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遷都洛陽，絕不是孝文帝的個人意願可以決定。換而言之，在當時背景下，即使沒有孝文帝，北魏也可能會遷都的;而失去當時的背景，如果孝文帝一心想遷都，恐怕只會讓自己死的很難看。

　　北魏遷都洛陽，主要是建立在兩個原因之上。

　　第一、北方的柔然衰弱了。失去這個原因，遷都是絕對無法實現了。

　　關於柔然的衰弱，我們可以北魏遷都三十年後，涼州刺史袁翻所說的一段話看出來。“自從中國遷都都洛陽以來，柔然、高車兩國不斷相互吞併，開始的時候是柔然王被高車國所殺，不久後又是高車王被柔然國抓獲。自從柔然、高車兩國交戰以來，中國邊境地區已經幾十年沒有戰爭了。這實在是中原的幸事。”

　　如果失去這種背景下，北魏不要說無法遷都了，就算遷都成功了，恐怕也早就因為政治、軍事中心分離太遠而很快滅亡。

　　我們常常認為，帝國都城應該設在遠離強敵的地方。但我們常常忘了，如果帝國都城設在了遠離強敵的地方，那與強敵接壤的地方，還應該保留強大的軍事力量嗎?不保留強大的軍事力量，就意味著難以阻止強敵入侵;而保留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就意味著帝國的政治中心與軍事中心相隔的太遠了。

　　用北魏遷都來說吧。如果柔然依然非常強大，那帝國都城南遷後，帝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自然還得佈置在平城為中心的地區。否則，面對柔然的入侵，帝國將會完全處於被動之中。

　　現在問題就來了，皇帝坐鎮洛陽城，那平城為中心的強大軍事力量，讓誰來指揮、讓誰來控制?如果平城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許可權太小，當地的軍事力量自然難以形成強大的戰鬥力;如果平城城區的軍政長官許可權太大了，當時的軍事力量就有可能漸漸尾大不掉了。

　　帝國都城設定在平城，自然不存在這種問題。但帝國都城一旦南遷洛陽，這種問題卻必須得考慮。

　　如果平城一線，依然需要駐紮帝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那以古代的交通、媒介能力，洛陽城顯然很難以長久的駕馭平城一線的軍事重鎮。

　　因為北方柔然衰弱了，所以平城一線，並不需要駐紮帝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了。在這種背景下，帝國才有自信，在南遷洛陽後，依然有能力夠駕馭北方的邊防軍隊。

　　因為北方的外患變小了，所以平城為中心的軍事力量，相對於帝國的整體軍事力量，可以佈置的相對弱小一些。但是，就算如此，北魏帝國的滅亡，也與洛陽城漸漸無力駕馭平城為中心的地區有關。北魏帝國的滅亡，是從邊鎮叛亂開始，最後整個帝國都被邊鎮地區的利益集團控制了。

　　第二個原因，顯然是因為漢民族勢力的崛起了。失去這個原因，遷都也是絕對無法實現的。

　　在最初的北魏帝國中，因為漢民族是被征服者，所以漢民族的影響力，是遠弱於鮮卑民族的。但漢民族有著龐大的人口基數，又有著文化上的優勢。而且當時的民族界限，並不是難以逾越的，換而言之，異族通婚遠比不同門第之間的通婚要普遍。在這種背景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民族在北魏帝國的影響力，自然是越來越大。

　　一切是顯然的，因為自身的利益關係，漢民族成員自然大都會支援北魏遷都洛陽的，當然更會支援漢化運動。所以，隨著漢民族在北魏帝國的影響增強，這種類似的改革是在所難免的。

　　我們可以想象，在漢民族影響力非常有限的北魏初期，一個人如果敢提出全面漢化的口號，肯定會被打入萬劫不復之中的。因為鮮卑豪門貴族不斷髮動侵略戰爭，是為了征服更廣闊的地方，絕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語言、文化、服飾的，更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與崔、盧、鄭、王等漢姓貴族平起平坐的。

　　因為漢民族有著人口上的優勢，又有著文化上的優勢。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民族在北魏帝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種背景下，當皇帝代表他們的利益，藉助他們的支援，趁勢加強皇權時，自然會變得相對容易起來。

　　人們支援、反對遷都洛陽的主要原因

　　那我們現在的疑問是，為什麼皇族成員會普遍傾向於支援遷都，而鮮卑貴族(包括宗室成員)，都普遍傾向於反對遷都呢?

