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有壞！！在閹黨統治時期，東林黨不畏殘暴，是很好。但崇禎即位後，東林黨人得勢，大力打壓，排除異己，實在稱不得好人

對於東林黨人的評價，有兩種觀點：一派認為東林黨和齊、楚、浙及閹黨一樣，“都是從派性出發爭奪權勢而已”;另一派則認為東林黨“不務空談, 主張躬行實踐, 不是為講學而講學, 而是要過問政治, 以達到經世致用”。

　　我比較傾向於第二種觀點，然而，東林黨人初心雖好，最終卻還是捲入他們極力反對的黨爭中，並最終因此慘敗在閹黨手下，這對於他們而言，不啻為一個極大的諷刺。

　　東林黨倡導經世致用，道德濟世，但他們經世的具體內容, 主要體現在“清議論政”和“生民關懷”兩個方面。從這兩方面活動的內容、過程及其後果，也不難看出東林道德經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東林黨人對於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藍圖也並未真正推行，相反，他們當政期間忙於黨政，扶植同黨，對宿敵齊楚浙党進行殘酷打擊，欲將其一網打盡。雖然這是時勢所迫，是權力鬥爭的必要手段，但東林黨的腐化卻也是明視訊記憶體在的。由此看來，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縱使他們在黨爭中擊敗閹黨，也只不過迎來新一輪的黨間、黨內派系爭鬥罷了。無論如何，他們平息黨爭，拯救時弊的目標是無法達成的。

　　我認為，他們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非此即彼”的認知模式和“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政治思維定勢導致他們的行為趨於極端且不識變通，將大批正直的中間派官員逼入“反東林”派系中。謝國楨先生曾感慨:“我們最可惜的是東林的壁壘森嚴，黨見太深, 凡是不合東林之旨的人, 都斥為異黨。”

　　二、對於現實問題的錯誤判斷和濟世手段的不切實際。明末社會積弊甚多，王朝可謂危如累卵，東林黨對於最根本的國庫虛弱，經濟危機卻視而不見，他們意圖用道德手段代替技術手段，殊不知，這種方法對於解決現實問題並無多大幫助。相反，嚴厲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劇了黨爭。

　　三、士本身的侷限性。士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越感使他們自傲，孤僻，將自己的價值觀凌駕於他人之上，導致他們在現實中的孤立(這一點在與閹黨的鬥爭中尤為明顯)。同時，東林黨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審時度勢處理複雜政治事務的靈活機變，難以在紛亂時局中有所作為。

　　四、複雜、嚴峻的社會形勢使他們忙於權力鬥爭，黨同伐異，根本沒有精力實行救國之策。

對於老百姓來說，歷史人物如東林一黨都不能簡單以好壞論的，他們維護了當時士大夫封建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

大多人知道東林黨是因為顧炎武，知道顧炎武是因為他說過的兩句話。第一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第二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但是，顧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文豪，卻不是東林黨、東林書院的代表人物。這個東林黨是朋黨，靈魂人物是顧憲成。而這個朋黨的起源時間，是萬曆年間，準確來說是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距離清軍入關還有40年。

顧憲成

東林黨是個清流為主的政治朋黨，提倡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革故鼎新。但是，這樣的政治主張，顯然與宦官集團的利益直接衝突。因此，東林黨與閹黨之爭，開始轟轟烈烈、你死我活地上演。

1.國本之爭。

即，萬曆皇帝應該立誰為太子。東林黨人主張立長子朱常洛，而宦官及內宮集團主張立朱常洵。結果，朱常洛雖然當上了太子和皇帝，卻在接連發生的梃擊案、紅丸案中駕崩。

朱常洛

2.京察之爭。

由於東林黨號稱清流，自然會對很多不入流的人看不上眼，因此，在大明亡國之前，東林黨除了跟宦官、內官爭，還在跟反對東林黨的政治集團在爭。比如京察之爭，就鬥得不可開交。

所謂的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制度，六年組織一次。人事上的任免、獎懲，都要透過京察結果來決定。因此，誰掌握了京察權，誰就掌握了洗牌權和發牌權，下一個六年的人事安排，都在這一次京察來體現。

