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初期沒有抬高文官貶低武官的現象，也沒有抬高武官貶低文官的現象。但在土木堡之變後，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傾向，那就是文官系慢慢壯大，武官系根本說不上話。一直到明末，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還是如此。那麼在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的武將為何徹底隕落，而文官集團能始終撐住場面呢？當時由於文化和社會氛圍因素，舊的蒙古制度已經和新社會產生了衝突，土木堡之變只是一個契機。當時以及選拔與考核標準，都是不折不扣的儒家士大夫來源。他們從晚唐就開始了一種對武力階層和非儒家社會精英的刻意排斥。每個朝代基本都一樣，玩筆桿子的，頭腦和心思肯定要比玩兵器的多。戰爭時期還好，和平時期武將基本插不上話，再說皇帝也不希望武將勢力太大，威脅政治。

土木堡之變可以說是明朝國勢由盛至衰的一個轉折點，對明朝的土木堡之變對於明朝廷的體制構架與實權的影響可謂深遠，在敗光了明成祖朱棣為大明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後，同時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這三個大營精銳也讓霍霍黃了。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題主所說，經土木堡之敗，明朝朝政話語權的更迭，影響更深。

土木堡之變，本來被宦官王振迷了心竅的明英宗被瓦刺送回了京師，但是于謙等立的景泰帝又不願意退位了，而且軟禁了朱祁鎮，直至景泰八年，石亨等發動奪門之變，雖然明英宗在大臣的輔助下復位，重登皇位後，明英宗在石亨等人的挑唆下，逮捕並殺掉于謙等第二梯隊的明朝重臣，因為第一批被他在土木堡兵敗時霍霍了，五十多人的大明重臣，而且土木堡之敗，極大的打擊了明武將集團的地位，從而至文官掌握了朝政，試想，這樣一批沒有才能的人掌握了軍權之後，明朝軍隊的戰鬥力可謂是迅速下滑。這就為宦官掌權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明英宗這人從小被太皇太后張氏管的甚嚴，身邊就沒有幾個玩的一起的人，所以就對太監格外的信任，以至於在軍事指揮統領上，太監的監軍居然是壓倒性的權威。而且自從明朝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離世後，朝中已經無人能壓得住王振這個大太監，以至於對明朝的影響，極深、極遠。

明英宗也算是個人才，據說在他聽信太監王振出征時，居然帶了數千人的雜役隊伍，衣食住行，這就包括伺候他的宮女太監，《明實錄》中有記載：賞光祿寺廚役二千三百七人，各布一匹，以隨駕出征。沒有一點排兵佈陣作戰部署能力，完全任由一個太監擺佈，這樣的明朝，確是沒崩，也算是奇蹟了。

明朝軍事制度實行的是衛所制，全國的軍事管理機構名為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的長官由明朝武將擔任。明朝初年，軍人用武之地甚多，五軍都督府長官位尊權重，在政壇上非常有分量。但到了明朝中後期，尤其是“土木堡之變”後功勳集團損失慘重，並且在京城保衛戰中，以于謙為首的文官立下大功，武官則因為土木堡之敗和英宗皇帝被俘在文官面前抬不起頭，漸漸的失去參政和議政權，最終淪落為處處受制於兵部、單純淪為執行命令的機構。