　　傳統歷史對此的解釋，大約除了思想，還是思想。但真實的原因，卻顯然是利益。換而言之，支援遷都的人(包括孝文帝)，都是因為遷都代表他們的利益;而反對遷都的人，都是因為遷都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漢民族普遍成員，都支援遷都城、並支援鮮卑漢化，這自然很好理解。因為，這一系列政策，都意味著漢民族的地位上升。事實上，北魏遷都洛陽、鮮卑漢化，主要是因為漢民族在北魏帝國的影響增強了，失去這種原因，誰也無法讓北魏帝國徹底漢化的。

　　孝文帝為什麼會極力推動鮮卑漢化呢?我們不排除，這是因為他仰慕漢民族文化，但更主要的原因，卻顯然是因為他需要在此過程中加強皇權。

　　我們知道，孝文帝在遷都洛陽、讓鮮卑漢化的過程中，曾下令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這都是鮮卑大族，漢化後的姓氏)，擁有漢民族盧、崔、鄭、王四姓一樣的地位。換而言之，他們都是第一等的貴族。

　　表面上，孝文帝對這鮮卑八大姓非常優厚。但是，只要我們仔細一看，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

　　最簡單而言，上述鮮卑八大姓是什麼人?這些家族的成員，曾經封王、封公的人多的是。區區漢民族的盧、崔、鄭、王四姓，哪有資格與他們相提並論?

　　再簡單而言，上述鮮卑八大姓是什麼人?北魏帝國就是以他們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現在讓他們與被征服地區的豪門貴族平起平坐，這叫什麼事?

　　從這層意義上，孝文帝遷都漢化的過程，就是打擊、壓制北魏鮮卑豪門貴族的過程。當然了，這也就是穆、陸兩大姓代表人物穆泰、陸叡，起兵叛亂的主要原因。穆泰、陸叡造反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孝文帝所任用、親近的人都是漢民族成員。宗室成員拓跋丕介入叛亂的主要原因，顯然也是如此的。

　　在遷都之前，孝文帝就頒佈了一條政策，那就是拓跋珪一系之外的成員，都不得封王，當然了已封王的，現在都降級為公，曾經為公的，都降級為侯。而在北魏帝國，不是拓跋珪一系也能封王的人，無非是北魏前期(北魏建立之前)的代王子孫，或是上述八大姓中的代表人物。

　　北魏孝文帝遷都，無非就是藉助漢民族成員的支援，繼續壓制拓跋圭一系之外的鮮卑豪門貴族。當然了，反對孝文帝遷都城的力量，主要也就集中在上述利益集團。這些人反對孝文帝遷都、漢化，並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上無法接受這些事，而是因為遷都漢化的過程，就是他們既得利益一點點喪失的過程。

　　因為孝文帝遷都漢化的過程，就是皇族勢力擴張的過程，所以皇族成員(尤其是近支皇族成員)自然都積極支援遷都洛陽了。

　　北魏在遷都之前，帝國的領銜主角，幾乎沒有皇族成員。元丕在馮太后時期地位很重要，元丕雖然也是拓家族的成員，但元丕顯然不是拓跋珪一系的成員。換而言之，元丕與北魏皇帝的親緣關係非常遠。拓跋珪是孝文帝爺爺的爺爺的爺爺，這說起來是不是有點繞口了?元丕的祖先與拓跋珪，都不是直系親屬，元丕與孝文帝的親緣關係有多遠，我們可想而知了。

　　在孝文帝遷都洛陽的過程中，北魏帝國的領銜主角，幾乎是清一色的皇族成員。北魏在遷都洛陽後，似乎進入了兩晉南北朝的政治常態中;換而言之，皇族勢力非常強大，當然了皇族內鬨也非常慘烈。而帝國也因此，漸漸顯現出了衰敗的影子。

　　既然遷都的過程，就是皇族勢力擴張的過程，皇族成員自然會團結在北魏皇帝身邊，支援皇帝把這種改革進行下去。

　　在北魏整個遷都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人們支援或反對遷都漢化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利益，而與什麼思想沒有多大的關係。

　　漢民族成員自然普遍會支援遷都，支援鮮卑民族漢化。因為這個過程，意味著漢民族整體地位的上升。

　　宗室成員、鮮卑豪門貴族自然都反對遷都、反對鮮卑民族漢化。因為這個過程，意味著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整體下降。

　　皇帝、皇族成員自然支援遷都，鮮卑民族漢化。因為這個過程，意味著皇權、皇族勢力的擴張。從這層意義上，北魏遷都、鮮卑漢化的過程，就是北魏皇帝(包括皇族)藉助日益崛起的漢民族力量，壓制鮮卑豪門貴族的過程。

　　鮮卑民族漢化早已開始了。因為漢民族佔據文化上的優勢，所以鮮卑上層社會漢化早已非常普遍了。這是孝文帝讓鮮卑漢化可以實行的重要基礎。

　　單純的漢化本身，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鮮卑上層對漢化並不會太強烈排斥的。宗室成員、鮮卑豪門貴族反對這一切，主要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太多的損害。所以同樣是鮮卑血統，因為漢化無損皇族成員的利益，相反代表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就普遍支援漢化。而漢化損害了宗室成員、鮮卑貴族的利益，所以他們就對遷都持反對態度。

　　北魏帝國都城可以順利南遷。主要是因為孝文帝得到了皇族成員的大力支援，也得到了漢民族的普遍利益集團支援。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利益真正受損的只是鮮卑豪門貴族;所以他們會對遷都報以各種形式的反對(或拒絕合作，或是公開反對，甚至武裝叛亂)，卻終究無法阻止北魏遷都實現。

