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土地是自然界的，所有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類都應該有使用土地的權利，但是縱觀我們幾千年的古代歷史，在古代土地都會集中到大地主手裡，農民一步步在逐漸失去土地，直至新中國出現。

我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針對中國古代歷史）：

雖然咱們中國地大物博，但是除卻雪山、沙漠、隔壁、森林等大片土地面積後，實際可用於耕種的土地面積並不大。加上古代水利設施並不完善，所以對於水源的要求很高，又排除了一些土地用於耕種的可能性。

這樣下來，真正適合人們去耕種的土地就更少了。在古代，生活在這些土地上的人口，隨著社會發展逐步增多，對土地的爭奪也就更為激烈。作為一種稀有的資源，在社會階級中處於上端的地主階級，就會動用自己所有的社會關係去搶奪土地資源。

1️⃣合法掠奪：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農民在與地主的爭奪戰中很容易失敗，最終被迫拱手讓出自己的土地。舉個例子，地主會在平時就儲備很多糧食作為特殊情況，當出現災年的時候，他們會高價把糧食賣給沒有收成的農民，沒有錢的農民則需要拿自己的土地做抵押，當然一般會附帶較高的利息。到了約定時間，農民若是不能籌措到相應金額的錢款，他的土地就會被大地主在合法合規的情況下收走。

2️⃣非法掠奪：

非法掠奪就更不用說了，地主一般都會僱傭很多手下。當他們看上某片土地後，就會動用武力恐嚇、威脅農民，最終以很低的價格收購農民的土地。更有甚者，透過與一些貪官沆瀣一氣，誣陷農民犯罪，然後將他綁入大牢，公然強佔對方的土地。

所以，在古代地主們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權，從農民手中掠奪了很多土地。

因為在古代，教育是一項比較奢侈的事情，普通農民家裡是完全支撐不起高昂的學費的。而那些大地主家裡則不同，他們可以去最好的私塾，或者請最好的教書先生來家裡教育自己的子女。

這樣的話，普通農民和大地主，在一代代的累積之下，兩者的文化水平就有了很大的差異。地主及其後代因為普遍文化水平較高，讀文識字、知曉天下事，繼而頭腦也會更為靈光，知道打聽一些社會、政治以及氣象類的訊息，及時做一些經營上的調整，來降低自己的損失。

而很多農民不識字，也很少走出去與外界交流，自己的生活圈子很可能就是所在的村鎮。他們賴以生存的，就是祖輩傳下來的種植經驗。不過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天氣變化莫測的時候，他們的損失往往都會是最大的。

所以，因為地主和農民受教育程度相差較大，最後在土地爭奪中地主佔了優勢。

我們都知道，在古代不管是剛開始的青銅類農具還是後期的鐵器類農具，都是價格昂貴的，普通農家根本就置辦不起。所以，地主家就會採購多餘的，然後農忙時出租給沒錢自己購置的農民，賺取利潤。

除了農具，在古代耕地的牛，價格也是很貴的，有時候甚至一個村裡就只有幾頭牛，互相借來借去。這時候，地主家的牛又上場了，通過出租給沒有牛的農民，收取費用。

所以，這些古代農業生產所必須的生產工具的稀缺，導致了地主掌握了農業生產的主動性，若是他們不願意出租，那很多農民只能看著土地荒廢在那裡。

同生產工具一樣，在古代種子、肥料也都是價格高昂。尤其是古代因為沒有化肥，所以只能透過一些自然肥料，而自然肥料的運輸成本很高。種子就更不用說了，古代培育種子的技術還不成熟，所以優良的種子在市場上價格高昂。

所以，在古代地主家購買的都是優良的種子，而很多農民只能買到劣質的種子，到了收穫季節，兩者的產量一下子就有了很大的差距。久而久之，農民覺得自己辛苦一年，只收獲那麼一點，還不如直接賣給地主，獲得一些分成划得來。

這樣，地主就收購了很多農民的土地，然後進行耕種。

在今天，農民種地基本上不受交通的影響，因為好賴家裡總會有個農用車或者電瓶車或者腳踏車，用來代步。而在古代，很多土地都是在城外，沒有自己交通工具的農民，去田裡勞作時花在來回路上的時間，可能就耗費了大半天。

