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一生做過很多事，也可以說他一生只做過一件事，那就是創造了“萬曆中興”，為明朝延續了數十年的國祚。

對於明末而言，張居正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核心的靈魂人物。

明末可以沒有萬曆，但是絕對不能沒有張居正。

張居正也當得上“明朝第一首輔”這個稱謂，在他之前沒有哪一個首輔擁有他那樣的權力，在他之後更沒有。

他之所以能夠創造萬曆中興，也正是因為他手裡所擁有的權力讓他能夠隨心所欲地施展他的能力。

他的權力有多大？

張居正曾經說過一句話，“吾非相，乃攝也”！

你們以為我是宰相？那你們恐怕想的太少了，我不是宰相，我是攝政！一切朝政都是我說了算！

我們也知道張居正沒少用帝師這個身份訓斥萬曆，可歷史上這麼多帝師，有幾個帝師敢像他這樣？

沒有，一個都沒有。

魏徵是歷史上出了名的直臣了吧？當然他不是帝師，他每一次進諫其實都很講究策略，根本就不敢像張居正那樣開口就訓。

張居正訓斥兒子都沒有訓斥萬曆那麼狠，這也是萬曆掌權了之後要抄了張居正的家的原因之一。

那個時候的張居正，雖然只是內閣首輔，但是權力卻已經壓過了萬曆的皇權。

這也是他敢說“吾非相，乃攝也”這種大逆不道的話的原因，也是他能夠被稱為“明朝第一首輔”的原因。

張居正這個首輔，權力可以說空前絕後。

張局長一生的功與過，其實也已經完完全全地融合進了他一生所做的那件事之中，也就是創造萬曆中興。

我們都知道萬曆皇帝有一樁大功績，那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萬曆三大徵”，讓明朝最後一次壯了國威。

倘若沒有這三大徵，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評價，恐怕還得往下跌好幾個檔次。

因為萬曆皇帝這個人太喜歡鬧小孩子脾氣了，拿一個國本之爭來說，他爭不過滿朝士大夫，他怎麼做？

他乾脆來了一招“三十六計，躲為上計”，我就算爭不過你們，那我也躲得起你們。

然後，萬曆就讓國本之爭硬生生地拖了幾十年。

沒有了三大徵，真的很難想像萬曆皇帝最後的評價會有多糟糕。

哪怕有了三大徵，史書也給他扣了一個“明實亡於神宗”的帽子。

我個人雖然並不贊同這個觀點，然而三大徵給萬曆皇帝個人所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可是，萬曆皇帝為什麼能夠打贏三大徵？

嘉靖皇帝后期鬧了小几十年，明朝的家底幾乎已經快被耗光了，到了隆慶時期雖然有所緩和，但也沒能阻止衰敗。

隆慶之後，就是萬曆！

萬曆哪來的家底讓他打三大徵，哪來的家底讓他把國本之爭硬生生拖了個小几十年？這一切就得益於張居正。

張居正自柄政之始，就給明朝來了一劑猛藥。

兩個字，改革。

改革這兩個字不論是放在哪個朝代，它其實都是一劑猛藥，非果毅之人絕對堅持不下去。

張居正改革之前，上一次轟轟烈烈的大規模改革已經是500年前的王安石變法了，由此就可見改革難度之巨。

王安石是遇到了支援改革的宋神宗，而張居正則恰好是遇到了年幼的明神宗。

兩個神宗，相距500年！

張居正之所以能夠以內閣首輔之身，而行攝政之權，其實也是多虧了萬曆皇帝年幼而不能親政。

倘若萬曆即位的時候已經成年了，那麼張居正可能就只能和高拱、徐階他們一樣，根本不可能擁有攝政之權。

張居正一旦沒有了攝政之權，他也就沒有機會那麼大膽地改革了。

總之，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之後，抓住了萬曆皇帝年幼不能親政這一漏洞，不斷地將權力攬之於身，從而以閣權壓皇權。

隨後，又憑藉手中的權力發起了歷史上的第三次大改革，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明朝的國勢，讓明朝有了豐富的積累。

張居正花了10年的時間，為了明朝，或者說為萬曆積累了一大筆豐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財富。