　　人們對孝文帝遷都最大的詬病，就是孝文帝透過法律的形式把門第制度固定了下來。最經典的就是孝文帝用法律的形式承認，鮮卑八大家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與漢民族四大家族(崔、盧、鄭、王)四大家族，是一等貴族，所以他們的子弟在分享帝國權力時，擁有優先權。

　　事實上，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孝文帝遷都只是為了加強皇權。所以只要有利於加強皇權，好的東西，孝文帝會推行，不好的東西，孝文帝一樣會推行。比如，這種門第論、出身論、身統論，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是飽受世人非議的東西，但孝文帝依然堅定不移的推行它。

　　尊崇門第論、出身論、血統論。一方面，可以打擊鮮卑豪門貴族的既得利益(把鮮卑豪門貴族降到了漢豪門貴族同等地位);另一方面也承認了鮮卑豪門貴族的既得利益(他們依然在帝國的權力分配中擁有優先權)。這自然可以緩和鮮卑豪門貴族對孝文帝加強皇權的反抗。

　　尊崇門第論、出身論、血統論，從另一方面，也明確了尊重、提高漢豪門貴族地位的態度。這自然可以刺激漢豪門貴族支援孝文帝加強皇權。為了讓漢豪門貴族徹底站在自己一邊，孝文帝自己在崔、盧、鄭、王四大漢族豪門中，各選取一個女子當老婆。並且給自己幾個弟弟，一人選了一個漢族豪門的女子當老婆。

　　太子元恂之死

　　在皇族成員普遍支援遷都的背景下，太子元恂竟然公開反對遷都。這是為什麼呢?傳統歷史的解釋，自然是因為太子元恂不理解遷都漢化的偉大歷史意義。所以才會公然反對遷都、漢化，甚至不惜捲入叛亂之中。但真實的情況，我們顯然還得皇帝、太子的矛盾之中尋找答案。

　　在分析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得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皇帝積極推動遷都，太子卻公然反對遷都，這是一件什麼性質的事?它意味著什麼?

　　一切是顯然則易見的，這是標準的路線鬥爭。皇帝代表著一條路線(支援遷都漢化)，其背後有著眾多利益集團支援。而太子也代表著一條路線(反對遷都漢化)，其背後同樣有著眾多利益集團支援。

　　路線鬥爭，是政治鬥爭中最殘酷的鬥爭;也是最難調和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牽涉到以後大家跟誰走的問題;因為這種鬥爭背後，關係著無數人的切身利益。

　　太子絕不是傻子，所以這種行為意味著什麼，太子自然非常清楚。從這層意義上，太子在反對遷都漢化本身，就證明他已有了挑戰皇權的念頭。

　　當帝國走到一個岔路口時，皇帝認為應該朝左走，太子卻認為應該朝右走。皇帝率領一部人朝左走，太子卻率領一部人朝右走。這是什麼性質的事?這是公然造反啊!

　　太子為什麼會做出這種選擇呢?我想，主要是因為北魏帝國上層社會，反對遷都漢化的力量，當時還佔據主流。

　　因為漢民族佔據人數上的優勢，文化上的優勢，所以隨著時間的發展，漢民族勢力在帝國的影響力自然會越來越大。但北魏帝國，畢竟是以鮮卑民族為中心構建起來的，所以在遷都之前，整個帝國上層社會，還是以鮮卑勢力為主體的。

　　因為種種原因，北魏帝國領銜主角，通常都不是皇族成員(拓跋圭一系)，所以遷都之前，整個帝國上層社會，還是以皇族之外的鮮卑貴族勢力為主體。

　　在這種背景下，在孝文帝最初推動遷都時，整個上層社會自然是反對派佔據上風。但遷都代表著普遍漢民族利益群體的利益，也代表著皇族成員的利益，而且他們的力量正處於上升狀態，所以遷都作為一種社會潮流，是不可遏制的。

　　但反對遷都的力量，卻可以透過各種方式阻止遷都漢化的程序，甚至希望逆轉這種社會潮流。

　　反對遷都漢化的力量，反對遷都漢化時，大約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就是溫和的方法，那就是在思想理論層面上，試圖證明遷都漢化是沒有出路的。另一種方法，自然就是激烈的方法，那就是公開阻撓遷都、漢化，甚至不惜發動武裝叛亂。

　　孝文帝對待他們的這些方法，自然也是兩種方法。一種方法，自然是從思想理論層面上，證明遷都漢化代表歷史潮流，代表北魏帝國的根本利益。另一種方法，自然就是堅決打擊用武力反對遷都、漢化的行為。

　　在這種背景下，反對遷都漢化的力量，自然會進行種種聯合，希望讓孝文帝看到反對遷都的力量有多強大。而太子應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這股力量拉攏了。