而地主就不一樣，地主家裡有馬、有馬車，來回消耗在路上的時間很短，所以效率比較高。時間久了，農民對於距離家比較遠的土地，就會慢慢失去興趣，以很便宜的價格賣給地主。

就這樣，地主手中有了很多農民因為交通問題不願意去耕種的土地。

所以，在古代，因為地主階級，尤其是那些大地主，在社會權利、文化教育、生產工具、生產原料及交通工具上佔有很大的優勢，所以從農民手中直接或間接獲得了很多土地。到了後來，一些小地主又被大地主搶奪了很多土地，所以久而久之，農民失去的土地，最後都集中到了大地主的手裡。

由於疾病，睹博，天災人禍等諸多原因，使農民不得不賣土地以顧當前之急，漸漸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或官宦人家手中。

為什麼農民土地會落到地主手裡，上點歲數的人只能聽老輩講一些很早的有名有姓的人。他們在清朝時的事，地主是怎麼敗的，有的人是怎麼發起來的。不管在大的地主也有破落的，又有窮人變富的，都有輪換示的。窮人變富有幾個原因，弟一家裡兒子多，其中也有很聰明的，也有女兒聰明的，總得來說家裡出能人。有做生意賺了錢買地，地從那裡來列，有人確實家裡發生些事，過去說的家敗達，只有賣田，有的是好吃懶做，有的確實家裡變故。沒有辦法才賣地，過去有句俗話，叫寡母子賣田，這都是缺德的事，這就說明家裡變故。這些田應該是祖傳下來的，把田賣了，子女長大成人自冬失去田地。那就是越過越窮，那些破落戶當然也耍賣田，賣田的錢吃完了也變窮，想做生意也要本錢。如果子兒有能力又可買田，從窮富起來，還有的大戶人家，無後人繼承，也就完了。本地從前就有清末年代，無後人繼承敗了，不知道那些田是誰得了的。但也有的大戶真的可以管好幾輩人，那些大戶根基太深，也有敗的時候。聽說過去多半大戶是抽大煙把家給敗了的，所以說大煙是最害人的。在清朝時期有家族祠堂，有的祠堂對家族管理，有的太窮由祠堂照顧的好點，扶泥菩薩過河還耍本身硬。

似乎有一句話：千里之濱莫非王土。這說明古代農民本來就沒有土地，土地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依據地位的高低權力的大小來分封土地。既沒有土地就無所謂失去。

古代有大地主嗎？在辛亥革命之前。天下之地莫非王土！土地是皇帝的！朝廷按照男丁分給土地，分到土地的男丁，承擔土地稅，軍隊的軍費（捐金），土地稅必須用糧食繳納。捐金必須用錢繳納，還承擔兵役和勞役。土地經常調整。男丁人數變化了，土地就馬上調整了！太平天國搞過按人口平均土地。時間不長。總之。辛亥革命前。土地不能買賣。辛亥革命後。耕者有其田。農民土地私有化了，可以買賣。有錢人收購了別人出賣的土地，產生了地主。這個問題，可以看看《中國法制史》。

曾經看過一篇文章，講述假設一個窮人和一個富人同時淪為挖礦工，一天挖一車礦賣5元的故事。他們挖礦的目標一致，窮人平時吃苦較多，體力遠超富人，這樣傾斜窮人有利的條件下，按理應當窮人絕對碾壓富人，提前致富才符合邏輯。可是，窮人習慣早早下班吃光喝光，好不逍遙。富人加班加點才完成工作量，卻能夠省吃儉用節約下2元。貌似第三天就用省下的錢僱工幹活，自己也幹。再後來些天，富人不再幹活，收入卻超過窮人了。時間越往後，又開始迴圈起來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故事。文章提出一個觀點——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回首人生幾十年，我深為贊同！

利用時政和法律漏洞坑來和奪取的、賄賂國法和組成個人勢力騙來的和搶佔來的，也有苦心積累來而買來的。不管是怎麼來的，經營管理時以一人私心，涉及威脅人民利益和生命安全、盜竊和騙取了國家財富都是違法犯罪行為。

懶，賭博，吸毒，嫖娼，不分是外界原因家庭遇見不幸的滅頂之災，及自然災害形成的失地，破敗原因，就開始賣地顧燃眉之急，讓有錢人撿個便宜。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農村各階級的分析"中說道，農村只有僱農沒有自己的土地，靠打工，給地主當長工，租地來維持生活，貧農也有少量的土地，下中農，中農，富農土地稍多，地主擁有大量土地。準確地說，農民失去土地是1958年至分田地戶前。

