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剛建之初，是在馬上得的天下，文臣地位不是很高，而且剛建之初，是需要鐵腕治國的！康乾盛世時的三個君主都晨明君，不是胡亂殺大臣的。既然殺的肯定是大逆不道的，貪汙專權的！

康熙和乾隆都是有胸懷和遠見卓識的帝王，作為國家最高權利的統治者，也對社會上的文風武氣有一定的掌握。單從統治角度來看，我認為出現大批文臣的被殺一個原因是對古代文化發展的人為限制，用來維護封建文化的權威。扼殺先進的文化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打壓和壓迫。在康乾盛世時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定帶動著文化和各方面的發展，當先進的中國在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時必定有先進的資本主義萌芽文化出現，而皇帝為了延續和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必定持續打壓這種文化的出現。第二，清朝所興起的文字獄很多，殺得人也很多，那麼為什麼不敢說呢？只因為這兩個皇帝對於國家政權的掌握比較牢靠，政績和治國上都能得到全國上下的認可，俗話說功大於過上這兩位皇帝也不會因為興起文字獄就會抹殺自己的功績。所以這也是對封建統治制度的維護。所以兩位皇帝都不約而同的既鼓勵封建文化的繁榮發展，又要把發展的過程和成果都控制在自己掌握的範圍內。這在一定程度上都提現了一個優秀統治的管理能力功底深厚和政治手腕的成熟。再者，文人的被殺本身就是對一些或者是一部分人的威懾和警告，並不是單純的對文人的警告，這其實也是在樹立權威，加強統治的基本手段，所以文人在歷史上的苦一直從秦朝延續到了清朝。請各位批評指正！

大清雖然也是以儒治國，表面上非常尊重文人士大夫，但是他畢竟是以絕對少數統治絕對多數，所以統治階層內心始終對漢族文人不放心。

從順治開國以來，清朝朝堂上的權力結構就維持著滿漢相對平衡，也就是滿漢各佔一半，以彰顯天下一家。

那麼從人才比例的角度講，滿人是不可能達到漢人那麼高比例的，但是沒有關係，皇帝是滿人，相對平衡其實是假象，絕對權力在皇帝手裡。

而且為了制衡漢官，無論文臣武將，真正的實權其實都掌握在滿人手裡，漢臣主要是參謀和聽用的角色。這才有了順治原本想要偏重於任用和加大漢臣權重，最後去世時不得不出罪己詔，還一夜之間就權力重置，回到從前。

在這種權力格局和危機意識下，皇權被無限放大，權力被無限集中，儒家治國那一套君臣父子的壓制理論無限提高，但是御史諫議、內閣負責制度形同虛設。

於是乎，清朝的皇帝說要殺誰，那就能夠殺誰，文臣們根本就不敢反對。因為天下臣民都不過是皇家奴才而已，縱然你是一代權臣，也惹不起一個不問政事的逍遙王爺，因為皇親犯法，自有皇帝老子交由宗人府處理，還輪不到朝廷說話。

再者，因為牽涉到族群敏感問題，一般也不敢勸誡，弄不好就落得個“朋比為奸，結黨營私”的罪名，“嘉定三屠，揚州十日”都不在話下，夷你九族就跟玩兒似的。

清朝的皇帝才不在乎什麼擅殺諫臣，千古罵名呢。

封建社會，皇帝掌握著所有人的生殺大權，有一句話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大臣們敢怒敢言嗎？ 誰也不願意拿自己生命開玩笑。

康雍乾時期是高壓統治，這點透過文字獄就可以看出來，文官又怎麼敢說話的。

明代雖有文字獄，也不像清朝這麼變態。

清代的文字獄，已經到了捕風捉影，草木皆兵的地步。

清朝乾隆時期的事情了。1751（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三，是乾隆皇帝的生日。皇帝過生日，全國都辦慶典。

此時，有個無聊的山西人王肇基，自稱是讀書人，主動寫了一份“恭頌萬壽詩聯”，去拍皇上的馬屁。

自然，誰也不會嫌馬屁多，這是無關痛癢的小事。

然而，山西汾州府同知圖桑阿收到這個作品的時候，卻吃了一驚。

這個對聯寫的雖粗俗，倒是也看不出什麼。關鍵在於對聯後面配了一段文字，寫的狗屁不通，甚至語句都不通順，詞不達意。

圖桑阿認為，這個王肇基既然自稱讀書人，為什麼會寫這種垃圾作品，還敢獻給皇上？

這顯然是反常的行為。

當時乾隆大興文字獄，嚴令各地查處。如果有知情不報的官員，同罪犯一起論罪。

圖桑阿不願意擔責任，就將此事彙報上去，指出語句錯雜無倫，且有毀謗聖賢、狂妄悖逆之處，佯作似癲非癲之狀”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臣阿思哈，同朝廷的高官不和睦，怕被人趁機收拾，急忙命令將王肇基押解到省上來，“並將所獻詩聯封送查閱”，以便“親加研審，務必追究來歷，查其如何狂悖，有無黨羽”。