　　這是標準的路線鬥爭，哪條路線會勝利呢?誰也不知道，大家都是隻是基於自己的利害關係，選擇應該站在哪一邊;大家只是基於自己對結果的判斷，選擇應該站在哪一邊。

　　太子應該站在哪一邊呢?基於皇帝與太子的共同利益，太子自然應該站在孝文帝一邊;但是基於皇帝與太子不可避免的矛盾，太子就有些難以選擇了。

　　在這種背景下，反對遷都的力量，自然會透過各種渠道遊說太子。遊說的言詞大約是如此的，遷都漢化是沒有出路的，你的父皇一意孤行，是絕不會有好結果的。反對遷都漢化的聲音是帝國的主流聲音，如果你願意代表這股潮流，你就可以成為新一任皇帝;如果你想和你父親逆時代潮流而上，恐怕對誰也沒有好處。

　　我想，能讓太子公然反對遷都漢化的原因，只能是這樣一種原因。因為在這種標準的路線鬥爭問題上，太子(未來的皇帝)公然站在皇帝的對立面，本身就證明他已做好了搶班奪權的準備。一切是顯然的，如果支援遷都漢化的勢力佔據上風，太子就是死路一條;如果反對遷都漢化的勢力佔據上風，孝文帝最好的結局，恐怕也就是提前退休，結局再差點，恐怕就會死於非命。

　　孝文帝廢了反對遷都的太子，又鎮壓了反對遷都的鮮卑貴族叛亂。這兩輪鬥爭，表面上是政治、軍事上的勝利。但是透過這兩次鬥爭的過程，人們大約已可以清晰的看到，遷都漢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如果反對遷都、漢化的力量，真如某些人想象中那樣強大，那太子領銜反對遷都，穆、陸兩大豪門代表人物公然領銜叛亂，就絕不會那樣輕易的被挫敗了。

　　而且，孝文帝只是壓制了鮮卑豪門貴族的既得利益，並沒有從根本上損害鮮卑貴族的既得利益。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孝文帝推崇門第制度看出來。所以，普遍的鮮卑豪門貴族在這兩輪鬥爭失敗後，終於不再堅持反對遷都漢化的態度了。

　　遷都洛陽對北魏的影響

　　遷都洛陽，意味著北魏的軍事、政治重心大舉南移了。這本身就意味著，在後來的南北戰爭中，北魏會對南朝擁有更大的軍事優勢。而當時又趕上南朝的齊、梁交替，所以北魏與南朝開戰後，所擁有的軍事優勢就更明顯了。

　　元恪之後來會被稱為宣武帝。是事出有因的。

　　北魏帝國的疆域，在宣武帝手中被一再擴大。在宣武帝時期，北魏帝國幾乎年年南伐，而且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

　　但這種勝利，對北魏帝國而言，是幸還是不幸，實在難以說清楚。從開疆擴土而言，這自然是幸運的。因為它讓北魏的疆域更大了。但從戰略而言，他卻讓北魏陷入了無休無止的戰爭中無法自拔。

　　北魏帝國都城在北方時，南部邊疆有廣闊的中原地區作為緩衝。所以北朝與南朝之間相對容易保持和平。

　　北魏帝國在遷都前，北魏向南推進，一般不會越過淮河，因為一旦越過淮河，就意味著北魏有些鞭長莫及了。所以北朝制訂南伐目標時，通常不會制訂的太遠、太大，因為制訂的太遠、太大，就是能奪取，也是無法鞏固的。

　　北魏帝國在遷都前，因為南朝可以輕易保住淮河一線，再向北稍開拓一點緩衝區，就會在北部邊防上擁有足夠的安全感。所以南朝大舉北伐的動機，也不會難以抑制。

　　但是，當北魏帝國遷都洛陽後，它很快就佔據了淮河以南的重要城池，並且牢牢的佔據著這些地區。北魏帝國的這種勝利，對於南朝而言，顯然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如果坐視這種事實，就會讓自己北部邊防線漸漸退到長江一線。而真的退到了長江一線，那南朝與北朝相比，就無法相提並論了。在這種背景下，南北朝之間的關係自然是越來越緊張。

　　一方面，北朝沉醉於這種勝利中，所以在此基礎上，依然會不斷繼續向南開拓疆域。另一方面，南朝無法接受這種事實，所以自然會試圖收復相關的失地。於是在北魏遷都洛陽後，南北朝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幾乎就沒有停歇過。

　　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拖垮北魏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傳統歷史書，很少強調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大規模的戰爭意味著帝國的財政開支增大，有意無意會增加帝國的財政負擔。而財政負擔的加大，很容易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遷都洛陽，對北魏的第二個影響，就是讓中央政府對北部邊疆地區，漸漸鞭長莫及了。最後的直接惡果，就是北部邊疆地區政治局勢惡化，最後導致無休無止的叛亂。

　　北方六鎮[注]的叛亂，自然是因為眾多原因促成的。但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顯然是因為帝國軍政中心大舉南移了。