土木堡事變後，大明文官集團得到的權力大增，才開始全方面打壓武官，得以掌握更多的權力。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土木堡之變。從朱元璋把蒙古趕出華夏建立明朝，蒙古勢力就一直沒有忘記他們先祖的榮耀，從而一直叛亂不斷，從而有了明成祖朱棣5次北伐蒙古，企圖徹底消滅主力，征服蒙古。生明朝正統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的叛亂。當時明英宗寵信宦官王振。張太后病逝，朝廷大員貶的貶，死的死，沒有人能約束王振，於是他干涉朝政，扶持自己的手下，使得其大權獨攬。在加上當時大同前線的傳來的戰役失敗不斷，於是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下，準備親征。當時的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可是明英宗偏信王振，執意親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據守北京，然後和王振率各路官員100多人，帶領50萬大軍（京營）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從徵。由於王振大權獨攬，而他自己又不懂軍事，又不聽大將的策略，導致當時的大軍遇到敵人來之前得到了謊報，由於於主帥（王振）逃逸，導致大軍全部四處逃散，死傷無數。明英宗朱祁鈺和王振逃跑到土木堡。由於他們一意孤行，不聽從兵部尚書的建議，由於當地缺水，於是明英宗朱祁鈺和王振讓大軍移當水源處，士兵爭相喝水，踐踏無數，瓦刺大軍發動奇襲，明軍倉促應戰，瓦刺伏兵四面攻擊，明軍潰敗。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然後憤怒大將樊忠戰死之前殺了王振。明英宗朱祁鎮被俘。明軍在這一戰中死傷20萬人，高階將軍死傷上百人。而在這一戰後，由於于謙等文官的正確判斷與抵抗住了瓦刺大軍。文官集團開始抬頭。

在一方面就是太祖朱元璋設立的文武權力制衡是有武將勳爵制衡文官，因為勳爵代代相傳，和大明王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一代代傳下來，手裡都掌握著京城的大軍。而在一戰爭後，勳爵都失去了權力的來源，不能在制衡文官，文官開始一步一步的打壓武將，從而使得其奪得更多的權利，導致在天啟，崇禎時期，征伐的大將都是文官（孫承宗，孫傳庭，盧象升等人）。

土木堡是明代政治的一個分水嶺，土木堡之後，文官的話語權越來越大，於是就有觀點認為明初的武將勳貴集團，在土木堡一役損失殆盡，導致文官集團失去制約。

不過我認為，即使沒有土木堡一役，文官集團的崛起，和武將勳貴階層的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明代的政治特點決定的。

第一，重文輕武的國策。明代雖然對武將的打壓，沒有宋代那麼明顯，但不可否認的是，重文輕武的現象是存在的。

第二，科舉制度的興盛，科舉從隋唐就開始了，到了明代更加興旺發達，成為文人進入仕途的唯一途徑，隨著國家文治水平的提高，讀書的人越來越多，使得更多有能力的人進入文官集團，加速文官集團新陳代謝的同時，也為文官掌握話語權打下基礎。

第三，武將的選拔幾乎都是世襲，雖然明代也有武科，但那基本上就是個形式，這種選拔方式也客觀的限制了武將人才的挖掘，低階的世襲武將上升通道狹窄，而勳貴武將的後代有世襲的爵位，紈絝子弟較多。

第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火銃大炮等熱武器開始應用於戰爭，戰爭形式有了很大的變化，個人的勇武不再是決定戰爭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犀利的兵器，因此武將在戰場的作用越來越小，統兵的都是文官，政治上壓過武將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總的來說，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官取代武將地位，或者說文武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現象。

土木堡之變，也稱土木之禍，是明朝開國以來軍事上從未遇到之大失敗，不僅明軍精銳盡失，而且改變了朝中政治格局，對明朝統治影響深遠。

土木堡位於河北省張家口懷來縣境內，距今571年前，在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明英宗朱祁鎮所率二十萬精銳之師幾乎全軍覆沒，隨行文武百官大部分戰死，朱祁鎮被瓦剌部也先俘虜。

土木堡遺址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開國後，經洪武、永樂和文宣之治，國力達到鼎盛，北征蒙古，南收安南，國土面積也大為擴張。土木堡之變給了大明帝國沉重打擊，不僅明成祖朱棣留下的精銳之師那點家底損失殆盡，而且損失了包括名將英國公張輔、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在內的上百名國之重臣，元氣大傷，從此明朝從戰略擴張轉為戰略防守，朝廷政治格局也發生了重大化變。

