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作家一般都有規定的創造量，如果一個作家靠靈感，那一生寫不來多少本，最終還是機械寫作，平時的積累，每天都規定進度，長期下來一本書就寫出來了

職業作家首先有一定的閱讀量，即大量文學作品的閱讀，熟知各種藝術表現手法，即寫作規律，接下來就是生活閱歷素材的收集與不斷的總結用筆去記錄原始資料，再到一定程度就是模擬寫作，寫到一定程度就是按照自己的觀點去構思寫作……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已，今山西、河北緣邊地區的百姓為避戰亂，紛紛遷入北方契丹統治區；一些守邊將領也因種種原因率所部兵士和當地百姓投奔契丹。契丹多次入侵中原，影響最大的一次是攻入開封，滅後晉。每次入侵，幾乎都以擄掠大批人口北歸而結束，一直持續到遼統和二十三年(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宋遼澶淵之盟訂立後才基本停止。被擄掠的人口估計累計有近百萬，其中來自黃河流域的約有半數，他們大多被安置在今內蒙古東南的西遼河流域和今遼寧境內，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使中國歷史上的農業區北界推進到最遠點。

(七)靖康南遷和金元時的外遷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已經滅了遼國的金軍對宋發動了全面進攻，到第二年正月就攻至黃河北岸，逼近宋朝的首都開封，閏十一月攻陷開封，次年初北宋亡。金人的南侵和北宋的滅亡迫使黃河流域的人口大批南遷，形成第三次南遷高潮。

這次南遷有三個階段：靖康元年(1126年)開始至紹興九年(1139年)左右；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南宋後期蒙古南下的過程中。第三階段主要是黃淮流域金國南部人口的南遷，但第二、三階段的規模和影響遠不如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遷移也有幾次高潮。

靖康元年正月宋徽宗南逃和十一月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失陷，使汴京一帶的官僚貴族和百姓大批南遷。到十月，山西和河北先後為金兵攻佔，居民紛紛渡河南逃，西北州縣為之一空。

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年)金兵第二次南侵，戰區擴大到今浙江、江西和湖南境內，淮南一帶百姓(包括原由北方遷入淮南的流民)再次南遷，西北地區向南的移民也絡繹不絕，北方出現數十里以至數百里無人煙的景象。

紹興四年(1134年)金兵再次渡淮，淮南居民又大量渡江南下，淮北的居民也繼續南遷，到紹興五年還有餘波。

紹興八年金人廢除原來扶植的劉豫政權，已遷入河南、陝西的西北移民又陸續遷移，大多南下。

以今地劃分，浙江無疑是最重要的遷入地。作為南宋的“行在所”(臨時首都)所在，不僅有大批文武官員自北方遷來，而且還吸引了不少汴京移民，以至臨安(今杭州)就有從汴京遷來的各種商店和服務行業。到南宋末年，杭州的風俗已與昔日的東京相似，連當地的語言也發生了變化，至今杭州市區的方言依然帶有明顯的北方味，形成與周圍地區都不同的方言島。北方移民遍佈各地，如紹興曾集中安置各地流民，士大夫寄居的也很多，詩人陸游年少時就看到過來自今河北、河南、陝西、山東計程車大夫移民。

宋高宗一度駐在揚州，使揚州一時成為北方上層移民的集中地。建康府(治所在今南京市)也曾是高宗駐地，又是水陸交通的樞紐；平江(今蘇州市)、常州、鎮江經濟發達，交通便利，都是移民最集中的地區。

陝西的流民和從西北撤退的軍隊大多遷入四川，但也有河北、河南籍的移民遷入。四川經濟條件有利，可容納大量外來人口。南宋前期四川的戶口增加很快，移民的流入是一個重要原因。