　　隨著帝國都城的大舉南移，帝國政府對北部邊防地區的重視程度自然會下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如果帝國都城在平城，那當北部邊防地區出現大規模的天災、人禍時，帝國政府自然會及時察覺，並且會進行積極的善後工作。因為在帝國都城附近出現了問題，帝國中央政府自然不敢掉以輕心。但當帝國都城南遷到洛陽後，當北部邊防地區出現相關問題時，帝國中央政府自然很容易的報以某種麻痺。而當事態越來越惡劣時，局勢已難以挽回了。

　　北魏遷都北魏帝國的第三個影響，就是它讓北魏帝國在最後關頭，無法做出大規模的戰略調整。

　　我們知道，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是一個四戰之地。只要北方陷入混亂後，洛陽就會成為一塊雞肋。換而言之，就是把洛陽擺在那裡，讓某個實力派去佔據，這個實力派通常也會猶豫再三，並選擇放棄它的。並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劉聰、劉曜、石勒、苻健、桓溫都不會親自坐鎮洛陽看出來。並於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爾朱榮、高歡、宇文泰都不會親自坐鎮洛陽看出來。

　　從這層意義上，如果北魏帝國依然定都在平城，當南部邊防線出現了問題時。最差的結果，無非是讓南朝進入中原地區，無非是北魏退回黃河以北。說得毫不誇張點，就是北魏把中原全部丟失了，北魏帝國還是北魏帝國。因為北魏退出中原地區，並不意味著南朝可以接管中原地區;因為失去中原地區的北魏，依然還是一個與南朝對等的帝國。因為在南北對恃中，中原從來都是一塊巨大的緩衝區、游擊區。

　　但是，當北魏遷都洛陽後。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黃河以北出現了問題，那北魏隨時都會磚崩瓦解的。因為黃河以北一旦出現大亂，帝國憑藉中原那種四戰之地，想控制北方就難之又難了。到時，北魏就不再是北魏了。

　　如是帝國都城在平城。那當北方出現問題時，北魏就可以適當收縮南部防線。總而言之，它可以選擇全力經營北方。

　　但是帝國都城設在了洛陽，那不論北方局勢有多麼惡化，北魏也必須得死守著黃河以南地區，因為帝國都城就在黃河以南。在這種背景下，他自然無法執行重北輕南的戰略改變。

　　這種兩線並重的格局，會讓北魏帝國只能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中。在這種背景下，北魏帝國的主要軍政資源，在北方被叛亂勢力不斷滲透、蠶食，在南方被南朝不斷滲透、蠶食，當這一切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北魏就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子。

　　於是，當爾朱榮把洛陽中央政府官員集中起來屠殺後，整個北魏帝國竟然連一點反對的聲音都無法發出來了。因為整個北魏帝國，當時已名存實亡了。否則，爾朱榮敢這樣無視中央政府的權威，肯定會讓他陷入董卓一樣的局面。換而言之，各地實力派都會高舉保衛皇權的旗號紛紛趕往洛陽。

　　遷都洛陽，對北魏帝國本身，自然是存在著眾多弊端。但遷都洛陽，對歷史的影響卻顯然是積極的。換而言之，它推動了南北民族之間的融合;也促進了中國歷史疆域的統一。這次遷都，使胡漢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自然使南北戰爭的民族因素變得模糊起來。當隋帝國率軍征服江南時，我們從歷史上，已很難看到漢民族被征服的傷痛了。

　　遷都洛陽，對北魏有兩個積極影響。

　　第一，遷都洛陽，意味著北魏對南朝的軍政優勢加強了，使北魏可以更容易的向南開疆擴土。當然了，與此伴隨的消極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意味著，北魏與南朝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調和，最後把北魏拖入南部的戰爭泥潭中難以自拔。甚至而言，北魏後來很快滅亡了，也是因為此造成的。因為無休無止的大規模戰爭，會讓帝國財政負擔增大，而這顯然會刺激一系列社會問題。

　　第二，遷都洛陽，使北魏暫時擴張了皇權。但與此相伴隨的消極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隨著皇權的擴大，皇族勢力也擴大。於是，北魏帝國有意無意的進入了當時最流行的政治模式。而從晉武帝開始的歷史就證明，皇族勢力巨大的帝國，通常總是非常不穩定的。整個兩晉南北朝，壽命比較長的帝國有兩個，一個是北魏，一個是東晉，而這兩個帝國的皇族勢力，在普遍時期都是相對弱小的。

　　[注]：北魏六鎮，是指北部邊防地區的六個軍鎮。自東而西分別是懷荒(今河北張北)、柔玄(今內蒙古興和西北)、撫冥(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懷朔(今內蒙古固陽西南)、沃野(今內蒙古五原東北)。 太子元恂之死

第一，與傾慕漢族文化有關。孝文帝拓跋宏受過良好的漢文化教育，對漢民族的文化極其崇拜。他從小由其祖母馮太后撫養，馮太后是漢族人，知書達理，聰明果斷，曾執掌北魏大權二十多年，她參照漢族的文化制度，頒佈了許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薰陶下，成長為漢文化忠實的推行者。