同時，阿思哈還密令介休縣的知縣親自到王肇基家中，“逐細搜查，有無收藏別樣字跡及違禁器物；並查其同居有無父母伯叔兄弟妻子，及平日交結何人，祖籍直隸何縣，逐一跟追悉心窮究。”

實際上，王肇基壓根不是什麼讀書人，充其量只是讀了幾年私塾，粗通文墨。

他本是河北人，因窮的在老家混不下去，被迫帶著老孃和妻子，流浪到山西介休，靠為人記賬而生。

因為當地農民都是文盲，所以尊稱識字的王肇基為先生。久而久之，他自己當做自己是文化人。

由於長期貧賤生活，王肇基似乎精神上有些問題，經常會說一些亂七八糟的話。

一天，王肇基突發奇想，給乾隆皇帝寫了一首祝壽的詩聯，打算拍拍皇帝的馬屁。

於是，王肇基就寫了這個東西。由於水平實在太差，精神狀態又不穩定，對聯尚且算通順，後面的祝詞語無倫次，狗屁不通。

這本來是小事，由於地方官都不是讀書人，大驚小怪而已。

然而，萬萬沒想到的是，乾隆竟然也跟著他們一起瘋。

乾隆皇帝收到阿思哈的奏報後，作出批示：“王肇基案應悉心根究諭……著傳諭該撫令其速行嚴密訊鞫，務得確情，按律問擬，毋得稍有漏網。”

阿思哈這下就尷尬了，本來以為這事皇帝根本不會關注，只是他們上報表個忠心而已。

此時詳細去審查，確實沒有發現王肇基有什麼造反的行為，甚至還發現此人可能腦子有病。

阿思哈不敢胡亂造謠造反，以免將來無法收場，就想大事化小：王肇基的真實目的是妄想做官，無奈“詩字內錯亂無文，語多荒誕，似屬病患瘋癲之人”。

這事本來就這麼結束，然而乾隆卻沒有放過他的意思。

因為乾隆搞文字獄的本質，並不是殺幾個敢說話的讀書人，而是透過殺一儆百讓其他讀書人不敢說話。

於是，乾隆雖明知道這個傢伙是瘋癲，仍然下令：“此等匪徒無知妄作，毀謗聖賢，編捏時事，病廢之時尚復如此行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見，豈可復容於化日光天之下？”傳諭阿思哈將王肇基“立斃杖下”。

於是，王肇基就莫名其妙的，被當堂用棍子活活打死了。

大家想想，被棍子活活打死是什麼概念？

還不如一刀砍死來的痛快。

更誇張的是，他的親人還被連坐。王肇基的老孃和妻子都是一字不識的農村婦女，這才保住了性命，卻仍然被流放到雲南邊疆。

連瘋子亂說話，都被活活打死，誰還敢說什麼！

因為有骨氣的都已經被殺光了，剩下的都是真心實意和滿洲太君合作的，你見過偽軍主動對抗日本人的麼？

所謂的文字獄最早是同追贓捆綁在一起的，目的除了震懾讀書人外，還有打擊漢族士紳的用意，畢竟封建社會的中堅力量就是士紳。雍正的攤丁入畝本意也是為了打擊投充。清朝一個非常惡劣的行為就是以以國家機器直接暴力掠奪百姓財富。明史案其實也是莊家試圖拍馬屁，結果反而被惦記上錢財。就憑明史輯略四個字就決定了這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如果莊家不是那麼有錢也許不至於落得悽慘的下場。至於乾隆更是惡劣，前腳在鹽商家裡吃松鼠桂魚吃得順嘴流油，忙不迭的喊你們太有錢了吧，回頭就把鹽商們給抄家了。

我們都知道秦始皇經過了十年征戰，最終結束了春秋戰國的亂世，形成了統一的華夏民族——“漢族”。漢族是中國最大的民族，而且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帝王是出生在漢族或者有漢族的血統。