生活遇到了困難舊社會只好賣地:賣老婆:甚至賣兒女:有經濟能力的藉機底價買入:就象現在的富豪:沒有他們辦不成的事…

佃農指租用地主土地從事生產的農民。

在古代，一些擁有土地的農民，由於家裡有人生病或者遇上災荒時，為了生存，就只能將自己的土地賣給地主，古代的地主也往往藉此機會進行土地兼併。因此，到了朝代後期，全國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裡，而古代屬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當災荒過去了，農民為了生活，就向地主租用土地從事農業生產。可能有人要問，古代有大量荒地，為什麼佃農還要租用地主的土地呢？

說起來，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荒地並非無主之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古人的觀念中，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東西都歸天子所有，而天子會將相當一部分土地分給王公貴族或者一些有功之臣，這些土地的所有者，每年需要向朝廷上繳一定數量的錢財（賦稅）。

這些土地，地主一般不會特別親自打理，而是將大部分土地都租出去，收取租金，一般土地越是肥沃，租金相對而言也會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古代所有的土地都有對應的主人，即便是荒地也不例外，一般來說，只有得到官府的批准，農民才能開墾荒地。

第二，開墾荒地的成本太高。

古代的農業生產工具極為簡陋，所以對古人來說，單靠自己開墾荒地，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首先，荒地幾乎都在荒郊野外，離家比較遠，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想要開墾荒地，光是走路就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而如此偏遠的地方，農民想管理土地或從事農業生產，也缺乏可行性，難度實在太大。

再有，開墾荒地需要大量的開墾工具，比如用於犁地的工具，用於挑水施肥的工具，還有優質的種子也必不可少，而對於古代貧窮的農民而言，開墾工具的成本實在太高，一般的農民都負擔不起，於是就直接向地主租用土地，這樣省下了開墾的精力和成本。

第三，開墾荒地的風險太大。

事實上，即便是朝廷鼓勵農民開墾荒地，農民也是需要繳納賦稅的。而古代天災人禍比較頻繁，如果農民在開墾荒地的過程中遇到戰爭、蝗災和旱澇，很可能讓農民一年的努力白費。

第四，開墾的荒地比較貧瘠。

大部分土壤肥沃的地方都被分給了王公貴族，剩下的位於荒郊野嶺的荒地，很難有肥沃的土壤，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土質較差的土地，而這樣的土地也很難種出好的莊稼，再加上一些荒地遠離水源，所以荒地很難有好的收成。

出於這幾個原因，古代的佃農，一般都選擇向地主租用土地，而非自己開墾荒地。

由於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有共同規律:革命均田一土地兼併一再革命，土地問題成為社會根本問題，因此，這兒以清朝為例。

清初:由於起義和戰亂，北方一半以上地主逃亡，窮人死亡近半，出現了人少地多的局面。政府鼓勵開荒，剩下的窮人大多擁有點土地，階級矛盾緩和，社會上出現大量自耕農。

有些地主僱不到長工，地租降為20%，當時土地廉價，便宜時二兩銀子一畝。

古代生產力落後，當時條件只能耕種八億畝。即使江北精耕細作，仍需2、7畝地才養活一個人，五口之家種十畝能溫飽，不必用牛。種二十畝小康，但必須用牛耕。

康熙時期，停止跑馬圈地，生產逐漸恢復，人口增長，荒地愈來愈少。地主可以租地，兼放貸，兼經商，,北方百畝地的小地主，一年收入可達百兩，攢了錢就買地，一年也能添十幾畝。這時農民只要家人有病或遇天災，就要借貸，國家法定利息三分，但民間常達4一5分。農民不識字，被坑被騙特別多，最後賣地還債。其次，小農生產不抗風險，小康之家的牛死了，生產馬上困難。第三小農家庭若碰上官司，基本上快破產了。一般來講，大約10%以上家庭會因病致窮賣地。，即使到了現在，一般家庭若有大病也會變窮的。至於天災，基本上五年兩災！若碰上蝗災、颱風、大旱、水澇，小農不借高利貸活不下去。至於瘟疫、肺癆麻瘋就不談了。

清中期:乾隆時期，土地兼併率達到60%，地租達到50%，佃農無剩餘！對佃農盤剝極殘酷，過節要給地主出義務工、送禮，隨份子。若交不起租子，常賣子女抵債。

人口激增，康熙時的一戶小康之家大約五口人，到乾隆時期達10一15口人，人均已低於二畝，人地矛盾激化。在生存危機之下，開始大遷徒，有的下南洋，有的進荒山當棚戶。

乾隆末期出現動亂和戰亂，農民被土匪搶一遍，官兵來了又抓夫，河南是重災區，農民流離失所，土地被地主官僚白白撿去。這時期，官僚資本膨脹，如張百齡為官幾十年，擁地五十萬畝，和坤的家奴劉全擁地7萬畝！用巧取豪奪來形容不過分！