孝文帝說過：“此間（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魏書·任城王傳》），這段話清晰表明：為了向先進的漢文化學習，改變本民族的落後面貌，就必須遷都到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去，而洛陽是中國文化比較集中的地方。遷都以後，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政策，可見孝文帝遷都與其傾慕漢族文化有關。

第二，統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他不願僅僅做“夷狄”君王，還要做華人的君王。要想做華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國都放在中國正統的國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順。孝文帝曾說：“國家興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裡，因茲大舉，光宅中原。”（《魏書·任城王傳》）這表明孝文帝遷都洛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於對廣大中原地區的統治。他關於“帝宅”、“王裡”的說法，說明他要透過遷都洛陽以獲得漢族地主認可的正統地位。另外，孝文帝在遷都洛陽以後，連年對南齊用兵，直到卒於南征的軍事行動中，可見孝文帝還希望透過遷都洛陽達到統一全國的目的。

第三，解決糧食供給問題。平城偏北地寒，糧食產量非常有限。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悲平城，驅馬入方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後來，作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隊伍逐漸龐大，糧食供給問題凸顯出來。當時平城沒有水陸漕運，交通極不發達，從關內運糧到平城，不僅費時費力消耗多，成本也極其昂貴。而洛陽處於北方的中心地帶，平原地區，交通便利，遷都洛陽就解決了最根本的糧食問題。

第四，地理環境的影響。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地處偏北，地形多山，氣候乾旱，氣溫偏低，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自然條件制約著北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洛陽地處黃河中下游西岸，臥居中原，山川縱橫，素有“九州暖地”之稱，四季分明，氣候宜人，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場所。曾是東周、東漢、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遷都洛陽真乃明智之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舉措，不僅展現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結果使洛陽在曹魏、西晉之後再度繁華、輝煌。

客觀上，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促進了民族融合，方便了對中原地區的管理，也有利於鮮卑族的封建化程序．當然也促進了歷史的前進。

從地理位置方面分析北魏孝文帝遷都的原因

1.

解決糧食供給問題。平城偏北地寒，糧食產量非常有限。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悲平城，驅馬入方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後來，作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隊伍逐漸龐大，糧食供給問題凸顯出來。當時平城沒有水陸漕運，交通極不發達，從關內運糧到平城，不僅費時費力消耗多，成本也極其昂貴。而洛陽處於北方的中心地帶，平原地區，交通便利，遷都洛陽就解決了最根本的糧食問題。

2.

地理環境的影響。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地處偏北，地形多山，氣候乾旱，氣溫偏低，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自然條件制約著北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洛陽地處黃河中下游西岸，臥居中原，山川縱橫，素有“九州暖地”之稱，四季分明，氣候宜人，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場所。曾是東周、東漢、曹魏等朝代的都城。

①都城氣候乾旱，出產的糧食不能滿足都城眾多人口的需要。

②平城的位置偏北，不利於北魏對中原廣大地區的統治，也不利於鮮卑政權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面對重重阻力，孝文帝以進為退，收放自如，終於如願以償，把以“漢化”為中心的改革事業推進到新的階段。

公元490年孝文帝親政伊始，就把遷都洛陽提上了議事日程。在他看來，洛陽地處天下之中，經濟基礎堅實，交通條件便利，文化積澱深厚，一直是漢族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曾是東周、東漢和魏晉的都城。遷都洛陽，既有利於加強同中原漢族門閥士族的聯絡與合作，又可以乘機擺脫鮮卑守舊貴族勢力的束縛掣肘，推行漢化改革。但是要把都城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往洛陽，守舊貴族的反對，普通鮮卑民眾的牴觸，其聲勢之大、阻力之重，是可以想見的。年輕的孝文帝要克服這方面的重重障礙，按常規的方式是不成的，必須劍走偏鋒、另闢蹊徑，於是乎，孝文帝決定假借“南征”之名，達到遷都的目的。

北魏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親率大軍30萬，號稱百萬，南下“伐齊”。適逢秋雨連綿之際，風雨交加，道路泥濘，歷經近一個月，數十萬北魏將士才抵達洛陽城下。

文帝見時機已到，便將自己的遷都意見作為停止“南征”的交換籌碼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麼索性將國都從平城遷徙到這裡，否則 “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重之千載!”(《資治通鑑》卷一三八，《齊紀四》)不等大臣王公們有所反應，孝文帝又說：“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在場的大臣多不樂意遷都，但是卻更不願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邊，表示同意遷都。不再“南征”的決定作出之後，群臣感激涕零，山呼“萬歲”，遷都洛陽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編自導自演的活劇中順利實現了。@悟空問答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面對重重阻力，孝文帝以進為退，收放自如，終於如願以償，把以“漢化”為中心的改革事業推進到新的階段。

公元490年孝文帝親政伊始，就把遷都洛陽提上了議事日程。在他看來，洛陽地處天下之中，經濟基礎堅實，交通條件便利，文化積澱深厚，一直是漢族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曾是東周、東漢和魏晉的都城。