但在明朝後期，明朝統治者因為破壞了女真內部的統一，所以努爾哈赤聯合了蒙古的各個部落，推翻了明朝的統治，成立了清朝。

這裡面就涉及到滿人與漢人的相處方式，以及漢人的文化的悠久性。因為清朝是從關外入侵當政，所以滿人還是害怕漢民族數千年的璀璨文化，害怕漢人最終團結起來進行反抗。

又因為當時的文臣大多數都是漢人，所以在康雍乾時期，皇帝就透過打壓文人來鞏固自己的皇權，進而強調自己民族的特殊性。

在康雍乾三朝時期，由於皇帝個人的敏感，大興“文字獄”，使得很多文臣惶惶不可終日，導致殘殺了無數的大臣。其實，從這裡就能看出皇帝沒有具備包容漢人、接納漢人的胸襟，這也間接導致皇權專制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1、實行剃髮易服令

剃髮易服是滿族戰爭中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標誌之一。自皇太極繼位後，清軍每征服漢族一處的土地，就要求當地人不分老幼一律剃髮。

漢人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有榮譽感的，相較於“匈奴”、“蠻夷”的文化，漢人以為要優秀的多。而如今卻要被滿清強行剃髮、易服，這對於漢人來說是侮辱。

因此，滿清在強制實行剃髮易服的初期，就遭到了無數的漢人抵抗，甚至還編出了 “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號。

其中，最為著名的“江陰八十一日”事件就是江陰人民為抵制剃髮令，在江陰典史閻應元和陳明遇、馮厚敦等人領導下進行的反清鬥爭。

只可惜清軍最終還是破城了，而那些反抗的漢人都被清軍無情的屠殺。

2、大興文字獄

清朝初期大興文字獄，也是扼殺漢人思想的手段之一。如果滿清在漢人的書裡查詢到一些關於清朝比較敏感的文字，便會遭受發配邊疆、滿門抄斬的處罰。

在乾隆朝時期就有這樣的體現，當時因為胡中藻的詩句裡有“一把心腸論濁清”的詩句，因為“濁”字在國號“清”之上，乾隆就認為是胡中藻在敵對清朝，便下令將胡中藻處斬。

類似於胡中藻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所以當時的文人再也不敢進行正常的文學創作，只能日日去研究古人的文字。

以上種種，都能說明滿清為了強調自己的特殊性，就在精神上去征服漢人。不僅強制實行剃髮易服政策，還透過大興文字獄，來對漢人民族思想進行壓迫性的統治。

縱觀歷史，讀書的文人在社會中一直處於重要的地位。而康雍乾三朝時期，為了達到集中皇權、鞏固統治的目的，盛行的“文字獄”終究是迫害了文人，阻礙了社會的發展，使得閉關鎖國錯失了發展良機。

1、康熙時期

在康熙時期，康熙清楚的知道，雖然清朝統治了天下，但是在大多的漢族文人眼裡，還是無法被信服。所以康熙為了得民心，建立了南書房制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還組織編輯了一系列書籍。

本來這是一件加強滿漢關係的好事，但是康熙卻把文人最高的權力給剝奪了，那就是解釋儒家的權利。

中國傳統是皇權掌握“治統”，讀書人掌握“道統”。而道統就是教化、傳授、解釋儒家的權力。

在康熙16年，康熙就明確宣佈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康熙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表明，真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文人不能有其他的想法和意見。

因此，康雍乾時期，大多數的文人沒有了自己的思想，彷彿成為了“皇帝的奴才”。

2、雍正時期

再說說雍正時期，文人們真正仇恨雍正的原因是在於雍正的幾項改革，雖然利於百姓和國家，但是觸動了他們的利益。

雍正的第一項改革，就是官紳一體當差，指的是有功名的文人官員們也要向百姓一樣繳納賦稅，當差納糧。這項改革，改變了之前國家對文臣的尊重和特權，同時也對文臣的特權了進行挑戰。

那麼，雍正的第二項改革是攤丁入畝，取消人頭稅。這個政策出來之後，就是說以後全都是按照土地多寡來收稅，雖然對於窮人來說減輕了負擔，但是要與之前的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同時進行，這讓富裕的官僚階級由此喪失了兩項特權。這麼一來，文人們對雍正就更加記恨了。

3、乾隆時期

至於乾隆時期，乾隆所在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其父雍正。據《清代文字獄簡表》統計，乾隆在位60年，因不捨得棄權，又管4年，共計64年。

