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音樂文化繁榮的基礎有四點。一、經濟繁榮，精神追求提升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發達了，人民富裕了，就自然而然地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希望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唐朝的經濟高度發達，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富裕，當然，就有了更多地精力追求精神享受，音樂的繁榮有了最紮實的基礎。

隋煬帝覺得周、齊音樂都雜有胡音，不適合於華夏大國，於是吸收民間樂歌加以改造，稱作“俗曲”。 這使宮廷樂歌獲得新的血液和營養。

唐初又根據“俗曲”， 進行斟酌，參考古音加以改造，製為《大唐雅樂》，太宗時又作十二和樂，玄宗時增制三和，合成十五和樂。

玄宗時於長安設左右教坊， 主要用於培養音樂師和歌舞師及伶人。

教坊生員共計二千人，太常寺附屬樂工一萬多戶，其中有不少民間“俗樂”戶 。

唐朝帝王大多喜愛音樂，特別是以愛好音樂著稱的唐玄宗，酷愛音樂，對於作曲、演奏、樂理等樣樣精通，將教坊從太常寺獨立出來，並從生員中選出三百人於“梨園”教之，即所謂“皇帝梨園弟子”，他們創造以一個事件為題材的歌舞劇，成為後代戲劇的前驅。

統治者喜歡音樂，其影響力當然是最大的。

唐朝時期，詩和歌是不分家的，所以群眾基礎廣泛。也正因為如此，兩種文化相映成趣，共同繁榮，達到鼎盛。

從宮廷宮女到民間歌妓，對於熟悉的詩句，都可以憑著自己的音樂造詣，為詩譜曲，再進行吟唱，這不僅是一種情趣，更是一種文化。

相傳，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到酒館喝酒，有三個歌姬陪唱以增興致，歌妓分別以他們三人的詩句為基礎進行吟唱，誰的詩歌被唱的最多，誰就勝利，否則罰酒。最後，王昌齡勝出。

唐代音樂繁榮的基礎。一，唐代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工商業，農業，軍事等高度發達，空前繁榮，詩仙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生活在這個時代，有詩聖，詩仙，邊塞詩人，民間詩人等，文化高度發達，文人雅士輩出，詩詞歌賦大量湧現，朝庭靠科舉選拔人材。唐太宗也非常重視人材，這些都對當時音樂繁榮打下了基礎。二，昭君出塞和親，唐玄藏西天取經，都為當時的文化繁榮做出極大貢獻，也為唐代音樂繁榮奠定了基礎。三，唐朝時期綱常禮制齊全，宴會歌舞藝技等活動也為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做出了貢獻。

唐朝音樂文化發展之基礎，僅究其歷史社會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從唐初起，統治者就致力於改善政治，使百姓生活安寧。提出“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國方針，使國家很快富強起來，為文化藝術發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質基礎；二是統治者在文化上採取“相容幷蓄”的態度，吸收了來自周圍四方國家的大量外來文化，促進自己的傳統文化更快、更豐富地發展起來，中國也由此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

唐朝音樂文化的繁榮起點在於隋朝。

在隋朝的時候中央機構設立了教坊專門負責掌管音樂教育，確立了“燕樂”的宮廷地位、歌唱與舞蹈的表演形式。這標誌著“樂”不再作為“禮”或“制”一部分，開始由端穆嚴肅向娛樂與觀賞發展。在這一時期，教坊培育了諸多音樂人才，為唐後音樂的持續發展打下了基礎。

隋以後這種音樂機構得以儲存和發展。這是唐朝音樂文化發展的制度前提。

隋代開鑿的京杭大運河奏響了楊堅王朝的喪鐘，但卻成為唐朝經濟繁榮的前奏。水陸交通的便利，使南北交流頻繁，帶來了兩大好處:一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富足。二是文化交流的加深，其中包括南北音樂的交流。

經濟發達、人民富足帶來的直接影響是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享樂主義的盛行，歌舞成了一種風雅的消費。南北文化交流的加深使得不同風格的民族音樂互相融合、借鑑。

唐朝最廣為人知的標籤就是包容。沒錯，盛唐氣象，威服四海。這種包容性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方面面中。當時流行於長安城內的不只南北小調，還有異域之音。龜茲、天竺、高麗等外國音樂也紛紛湧入大唐。