北方地價上漲到二三十兩每畝，江南五六十兩。幾十萬人成了城市流民或民工。當時農民工靠工資買地已成夢想。相反，在天災疾病高利貸兵亂抓夫掠奪之下，農民的土地繼續流失。

舉例1:這年山東大旱，民大飢，一地主看準時機，對饑民以糧換地，是年，該地主從一千畝增到五千畝。每逢經濟危機時候就是大兼併機會。封建社會就是人吃人的社會。

舉例2:廣東南海某大族，清初僻亂遷來，到清中期擁地六萬畝？可見土地兼併之驚人。

當時無論地主、官僚、商人，只要有錢都會買地！土地問題成了最頭疼問題，客觀上又為下一次革命準備了條件。

歸究其原因，就是底層農民的抗風險能力太弱。古代生產力低下，農民有限的土地資源所獲得的生產資料上交賦稅後所餘下收成僅夠裹腹而已，倉中無餘糧。

首先古代農業生產對天象依賴極大，一旦遇到洪澇，旱情，病蟲害災難，都有可能顆粒無收，衣食無著。

其次古代信貸金融業更不發達，農民想要荒年借貸，豐年還款的意願便不能實現。

第三官府賑災，只能解一時之困，難以長久依賴。更遇到國庫空虛，賑濟不力，災民更是無所指望，只能賣田以解燃眉之急。

地主透過大量兼併土地，獲取剩餘價值，有足夠的抗風險能力。所以便在災年低價買入土地，等災年一過，土地收成上升，獲得更大利差，實現財富積累。如此不斷迴圈，農民土地不斷兼併，更多無地農戶變成流民，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動盪，矛盾不斷加深，這也是農業社會封建王朝難逃的宿命。

歷史車輪滾滾，封建王朝便不斷重複前朝的悲劇使命。

雖然你有兩個問題，但這兩個問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在某種意義農民失去土地與地主兼併土地是同時進行的。而且這個問題十分複雜，我只能簡略回答。

在這個農民失地、地主兼地的過程中，有大致三大原因，為三大層面。

（一）“重稅厚賦”

如果你曾翻閱過關於古代稅收制度的史料或者說研究作品，你肯定會感嘆：在古代作為農民活下去真的很難。眾所周知，古代苛捐雜稅之多是無法想象的。我們所熟知的漢代土地稅到了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程度，但是我們要知道，漢代的賦是很重的。比如算賦，徵調等等，曹魏時期的屯田制四六分或者五五分稅例大，到後面所謂的均田制也是有每戶七十畝課田，而且據考證，另外非課田也有田租。而除稅外的徭役徵賦也是很多的，農閒時參加地方治安，國家要修建大型工程都是徵調農民。更何況地方官員往往貪贓枉法，更使農民苦不堪言了。

如此“重稅厚賦”使得古代農民極易破產。

（二）“重農抑商”

我們知道，古代重農是為了剝削，其現實狀況已如上所述。“抑商”政策在農民失地，地主兼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商人因為其流動具有不可控性，一直被視為專制時代的不穩定因素而被政府有意抑制，各代也出臺了限制商人的政策。通常的限制有穿衣、乘車，最重要的當然是不允許商人本人和子弟進入仕途。而做官可以說是古人通常追求的理想，畢竟“學而優則仕”。如此限制，使得那些想要光宗耀祖的商人轉而利用手裡的資產購買土地，從而成為地主，不斷兼併農民土地（詳細過程在第二個層面講）。

（三）戰爭

這裡的戰爭一般不指對外戰爭，通常指內部的戰爭，比如農民起義，遷徙至內部的外族動亂。南北朝時期，北方五胡亂華，在中原掀起了一場長達幾百年的動亂，在這期間大量農民因為逃難而喪失掉了土地，或者是依附於當時的豪強地主而失去土地成為所謂的佃客部曲。當時北方大量的塢堡壁壘中擁有大量部曲，而原屬於這些部曲的土地因為本人歸附於豪強也為豪強所有了。