明英宗朱祁鎮

起因。明朝興起之後，元朝殘餘勢力退回大漠，分為東西蒙古兩部分，不時襲擾明朝邊民。明成祖朱棣為了消除北方威脅，利用東西蒙古（即韃靼和瓦剌）之間的矛盾，分別給他們封王，蒙古部族為了依靠明朝提升實力，也向明朝稱臣，每年嚮明朝進貢。到了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瓦剌族逐漸統一了蒙古各部勢力，後來也先掌控實權，實力大增，不斷在明朝邊境尋釁滋事。這時候瓦剌每年冬天還是按例派人到大明進貢的，明朝作為名義上的封主國自然要顯示天朝威儀，賞賜都很大方，所賜金銀綢緞價值遠遠大於瓦剌進貢的那點牛羊馬匹。這就給瓦剌人帶出了個壞毛病，進貢的物品沒有增加，來進貢的使者人數卻不斷增加，由起先每年的不過四五十人，後來竟然到了二千多人，有時候還虛報冒領，而且對明朝的賞賜挑三揀四挑肥揀瘦，不是貴重的不要。有一年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藉機生事，派兵攻打大明。

土木堡之變

親征。由於瓦剌事先準備充分，再加上實力非同以往，明朝軍隊自然吃了大虧，在大同被打的潰不成軍。這一年的明英宗二十二歲，正是英氣勃發的時候，而且自九歲登基，已經做了十四年皇帝，羽翼漸豐，也是“老資格”了。再加上明太祖、明成祖都是“馬上皇帝”，明英宗之前的很多皇帝也都御駕親征過，所以青年皇帝朱祁鎮一直躍躍欲試，也想效仿先皇，來個披甲上陣，威臨天下。瓦剌部的挑釁正好給了機會和理由，朱祁鎮身邊的紅人、太監王振也想跟著出去威風一把，就不斷煽動蠱惑朱祁鎮，雖然眾大臣一再勸諫，但明英宗一意孤行，第二天就沙場點兵，帶上京師二十多萬精銳，以及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文武百官，當然還有妃子和一大幫宮女太監，浩浩蕩蕩，旌旗招展，出了北京，直向瓦剌部進發。兵敗。意氣風發的明英宗根本沒有把瓦剌也先看在眼裡，也沒有把這次出征當回事，以為他只要揮揮手，他的帝國大軍就像狂風吹沙一樣，讓瓦剌軍瞬間灰飛煙滅。沒想到一個月過後，反而他的幾十萬大軍全軍覆沒，他自己也成了瓦剌的俘虜，這是出征時威風凜凜的明英宗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的。明英宗出征的時候正是農曆七月，驕陽似火，是一年最熱的時候。明英宗雖然帶了大量隨從，儘量保持路途舒適，但鞍馬勞頓畢竟沒有宮裡生活那麼舒服，再加上越往北走越荒涼，被瓦剌殺害的軍民屍橫遍地慘不忍睹，又聽說瓦剌也先狡猾兇狠，很會打仗，明英宗就有點後悔了。走到半道就想回來。可是宦官王振專權獨斷，仗著明英宗撐腰，在大軍裡頤指氣使，隨軍的文武百官對軍中大事均插不上手，而王振根本不懂打仗，連紙上談兵都不會，所以在行軍和撤退的過程中，造成整個明軍指揮混亂，軍令不通，首尾不顧，自相驚擾，幾十萬大軍竟然成了烏合之眾。瓦剌部先是施計把明軍引入土木堡，再截斷明軍水源，然後依仗騎兵的機動靈活，對明軍各個擊破。明軍在斷水後軍心大亂，官兵為搶水不成隊形，被瓦剌騎兵殺的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文武百官皆死沙場。朱祁鎮身邊親兵死傷大半後，成了孤家寡人。公元1449年9月1日，鎧甲華麗的明英宗突圍無望，面如死灰，跳下馬來，獨自面南而坐，束手就擒。

土木堡之戰示意圖

影響。土木堡之變對明朝的影響是巨大的，包括“三大營”在內的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開國武人勳貴集團也在土木堡之變中多數而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形不成氣候。留守京城的兵部侍郎于謙擁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即位，自己升任兵部尚書，成功擊退了也先對北京的進攻。後來于謙對“三大營”進行改革，並自任提督。從此，文官集團形勢力日盛，逐漸掌握了朝中大權，皇帝也只能依靠宦官和文官之間的鬥爭來平衡把控朝政，形成了明朝中後期文強武弱宦官干政的局面。