國外音樂的傳入與大唐廣泛的國際交流密不可分。其時，長安是世界的經濟中心，大唐貿易的身影近抵日本、高麗、天竺，遠達中亞、波斯灣、阿拉伯、歐洲等地。現今華人聚集之處都被稱作“唐人街”，可見當時唐朝的經貿繁榮程度。

魏晉南北朝動亂390餘年，隋朝大一統後二世而亡，相比之下唐朝289年的國運可謂是長久了。在這期間，唐朝的上層雖然多有政變，但都外鬆內緊，並未波及到民間百姓，這為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與充足的時間。

除此之外，音樂的繁榮與統治者的推崇有關。唐太宗親自組建宮廷燕樂體制，唐玄宗喜愛作曲、演奏，並喜歡參演與指揮。名曲《霓裳羽衣曲》就是唐玄宗的作品。上行下效，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由此，人們對於歌舞之藝愈發推崇。

最後，總體來說只有國家繁盛，各類藝術才可以得到長足發展，此時的文藝之作才能被稱作盛世強音。若是國家衰亡，百姓流離，任何的詩文樂曲都只能稱之為亡國之嘆，求存已是不易，又何敢談其發展。

一、前朝已積累下厚實的音樂文化基礎:

隋朝設立宮廷音樂機構、建立較為完 善的宮廷音樂體制,唐朝繼承了其多方面 的音樂文化成果。

隋朝確立了燕樂的宮廷音樂地 位。 自中國古代禮樂制度形成以來,歷朝 帝王都將雅樂作為正統音樂。 隋代,歌舞 大麴作為宮廷音樂的重要藝術形式將燕 樂推向歷史的舞臺,雅樂的地位開始被燕 樂所取代,歌舞大麴的多段體結構及基本 的器樂演奏、歌唱、舞蹈形式得以確立;至 唐歌舞大麴更名為“燕樂大麴”,在胡樂或 是坐立部伎中得到廣泛運用,實現了音樂 史上由雅樂到燕樂的轉變。

此外， 隋朝還建立了 “七部樂”、“九部 樂”的宮廷音樂體制。“七部樂”、“九部樂” 以演奏燕樂為主,這種音樂制度的建立既 為滿足王室娛樂、審美的客觀需要,也是音 樂文化不斷交流、發展的產物;至唐代,頻繁 的對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進一步融合,更使 其發展成為“九部樂”、“十部樂”,對原有的 宮廷音樂建制加以進一步的完善。

在此基礎上，隋代否在太常寺設定教坊的專門音樂機構。 教坊不僅作為宮廷中管理、教習音 樂的機構,還間接集中和培養了大量的音 樂藝術人才,為燕樂的繁盛提供了人力基 礎。 至唐初禁宮增設內教坊,唐玄宗時期 教坊又從太常寺的禮樂機構中獨立出來, 並分設左、右教坊,“右善歌,左善舞”進行 明確分工,由此教坊得到空前的發展。

在繼承和發展法曲的音樂形式方面， 作為宮廷燕樂的一種重要形式,在漢族傳 統音樂與佛教音樂融合的基礎上進一步 發展,至隋稱為法曲。唐代沿用此稱,在繼 承隋代法曲的同時又吸收了外來音樂與 道教音樂成分,在唐代燕樂中具有很高的 音樂地位。

由此可見,唐代的諸多重要的音樂體 制、 音樂機構以及音樂形式都沿襲於隋。 而作為隋代音樂文化的繼承者,唐以其開 明的文化政策,使得音樂文化迎來繁榮發 展的新時代。

當然，在繼承隋朝的音樂建制的基礎上,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也是各民族之間以及中外音 樂文化不斷交流、融合的結果。 唐都長安 作為世界文化中心, 其音樂綜合了龜茲、天竺、高麗等外國音樂文化,同時也集合了 西涼、江南等地國內各民族的音樂。 這種融 合對國內傳統民族音樂而言,是華夏文明對 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對外國音樂文化 而言,則是一種寬容的吸收和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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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繁榮為詩歌興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質條件.經濟繁榮，交通便利，社會安定為唐詩的興盛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社會環境。這正是李白、杜甫等詩人能夠恣情漫遊祖國名山大川，王昌齡、王之煥等得以等閒進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質條件。