（一）高利貸

商人或者地主往往有大量的多餘資產，而農民卻時常因天災人禍而陷入困境。這樣一來，農民有需求，地主有資金，這樣就形成了一條高利貸的運營鏈條。當時幾乎沒有官方借貸機構，為了緩解一時之需，有很多農民向地主借取高利貸，但是第二年卻又發生一些不可預料的事而還不起所借的高利貸，被迫抵押土地和自己及家人。由此，地主的土地得到大量擴張。

（二）政治特權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古代，有很多“官僚地主”。什麼叫“官僚地主”？就是依靠政治特權而形成的地主。這些地主依靠於合法佔有的土地以及皇帝御賜土地而成為地主，再加上這群人一般享有蔭庇的特權，從而可以合法地佔有一些失地農民和他們的土地。這種情況在佔田制下尤為嚴重，官僚有土地，也有蔭客，雖然他們的擴張往往已經超出法律之外，但卻仍然藉著合法的理由兼併土地。而且這樣一群人更容易與當地官員勾結，而使地方官員對土地兼併不管不問。

（三）比較優勢

其實不管是依附於地主還是自耕農都要上交很多東西，給國家就是賦稅徭役，給地主就是實物以及相關的雜役，在很多情況下，相對於國家的苛捐雜稅，依附於地主更穩定，也不用承擔那麼多的賦稅徭役，甚至富餘更多。因為一旦淪為佃農之類的，就喪失了原有的戶籍，就不用承擔國家的賦稅徭役了而只是繳納地租而已。這樣一來，很多農民其實是願意將土地給地主，而做地主的佃客的。

（一）小農經濟的封閉性

中國古代的小農經濟的基本形態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這就決定了對於大多數農民而言，大家平時都沒有什麼富餘，以及平時之間的交易甚少。如此一來，一旦遭遇天災人禍，在封閉的情況下，大家都無法繼續生存，就只能流浪或者將土地轉讓於地主。

（二）小農經濟的脆弱性

在某種程度上，小農經濟的脆弱性是與小農經濟的封閉性緊密相關的。不過小農經濟的脆弱也體現於其抗風險較差，一旦遭遇什麼天災人禍，糧食就會減產，在這種情況農民也是很容易破產的。

綜上，農民失地，地主兼地應當是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是專制時代無法避免的現象。

因為他們要交稅

古代稅目繁多，老百姓承擔著沉重的稅務負擔，不僅要交土地稅還要交人丁稅，也就是說不管你家地有多少，有人便要交稅。土地稅也不是按照每年產量來，而是交固定的稅。

本來交稅便十分勉強，一但遇上天災人禍，政府又不免稅，糧食沒有，稅依然要交。收稅的小吏不會管你有無糧食可交，他們只會負責完成任務，不交便打。沒有糧食，你家不是還有地嗎？把土地買給地主不就有錢交稅了。一到災年，大量土地向地主集中。

地主想吞併土地。

如何在一個地方富甲一方？當然是擁有很多土地啦。地主一般是家中有有權有勢的人，他們與官府勾結，利用各種方法低價或搶奪貧苦百姓的土地，貧苦百姓自然鬥不過他們，只能成為佃農。

奪取土地後他們便利用關係將土地隱藏起來，躲避稅款，於是更加有錢，然後繼續收買土地。土地自然就集中到了有錢人手中，形成“貧者俞貧，富者俞富”的局面。

國家允許土地買賣

在古代，只要國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土地就會向少數人手中集中。

每當一個新的王朝建立，天下土地重新分配，大量無主荒地被國家分發給百姓，土地較為分散。然後土地逐漸集中，許多自耕農被迫成為佃農，農民生活越來越困難。農民過不下去，各地農民起義爆發，國家被滅，新王朝建立。如此迴圈。

政府採取過許多抑制土地兼併的方法 如北魏均田制、宋朝王安石變法、明朝張居一條鞭法等，然而均以失敗告終。

在王朝的初期，經過社會的大變革，農民（其實應該叫做自耕農）手裡有了土地，末期，土地基本上都集中在地主的手中。

古代農民還非常容易破產的，農民雖然擁有土地，可是他們沒有積蓄，還缺乏必要的勞動工具，比如耕牛。

要想不被餓死，就會向地主求借口糧，為了肚子，就會接受地主的苛刻條件，結果呢，由此一來，自耕農欠債直到沒有積蓄，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就差了很多，一但受災，就沒有飯吃，只能將土地賣出，就這樣土地就被兼併了。

當然了，大地主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使用很多手段的，比如水源等等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