大家好，我是幻海塵封，非常高興與大家一起討論分享這個話題，下面是我的答案：明朝中後期朝廷有一種現象武將的地位很低，朝廷的爭鬥主要集中在文臣與宦官之間，而武將只能成為這二者的附庸，這種現象的造成既與開國時期朱元璋的屠戮功臣有關，更與土木堡一役將靖難之役後留下的功臣子弟幾乎全部葬送有著密切的聯絡。

文臣武將的平衡被打破

在明朝開國之始，開國和靖難之役留下來的功臣子弟在朝廷中的地位是極高的，並且大多數皆為武將，所以他們大多是武將們的代表，那時的明朝的文臣武將是並行的，沒有誰碾軋誰一說，在某種意義上由於出身的原因武將的地位同比下還高一點。可是土木堡這一役葬送了絕大多數的功臣子弟，之後剩下的要麼年幼、要麼無能，自此大明開國時期文臣武將的平衡被打破了，也正是因為平衡的打破，明朝中後期的皇帝才會繼續扶植宦官與文臣集團對抗。

文官趁機奪權

土木堡之變後由於功臣子弟的覆滅導致朝中文官乘機奪取軍權，打破了之前文官不能插手軍隊事務的傳統，自此從朱元璋時期就已設立的掌管天下兵馬的都督府名存實亡，天下兵權盡歸由文官掌控的兵部。之後也就出現了一代名將戚繼光的輝煌功業，也是建立在依靠張居正的前提下，在張居正去世後，一代名將戚繼光也落得晚年淒涼的下場。

結語

由於明朝文官排斥一切非科舉出身的官員，導致明朝的黨爭比歷代都殘酷，明朝的滅亡與文官的失控有著密不可切的聯絡，可見無論文臣還是武將任何一方，當平衡被打破，任何一方於國都是很可怕的。

土木堡之變，武官們的美好日子在英宗時期迎來了滅頂之災，勳貴武將損失慘重，勳貴武將聯合體元氣大傷，而文官集團迎來了新的高峰--于謙立新帝，上面的皇帝是文官自己立的，失去了制衡的文官集團急速做大，成為了話事人。當時的情況是權力中樞需要誰的能力，誰的地位就高。古今中外，黨政軍企，概莫能外。

舉個例子吧，好比一個公司,公司在研發和成長階段，工程師提拔最快，副總裡面總有幾個搞技術的。

產品出來，需要大面積推廣銷售的時候，營銷部門最吃香，營銷主管肯定一個個被提拔到高層。

公司做大了，賓客盈門、技術壟斷、資本雄厚，搞公司治理甚至行政管理的人就出頭了。

大明朝國祚兩百多年，從永樂到萬曆朝根本就沒碰上過什麼看得起的對手，皇帝需要的是“管事”而不是“帶兵”，所以武將地位肯定上不來，連兵部尚書都得要文官來做。所以文官成為了中國曆代歷史上最強勢的文官集團。後面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關閉大都督府，人事任命權歸於兵部武選司，裝備供應來自兵部武庫司，車駕司，戰術制定歸於兵部職方司。而給養，軍餉一直是由戶部提供。至此，勳貴-武將共同體徹底崩潰，要害給人捏在手裡怎麼硬氣的起來，武官們自然而然的淪為了文官的奴婢。文官成為了話事人！

