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藩鎮割據都先想到唐朝，說是地方割據勢力更好一點。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表現形式不同。清朝初期有“三藩”，後來有太平天國，還有什麼北洋軍閥、湘系和淮系等等，這些就是“藩鎮割據”，民國的那些軍閥割據勢力就是清朝末年的割據勢力，黃飛鴻裡面那些教派應該也算是割據勢力。

最後還有南方革命勢力發來賀電，直接把清政府命給革沒了。

這個問題很奇怪！是提問者糾結於藩鎮割據的概念？還是提問者對這段歷史心中還是模糊不清？就我個人來看，清朝末年實際上就是藩鎮割據。我來淺析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首先：“藩鎮割據通常指的是某些藩鎮的將領擁兵自重，在軍事、財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藩鎮是唐代所設立的軍事防衛，在安史之亂之後興盛，在黃巢起義的時候大量出現。藩鎮的將軍把持了地方的財政、人事、軍事，在對中央政府上，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執行，而中央也對此無可奈何。

其次：回到清朝，清朝是一個吸收前代經驗教訓的朝代，在立國之初就已經防範了這種地方或者個人不聽中央的情況。並且康熙年間削藩，把吳三桂等藩王除去；雍正年間改土歸流，消除邊境上少數民族的土司等的力量；皇族上實行遞減的勳爵制度，老子是親王，兒子就是郡王，孫子就只能封貝勒。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出現了一個內亂，太平天國。這就和唐代的安史之亂有些相似了，八旗兵不復剛入關的時候的那種兇猛，打不過起義軍。此時曾國藩、李鴻章所建立湘軍、淮軍出現了。這些軍隊以地方為群，頗有地域特色，並且服從個人，又因為大清的江浙滬這些稅收大省受到戰亂影響，恰巧這些軍隊就在這裡，中央政府就實行了各省財政自給。為了剿平叛亂，又給了這些人很多官職。這樣就成了晚清藩鎮割據的源頭。

之後：八國聯軍的時候，慈禧跟八國聯軍宣戰，但是兩江的劉坤一、湖廣的張之洞、廣東的李鴻章都不奉詔而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地方不奉中央的命令的情況。再之後，袁世凱小站練兵，名義上是清朝軍隊，實際上就是袁家的北洋軍。清朝被革命軍逼得無路的時候，這些清朝的新軍而不出動。這些新軍的統領實際上就都成為了民國時候的軍閥，民國軍閥割據實際上就是藩鎮割據，這也實際上是清朝末年的一個局面的延續。個人意見，歡迎大家批評交流指正！

清朝末年，其實已經出現了地方實力派。如袁世凱，就掌握了北洋六鎮，當時的北洋軍是清朝最強大的一支武裝力量。而北洋新軍，只知袁宮保，不知清政府，已經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實力派，或者叫軍閥。

而辛亥革命時，武昌起義勝利後，南方數省的都紛紛宣佈獨立，脫離清政府，也表現了清政府對地方極其虛弱的控制。各省都已經處於半獨立狀態，各省督撫可以輕易可以決定本省的未來。

但是晚清並沒有如唐朝末年那樣出現，公然稱王，已完全失去控制的藩鎮，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慈禧太后高超的政治手段和御下手段。慈禧太后自1961年發動辛酉政變以來，統治清朝整整47年。她雖然並非“明君”，更沒有雄才大略，但慈禧太后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強人。她採用分化拉攏等各種手段，牢牢的控制著中央政府，同時面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實力派和漢族功勳大臣，或拉或打，使這些優秀的人才，始終能為清廷所用。

第三，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為首的漢族地方實力派，都是文人出身，而封建文人始終講究忠君愛國，他們不願做出，也不會做出割據一方的事情。