二、全國空前統一為唐詩繁榮提供了現實基礎。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自漢代始，多民族的統一體已經形成。後來，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朽，再現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結束了南北分裂的紛擾混亂，唐使多民族的統一體得到了恢復與發展。

為加封邊疆的治理，唐統治者極為重視邊功並大加封賞。這就刺激了時人赴邊從戎的積極性，特別是一些文人，紛紛奔赴邊塞，投佐幕府，隨主將馳聘疆場。“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男兒一丈夫”。建功立業，獲取功名成為一種時尚。邊塞的徵戎生活、異域的奇麗風光，增長了他們的見識，開闊了他們的視野，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熱情，一大批寄情於邊塞的詩人應運而生。據統計，《全唐詩》收錄以邊塞為題材的詩歌有兩千餘首。邊塞詩的興盛為唐詩的繁榮增添了異彩。

三、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推動著文人對詩歌的學習研

究。唐初社會經濟恢復迅速，庶族地主勢力不斷上升，為廣泛吸收庶族地主參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晉六朝保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考試。唐科舉取士分常舉和制舉兩類。制舉由皇帝主持，科目臨時設定，不常舉行。常舉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進士兩科。進士重在詩賦，雖難及第，但及第後仕途廣泛，頗易晉升，尤為士人所重。“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科舉考試的應制詩多為點綴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詩取士的科舉制度刺激了時人發憤學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於詩歌創作，這有利於詩歌藝術形式的不斷完善和創作經驗的廣泛傳播。嚴詡《滄浪詩話·詩評》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四、統治者的個人愛好、提倡有助於全社會重視詩歌風氣的形成。唐代君主，很重視詩歌，也大都能詩。太宗先後開設文學館，弘文館，招延學士，編纂文書，與之唱和吟詠。高宗、武皇常自制新詞以入樂。玄宗本人就是詩人，自述每運筆賦詩，輒“樂以忘憂”。文宗特製詩學士七十二人。武皇宴叢集臣，宋之問賦詩最佳，曾獲御賜錦袍。帝王的愛好、倡導提高了詩人的聲譽，有助於形成全社會重視詩歌的風氣。

五、文禁松馳，是產生大量抨擊權貴、真實反映底層生活詩歌的前提。文學藝術的高峰，總是出現在思想比較解放的時代。唐朝統治者清明大度，敢於招賢納諫。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諫的魏徵；武則天重用賢臣狄仁傑；唐玄宗對於那些直刺自己的詩歌也不犯禁。“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唐代詩人在一個較為自由的思想空間裡直抒己見。李白：“奸臣欲竊位，樹黨自成群。”杜甫：“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些大膽揭露權貴的不朽詩篇，只有在文禁松馳的社會環境裡，才能一經問世就得以廣泛流傳。文禁松馳的政治氣氛，使民族藝術的創造力得到解放，使詩人無所顧及地追求藝術的創造力得到解放，使詩人無所顧及地追求藝術的創造與完美。

六、“安史之亂”豐富了詩人的創作素材.社會的鉅變刺激著詩人的靈感，也為詩人創作提供了豐富

的素材。杜甫、元結、顧況等詩人對黑暗現實做了痛苦的觀察與冷靜的思考，從而創作了大量揭露階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優秀詩作。

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種藝術的發展也對唐詩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唐帝國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水陸交通發達，極大地促進了國內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給傳統的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內容，新鮮的活力。做為詩歌姐妹藝術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衝擊和影響。從杜甫的《畫鷹》、高適的《畫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韓愈的《聽穎師彈琴》等描寫音樂、舞蹈、繪畫方面的詩歌，可以看出唐代詩人很善於吸收其它藝術的養料滋補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詩人們勇於接受新事物的時代精神。