在這期間，他製造了的大、小規模的文字案共計130多起，換句話說就是平均五個月就要對文人進行一次處罰。

導致中央政府咬文嚼字、樂此不疲，地方政府為邀功請賞、擴大戰果，恨不得挖地三尺。

這裡面就有為了討好乾隆，丟掉性命的例子。在乾隆四十四年，直隸的一個江湖郎中智天豹，雖然沒什麼水平，但是滿腦子都是想著歪門邪道的發財方法，有一天自己編寫了一本名叫《大清天定運數》的萬年書，為了討好乾隆，命張九霄獻給皇上。

不料，乾隆看了這本書後便勃然大怒，當即就要下旨將張九霄處死。

而張九霄拼命辯解，說是智天豹呈送的。於是，智天豹很快被抓捕歸案處以死刑。

綜上所述，因為滿清是靠弓馬得的天下，所以對文人還是比較牴觸的。再者就是讀書的文人大都是漢人，並且這些人最後都是會步入仕途。

如果讀書的文人贏得了民心，那麼君王就會失去話語權甚至支配權，這自然不能被君王忍受。

再結合各個時期文臣的待遇，我們就會看到康熙時期是主張治統和道統的合一；在雍正時期則是主張寧用家奴，不用名儒；最後，在乾隆時期，他的想法又是讀書之人，猶如倡優。

不管怎麼說，我想他們最終的想法都是“天下之大，唯我獨尊”的意思吧！

我想題主問的是康雍乾時期為什麼沒有明義直言的“諫臣”？

“諫臣”或“諫官”，指規諫君過之臣。《孔子家語 子路初見》指出，“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

說起諫臣，商有比干，唐有魏徵，宋有包拯，明有海瑞，到了清朝，卻沒有後人傳頌的諫臣。

究其原因，清朝自順治皇帝以後為加強集權，壓窄言路，使敢諫官員被打壓，致使了部分決策失誤，國力發展日衰，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

努爾哈赤作為滿族興盛的奠基者，治國經驗豐富，在納諫方面亦有獨到的見解，建立了旗主貝勒議事制度，不斷申明求言納諫的重要性，注重納諫。

皇太極統治時期，設立都察院，規定都察院官員為朝廷諫諍之官，可以諫諍君主，監督諸王貝勒大臣。

入關後，清承明制，設立六科，六科給事中掌諫諍封駁，為獨立的諫議機構。都察院和六科的設立及執掌的明確，標誌著清代的諫議制度初步確立起來。

入關之初，官員在制度建設方面的諫言，基本都能被採納，使得清代國家機器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正常運轉。

順治在維護滿族的利益方面不遺餘力，對待剃髮、逃人等問題的諫諍，以皇權的勝出和科道官（都察院、六科官員）的敗北告終。科道官因直言諫諍，被貶黜者甚多。

康熙可算是開明之主，但在“禁海”、“遷海”問題上不聽諫言，給沿海經濟帶來沉重災難。

雍正為加強集權，下詔將六科併入都察院，臺諫合一，壓減諫議勢力；同時全面推行密摺制度，六科給事中的封駁權已名存實亡。

乾隆中晚期，帝剛愎自用、聽不進逆耳忠言。

嘉慶、道光在統治前期，能夠勵精圖治、廣聽博採，但缺乏持之以恆的決心和力挽狂瀾的果敢，清王朝興盛的局面不再。

在清朝歷代皇帝刻意防範、打壓下，科道官已沒有了直言敢諫的銳氣，是清朝由盛轉衰的原因之一。

提到文字獄，當數清朝時期的文字獄最為嚴重。康雍乾時期的文字獄已經到了捕風捉影，草木皆兵的程度。一點點小事，都可能被雞蛋裡挑骨頭，扣上侮辱皇室的罪名。所以，就算有文人真的不滿，為了一家老小，也是不敢輕易開口啊。

康雍乾時期的文字獄到底到了哪種程度呢？給大家舉個例子，懼內頂多算是家庭問題，怕老婆怎麼能成為一個罪狀呢？可是偏偏有一個人因為怕老婆而被扣上了對君王不敬的帽子，最後被抄家。這個人是誰呢？

乾隆時期有一個正三品的文官，名叫尹嘉銓，因為他在朝廷當官，他的老婆卻嫌棄他沒有出息，空有一個官職，沒有啥實力，讓他去找乾隆皇帝要賞賜，而他因為怕老婆，只好去找皇帝，但是乾隆九五之尊，怎麼能你向我要賞賜，我就給你呢，乾隆不同意。尹嘉銓回家又被老婆訓了一頓。