萬曆三十九年的京察，東林黨人大獲全勝，排斥了齊黨、楚黨、浙黨、宣黨、昆黨等“老鄉團體”。而萬曆四十五年的京察，局面完全逆轉，東林黨人又被掃地出局。直到明熹宗繼位，東林黨人才重新獲得重用。

3.清流與閹黨之爭。

正所謂成蕭何敗也蕭何，東林黨人依靠明熹宗翻了身，然而，又是明熹宗在閹黨首領魏忠賢的挑撥下，嚴重打擊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這些著名人士慘遭洗牌、身首異處，東林書院也被拆毀燒燬。

魏忠賢

崇禎皇帝即位後，流放了魏忠賢，為東林黨人恢復名譽。但是，他沒有從根本上剷除閹黨，為南明的閹黨與東林黨的黨爭埋下了嚴重隱患。

清軍入關後，南明在南京建立，東林黨與閹黨就皇帝人選問題，產生了激烈爭奪，以致於相互傾軋，互不賣賬，發生了嚴重的內耗。其結果是各自為政，老死不相往來。

4、東林黨功過

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東林黨人表現出來計程車大夫的耿直、勇敢、剛毅，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卻萬古流芳，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的瑰寶，是值得後人敬仰的。

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東林黨人缺乏治國才能，黨同伐異，他們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對於明朝的滅亡晚明的黨人們都負有歷史的罪責。

我個人認為東林黨是壞的，東林黨代表了當時地主大商人階級。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東林黨黨爭嚴重，滿口道德仁義。為國為民很少。

東林讜，我們首先要明白這不是一個正讜，這是一個朋讜。正讜是有自己的正治主張和正治理想的，但是朋讜不一樣，朋讜是利益集團，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聯合在一起，排斥異己，爭奪權力，朋讜成員之間的關係，用勾結最為恰當。

崇禎沒當皇帝前就是東林黨教育出來的，他的皇后周氏和太子的老師都是東林黨人。一上臺就殺掉魏忠賢，幹掉閹黨（閹黨是被東林黨打壓的齊楚浙宣昆等黨組合而成的），遂了東林黨多年的心願。接著廢除東林清君子口中作惡多端的東廠錦衣衛（這些都是跟著魏公公迫害過東林黨人的），這些都沒問題，因為自身的立場決定的。

只是我們要分析東林黨是不是真的國之干城，清廉奉公，道德典範。因為東林黨是學院派，簡單說就是政治明星培訓學校，真的靠學會八股文就能產生有那麼多又清廉（工資低）又能幹（能力強）還能任事（能做出業績）的人嗎？如果真那麼理想化，也就太不真實了。還有東林學員可都不是孤兒，背後的家族也不單純，就算自己不清白，但他們的背後盤根錯節的家族呢？

二是調不動兵，武官地位大大低於文官，兵權利低下，士氣不振。兵部在文官手裡，相當於在東林黨人手裡。不是說文官裡沒有將才帥才，但比較少，總不能都靠撞大運。但往往文官在軍隊裡位高權重，指點千軍萬馬，加上喜歡搞道德理念來要求士兵，一開始武官不一定會服氣。不可避免就會出現殺武將立威了，如袁崇煥殺毛文龍，孫傳庭殺賀人龍等等。加之文官領兵也是內訌不斷，四處推卸責任，文人找理由和潑髒水的能力天下一絕。這種情況下打仗也就是如同唱戲的鬧舞臺。

三是西北災荒，國家內憂外患開支在增加，商稅工稅減免了，只能在種地的百姓頭上加稅，特別是鬧災的西北（因為西北地區官場上沒話語權）。所以才有消減底層公務員，李自成失業了；所以才有饑荒無法救濟，三邊的收稅才會造成北方嚴重的後果。

四是徵兵問題，以前軍中的老辦法是從礦徒中從頭重新選拔訓練士兵，而不是隻從農民和軍戶中。山東投靠滿清的那些將領、毛文龍被殺後投靠的那些很多都是礦徒出身。但這點是得罪了東林黨背後的資本集團的，所以極力反對，崇禎皇帝也是從善如流廢除了。