八、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則是唐詩繁榮興盛的內在因素。

任何一個時代的任何一種文學形式的發展，一方面有對以往文學藝術的繼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變革和發展，唐詩也是這樣。從先秦到漢魏六朝，詩歌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長遠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五、七言古詩已經成熟，律詩、絕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試驗階段，無論是創作方法、文體特徵、藝術技巧，還是聲律的運用、語言風格的創造，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值得借鑑的財富。唐朝的詩人們博採眾長，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從先秦到六朝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而且發展了各種形式和技巧的藝術傳統。難能可貴的是唐代詩人對待文學藝術遺產，並不是簡單地拿來，而是採取了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科學態度。初唐詩壇是齊梁浮豔詩風的延續，“綺麗婉媚為本”的上官體佔據著統治地位。初唐四傑用實踐把詩歌從宮廷引向市井，從臺閣移到江山和塞漠。擴大了詩歌題材的領域。陳子昂痛斥詩壇“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提倡“漢魏風骨”、“風雅五寄”，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一掃齊梁遺風，為唐詩健康發展開闢了道路。盛唐詩人李白，一面認為“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一面學習楚辭，樂府創造了獨特的浪漫主義詩風，完成了詩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縱放、雄奇飄逸的風格，為唐詩繁榮打開了局面。杜甫明確提出：“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既批判又繼承，既注意思想內容，又注意聲律形式。杜詩以深刻的內容、沉鬱雄渾、敘事嚴謹的風格把現實主義詩歌推向了高峰。王維、孟浩然歌頌山水田園的靜謐，高適，岑參描繪邊塞風光的雄奇。眾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風格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迎來了唐詩紛繁的局面。

公元600多年的唐代，音樂文化迎來了一個非常繁榮的時代。不僅名家輩出，且優秀作品層出不窮，作為其巔峰的代表作《秦王破陣樂》和《霓裳羽衣曲》影響力甚至遍及東亞和中亞地區。相傳玄奘大師西遊到達印度後，印度戒日王拜見他時曾問：“師從東土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由此而知，唐代音樂的鼎盛到何種程度。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統治階級對文化的態度。因為上層建築能直接給予文化迅速發展的機會，音樂文化也不例外。另外，文化的興衰和傳承離不開教育，所以無論何種文化，教育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這些都是文化繁榮的基礎因素，具體到唐朝的音樂文化，個人認為其繁榮的基礎取決於幾點：統治階層的態度，音樂教育，繼承和創新，廣泛的交流。

《樂記·樂本篇》中記載：“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 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成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統治者對音樂是非常重視的。他們用音樂把禮制、刑罰、 政策融合在一起，用來教化民眾，讓人們與統治階級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念。

1，李世民和《秦王破陣樂》

《秦王破陣樂》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公元620年，李世民打敗劉武周，將士們以舊曲填入新詞："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鹹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這個時候的《秦王破陣樂》是用來作為唐軍的軍歌。李世民登基後，親自把這首樂曲加編成舞曲，成為一個氣勢恢宏的大型樂舞。其在原有的曲調中揉進了龜茲的音調，使其婉轉而動聽，高昂且極富號召力。每當舉行祭祀或者大型宴會的時候都會表演這首舞曲。彼時，在大型宮廷樂隊伴奏下，大鼓震天響，氣勢雄渾，感天動地。

這首舞曲也成為中華民族鼎盛時期的象徵，讓天下歸心。在整個封建社會來說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

2，專門且龐大的管理機構

唐代統治者對音樂的態度還表現在對音樂管理機構的重視。

唐代音樂機構主要有太常寺兩署：太樂署和鼓吹署， 以及宮廷直屬的教坊和梨園等，最多的時候有三萬餘人各司其職，是整個封建社會人員設定最多最完備的。

宮廷樂師在太樂署這樣的綜合類場所進行歌舞人才的管 理和教習；鼓吹署執掌鹵簿，著重培養樂人的儀式音樂，負責宮廷統治者的一切 “私人”活動；教坊主要傳習的是歌舞和百戲，也包括宮廷燕樂；梨園的主要教 習內容就是法曲。這樣，宮廷樂人 雖多、雜，但是不亂，每個機構分工明確。

3，李隆基和《霓裳羽衣曲》

李隆基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音樂皇帝”。他的音樂活動涉及創作、 演奏、 理論等領域。擅長作曲,作有《霓裳羽衣 曲》、《雨霖鈴》等,還擅長羯鼓、玉笛等器 樂的演奏, 是一位傑出的演出者、音樂指揮家。此外,他還親自創設和指導新的音樂 機構——梨園,將教坊從太常寺中獨立出 來並加以改組、擴充等,進行一系列利於 音樂發展的舉措。

