是1.2萬）本部，其他的軍隊是唐兀軍（早期被俘轉化的党項人）、林中百姓（東北林區）、漢軍（漢世候），全面攻打世仇金國。

由於漢世候在覆滅金國的戰爭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也因花剌子模國王連續羞辱蒙古、羞辱成吉思汗。

故在成吉思汗時代，漢世候、漢儒臣在王帳之中是臣子形態的，而穆斯林則是以奴隸狀態為主。

所以，蒙古帝國早期時，蒙古貴族是凌駕在其他種族之上的，而漢世候（漢儒臣）與色目人之間，應該是一種相對平等的關係。

（1）而忽必烈時代時，則出現了變化。主要原因就是主子相對信任奴隸，而非臣子。

比如滅宋的伯顏，就是旭烈兀的奴隸，是旭烈兀在西域時派遣到王帳請安的奴隸。後來忽必烈比較喜歡他，因此扣了下來。

還有奸相阿合馬，其本身就是忽必烈皇后的家奴，後來在忽必烈懷疑漢臣時，成為蒙元朝廷的中書省平章。

（2）另外一個因素，強枝出現

其實早在窩闊臺汗時期，契丹王族、也是漢儒臣的耶律楚材已經跟窩闊臺汗述說了宗王、萬戶、千戶之間可能會形成“強枝”現象，因此請求分化，同時將中原地區收歸國有等等

【“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

雖然窩闊臺汗時期，已經將中原區域設立州縣，但漢世候的“軍政合一”制並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

反而是蒙哥汗和忽必烈時期，為了制約漢世候，蒙哥汗乾脆允許旭烈兀西征，抽調了大量漢世候的軍隊參與。

忽必烈即位時，若是考究其實本身就是一次奪權行為，他舉辦的忽裡勒臺會議，只有東道諸王（木華黎後裔及蒙哥徵南宋時留下來的王族），大部分都是漢世候。

因此早期時，忽必烈比較信任漢世候，在他的身邊有如姚樞、劉秉忠、楊鐮等漢儒臣，同時因忽必烈不信奉儒學，還啟用了儒學“心學”派的王文統作為中書省平章。

此時，忽必烈的幕府中，就是仿製唐朝秦王李世民所創的，一部分是管軍的東道諸王與漢世候、一部則是管民的文官集團。

（3）、李檀叛亂，及文臣內部紛爭

忽必烈搶先登基為帝后，與漠北的阿里不哥開戰，就在他抽調漢軍攻打漠北之時，江淮大都督李檀，趁機上奏說南宋有異動，請求了大量軍械之後，突然返回其根基山東，並聯合南宋（未出兵），起兵叛亂。

致使忽必烈陷入了兩線作戰之中，隨後在漢儒臣及漢世候史天澤、及蒙古戰將阿術的攻襲之下，很快就覆滅李檀的叛亂。

但是事後，忽必烈發現李檀叛亂之時，曾寫信給漢儒臣中書省平章王文統，以及其他漢世候，如劉黑馬等人，可是這些漢儒臣和漢世候並沒有任何表示，即不參與叛亂，又不向中樞舉報。

導致了忽必烈開始懷疑漢臣。最終當王文統被誅殺之後，忽必烈就快速提拔了皇后的陪嫁奴隸，阿合馬。

且在隨後覆滅南宋時，調走了漢臣劉整，並派遣伯顏與阿術負責襄樊戰事、及覆滅南宋的戰爭。

【亂事之起，是由於諸侯權重，史天澤上奏：“兵民之機，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權，從此漢世候要麼掌軍、要麼只能掌民。】

忽必烈不再全部信任漢臣，因此在覆滅南宋之後，施行了“多元制度”（一國多制）的管理模式。

漠北施行成吉思汗時代的律法，漢家北地（包含舊西夏區域、川蜀等長江以北區域）施行漢法，而南宋故地則繼續延續南宋律法（修改版）。

但是在南宋故地，派遣達魯花赤，雖然名義上與路總管、府州縣令尹等平級，實則達魯花赤最大。

隨後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時，元朝進行改制，劃分行省，及以下的行政區劃依次為路、府、州、縣和錄事司，隨後廢除之前的規定，制定了新的律法《至元新格》。

但是這套律法，其本質就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雖依循唐律仿製而成，但內容則是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導致很繁瑣。

再加上各級的達魯花赤偏袒蒙古族群、和家奴群體（穆斯林），最終在律法、生活中就展現出了，南人的地位最低，而漢家北地的漢人僅高少許。

故而高度懷疑清末時期屠寄先生在翻閱資料時，尤其是忽必烈時期的刑法時，常出現蒙人或色目人在打死漢人時無罪判決，而漢人在反抗時捶打色目人時，則重判的案例。

因此才在《蒙兀兒史記》中提到蒙元時期分“蒙、色、漢、南"四等人。

但事實是後期，漢人尤其是漢儒臣、漢軍、以及漢化的蒙古、色目貴族，已經成為元朝中樞的主幹、甚至是抵抗明朝的中堅力量。

參考文獻多取決於李治安教授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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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線小地方人迷信關係，迷信情商，結果越過越慘。

語言是弱者的選擇。那些企圖傷害你的人，並不在乎你說了什麼。

草原帝國遼國、金國和中原帝國宋朝對峙被元朝（1271年—1368年）終結。元朝成為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統治者為蒙古孛兒只斤氏。定都大都（今北京），傳五世十一帝，從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權始為162年，從忽必烈定國號元開始歷時98年，比暴秦的存在時間長一點兒。元朝退出中原後，北元政權一直持續到1402年，也是比較短命的。