為什麼清末沒有出現藩鎮割據？

那麼我想知道怎麼樣才算是藩鎮割據呢？

確實，滿清自入主中原以來直到辛亥革命後清帝遜位是沒有出現傳統意義上的割據政權(三藩之亂除外)，這一方面是因為實行府縣制，又一方面得益於清朝對皇親國戚及功勳卓著的文臣武將採取了封爵不封地的國策，從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割據勢力的出現，但是，這並沒有保證清朝是一個完全的中央集權體制，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後，以湘淮軍為代表的各地方勢力並沒有完全真正服成中央領導，湘軍淮軍以及後來的北洋新軍早已是兵歸將有，軍隊只知有長官，不知有皇上(朝廷)，所以，我認為部分督撫實質上已形成割據之勢，對滿清不過是陽奉陰違罷了！

庚子之亂，南方各省督撫拒絕執行中央命令，相互勾通唱了出東南互保的大戲，李鴻章更是明目張膽的對抗了慈禧懿旨，公然發出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的電報，試問，這還算不上是割據自立嗎，歷史上任何形式的割據政權在攤牌前其實都會對皇權陽奉陰違的，而此次，似乎連遮羞布都給扯了，而且，無能為力的清廷居然只能忍氣吞聲的安撫了事，可見，尾大不掉之勢早已成矣！

說到這裡，我忽然有一個很不成熟的的想法，我覺得清朝的實際滅亡時間應該提前到東南互保事件發生的庚子年(1900年)，因為從那時起，清王朝已經是明存實亡了，真正主導時局的已經變成有實力的新式軍閥了！

個人看法，不喜勿噴！

清末雖然沒有出現所謂的藩鎮割據，但是也出現了類似的軍閥割據的雛形。

藩鎮割據是什麼？

唐中期以後，為了應對長期的唐朝邊疆地區的頻繁的對外戰爭，唐朝開始廢除南北朝以來一直實行到隋唐時期的“府兵制”，並設定節度使，設定藩鎮，在轄區範圍內軍事長官為最高掌管，掌管轄區內軍事、財政及民事權利，主要就是為了減少當時由於唐朝版圖太大，交通落後等因素造成的有地方上繳稅收到中央，然後再由中央撥付到地方的週轉期間的時間上、物質的損耗，有節度使直接管理本地方的財政收入和軍事、民政。後期由於節度使的權力太大，逐漸在各自轄區形成“獨立王國”而這一形勢在“安史之亂”之後更為嚴重，最後連節度使唐朝中央政府都沒有了任命權，而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或者是由部下接任，形成藩鎮割據，最終唐朝因此滅亡。

唐朝藩鎮割據直接導致了唐朝的滅亡

在清朝前期，清朝軍事支柱是八旗軍和綠營。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在一系列的戰鬥中，八旗軍和綠營均遭慘敗，已經無法應對數量龐大的太平軍，為了挽救危機，清朝的開始允許漢族官僚回鄉組織團練，一時間先後出現了湘軍、淮軍、楚軍等等漢族地方團練武裝，並最終依靠這些武裝撲滅了太平天國起義，這在清朝的歷史上是一個分水嶺，此前，漢族官僚雖然參與清廷事務，但是滿清貴族仍仍能夠完全絕對的控制朝政，此後在政治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一批漢人官僚開始更大範圍的參與到清朝中央朝政，更多多漢人官僚也逐漸掌握地方各省政務。在軍事結構上，雖然湘軍遭到解散 ，但是淮軍等漢族團練武裝保留下來，開始成為清軍構成的主力之一，並經歷了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

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建立湘軍和淮軍的曾國藩、李鴻章

中日甲午戰爭後，以淮軍為主的清軍全線戰敗，清朝為了重振軍備，開始命令袁世凱以德式訓練方法在天津編練北洋新軍，效果顯著，此後全國各省也開始編練新軍，但是北洋勢力的逐步拓展，且實力最強。由於北洋軍是袁世凱一手編練，袁世凱在的部下、學生、故舊等形成為了巨大北洋網路，袁世凱在位時，這些人尚能夠俯首帖耳，老袁一死，都想稱王稱霸，結果就是軍閥混戰。