大明從朱元璋製造的藍玉案以後，對有兵權的武將進行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靖難之役之後對兵權有了更完善的限制，此時的高階武將大多都是有爵位的地位崇高但是權力被稀釋了，此時的武將權力還是挺大的。但是自從洪武大帝建立衛所制度，隨著時間的發展衛所制度逐漸崩潰，武官的地位逐漸下降，文官政府逐漸強勢掌握著國家政權，並且對武官很不信任，並且文官透過科舉入仕掌握了國家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對國家軍隊的管理，大明朝中後期武官地位急劇下降，同級別的武官甚至更高階的武官見到同級別和更低階的文官都要先行禮，外地武官進京去兵部辦事都先要下跪，所以看出武官的地位低下。總之，明朝中後期文官和武官的地位越來越不平衡，武官地位越來越低，這並不是因為土木堡之變引起的，這是由於明朝的制度造成的，文官掌握話語權這也是發展趨勢。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基礎上建立了明朝，朱元璋能夠推翻元朝並建立明朝依靠的是文官和武將。文官能夠處理國政，武將能夠帶兵打仗。要推翻元朝，就必須處理好國政，就必須在軍事上取得勝利。這反映出了什麼？這反映出文官和武將同等重要。在明朝建立之初，實行的是文武分立。武將不干涉文官的行政事務，文官也不能在軍事上凌駕於武將之上。然而，土木堡之變改變了這一切。土木堡之變是明朝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幾乎一掃而空，能夠與文官對峙的武將也幾乎一掃而空。由此，文官的力量逐漸凌駕於武將之上；由此，大明的文官大力打壓武官。逐漸形成的文官集團逐漸掌握了權力，分配了大明的利益，成為了大明的話事人。實際上，大明的文官集團利用皇權強化的權力平衡方式引導了權力不平衡局面的出現。

關於文官和武將的權力鬥爭和利益分配具體有以下內容需要了解。第一，文官和武官的鬥爭幾乎一直存在。

有利益就會有鬥爭，有利益官員就會分化。官員分化的標準有好多種：有的按照血緣進行分化，有的按照地域進行分化，有的按照思想進行分化。然而，在這分化的過程中，按官職的功能進行對立性分化的情況雖是不多見，但也是一直有的。

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尤其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並把專業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推廣到全國以後，文官與武官的區分就較為明確起來。秦朝的制度是三公九卿，基本上來說丞相是文官，太尉則是武官。文官與武官的鬥爭，當時就出現了。

隨著時間的推進，唐朝的三省六部出現了，宋朝的二府三司出現了，明朝的內閣和五軍都督府出現了……，這些制度變化發展的過程就是文官和武官權力鬥爭的過程。

第二，宋朝時期，文官和武將鬥爭達到了高潮。

從夏朝開始，國家機構就產生了。在國家機構中掌握權力在官員既管行政工作又管軍事工作。也就是說，文官和武官的分工並不明確。從什麼時候開始文官與武官的分工明確了呢？從宋朝開始。宋朝之前是出將入相，宋朝之後是文武殊途。

在宋朝之前，大臣之間也是有權力鬥爭的，但當時的權力之爭並不是文武之爭。從安史之亂之後，文官對武官的壓制就越來越明顯。武官的叛亂造成了社會的動盪和王朝的衰落，武官的叛亂使地主階級的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於是，限制武官權力的思想逐漸形成。

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後，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削弱並壓制武將。文官講的是忠君愛國，叛亂的可能性小；武將性格暴躁，叛亂的可能性大。所以，用文官壓制武官成為了宋朝的基本國策。文官與武官的權力鬥爭在宋朝時期達到了高潮。

第三，明朝時期，掌握了社會輿論權的文官在與武將的鬥爭中佔據了制高點。

宋朝的重文輕武政策逐漸使以儒家思想為標準的官僚集團形成，明朝的土木堡之變之後，以儒家思想為標準的官僚集團的力量不斷上升，超過了武將集團的力量。在文官官僚集團看來，文官就應該領導武官，文官就應該既管理國事又管理軍事。

文官官僚集團在奪取權利及壓制武將集團的過程中用的是什麼手段呢？應的是控制並引導社會輿論權的手段。文官集團怎樣才能壓制武將集團呢？獲得皇帝的認可。怎樣才能獲得皇帝的認可呢？要麼以輿論脅迫皇帝，要麼以形式壓迫皇帝。