元朝統治者把國民分成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除了蒙古人外，其他三種人（按照臣服時間排序）都是被統治者。連通常被看不起的色目人（如波斯人）政治地位也在漢族人之上。

把漢族人看做最為低等的人，不是忌憚漢人，而是體現了草原民族對農耕民族的政治優越感和軍事壓制。對待戰敗者，自然不會奉若上賓，往往是踩上一隻腳，讓其永不得翻身。

提及元世祖忽必烈治下的漢人，我在這裡要說一說許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老夫子。許夫子字仲平，號魯齋，世稱“魯齋先生”。懷慶路河內縣（今河南沁陽）人。金末元初著名理學家、教育家。

許衡自幼勤讀好學，之後為避戰亂，常來往於河、洛之間，從姚樞得宋二程及朱熹著作，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元憲宗四年（1254年），許衡應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學，授國子祭酒。至元六年（1269年），奉命與徐世隆定朝儀、官制。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領太史院事，與郭守敬修成《授時歷》。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歸懷慶休養。

至元十八年（1281年），許衡去世，年七十三，贈榮祿大夫、司徒，諡號“文正”，後加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皇慶二年（1313年），從祭孔廟。著有《讀易私言》、《魯齋遺書》等。他勸農“行漢法”，教授蒙古子弟儒學，將中原文化輸入草原文化，功莫大焉。

不是因為忌憚漢人，而是根據征服地區的先後順序來劃分的等級。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地域黑，征服得越晚，等級越低，被黑得最狠。又有點象官場上的嫡系旁系之分，征服得較早，提前為我所用，替死先鋒，建功立業，等級就高，視如嫡出。蒙古人口有限，想要征服世界，他們必然會建立起這種類似論功行賞、身份地位的地域種族制度。

諸多史實記載的包括正史以及我們的教科書，當時的華人是劃分為四個等級的。

第一等當然是蒙古人。元朝“國族”，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第二等叫色目人，多半是西域人，和部分契丹人。當年蒙古人利用色目人做先鋒，攻打過西藏、大理國。這就是象雲南今天有著佔全國1/6回族人口的原因。

第三等漢人，但絕非今天的漢族。它泛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內的漢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較早為蒙古征服的雲南漢人及今天的少數民族，以及稍晚為蒙古征服的四川一帶包括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高麗人（北韓人）也屬於這一等。

最後就是第四等，統稱南人（又叫蠻子﹑囊加歹﹑新附人），指的是最後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內（江浙﹑江西﹑湖廣三大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大致也就秦嶺淮河以南所有地區各民族。今天遇到地域黑的時候，很多北方人脫口而出的“南方蠻子”，其實就是有這個出處的，都是蒙古人惹的禍。

四等制度是否存在存疑？

蒙古鐵蹄遍及歐亞，統治民族眾多，在《大德南海志》《至正金陵新志》和《志順鎮江志》都記載民族分類，並無四等人表述。但是，元朝有”根腳”(背景)制度。比如，“怯薛歹”(40%漢人)是元朝同治的中堅力量，當他們和千戶爭鬥的時，無論對錯要懲罰千戶。“四等人”說法是民Guo的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提出的(參考了曰本漢學界的研究), 並無一手證據。

四等人制就是個偽歷史，在正兒八經的歷史研究、史料裡沒有蛛絲馬跡，都是野史流傳出來的。

我們已經知道的最早提出元朝存在"四等人制"，是民國時期出版的學者屠寄寫的《蒙兀兒史記》。這部書有一定的價值但錯誤很多，它提出存在四等人制度，但是請注意這不是一手史料，民國時期距離元代已經700多年過去了，作者也是從野史裡的出來的論據。

中國歷史學家，北大遼史學者劉浦江指出，《元史》、《明太祖實錄》以及朱元璋等反元勢力也均從未提及"四等人制"，而且明朝初期士人諸儒亦無"夷夏之別"以及"民族大義"的思想 。所以今天這些什麼四等人制純粹是胡扯八道，那時候老百姓心裡也沒有漢族的概念，就沒有民族主義意識，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是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從日本引入中國的好不好。

所以元代是一個開放的朝代，漢人、蒙古人、色目人、高麗人、南人，都擔任不同的官職，共同合作，創造了一個強大的多民族統一帝國。漢人並不是最低地位，史天澤、郭守敬等人都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

是因為漢人抵抗的最激烈！

這一點，放在當今社會也是適用的！

如果你太精明，別人佔不到你的便宜，別人就會誹謗你抹黑你！

如果你傻乎乎，讓別人都來佔你便宜，別人往往就會誇你！

所以，如果別人對你有看法有意見，那並不是你有什麼錯，你唯一的錯就是沒有讓他佔到便宜！

說實在的，元朝的政權是很怕漢人的，元朝不足十萬人統治漢人幾千萬人，擱誰誰都怕，又不能全部殺光，只能把漢人列為最低等的人踩在腳下，防止造反。元朝的統治者是遊牧民族，根本就不懂得治國之道，只知道攻城掠地，野蠻鎮壓。所以元朝的輝煌註定了他曇花一現，留下的歷史很少，連成吉思汗的墓在哪裡都無從考證，相反由於長期戰亂，很多文明都形成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