老袁一死，軍閥中誰也不服誰，於是就軍閥混戰

封建社會的發展也可以說是中央朝廷與地方政府的爭權奪利過程，說通俗點就是中央集權的過程，而唐朝的藩鎮割據就是地方政府強大到脫離朝廷控制的表現方式之一，清末雖然沒有出現藩鎮割據，但地方政府的權力也足夠大了，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出來了，比如說東南互保事件。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之前很多朝代的興衰給了其借鑑經驗，可以說是集大成者也。在制度上完美的杜絕了各種不穩定因素，比如說兵權歸於中央朝廷，杜絕了大將擁兵自重成為唐之藩鎮那樣的亂象。

歷史的發展在於不確定性，雖然制度上比較完美，但是歷史發展起來就充滿了變數，像明朝制度也完美，但是明英宗非要作死御駕親征還帶上滿朝文武，結果土木堡之變後支援皇權的武將勳貴差不多團滅，造成朝廷大洗牌，文官集團做大。而清朝的變數就在於太平天國。

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可以說是清朝的分水嶺，面對這場清朝最大的農民起義，承平日久的清軍根本鎮壓不了，屢戰屢敗，導致太平天國佔據了東南半壁江山，清咸豐帝無奈之下鼓勵地方自辦團練來抵禦太平天國。

漢人曾國藩靠著辦地方團練自己招兵買馬，一步步壯大最終建立了湘軍，湘軍性質更多是屬於私人軍隊，只忠心於曾國藩，對於朝廷並沒有多少忠誠可言。1864年曾國藩平定了太平天國，1865年清廷最後拿得出手的僧格林沁戰死，湘軍徹底一家獨大，之後清朝幾十年的國防都被曾國藩的湘軍還有分支左宗棠之楚軍李鴻章之淮軍承包了。

湘軍體系發展到最後就是地方政府的權力加強，中央朝廷的衰弱，像中央朝廷鎮壓不了湘軍，堵不如疏，慈禧太后就開始重用漢人，並且在其中分化打壓使其對立，以權術來維持中央朝廷的威信，但是這種控制力已經微乎其微了。

1900年，慈禧太后向西方列強十一國宣戰，當年爆發了八國聯軍進軍北京的大事件。同時還發生了著名的東南互保事件。慈禧宣戰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這些封疆大吏據不聽詔，和參戰各國達成互不侵犯的協議，使清廷顏面掃地，卻又無可奈何，說明清末即使沒有藩鎮割據也差之不遠了。

1911年辛亥革命時，短短兩個月南方多省獨立，本來清廷可以鎮壓革命黨人，結果南方統治迅速土崩瓦解，這背後也有漢人軍閥勢力支援的影子，最終袁世凱趁機連哄帶騙的逼迫清帝遜位，避免了一場更大範圍的兵災。

清末的確沒有藩鎮割據，但是地方政府勢力之大，比之藩鎮割據也差不了多少了，屬於是以另一種方式割據自重著。至於為什麼他們沒有獨立於清廷，只能說清末的國際環境太惡劣，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大敵當前，國內勢力不說眾志成城，最起碼還是團結在一起的，最終在適當的時機革了清廷268年的江山。

清末八旗軍的衰落，以及戰爭的消耗，讓清政府開始依賴漢人官員的鄉勇團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漢人封疆大吏成為清政府的依託。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地方政府自辦企業，有了財政的自主權，可以大量招募訓練勇丁。甲午戰爭後，各省開始自練新式陸軍，慈禧死後，地方對清政府的命令置若罔聞，隆裕皇太后和溥儀的權力早已盡歸袁世凱之手。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的相繼爆發，清政府的統治土崩瓦解，各地紛紛響應獨立，軍閥割據時代到來。

總體形式是孫中山的武漢軍政府，和袁世凱的清政府之間的大戰爭，然後各路軍閥勢力之間小戰爭不斷。從1911年10月10日一直持續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頒佈退位詔書。清朝滅亡，中國民國進入北洋軍閥時期。

一：北洋軍閥 :