過了幾年，他老婆再次慫恿他去找皇帝要封賞，他不好意思再去，就讓兒子拿著自己的信去找乾隆，要他賞賜自己。第一封信要求乾隆給自己的父親一個諡號，第二封信希望乾隆將自己父親的牌位放到孔廟中去。乾隆聽了這兩封信，被這個小小文官氣笑了。他不僅沒有同意其信中所求，還派人把尹嘉銓的家給抄了。他是個文人，家裡自然少不了有很多書籍。這正好給了乾隆挑刺的機會。乾隆讓人從這些書籍中找出了一些對皇帝不敬的言辭，給他定了個對王朝不敬的罪名。

那些所謂的對皇帝不敬的言論，只是文章中提到的帝王中沒有自己，這樣給人定罪其實是雞蛋裡挑骨頭了，但也恰恰證明了康雍乾時期的文字獄有多麼的殘酷。康雍乾時期，文人面對文字獄的無辜屠殺卻不敢發聲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如果你因為不當言論或行為被盯上，無論你有沒有說過大不敬的言辭，都能被“無中生有”，被雞蛋裡挑骨頭，最後承擔抄家滅族的風險。

在明朝時期，跟皇帝對著幹在文官中間是一種風氣。以嘉靖年間的大禮議事件為例，楊慎為首的文官跟皇帝在朝堂上開幹，嘉靖命令錦衣衛記下那些人的名字準備秋後算賬，誰知這群人踴躍報名以此為榮。到後來被拖出去脫褲子廷杖，也成了榮耀的事情。這種現象到了清朝時期就絕跡了，兩個朝代有什麼區別？中間有經歷過什麼呢？

明朝時期，除了前兩代皇帝，基本上都是有底線的，很少搞那種滿門抄斬的大動作，即便是本人被殺頭了，也不抄沒家產，自己的家人仍然能過著優越的生活。這種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讓那些文臣沒有了後顧之憂，所以他們的膽子也大了起來——不跟皇帝唱對臺戲書不就白讀了麼！

等到了崇禎年間，這種情況達到了頂峰，皇帝拿那些官員一點辦法都沒有。這些官員也看出來大明是沒戲了，都囤積著財寶準備迎接新皇帝，爭取當個開國之臣。在他們的理念裡面，無論誰當皇帝，想治理國家都得用他們這些“有文化”的人，所以都信心滿滿。

然而1644年，進入北京的李自成告訴他們——沒有這些“文化人”老子一樣可以治國，這些前明官員們主要用來還是提供軍餉吧。當年崇禎苦苦哀求就差給他們磕頭了都籌集不出30萬兩軍餉，闖王的效率明顯高得多，製作了幾千副夾棍，三個月不到搞出來6000多萬兩！這還只是在北京。

大明有難時一些人作壁上觀，大明滅亡時更不可能有人殉國，畢竟水太涼了。1645年，順治二年滿清南下，這些人準備好了效忠新朝廷。但是，滿清發布了剃髮令，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讓士林們接受不了了。大明亡了無所謂，但是腦門上的頭髮一根不能少，跟他幹！就這樣，被清兵和投降了清兵的漢兵殺了一茬，死了很多人。

當然還有很多識時務的人，保命為上按照要求剃髮，畢竟頭皮太癢了。可是等了十幾年了這些人期望的“求賢令”沒出現，在明朝時他們可都是名士啊，出仕那都得要進朝堂的，去當地方官那是給崇禎臉呢。結果呢，你們大清朝連個縣令都不給，憑什麼？我們把頭髮都剃光了啊！現在造反，已經沒有那個膽子了，只能借題發揮。正好清廷也早就看這群酸子不順眼，這樣兩方一拍即合就造就了順治十八年的江南三大案——奏銷案、哭廟案、通海案。殺死了很多舉人，秀才。

這還不算完，清廷發現，這些文人整天無所事事暗諷朝政，尤其是話裡話外嘲笑蠻夷，這是他們的痛點，決不能接受！就此開啟了“文字獄”的行動，從順治到乾隆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實施了180多次，殺得人無數。以“明史案”為例，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一方面消除了不同的聲音，另一方面透過抄沒這些人的家產（窮人家誰閒的蛋疼去寫書）發了大財，對滿清來說一舉兩得。

透過這麼一茬又一茬的殺頭，別說抗議了，就是那些敢說真話的人都被殺絕了。所以，明朝皇帝朱厚照下一次江南就被文人指著鼻子罵成“昏君”，那個弘曆6次下江南反而都是山呼萬歲，無數奇珍異寶絕色美女貢獻於前，真是“明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