其他很多問題不一一細說了，說這些問題就能證明東林黨並不是國之干城。

再來看看東林黨的清廉奉公，這點不用說也知道東林官員身上的清廉二字基本是靠上東林書院演員培訓班學習的結果。

奉公二字基本是體現在如何搗糨糊，然後爭立國本。爭國本爭從龍之功，這是東林黨人最核心宗旨所在。萬曆三大案基本中心就是爭國本，押寶未來皇帝泰昌，泰昌暴亡，又爭立天啟，天啟前三年對東林黨也是感恩戴德的，天啟後又爭立崇禎，眼看崇禎後期不好糊弄了，又把心思打在李自成身上，還有些投資在後金身上。反正就是皇帝輪流坐，百官由我手。從龍之功，布衣卿相，這就是東林黨奉公的本質，什麼國情民生都是狗屁。

道德典範東林黨的祖師洞悉先機，見萬曆想批倒張居正就煽動輿情大罵張居正，張居正恢復名譽了又以張某人門人自居。所謂東林六君子參與爭國本用力過猛的時候被魏公公辦理了，東林黨人馬上斷臂，說是楊左個人行為，待輿論有戲後又極力爭功。這群上至閣老下至言官甚至東林學員都比任何人懂得養望，煽動輿論。自己可以花天酒地包養秦淮八豔，天天喝酒嫖妓，卻可以大罵皇帝酒色財氣。只要一點利益，投降變節輕輕鬆鬆。民族沒界限，投降闖王滿清對於他們來講就是四個字，天下大勢。

這就是明末東林黨，本來應該是個歷史長河中普通的官員朋黨，卻意外的產生了大量信徒，因為煽動能力太強悍加之用力過猛，讓人們誤以為他們就是釋迦摩尼默罕默德的合體，是來挽救天下蒼生的。非要把明亡所有責任推在東林黨身上也不客觀，但這個從頭到尾都在沽名釣譽的團伙卻擁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堪比宗教，也是足夠後人反思的。

　東林黨有著極強的道德標準，他們能找出社會上的問題，但是從未有找出解決的辦法，所以美國學者賀凱對於東林黨的評價是“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計程車大夫團體。

東林黨爭是怎麼回事？東林黨爭的起源、經過和結果

　　東林黨爭是指明末東林黨與閹黨以及其他派別之間的鬥爭，“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柱，水火薄射，訖於明亡。”東林黨是明末以江南士人為主的政治集團。在東林黨之外，還有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等，東林黨爭幾乎是東林黨與全國朋黨集團之爭。

　　什麼是東林黨？

　　從萬曆時代的國本之爭、明末三案、京察之爭，就有東林黨爭的影子。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職，他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家鄉無錫東林書院講課，“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東林書院中人談論朝政得失，他們漸漸形成了一個在野集團，被稱為“東林黨”，《明史·孫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他們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等意見，得到廣泛支援，同時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同時期的浙江寧波人沈一貫糾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結成東林黨的反對派，被稱作“浙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為主的楚黨，和山東的齊黨皆依附於浙黨，合稱“齊楚浙黨”，其它以地緣關係結成的黨派還有宣黨和昆黨。宣黨、昆黨、楚黨、齊黨、浙黨與東林黨人相互攻擊，“東林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王學質疑》提要說：“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夏允彝《倖存錄》在“門戶大略”說：“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於趨之，此東林、浙黨所白始也。”《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亦載：“黨禍始於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

　　黨爭起源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機徇私譭譽，結援同黨，有大批的大臣被罷免，吏部文選郎呂胤昌、給事中王三餘，均被斥黜，引起軒然大波。事後言官又劾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於庭、主事袁黃。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東林黨人楊時喬與左都御史溫純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間爆發了“偽楚王案”，形成沈一貫與沈鯉兩大集團的鬥爭，沈鯉藉機貶謫浙黨官員給事中錢夢皋、鍾兆鬥及御史張似渠、於永清，沈一貫則稱病閉門家居，最後內閣只剩朱賡一人，葉向高曾說“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鳳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屆八十的吏部尚書孫丕揚主持，徐紹吉、周永春等策劃傾覆東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圖制止。這時期朝廷的黨爭形成南黨和北黨之爭，互相攻擊，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說：“東林所至，傾動一時，能使南北交攻，角勝黨附”。 日後閣部大臣，長久缺員，萬曆帝亦置之不理，《資治通鑑三編髮明》說：“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繼論劾，藉端攻擊，報復相尋，朝事已不可問”。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力陳：“今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吏部尚書孫丕揚曾推薦沈鯉、郭正域、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等，神宗一概不理。