代表人物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創始人是清末權臣李鴻章，袁世凱於1895年受命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併成為清廷的精銳武裝力量。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民國實現第一次形式上的統一。

二：直係軍閥：

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出以直隸人馮國璋為首領的一派。馮死後,曹錕、吳佩孚繼起首領。主要人物有李純、王佔元、蕭耀南、陳光遠、蔡成勳、孫傳芳等。

三：皖系軍閥：

以安徽合肥人段祺瑞為首的一派，被稱為皖系軍閥。系北洋軍閥的主力，勢力最大。主要頭目有徐樹錚、盧永祥、靳雲鵬、倪嗣沖、陳樹藩、段芝貴等。

四：奉系軍閥：

奉系軍閥是北洋軍閥派系之一，因其首領張作霖系奉天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吳俊升、張作相、孫烈臣、張景惠、楊宇霆、張宗昌等。

五：晉系軍閥：

晉系軍閥集團統治山西38年之久。晉系軍閥集團以閻錫山為首領，還有幾位主要將領徐永昌、楊愛源、商震、傅作義等。

六：滇系軍閥：

滇軍是舊中國軍閥割據時代一支很有代表性的地方軍閥勢力。以唐繼堯為首的一些新軍軍官熱衷於獨裁專制、窮兵黷武。它們靠在反清反袁鬥爭中鑽營，把雲南新軍變成一支控制滇政，稱霸西南的軍閥隊伍。

七：桂系軍閥：

民國時期以廣西及當地人為中心結成的一個軍政派系。依時間和代表人物可以分以下兩派：陸榮廷等為代表的舊桂系以李宗仁、白崇禧等為代表的新桂系。

八：西北軍：

西北軍泛指清朝末年、中華民國初年在中國西北地區發跡的軍閥，主要成員有馮玉祥所統帥的“國民軍”。後來楊虎城所部17路軍也被稱為西北軍。於1919年改編為“西北邊防軍”，名稱之始。

九：黔系軍閥:

黔系軍閥也是西南軍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於貴州是一個貧瘠、弱小的省份，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奪性兩個突出的特點。所謂依附性，是指黔系軍閥在其形式和發展過程中，常常要依附鄰省如滇系軍閥等大勢力；所謂掠奪性，是指黔系軍閥在對外發展過程中，矛頭常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較富庶的地區。

十:湘系軍閥：

譚延闓，程潛，趙恆錫；先從辛亥武昌起義談起。1911年10月10日爆發了湖北武昌起義。武昌起義勝利的訊息震動了全國，最先起來響應的，便是鄰近的湖南省。武昌起義以前，兩湖革命黨人已相約：若湖南首義，湖北立即響應；若湖北率先發動，湖南即日跟上。可是，武昌炮響，湖南巡撫餘誠格當天就得到訊息。為防止新軍起義，餘誠格收繳了新軍的子彈，並將其調離長沙，另調受革命影響較少的巡防營入防。湖南革命黨人三天後才得知武昌首義的訊息，故未能及時發難，後經過多次組織發動，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等才於10月22日領導起義成功，光復長沙，成立湖南軍政府，焦達峰、陳作新出任正副都督。

十一:四川軍閥：

尹昌衡，胡景伊，劉存厚，熊克武，劉湘，劉文輝，楊森等；1918年，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名義攝行四川軍民兩政的熊克武，決定按各軍駐防地區，劃撥地方稅款，由各軍自行向各縣徵收局提用，作為糧餉之需。四川軍閥防區制由此形成。因各軍駐防日久，不僅在防區內提取糧餉，還干預政事，委任官吏，預徵賦稅，致使各防區成了軍閥割據的“獨立王國”。