平城氣候乾旱，出產的糧食不能滿足都城眾多人口的需要。平城的位置偏北，不利於北魏對中原廣大地區的統治，也不利於鮮卑政權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

遷都洛陽，既有利於加強同中原漢族門閥士族的聯絡與合作，又可以乘機擺脫鮮卑守舊貴族勢力的束縛掣肘，推行漢化改革。但是要把都城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往洛陽，守舊貴族的反對，普通鮮卑民眾的牴觸，其聲勢之大、阻力之重，是可以想見的。

年輕的孝文帝要克服這方面的重重障礙，按常規的方式是不成的，必須劍走偏鋒、另闢蹊徑，於是乎，孝文帝決定假借“南征”之名，達到遷都的目的。

北魏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親率大軍30萬，號稱百萬，南下“伐齊”。適逢秋雨連綿之際，風雨交加，道路泥濘，歷經近一個月，數十萬北魏將士才抵達洛陽城下。

文帝見時機已到，便將自己的遷都意見作為停止“南征”的交換籌碼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麼索性將國都從平城遷徙到這裡，否則 “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重之千載!”(《資治通鑑》卷一三八，《齊紀四》)不等大臣王公們有所反應，孝文帝又說：“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

在場的大臣多不樂意遷都，但是卻更不願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邊，表示同意遷都。不再“南征”的決定作出之後，群臣感激涕零，山呼“萬歲”，遷都洛陽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編自導自演的活劇中順利實現了。

北魏孝文帝是一個政治上有作為的人，他認為要鞏固魏朝的統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後的風俗，於是孝文帝力排眾議決定遷都洛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與傾慕漢語文化有關

孝文帝拓跋宏受過良好的漢族文化教育，對漢民族的文化極其崇拜，他很推崇漢學，讓胡人學習漢字穿漢服，並任用漢族官員，遷都洛陽也是為了向中原靠攏。

2、統治中原的需要

孝文帝是一個很有作為的政治家，他不願僅僅做一個“夷狄”君王，還要做整個中國的君王，自然要把國都放在中國正統的國都所在地更加名正言順。

3、解決糧食供給問題

平城偏北地寒，糧食產量非常有限，而中原地區氣候和地勢更適合糧食的生長，從而從根本上解決糧食的短缺問題。

4、地理環境的影響

平城地處偏北，地形山多，氣候乾旱，氣溫偏低，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自然條件制約著北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1.客觀形勢：北方統一後，遷都洛陽一方面可以擺脫守舊勢力威脅，另一方面便於接受漢族文化。原國都平城氣候寒冷，人口增多糧食供給發生困難，而且柔然勢力威脅安全。均田制頒佈後，黃河流域的農業很快恢復，孝文帝施計“假南伐”南遷洛陽。

2.漢化改革：遷都後，孝文帝進行一系列改革，民族融合，禁止鮮卑語，以漢語為通行語言；禁胡服，改姓氏，修學校。

3.六鎮之亂：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觸動了鮮卑貴族及北方六鎮的利益，524年六鎮起義，北魏聯合柔然鎮壓，高歡、宇文泰登場，後來奠基了北齊、北周。

北魏長期都於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風雪，風沙常起，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說：“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流行的歌謠也這樣唱道：“紇于山頭（今山西大同市東）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惡劣的氣候環境，難以適應經濟的發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於北魏對整個中原地區的統治。後來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隊伍逐漸龐大，糧食供給問題慢慢凸顯出來。明元帝時期，每逢欠收荒年，北魏大臣們最重要的朝議就是商量是否遷都。因為當時交通極不發達，用牲畜從關內運糧到平城，不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極其高昂。 而洛陽處於北魏王朝的相對中心地帶，可以“通運四方”，加之平原地區交通便捷，民以食為天，這樣一來就解決了最根本的問題。

另一個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蠻族柔然。 道武帝、太武帝時代，戰士兇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輕易窺視。隨著北魏日益南擴，王朝的軍事實力和將士素質卻不升反降，打南朝沒問題，對付兇悍又多良馬的北方柔然仍有吃力之感。

因此，孝文帝遷都洛陽真乃明智之舉，不僅可以避開北來柔然的危險，又可以藉機南擴。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傑出的政治家，他的許多重要改革加速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封建化程序，為後來的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同時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大規模營造的龍門石窟，為人類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孝文帝（467～499）是獻文帝拓拔弘的長子，他出生於拓拔鮮卑的老家平城（今山西大同）。

當時北魏的朝政大權全部把持在馮太后手中，拓拔宏出生後，馮太后就把大部分政務交還給獻文帝，然後親自撫養拓拔宏。

皇興五年（471），獻文帝把皇位傳給了年僅5歲的拓拔宏，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在馮太后的教導下從小就對漢族文化很有好感，而且對祖母馮太后十分孝順，並沒有對馮太后專斷朝政有任何不滿。