江西接受的移民以來自河南的為主，大多定居於北部和中部的平原和丘陵地帶。江西在南宋期間戶口增加的幅度很大，後期已超過兩浙路而居第一。

進入湖北的移民以河南籍為主，但也有來自山西、河北、山東的。因地處南宋前沿，繼續南遷者居多，定居者則多選擇襄陽和沿長江、漢水一帶。

安徽境內的移民主要定居在皖南沿江地區。淮河流域因地處宋金交界，形勢很不穩定，一有戰事就又得遷移，所以早期遷入的北方移民基本都已繼續南遷。

福建一直未受到戰爭的直接影響，成為移民的樂土，南遷的宋朝宗室也集中在福建。由於人口增加，平原和緩坡地的開墾利用已近飽和，梯田已相當普遍。

兩廣也吸收了一定數量的北方移民，但因距離已遠，與上述各省還不能相提並論。

南遷移民的大多數來自黃河流域，其數量至少有幾百萬。

在遼朝被金消滅的前夕，宗室耶律大石於1124年自立為王，率部西遷，先後佔領了西州回鶻和黑汗國的舊地後(約相當於今新疆和中亞楚河流域)，又向西擴充套件到阿姆河流域。隨大石西遷的主要是契丹人，但從以後的情況看，其中也有一些黃河流域的漢人。

13世紀初成吉思汗率蒙古軍攻金時，便將大批中原漢人被強制遷移至蒙古地區，一次就有十萬人的紀錄。儘管沿途有不少人死亡，但最終有一部分漢人定居在今內蒙古和蒙古境內，從事農耕和手工技藝。此後直到元朝中期，繼續將中原和江淮間漢人士兵、百姓和工匠遷至蒙古。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和林(今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和忽必烈即位的上都開平府(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閃電河北岸)都是以漢族工匠為主建成的，以後還居住著不少中原漢人。此外，在稱海(今蒙古科布多東南)和謙謙州(今俄羅斯葉尼塞河上游)等地也有不少漢人聚居。

在成吉思汗西征時，一些漢人被徵發隨軍，以後定居在西域和中亞；還有些漢人被強制遷往中亞。如據《長春真人西遊記》、劉鬱《西使記》、耶律楚材《西遊錄》等書的記載，在邪米思幹(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城中有很多漢人工匠，在塔剌思(今哈薩克江布林)有來自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西南蒲州鎮)的豪民子弟四百餘人，在龍骨河(今新疆福海縣境烏倫古河)西北有很多漢民在農耕，阿里麻裡城中漢人與回紇人雜居，其南的赤木兒城中居民多來自並(今山西太原一帶)、汾(今山西汾陽等縣一帶)。這是唐朝以後黃河流域人口又一次遷往中亞和新疆的明確記載。

從蒙古崛起到元滅南宋，戰爭持續了70多年，其中最殘酷、最激烈、最持久的戰爭發生在黃河流域和四川盆地，而最後滅南宋的戰役時間很短，元朝統治者又比較注意避免生命財產的損失，所以人口減少的幅度較小。到元統一之初，黃河流域人口極其稀少，而南方卻相當稠密。但由於賦役繁重，徵發不斷，北方人民不堪負擔，在元滅南宋後紛紛逃亡江南，遷入南方的人口估計在100萬以上。加上黃河流域的經濟長期得不到恢復，南北的差距越來越大。元朝末年，南方與北方(以淮河、秦嶺、白龍江為界)的人口之比已經超過8比2，達到了頂點。

元末明初的戰爭使北方受到更大的破壞，因此明朝建立以後就實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將南方的人口遷至江淮之間和黃河流域。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又將北京和華北作為移民的主要遷入地。由於南方人口密度較高，很多地方地少人多的矛盾已經相當突出，而北方到處有荒地可墾，加上統治者採取減免賦稅等優待措施，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南方百姓向北遷移。這些南方移民主要定居在江淮之間，但也有一些遷入了黃河流域。總之，黃河流域已經成為吸收移民的地區，對外輸出移民的歷史基本結束了。

(八)移民東北和南遷的餘波

在明朝近300年的時間裡，黃河流域的人口儘管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但還沒有造成明顯的人口壓力，所以在正常情況下，人口流動不大。但由於水旱災害和賦稅負擔，還不時出現大批災民和無地流民，進入山區開墾。