土木堡之變之前，大明文官集團只能以輿論小心翼翼的脅迫皇帝；土木堡之變之後，武將集團和皇權遭到了嚴重削弱，大名文官集團就以權力失衡的形勢壓迫皇帝倒向文官集團。土木堡之變很有可能是文官集團默契的打壓皇權和武將的一次集體陰謀！

第四，以文官統御武將實際上是專制皇權強化的需要。

文官想要壓制武將，皇帝想不想壓制武將？皇帝也是想壓制武將的。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在和平時期需要文官，在戰爭時期則需要武將。當國家形勢穩定以後，皇帝需要文官治理國家；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文官的力量逐漸超過了武官。

皇帝想不想完全壓制武將？皇帝是不想的。皇帝想的是實現文官與武將之間的權力平衡，大明初期的文官與武將的權力就大體處於平衡狀態。從土木堡之變之後，大明文官的力量就逐漸超過了武將。也就是說，大明文官打壓武官的情況是一種權力的失衡。

文官與武官的權力失衡導致了大明處於文官集團的控制之下。文官既沒有管理好國事，又耽誤了軍事。最終，失去了武官保護的大明王朝滅亡了。

總之，大明文官的地位凌駕於武將之上的情況實質上反映了先進商品經濟和落後的自然經濟的利益鬥爭。大明文官的地位凌駕於武將之上的情況的出現既有重文輕武的歷史原因，又有文武官員利益爭奪的現實原因。為什麼文官要掌握凌駕於武官之上的權利？因為明朝的文官已經不是單純的地主階級，明朝的文官已經在從事商品經濟。可以說，明朝的文官代表的是地主階級和商業市民的利益。以土木堡之變為分水嶺的大明王朝的文官和武官之爭，實際上反映了大明王朝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的權利的暫時失衡。

“五代十國”以後，“名門世家”、“豪門貴族”這一個出現了一千多年的政治集團被徹底粉碎，“貴族本位”也向“官本位”全面轉變，權力不再來自於世家、貴族，而僅僅是來自於流官的職位，這也標誌著文官集團的全面崛起。

從此，沒有一個政權能離得開文官集團，也沒有任何一股勢力能夠制衡文官集團，這在古代的政治史中，是一種罕的現象。

（文官集團）

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宋朝，我們去看宋代史，文風極盛，但對於國家的治理卻其爛無比，頻頻被外敵所欺不說，農民起義的數量就高達一千起。

朱元建國之後，廢除了宰相制度，全面打壓文官集團，就是來自於這個原因。朱元璋年代以後，明朝的朝堂上基本上形成了“皇權+文官+武將”的這麼一個權力三角架。

公元1449年，明英宗御駕親征北方強敵，結果被瓦剌人所俘虜，五十五萬大軍也全軍覆沒。一個三角架，如果缺了一個角，結果肯定是傾斜，這個比喻應該非常恰當。

（文官崛起）

我們不可否認，文官集團在治理國家上的作用。他的好處是：文人偏愛秩序，崇尚和平，所以文官當國，基本上使得國家相對和平；他的壞處是：文官略顯保守，都會形成一個“內殘外忍”的局面，最終被外敵所滅。比如，宋被遼、金、元所欺，明被後金所滅。

而所謂的“內殘”，就是文官、文人、鄉紳、地主他們自動形成一套嚴密的親密紐帶關係，不斷地兼併土地，導致了國家稅收體系被破壞，王朝的衰敗首先表現在財政制度上的崩潰。

我們來舉一個個案：大奸臣嚴嵩，被皇帝清算的時候，他家共有四萬畝；而扳倒嚴嵩的大清官大名人徐階徐閣老，家中良田竟達二十萬畝。如果僅僅用“好人、壞人”的角度去讀史，你該怎麼去看？

（文人天下）

回到本題問題，我們可以從現象推出結論——土木堡事變之後，文官還沒有成為大明的話事人，而是經過了明孝宗一朝時，文官才壯大到了巔峰時刻。

因此，明孝宗皇帝的兒子正德皇帝上位之後，他不得不提拔太監劉瑾來形成“宦官集團”，制衡掉文官集團的這一股力量。

歪眼小史工作室

文——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