太和十四年（490）馮太后去世，23歲的孝文帝開始獨自決斷北魏政權。這位精通儒家經典、才華過人的皇帝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乾綱獨斷。

孝文帝即位之後，決心延續祖母馮太后的改革，繼續推行漢化政策，而擺在他面前最大的問題是遷都。

當時北魏的都城在平城，平城地理偏北，天氣寒冷，暴雪風沙天氣常見。再加上平城人口稀少，離中原地區偏遠，不利於北魏對富饒的中原地區的控制。

孝文帝就決定遷都於古城洛陽，把北魏的統治中心南移。

遷都洛陽後，大批鮮卑人拖家帶口的來到了洛陽。可這些鮮卑人仍然穿著鮮卑人的傳統服飾，說著鮮卑人的話，過著遊牧生活，根本無法適應遷都後的生活。

為了穩定局面，孝文帝在遷都後立刻決定改革風俗，全面推行漢化政策。

於是，鮮卑人開始改穿漢族服飾，開始經營土地，開始向漢族人學習語言和耕種技術。孝文帝大刀闊斧、移風易俗，透過文治的手段達到興旺北魏的目的。北魏政權下的鮮卑人和漢人開始在文化、生產和風俗上日益融合。

北魏孝文帝之所以遷都洛陽，既有處於軍事上考慮，也有經濟上的原因，但更深層次的是政治上的原因，為了北魏政權而服務的。

孝文帝本身的原因

孝文帝繼位時年僅4歲，原先的馮太后成為太皇太后。她此時輔佐自己孫兒，朝政大權操控在她的手中。而這位馮太后，是出身漢族，而且是漢族中的貴族，從小有機會接受高等級文化教育。除此之外，孝文帝的母親也是漢族人。

祖母、母親不一定仇視鮮卑，但對鮮卑粗俗的文化肯定是鄙視的。而從小被祖母撫養大的孝文帝，從推崇漢文化的環境中長大，其對中原文化的仰慕以及他的政治目光，肯定是傾向於把都城建立在位於中原中心的洛陽。後來，孝文帝在推行漢化的過程中，甚至處死了不願意漢化的皇太子，其果決以及對中原文化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遷都的軍事因素

鮮卑建國後，北方是強敵柔然。雖然柔然多次被北魏大敗，但依然有著強大的實力，時不時地對北魏都城平城侵襲。後來，南朝宋擔心北魏難侵，甚至派遣使者聯絡柔然，約定雙方南北夾擊北魏。後來，南齊也曾與柔然約定夾擊北魏。

所以，從軍事上說，平成距柔然太近，時刻在敵人武力威脅之下。而距離南朝又太遠，如果南朝北伐，北魏只能快Superb出騎兵加以鎮壓。而且這樣的話，還很容易背腹受敵。如果遷都洛陽，既可以避開柔然的威脅，還可以加強對中原的控制，更可以威懾南朝，其各方面的優勢自是不言而喻。

遷都的經濟因素

因為平城靠近北方，氣溫比較低，所以糧食的產量很受影響。平城成為國都後，人口逐漸增加。而且為了防備柔然，北魏還設定了“六鎮”等軍事重地。大量的軍隊，對於糧食的需求，更是旺盛。平常時候還好，一旦遇到災荒年月，朝廷便要缺乏糧食了。從南方運糧食的困難程度，也是可以想象，需要國家大量的資源來維持。政府甚至把貧窮的鮮卑族人，都趕到南方去，以此來緩解糧食壓力。

有一年平城遇到旱災和瘟疫，孝文帝束手無策，最後都拿出了宮中的珠寶賜給百官和“六鎮”將士。糧食上這種朝不保夕，即使透過行政力量也無法有效解決。甚至窘迫到了，需要皇帝拿自己私房錢來籠絡百官和將士的地步，自然會刺激統治者對於都城進行重新考慮。而此時的洛陽，經過北魏前期的有效統治後，糧食卻是年年豐收。如此一對比，洛陽自然是進入了孝文帝的目光之中。

遷都的政治考量

從孝文帝繼位開始，中原的叛亂就一直不斷。而平城遠離中原，對於這樣的叛亂處理，總會滯後許多。長此以往，對於政權的穩定也是不利的。而洛陽四周有天險，自來都是中原的政治文化重鎮。如果北魏遷都到這裡，無論是對中原的掌控力，還是對中原人民心理上的認同感，都是極為有利的。而且，遷都後不久，孝文帝就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漢化改革，這無疑是孝文帝對於增長政權壽命做出的努力。只是可惜孝文帝遷都五年後就駕崩，年僅33歲。如果孝文帝能在位更長時間，一個更強大的北魏會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綜上所述，除了孝文帝本人的成長環境外，無論是出於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因素，遷都洛陽都是極好的選擇。可以遠離柔然威脅，加強對中原的統治，對於南朝的威懾以及攻防更加方便，無形之中就延長了政權的壽命。瞭解這些因素後，也就不難理解一代雄主孝文帝，為什麼對遷都洛陽這樣勢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