進入18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口在恢復到明朝人口峰值的基礎上持續增長，到末期已突破3億。黃河流域同樣出現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口壓力日益嚴重。但是南方的人口基數更大，產生的人口壓力也更大，黃河流域向南方的人口遷移受到限制，而西北河西走廊和河套以外的地方自然條件太差，開發困難，因此東北成為唯一的理想的開發區。儘管清朝一直沒有取消對東北地區封禁的法令，並多次採取加強的措施，但為生計所迫的華北災民貧民不顧禁令進入東北。到19世紀60年代東北正式開放，移民更成為滾滾洪流。清朝末年，東北三省的人口已近2000萬，到1940年更增加到了4500萬，其中絕大部分是來自山東、河北和河南的移民及其後代。這是黃河流域的人口大規模向外遷移的最後一次，也是絕對人數最多的一次。

在1864年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江南出現了局部的人口稀少以至空白地區，而這些地方在戰前以富庶聞名於全國，對北方稠密的貧窮人口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僅河南光山一縣遷入江南的移民就有100餘萬，蘇南西部成為河南人的移殖區。但江南本地人口依然保持著較高的密度，周圍又都是人口稠密地區，所以區域性的空白很快被填補，這次移民的時間很短，可以說是黃河流域對長江流域移民浪潮的餘波。

(九)各族人民的大熔爐

在向各地不斷輸出人口的同時，黃河流域也在大量吸收其他地區的移民，特別是來自周邊地區的非漢族移民。

黃河流域也曾經是多民族雜居，農業民族和牧業民族共處的地區。但至遲到春秋時期，出自夏、商、周的三支後裔已經具有共同的民族心態，結成了一個民族共同體的雛形，並以“諸夏”自居，以區別於其他部落或部落集團。諸夏憑藉數量和素質上的優勢，逐漸融合或驅趕其他民族。所以到秦始皇時(前221.前210年)，推進到了隴東高原，自河套以下的整個黃河流域都已成為諸夏的聚居區。在此範圍內的非諸夏各族，如果不是已經成為諸夏的一員，就已經退出了黃河流域。

從西漢開始，一方面統治了黃河流域絕大部分的中原王朝將大量非華夏(漢)族人口遷入；另一方面，北方非華夏(漢)遊牧民族用武力向中原推進，取代漢族統治者成為黃河流域的主人。無論哪一種方式，結果卻完全一樣，都以這些非漢族融合在漢族之中而告終。

漢武帝建元三年至元封元年(前138.前110年)，將十餘萬東甌和閩越的越族人從今浙江南部和福建遷至江淮之間，其中一支又被遷至今山西西南。這些越人至東漢時已不再見於記載，也沒有發現遷回原地。

從漢武帝時開始，就不斷有匈奴人從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遷入漢地，東漢初南匈奴遷入塞內，人數已有數十萬。至1世紀末鮮卑人擊敗匈奴而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時，除了西遷的一支以外，匈奴的主體已經轉移到今內蒙古南部、陝西和山西北部。經過東漢、三國、西晉和十六國時期，匈奴人的分佈範圍更廣，人數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幾乎遍佈於黃河流域各地。但經過十六國後期和北朝的遷徙和融合，到隋唐時，匈奴作為一個民族已銷聲匿跡了。

烏桓人於1世紀初從北方遷入漢朝的東北邊境，有的被編入漢朝的軍隊，駐地在洛陽附近。到東漢末年曹操擊敗烏桓，有十多萬人被遷入北方內地，東北地區殘餘的烏桓人以後也由魏國安置。十六國時還偶然見到關於烏桓的記載，北朝以後就找不到他們的蹤影了。