十二:浙系軍閥：

孫傳芳。奉系軍閥與東南地區直係軍閥為爭奪江蘇和安徽地盤而進行的戰爭。此戰直係軍閥孫傳芳、國民軍首領馮玉祥和蘇皖等地方軍閥聯手擊敗奉軍，奉系勢力北撤至山東，浙蘇皖聯軍佔領徐州，隨後孫傳芳佔據江蘇、安徽、浙江大部，成為軍務督辦。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但凡在王朝模式，中央權威都會出現衰落的情況，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地方主義的抬頭，有些朝代甚至會出現地方割據的情況，東漢末年如此，唐朝末年如此，宋元明的王朝末期都或多或少的出現了地方割據的局面，不過清朝是一個例外，雖然有地方主義的抬頭，但是一直到辛亥革命爆發，都沒有出現過藩鎮和軍閥割據的局面。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王朝的中央權威在英法列強的炮火下已經開始動搖，在內有太平天國，外有英法列強的窘境之下，清廷不得不採取重用漢人的政策，不管是早期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後來的左宗棠等人，都曾經有過割據一方的實力，不過他們都沒有這樣做，曾國藩在平定太平軍後甚至自己申請削減湘軍，實際上他們都深知，王朝的正統觀念在當時已經深入人心，不管是哪個軍頭，都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挑戰清王朝的正統地位。

慈禧太后這樣一位強勢的皇太后的存在也是震懾地方的最佳存在。慈禧太后執政長達46年，一直到1908年清王朝滅亡前三年才去世，晚清時期不管是漢族大員還是滿族大員，唯一服膺的只有慈禧太后一人，即便是後來烜赫一時的袁世凱在慈禧太后面前也是唯唯諾諾而已。

儘管八旗、綠營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不過清王朝依然有足夠實力去震懾地方上的這些軍頭。清廷後來之所以要開展新政，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中央失去的部分軍權收回中央，不過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突然駕崩讓清王朝重建中央權威的努力戛然而止，最終在隆裕太后和年幼的溥儀皇帝這一對孤兒寡母的手中，清王朝走向滅亡。

唐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北朝以來的“府兵制”，大搞“兵農合一”，士兵平時耕田種地，戰時自備糧食、武器去追隨將領出徵，戰爭結束則“將回朝，兵歸府”，這既可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又可以防止兵將勾結，從而釀成割據。唐朝玄宗開元之後，土地兼併嚴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瓦解。此外，唐玄宗好大喜功，屢次對外用兵，所以唐朝只能搞“募兵制”來滿足需要，從此兵歸將有，最終釀成“安史之亂”。為了鎮壓叛亂，唐朝只能靠“藩鎮兵”，也就是利用藩鎮去打藩鎮，結果是出現“藩鎮割據”，唐朝因此而滅亡。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清朝八旗、綠營兩支正規軍（國家軍隊）毫無戰鬥力，滿蒙貴族更是拿不出一位統帥之才。為此，清朝只能將“剿賊”重任寄託在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地主身上，利用“湘軍”、“淮軍”、“楚軍”這些私人色彩濃厚的武裝力量去剿滅太平軍。事實證明，這些私人軍隊確實撲滅了號稱擁有百萬之眾的太平軍，不過中央集權卻由此而衰落。有意思的是，雖然清朝中央集權衰微，地方漢族勢力強勢崛起，卻沒釀成唐末那種藩鎮割據之局面，這實在是很有意思。

先看，清末地方漢族勢力究竟有多強大。清朝入關以來，雖然時常強調“滿漢平等”，中央高階官員“滿漢平分”，各佔一半。但是，滿蒙貴族地位還是要高於漢族官僚，尤其是在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之設定上更是如此，全國八大總督，滿蒙佔絕大多數，地位至關重要的直隸總督則不許漢人染指。不過，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這情況徹底發生改變。同治三年（1863年），湘系集團控制著全國八大總督中5席，若是連同其他漢人督撫在內則更多，總督7席，巡撫全部，而且這趨勢還長期維持並不斷強化。甲午戰敗後，清朝編練新軍（仿照西洋模式），也是由漢人督撫來主持。八國聯軍侵華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督撫拒絕奉詔北上勤王，而是私自與列強搞“東南互保”，無視中央權威。

既然地方力量已經如此強大，且時常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為何清末卻沒出現唐朝中後期那種藩鎮割據之局面呢？這裡告知答案。