顧憲成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浙黨吏部尚書鄭繼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後一次京察，齊(亓詩教、周永春)、楚(官應震、吳亮嗣)、浙(姚允文、劉廷元)三黨大肆斥逐東林黨人。至此朋黨之爭，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宮案中，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擁立太子朱由校繼位有功，趙南星、高攀龍、顧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啟用。1623年(天啟三年)東林黨人主京察，又逐齊楚浙黨，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為黨爭的工具。明末國子祭酒倪元璐說：“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鬥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

　　天啟三年(1623年)京察，趙南星掌吏部，力斥浙黨、齊黨、宣黨等三黨官員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先朝結黨亂政”，議當罷黜。

　　東林黨獄

　　明熹宗時，政治極度腐敗，太監魏忠賢獨攬大權，自稱“九千九百歲”;實行血腥鎮壓，他控制衛廠特務機構，爪牙遍及各地，隨意殺人，施行刑罰。他又拆毀全國書院，許多東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盡去，還殃及邊防將帥，如熊廷弼、袁崇煥等。明思宗繼位後，對東林黨的迫害才告停止，東林黨在崇禎初年暫時抬頭，但明思宗又說：“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在處斬袁崇煥後，東林黨的聲勢又告衰落，皇帝最後只能信任宦官，閹黨勢力復起。

　　東林諸人，多數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爭意氣而不爭是非，君臣之間尤喜意氣用事，明萬曆朱翊鈞則因為立儲一事與大臣反覆較量，最終雖屈服於眾意，竟置江山社稷於不顧，深居後宮不問國事達三十年之久。黃宗羲《明儒學案》說：“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之人。”“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凡不合東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視為小人，齊楚浙黨不一定服氣魏黨，但一時走投無路，大多投靠魏忠賢門下。魏忠賢的助手魏廣微之父魏允貞生前和趙南星、顧憲成是好友。魏廣微當了大學士後，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趙南星硬是閉門不納，逢人便說“見泉無子”，魏廣微深恨不已，慫恿魏忠賢殘酷鎮壓東林黨人。高陽批評趙南星“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遊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說：“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計程車大夫團體。”

　　南明時期

　　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阮大鋮打擊東林黨人向來不遺餘力，本來阮大鋮和東林諸君子關係不錯，但受到趙南星的打壓，最後乾脆倒向閹黨。當時史可法與東林黨人力主擁立潞王，史可法寫信給馬士英說明福王“七不可立”，馬士英卻搶先擁立福王。史可法在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兩難。《桃花扇》記載阮大鋮刻意逢迎復社的吳應箕、沈昆銅、沈眉生等人，結果反被責打一頓，後來阮成為南明重臣，立刻展開報復行動。

　　永曆朝又有所謂吳楚黨爭，是瞿式耜與廣東軍閥李成棟、廣西軍閥慶國公陳邦博之間的鬥爭，楚黨的幕後人物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吳黨有堵胤錫、陳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錫等人主張聯合原大順軍和大西軍。何騰蛟、瞿式耜則排斥農民軍。吳、楚黨爭使得南明與大順軍、大西軍的戰力始終無法整合，最後亡於清軍之手。

　　南北黨爭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還有明末黨爭的陰影，如順治時期馮詮與陳名夏的北黨與南黨之爭，馮詮原是依附魏忠賢的閹黨，而陳名夏是東林黨之後。清初大量引用明朝舊宦，明末黨爭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順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等紛紛上疏支援吳達。多爾袞最初未表態，終於決定支援馮銓一派，公開申斥龔鼎孳，並將李森先革職。孫之獬也被革職，永不敘用。

　　康熙時，黨爭與滿族權貴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康熙時期的朋黨主要有鰲拜黨、明珠黨、索額圖黨、皇子黨等。康熙帝深知黨爭之害，但鑑於滿漢之間的矛盾，卻也不加以整頓，他與滿人貴族談話總稱漢人官員為“蠻子”，甚至罵道：“蠻子那有一個好人!”