鮮卑人數量更多，向黃河流域移民的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在遼東的鮮卑人從西晉初開始就不斷遷入漢族地區，先後在龍城(今遼寧朝陽市)、薊(今北京市)和鄴(今河南臨漳縣西南)為中心建立政權，人口遍佈今淮河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和山西、河北的大部。慕容氏所建前燕政權被前秦所滅後，大批鮮卑人又被遷往關中。拓跋鮮卑則從河套和陰山南麓向今山西北部遷移，雖一度被前秦滅國，但以後仍在這一帶建立北魏。隨著北魏最後統一了北方，鮮卑人的分佈擴大到了整個黃河流域。尤其是在北魏的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以後，鮮卑的主體更深入到漢族的中心地帶。儘管鮮卑當時居於統治民族的地位，但在數量上遠不如漢族，文化水平更無法與漢族相比。北魏孝文帝實行徹底的漢化政策，大大促進了鮮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但同時也加快了鮮卑民族的解體。到唐朝，鮮卑作為一個民族已不復存在，但鮮卑人的後裔還歷歷可數。以後就連這些界線也消失了，鮮卑後裔作為個人也完全融入漢人之中了。至於在東晉末年被劉裕遷至南方的南燕鮮卑(原在遼河下游，後遷至今河南、山東)，由於人數不多，地位低下，淹沒在漢人中的時間就更短了。

唐代進入黃河流域漢族地區的其他民族人口就更多了，見於記載的至少有突厥、回鶻及其他鐵勒系部族、中亞的粟特人(昭武九姓)、西域諸族、吐谷渾、吐蕃、党項、高麗、百濟、契丹、奚等。有的民族遷入數量很大，如高麗，一次就有三萬多戶、合十多萬人的紀錄；又如党項人，一次“內附”也多達二十萬戶。這些民族總數達數百萬的內遷人口中，除了有少部分又遷回唐朝境外之外，還有一小部分繼續保持著本民族的身份，大部分已逐漸變得與漢人沒有區別。特別是那些分散在漢族內地的外族移民，如高麗人，與漢人融合的速度更快。

從唐末五代開始，契丹、党項、女真先後佔有一部分傳統的漢族地區，包括一部分黃河流域，女真人更南遷至淮河以北的廣大黃河中下游地區內。元朝的統一提供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機會，不僅契丹、党項、女真人的大部分被留在中原，西征的蒙古軍隊還帶回了大批中亞、西亞、東歐和中國西北的各族人口。作為一個統治民族，蒙古人擴散到黃河流域各地和全國各地。但到明朝建立後，留在明長城以南範圍內的各非漢族人口中，除了結成回回(回)族的還保持了本民族的身份以外，其餘的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等就已經或者逐漸喪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十)黃河兒女的貢獻

黃河流域的人口向南方和周邊地區的遷移，其他地區的非漢族人口向黃河流域的遷移，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國文化的進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前面已經提到，在公元初的西漢末年，黃河流域的人口在中國的人口總數中佔了絕大多數。黃河流域的移民直接增加了遷入地的人口數量，使遷入地的人口迅速增加到經濟開發所必需的數量，這在完全依靠人力和極其簡單的手工工具的生產條件下往往是起決定作用的。對於原來的無人區和處女地，這樣的作用尤其明顯。如河西走廊、河套地區、遼河下游、南方廣大地區、東北等地的開發，都是黃河流域移民大規模遷入的直接結果。

一般說來，黃河流域的移民選擇的遷入地都有比較充分的土地資源和比較適宜的自然條件，這就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移民在新開發區一般會有較高的自然增長率，所以人口增長較快。另一方面，黃河流域由於人口外流，減輕了人口壓力，人地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這必定會刺激當地人口以比原來高的增長率發展，不久就會補充減少部分，併產生新的人口壓力和新的移民。黃河流域原有人口的外遷也給周圍非漢族人口的遷入和定居準備了基本的條件，結果是這些本來以牧業為生的人口轉變為農業人口。

由於以黃河流域為基地的漢人早就發展成為幾乎是純農業的民族，所以這些漢人的遷移和擴散過程也就是農業區擴大的過程。歷史時期農業區北界的推進和收縮，都是伴隨著中原漢族移民的遷移和撤退而進行的。南方地區雖然在北方漢人遷入以前就有了比較穩定的農業，但其規模的擴大和水平的提高還是與北方移民的來到有明顯的因果關係。