其代表作《霓裳羽衣曲》講述了唐玄宗去月宮見到仙女的神話，其舞、其樂、其服飾都著力描繪虛無縹緲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給人以身臨其境的藝術感受。白居易寫下《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對此曲的結構和舞姿作了細緻的描繪。

從唐初的太宗到後期的玄宗，他們都曾親自參與音樂的創作甚至表演，並且表現出非凡的音樂才華。從這一點看，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對音樂的重視程度無出其右。

作為音樂文化傳承和發揚的重要舉措之一的教育在當時也備受重視。讓大量的音樂人才接受了完善的音樂教育，使他們具備了良好的音樂技能和素養，為唐代音樂的繁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基礎。

1，教育體系

唐代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專門的音樂教育機構，音樂教育活動都是在音樂管理機構當中實施的。

在太常寺的四個機構中，每個機構都擁有自己的專職教師和管理者， 根據各個機構學習內容的差異制定不同的傳習體系和訓練方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梨園弟子還能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親自指導，這也是李隆基被尊稱為梨園祖師的緣由。梨園法部特設了一個“少幼班”，也就是小部音聲，裡 面的學員都是小孩，是最早貫徹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音樂教育機構。

2，優秀人才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江南逢李龜年·杜甫

岐王李範，唐玄宗的弟弟；崔九崔滌，官居殿中監，是玄宗眼中和高力士一樣的寵臣；“君”，也就是李龜年。

李龜年，歷史上著名的音樂家，優秀的梨園弟子代表，備受唐玄宗的恩寵賞識，與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從詩聖的作品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對音樂家的追捧和尊重。

唐代細緻的音樂分類管理和教育造就了許許多多專業人才。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音樂家當中，唐朝獨佔其二：李隆基和李龜年。不得不說，唐朝在音樂教育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自周朝禮樂制度形成以來,歷朝 帝王都將雅樂作為正統音樂。到隋代,燕樂走上歷史舞臺,雅樂的地位開始被燕樂取代。唐代則更進一步，燕樂被更名為“燕樂大麴”,在胡樂或 是坐立部伎中得到廣泛運用。

另外，唐代頻繁的對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進一步融合,原有的宮廷音樂建制得以進一步的完善。從隋朝的“七部樂”發展成為“九部樂”、“十部樂”。並且在繼 承隋代法曲的同時又吸收了外來音樂與 道教音樂成分，極大的豐富了唐朝的音樂文化。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也是各民族之間以及中外音 樂文化不斷交流、融合的結果。

在當時來說，都城長安作為世界文化中心, 其音樂綜合了龜茲、天竺、高麗等外國音樂文化,同時也集合了西涼、江南等地國內各民族的音樂。

1，唐朝曾設樂工196人，專門表演龜茲音樂舞蹈。據《新唐書》記載，這196位樂工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我們都知道，龜茲一直都是能歌善舞的象徵，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評價龜茲：“管絃伎樂特善諸國”。從他們的樂器也可見一斑，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篦篥、毛員鼓、都眃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籹鼓、銅鈸、貝、彈箏、候提鼓、齊鼓、簷鼓等二十種。

2，唐代不僅與鄰國保持著密切 聯絡,而且與中亞、波斯灣、阿拉伯國家也開展了廣泛 的 經 濟 文 化 交 流。 由 於 唐 代 經 濟 繁 榮 、國 力 強 盛 ,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望。加之便利的交通,使我 國與亞、歐、非國家之間的往來空前密切,萬邦來朝。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唐朝音樂文化繁榮的基礎首先取決於統治者的態度。這其中，唐太宗和唐玄宗是唐帝王的代表，他們兩個代表了唐王朝不同時期對音樂文化相同的態度。在他們的大力推廣和親自參與下，唐朝的音樂文化具備了繁榮的政治條件。由於國力強盛，自信的唐王朝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擁抱世界文化。而經濟實力的提升給音樂文化繁榮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至此，盛世華章得以傳世。

鳳冠霞衣抖落歷史風塵，京腔京韻，夢繞紫禁。誰又臨摹，貴妃一笑一顰，不經意

，唱醉了~天下黎民。

盛世華章韻，起舞踏歌行，中華盛世，四海矚目，華夏厚土，普天同慶。願我中華民族萬世興。

――李玉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