要回到這問題，我們先來說說“藩鎮割據”所必須的條件，或者是必備要素。在中國歷史上，出現藩鎮割據局面在兩個時期比較明顯，即是東漢末年以及唐朝中後期。透過比較發現，這兩個時期都有一些共同因素。就國內而言，中央集權受到極大削弱，已經基本喪失了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傳統儒家之“君臣”觀念受到衝擊，將領多行伍出身，文化水準低，思想包袱輕。就國際局勢而言，周邊沒有強大對手可以威脅華夏文明安全，國家戰略環境比較好。就兩項標準而言，晚清並未完全具備，沒有東漢、唐朝哪種“藩鎮割據”之土壤。

對於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地方漢族勢力強勢崛起，中央集權衰落之歷史事實不容否認，無可爭議。但是，晚清手握地方實權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張之洞、劉長佑、劉坤一等封疆大吏卻並非“行伍”出身，而是飽讀孔孟之學的知識分子。要知道，自從南宋朱熹改造儒學以來，理學思想中之“君臣綱常”觀念深入人心。在此種背景下，一個飽讀詩書（朱熹主事過的四書），追求科舉功名計程車子，若想讓他去搞混戰，做出有違背“倫理綱常”之事，那簡直是不可思議。且不說他們有沒有這實力，從思想上來說，他們就無法接受如此做法。此種情景，在晚清時期道出可見，尤其是以儒家“經世派”中心自居的湖南省更是如此，他們將“治國平天國”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湘軍早期創始人和精神支柱是羅澤南，這絕對是一個典型的勵志哥，絕對是程朱理學的堅定擁護者。一般而言，在民不聊生之時，底層群眾會“揭竿而起”，效仿陳勝、吳廣、劉邦、黃巢、朱元璋、李自成等打江山。但是，這對貧窮得一無所有的羅澤南不適用。若說對現實不滿，沒有誰比羅澤南更有資格，包括落魄才子洪秀全、燒炭佬楊秀清。要知道，羅澤南因為家窮，吃不到飯，一年內連續失去包括妻子、兒子、侄子在內的九位親人，而自己還因沒錢買藥而落下病根子。可是，羅澤南並沒舉旗造反，而是繼續搞學問（沒錢還搞學問，不簡單），堅持發揚程朱理學之精神。太平軍殺進湖南時，他先曾國藩組建“湘軍”（將領均是他學生，曾國荃、曾國葆、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等），帶領這幫人去保家衛國。由此可知，在羅澤南此種精神影響下，他們豈會公開挑戰中央。即使是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張之洞、劉坤一搞“東南互保”時，事後還上書慈禧，說明自己之所以這麼做，實乃有不得已之苦衷。

除了傳統儒家“倫理綱常”觀念深入人心，近代中國多災多難也不允許他們效仿唐朝中後期之節度使搞“割據混戰”。在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實力派之努力下，歷時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被撲滅，大清王朝迎來了所謂的“同光中興”時期。不過，此時的“中興”並非真的“中興”，而是內憂外患依然嚴峻，尤其是外憂。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面臨著嚴重的邊疆危機，西北、西南、東北有“塞防危機”；東南沿海則有“海防危機”。列強隊伍中，除了傳統歐美各國，還加入了新崛起的日本，中國戰略壓力驟增。尤其是日本，先霸佔琉球、後侵犯臺灣、朝鮮，公然挑釁大清在遠東的主導權及其延續幾千年的“宗藩體系”，侵略之心昭然若揭。在此種大背景下，以“天下為己任”的這幫地方實力派們（儒家代言人），怎會自己搞窩裡鬥呢！他們應該“尊王攘夷”，維護天朝上國之尊嚴和威望。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運動後地方實力派強勢崛起是事實，但由於這幫督撫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再加上近代中國出境堪憂，他們自然不會搞混戰。不過，隨著清朝滅亡，儒家思想衰微，由行伍出身擔任地方大員的都督、督軍們已經沒了思想上之包袱，軍閥混戰之局面立刻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