從春秋戰國以來，黃河流域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具有整體上的優勢，長期處於全國最先進的地位，這種形勢至少維持到了唐朝中期。正因為如此，來自黃河流域的移民一般具有比遷入地的土著人口更高的生產技能和文化水準，會給遷入地帶去比較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作物、工具等，對提高當地的物質生產水平發揮很大的作用。移民還會在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家庭結構和社會機制等方面給遷入地帶來巨大的影響。如果移民在人口總數中佔有足夠大的百分比，這種影響就會是決定性的。

如果說在正常情況下，由於移民的遷入是以漸次推進的、緩慢的、低層次的方式進行的，因而移民的影響也只能是潛移默化並主要發生在社會的底層的話，那麼在黃河流域爆發戰爭動亂和異族入侵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的移民不僅數量大，遷移時間和地點集中，而且包括大批貴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員以及為這些人服務的藝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藝、行政治理經驗和經營管理能力，因而對南方及其他遷入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最終導致了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

就這樣，一方面是黃河流域的人口不斷外遷，逐漸擴散到中國各地。另一方面是周邊地區的非漢族人口大量遷入黃河流域，他們既補充了當地人口，又使自己融入了漢族。他們中的一部分還隨著漢族移民再遷往南方各地。當南方的漢族移民佔了優勢之後，先進的經濟文化的吸引力和民族歧視的壓力使當地的非漢族人口自覺或不自覺地轉變為漢族的一分子。漢族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的結果。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隨著漢族人口的擴散而擴大鞏固，構成中國疆域的主要部分，以後又與邊疆政權的疆域合成中國的領土。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黃河兒女作為漢族的骨幹和種子，作出了最大的貢獻。黃河兒女也遍於中華，走向世界。

沒有一定之規。但至少要三點：

一是要好看，耐讀，有品味；

二是要多寫多出，不斷有新作問世；

三是要有話題性，無論是作品本身，還是作家本身，都要有料、帶勁。

不管你怎麼寫，不管是哪一類體裁的故事，能寫出有思想有靈魂的作品，的確很難。所以，對職業作家的要求也就很高，不管是文化素養上，還是思想道德上，還有責任感上，都是對一個好作家的要求。只要能做到這樣一個好作家，能為民說實話，做實事，你所寫的就是好故事，無關什麼寫作的嚴格規範，但前提是不違背道德法律。

一個好的作者，其作品言論，猶如半個政府！

職業作家都是會看風使舵的人，知道現在是什麼風向，要寫出什麼樣的東西才能會迎合世風。讓自己不辜負了職業作家的頭銜。並過上較好的生活。

蒲松齡路旁搜奇

蒲松齡家在臨淄，靠近大汶河的一個小村子裡面。有功名在身，依靠做私塾老師養活自己。

話說，蒲老師十分的特立獨行。沒有教學任務的時候，就會在村頭的十字路口，擺上一張方桌，放上一壺濃茶，再準備一點大旱菸。

當有路人走過的時候，蒲老師就會招呼路人歇腳。一般情況都是，你有故事我有茶，一杯濃茶換一個稀奇古怪的故事。

久而久之，十里八鄉的人們都知道，有這麼一個老夫子，性情古怪不流於世俗,性格尤其奇怪放誕。

不過那些一肚子故事的行人，都喜歡到他的茶攤，喝喝茶，抽抽菸，擺擺龍門陣，嘮嘮嗑。

於是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經過人們的口耳相傳，然後被蒲老師潤色，

二十年之後，筆法非常絕妙的《聊齋志異》橫空出世。

不過，蒲松齡老人家算不算職業作家？

這個問題，如果你去問一個職業作家的話，他可能會撇撇嘴，不屑回答。不要誤解，他這樣做是因為：職業作家是不以寫故事為榮的，他們所寫的故事稱之為小說。兩者的區別很簡單。除了我們日常所說的小說更正式，故事顯得簡單之外，在職業作家那裡，故事只是小說的核心。而小說要較之故事更為龐大。所以，如果你要問的是職業作家如何寫以故事為核心的小說的？我繼續作答。

