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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與觀者實際上是個互通機制。漢娜.阿倫特說：「平庸的邪惡」就是人的不思考、無判斷，屈從於本能，拒訴知性，尤其是對歷史遺望真相、不反思-「平庸的邪惡」-極權主義的基石。

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難不讓人想到陰喑、悲劇和罪惡，因為他筆下講過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故事。事實上，他本人就做過罪犯。

Under-ground（地下室）是陀氏小說反復講述同一故事：人類努力擺脫嚴酷的桎梏和受壓迫的宿命。作為文學隱喻，「地下室」是個巨大的力場，支撐著陀氏全部作品的主題，包含非常複雜的意義，將人類的經驗和情感一網打盡。從這個角度切入，陀氏創作的來龍去脈就豁然開朗，線索驚人地簡潔連貫，最能體現作者意圖。

在俄語中的「地下室」一詞在書中，讓人想到木地板下的在黑暗中像蛆蟲一樣滋生蠕動的寄生蟲。它們咬嚙地基，從骯髒的縫隙中探出頭，血紅的眼睛四處張望。它們像老鼠一樣專注、執抝，仇視禁錮它們的力量，時刻密謀著毀滅和叛亂。在陀氏的作品中，純粹意義上的「地下室人」最先出現在《地下室手記》中。小說可以說是借怨恨哲學對理性主義的著名攻擊。事實上，陀氏的《死屋手記》中回憶的那些流放西伯利亞的罪犯，就已經帶有許多地下室人的特徵。

man-worm（蟲-人）是地下室人的化身。 man-worm具有人類的共同屬性，像任何其他人一樣，他唯一的動機是「創新」，也就是說，他可以做任何事，只要能把他從可怕的無名重負中暫時解脫。 man-worm沒有性格，因為他不「知道做個什麼東西：他既不邪惡也不善良，既不流氓也不老實」（《地下室手記》，52頁）。他是個「鼠」人：「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隻骯髒惡心的蒼蠅⋯見人就讓路，受盡欺凌和侮辱」（《地下室手記》，89頁）；但在孤獨中，又有種奇怪的自豪感在他體內衍生，這是人-蟲將要變形的標誌。在極度墮落的環境下，醜陋、侷促和貧窮澆灌出地下室人的怨恨之花，埋下了反叛之種。

他們沒有理性、沒有意義。或者換言之，他們只有行動，沒有目的和動機。就好像，網路噴子，他噴人，不是代表他有什麼理想，而是完成噴人的行為；要是他被人反攻或抓住了受罰，那麼謝天謝地，這證明他還能給別人製造麻煩。陀氏不厭其煩地探索複雜的受虐—施虐慾望。在潮濕陰暗的地下室中，受虐—施虐慾望在地下室人的心中滋生。

正如開始我們看到的，反思與內省是陀氏認為，俄羅斯人是典型的地下室人：這是「地下室」隱喻具有的文化意義或民族意義。之所以說俄羅斯人是地下室人，是因為俄羅斯幾個世紀以來一遭受專制的奴役和統治。無論身為農民，死釘在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式洗禮的大地上，還是身為城市底層，只有片瓦、卻無一個家。陀氏認為，他們都受制於最可悲的貧窮、最深重的壓迫和最深的墮落。在這種環境下，俄羅斯民族最容易「小鬼」附體，靈魂中滋生著地下室人的怨恨、憤怒和瘋狂，圍繞著這把怨恨之火，醞釀著暴力傾向和施虐-受虐的激情。這是受壓迫之後的必然結果～

因此，陰暗悲劇故事是還原生活的真實。理性主義把「健全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理想化了，主要因為它高估了科學作為一切真理和善的最終尺度。這種尺度摧毀了價值神聖而必要的前提，推導出了這個公理-「一切都是合法的」（《卡拉馬佐夫兄弟》，640頁）～

沒人喜歡悲傷，但許多人喜歡讀悲傷的作品，而最好的文學作品，也大都是悲傷的。文學理論家對這種悲劇現象，有過很多研究，就我閱讀悲劇的感受，大體有這樣幾種可能：

一是人都有同情心，同情弱者被壓迫者，同情那些被汙辱與被損害者，即天性使然。

二是心靈能起到淨化作用。悲劇的力量是崇高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了，能激發人的崇高感正義感，使人的精神境界得以向真善美昇華，從而得到昇華的快感。

三是有助體認自己的安全感，增加幸運感，幸福感，同悲情人物相比，自己慶幸沒有這種悲慘遭遇，會更珍惜生活，也是一種人生幸福觀的教育。

四是激發人的社會責任感，居安思危，扶弱助困，向善向美。

五是悲情故事往往曲折動人，更有欣賞美感與魅力。

中國文學以悲為美是主要表現手法。哀人生之不幸，同情弱者是人的本性。所以悲苦最能打動人。人們常說“盛世無好詩”，就是說寫富貴、歡樂的事往往不會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也是很多歌功頌德的應制詩很難流傳下來的原因。象大唐盛世那麼多詩，除了一些山水詩之外，還是安史之亂及其以後的反映人民疾苦的詩最出名。

人類在悲傷的氣氛中能夠出真情，激勵感奮、立志向上，這一切的感情流露都是文學作品的必要時作，只有文學作品才能表達悲傷的情感，或直抒，或傾述，在悲傷中解釋人生的坎坷與曲折，哪有不令人感動與嘆息。

悲傷本身來之於人生的自我認知，價值觀念，其實一個人的人生都是有悲傷的情緒，悲傷的過程，君不見嬰兒一降生就伴隨著哭聲中而來嗎？人生一世的艱難與遺忘都是包含著悲傷的記憶，悲傷的痛感，文學作品正好傾吐了悲傷的心聲，只有從中悟出自己的道理，悟出自己的人生才是人生的價值，人生的感悟，年輕人看了一場悲劇會被感動的流淚、傷感，不能自己，當自己也承受了這些以後他的悲傷就是過去，就是激勵，將會更加堅定的從悲傷中走了出來，這是人生的價值，人生的要義，也是文學作品的根本價值所在。

因為傷感的作品人們容易產生共鳴，產生同情、憐憫之心。而且大部分人親身體驗和經歷過和作者差不多悲傷的故事。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堡壘。況且善良是華人的美德，你若流淚，先溼的是我的心。就像張賢亮、路遙就是典型。

張賢亮是中國文壇具有傳奇色彩的作家，上世紀50年代因詩歌《大風歌》。被化為“右派分子”遭受打擊和迫害，押送農場，被勞動改造長達22年之久，文革結束後平反，重新提筆創作了大量商感作品，《男人一半是女人》、《綠化樹》、《靈與肉》等。其實這些作品是自己真實的寫照。讀他作品的讀者自然會產生同情之心。

路遙年幼時上不起學，而且在上學其間，每個月生活費不夠吃，飢餓的經歷和艱難的生活，給路遙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卑微的出身和少年時代的屈辱所以在他創作的《平凡的世界》裡，都是他辛酸的影子。

在那個年代，人們的處境相似，讀這類悲傷作品，最容易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