出發點是好的，結果是壞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1.好的一面：東林黨代表的是江南知識分子和地主工商的利益，在今天看來可以看作資本主義萌芽。東林黨的成員大部分是讀書人，自幼飽讀詩書，倡導廉潔奉公、廣開言路、振興吏治，是進步的理想主義份子

2.壞的一面：東林黨這一套放在太平盛世可以錦上添花，但這時的明朝已經內憂外患，處於生死存亡的邊緣。

這時候明朝需要什麼什麼？

需要的是生存，而不是理想主義那一套。什麼樣的政府能維持生存？一定是強權政治。而東林黨恰恰相反，讀書人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想法，整個明朝擰不到一塊去（當然崇禎的責任更大）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明朝滅亡

評價歷史人物最需要避免的就是陷入臉譜化的歸類中。

東林黨人作為一個有政治訴求的團體，其主張必定有積極地一面，也有自私、不利於明王朝發展的一面。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對東林黨人的評價歷史上歷來褒貶不一，正面來看：“從主觀上說，東林一方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相反，諸邪黨以及閹黨他們處處與東林為敵，加重了朝政的紊亂，破壞了正常的統治秩序，使國政在非良好的狀態下執行，因此他們應負最主要的責任”。鄧澤森的文章稱：“有的論著在辨析東林黨著意政治改革時，持論似有失偏頗，認為‘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忽視了對上述兩次改革客觀條件差異性的認識”。東林黨人的活動正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良心"發起的政治自救運動。東林領袖在同封建統治集團裡邪惡勢力的較量中，遭到徹底毀滅，但是他們仍以基督式的悲壯殉難，給後人樹立起一座巍巍豐碑”，“他們為民請命的義舉和不畏強暴的抗爭精神，猶如點綴封建末世夜空裡的璀燦星辰。這是封建時代正直知識分子給歷史留下的寶貴財富。

從負面來說：“東林黨人在時局動盪之際，能夠以道自任，致力於社會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讚揚，欽佩的；但是在現實的經驗操作過程中，東林黨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以及……意氣用事，挑起了晚明劇烈的黨爭，既給自身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也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綜合來看，東林黨人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深陷儒家思想的泥潭，很多皇帝需要他們做的是受限於他們的道德準則無法去做，因此效果並不好，和閹黨之間的鬥爭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東林黨都是好人嗎？或者說東林黨都是壞人嗎？這個提問本身就有問題？一群人構成的一個集體裡要麼都是好人，要麼都是壞人，這很扯淡，況且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黑白分明。

東林黨這個群體，生活在當時中國經濟技術最發達的地區，是明末江南士紳的政治代表。他們飽則思淫慾，吃飽了就胡思亂想、想個人自由、想擺脫封建禁錮、就不與皇帝貴族一條心、不肯老老實實做韭菜，風氣所及；雖然朦朧的提出否定君主制的見解，也沒有完成民主共和的建設，連理論都沒提出來，只是一個意識，發動群眾更是念頭都沒有。

若是在盛世，東林黨這群人或可以教化萬民，使文風昌盛。但是恰恰在明末亂世的環境中，東林這群人的思想理論多是書生空談，他們只顧理論不顧實際或者只謀一域不謀全域性。而且在他們眼裡家族才是最重要的，有時候為了家族或個人利益絲毫不顧及國家利益。因此他們很多政治建議都是基於自己的利益需要，他們雖說要注重百姓的利益，可關心的還是自身利益。而且東林黨人思想過於迂腐，他們不能根據社會實際來應對實際情況，難以在時局中有所作為。最為重要的的是東林黨這群人缺乏治國才能，和今天社會上的大V公知很相似，空談誤國。當然這裡面也不乏一些治國能手，像楊漣、 孫承宗這種為國為民的“好人”，但是更多的東林黨是阮大鋮、房可壯、張鳳翔這種可以蓋棺論定的“壞人”。

總的來說，東林黨壞處大於好處。就明末亂世來講，閹黨的作用是大於東林黨的。雖然他們的個人能力比不上東林黨人的佼佼者，但是他們會變通，而且懂妥協，邊關大事也不會因為黨爭而派一個草包過去。東林黨，多是讀讀聖賢書，罵罵當權者，胸中有千言，卻無一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