既然一個人已經是職業作家，其語言表達早已不是問題，甚至他早已形成自己的文風、風格、格調等，所以對職業作家而言，他寫小說的主要追求有兩個，一是寫出素材新穎的“故事”，二是寫出結構創新的“故事”。

小說的核心要素有三個，一是人物，二是情節，三是環境。所以，所謂小說就是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環境中發生的特定的情節。環境是沒有絲毫的爭議的，任何小說家都會涉及，但沒有一個作家因環境寫的好而被人稱讚，這是基本要求嘛。對職業作家而言，要麼著力點在於塑造人物形象，讓這個形象深入人心，設定成為文學史意義上的人物，如曹雪芹筆下的眾多人物，王熙鳳、賈寶玉、薛寶釵、林黛玉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人物，讀者在談論他們的時候不覺得是作家的虛構，而覺得是真實的、富有人性的活生生的人；再如魯迅筆下的阿Q、沈從文筆下的翠翠等，都是一個意思。而職業作家寫“故事”的另一個追求是情節，就是寫出極為精彩的故事情節。兩者之間既可能是很好融合在一起的，也可能在讀者看來，情節勝過人物，或者人物勝過情節。在這方面，有所謂工具說，也就是情節服務人，還是人服務情節兩種爭議。

對常規的型別文學而言，如偵探小說、言情小說，情節的精彩是不容忽視的，你可能記不住他們的人物，但情節你喜歡就足夠了。比如東野圭吾的一般性的小說，如果情節不夠精彩，沒有核心的隱藏起來的懸念在其中，是很難吸引一般讀者的。當然，他是了不起的大作家，肯定不甘心只寫情節而不深入人性的。但對一些所謂的“純文學”而言，必須觸控到人性，比如《那山·那人·那狗》，人物的形象不管是父親還是兒子，都是極為豐滿的，看過後很動人。但你說他的故事情節多精彩有趣嗎?不是的。當然，好的作家會追求兩者的統一，做到高度匹配。看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情節和人物都很精彩，這就是大作家才能做到的事情。能把武俠小說這種型別化的小說提升到更高的文學層次。

那職業作家是如何創作“故事”的呢?

主要是透過選材和結構的思考，來表達某個主題。語言不過是他們表達的工具而已，並且嫻熟。一個職業作家會主動蒐集某方面的素材——尤其某個細小的素材被她發現之後，她會順藤摸瓜，首先找出這故事的來龍去脈——常常不很複雜。透過這個不復雜故事的來龍去脈，作家會看到小說的核心——故事。然後便是大量的思考，透過增添某些情節而讓主要人物形象豐滿起來，增加故事事件，讓整篇小說豐富起來。同時思考，這個小說將突出反映哪個或哪些方面的主題？這樣做有助於在“故事”中更好地最佳化素材，合理安排素材。等到整個構思完成之後，就可以開工。至於從哪裡寫起，是小說家、作家們常常需要重點思考的大問題。這是對整篇小說結構的一種思考，不要忘了前面說的：好的作家永遠追求在結構上的創新——如何更好地講述這個故事，決不能因結構的庸常而浪費好的素材呀！所以，《了不起的蓋茨比》這篇小說的開頭一改再改，《在路上》這篇小說的作者甚至反覆修改開頭，直到自己滿意為止。——其實，所有的職業作家都會這樣做。

所以，對寫“故事”的小說家而言，折磨他們的要麼是素材的匱乏，只好去找素材；或者被“結構”所耽擱，擔心浪費好的素材。一旦找到兩者中的一個，都可以開工寫作。喜歡玩結構的作家，可能不在乎故事情節上的精彩程度，他喜歡製造結構的迷宮，從而留住讀者。就是說，講故事的方式更吸引他。有的作家寫一輩子就為找到一個好的敘述方式，好的結構方法，而有的作家一輩子追求素材的新穎。但不管哪一種，追求新意都是他們內在的、一致的追求。

向寫“故事”的好作家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