萬曆掌權了之後，才得以憑藉這筆財富打贏了三大徵，還任性地鬧了小几十年，明朝也才得以因此再續數十年。

否則，別說三大徵了，單單長達幾十年的國本之爭很可能都會把明朝拖垮。

張居正之功，不可謂不大。

當然，張居正也非完人，至少他在生活作風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不過也是瑕不掩瑜了。

只可惜，萬曆被張居正打壓了十年，對他已經充滿了怨氣，所以也就不顧他那十年之功而清算之。

張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的幼年名字叫張白圭，號太嶽，生於江陵縣（荊州），故被稱為“張江陵”。張居正是明朝政治家、改革家，是明朝最有名的內閣首輔大臣。張居正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推行“萬曆新政”，掀起了明朝最具深刻性的政治經濟改革，所以，史上稱張居正為著名改革家。

張居正是明代政治舞臺上的風雲人物，他在明代政壇上的表現十分精彩，他的政治表演出神入化、遊刃有餘，是明代令人關注的政治明星。

張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進士，隆慶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並任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1572）前後，張居正與司禮監主事太監馮保聯手，扳倒了高拱，從而代替高拱成為內閣首輔，晉中極殿大學士。內閣由張居正主持，朝中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十多年，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為明王朝腐敗的政治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他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守北疆，重用北邊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維護邊疆安寧；他以“考成法”考核官吏，大大提高政治效率。他是明代唯一的一位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

可是，張居正死後不久，卻被明神宗抄家，後世對他的功過也產生了爭議，張居正一生的功過到底該如何評價呢？

張居正（劇照）

第一，官場升遷快，鬥爭手法嫻熟，升任首輔，但其聯手太監，專權霸道也頗受非議。

張居正出生於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一位秀才的家裡，他少年時就聰穎過人，是荊州府遠近聞名的少年神童。張居正十二歲時參加童試，他聰明機敏，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寵愛，李士翱囑咐張白圭要從小立大志，勤奮努力，以便長大後盡忠報國。李士翱為小白圭改名為“居正”，當年，張居正就做了補府學生。嘉靖十六年（1537年），張居正參加鄉試時因受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未能登榜。顧璘是故意讓張居正鄉試受阻的，為的是讓張居正磨礪志氣。三年之後，張居正順利透過鄉試，成了少年舉人。顧璘看出張居正有將相之才，對他非常賞識。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

入選庶吉士成了張居正在官場的起點，他很幸運，教育他的有內閣重臣徐階等。徐階是政治權力術方面的好老師，他重視經邦濟世之學問。張居正在徐階的培育和引導下，努力研探朝章國故、治政方略。徐階的政治見識和學問讓張居正有了政壇鬥爭的見識，這為他日後的政治生涯準備了不可缺少的政治學識。

當時，朝中正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內閣的兩位大學士夏言和嚴嵩為爭奪首輔之位鬥得不可開交，後來，夏言奪得首輔之位，但他卻被嚴嵩進讒言陷害而遭殺害，嚴嵩成了內閣首輔。

對於朝局中的激烈爭鬥，張居正受他的老師的影響，能冷靜觀察和深入思考，經過兩年多的觀察，張居正覺察到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的鬆懈是當時最嚴重的問題，於是，張居正上了《論時政疏》，指出了存在著"臃腫痿痺”的五種弊病，而排第一位的是“血氣壅閼”之病。他認為朝廷政治管理機制存在著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推諉扯皮、消極懈怠、難以協調等“病態”現象，這嚴重影響了治政效率，使管理機制的執行嚴重不暢。此時的張居正已經看到了當時朝廷的嚴重弊病，這也是他後來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立腳點。

張居正以中醫的術語來比喻政治體制上所存在的種種弊端，這本來是比較深刻的見解，但由於他在朝中的地位低，觀點雖正確，但卻沒有能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時，張居正認為他發揮作用的時機還沒有到，於是，他例行公事上奏章，但並沒有特別顯眼地奏疏上呈。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張居正因生病請假回到了故鄉江陵，整整休假了三年。在這一段時間，他利用遊山玩水之機四處考察，發現了一些社會問題，他寫下了《荊州府題名記》，指出民窮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參看《張文忠公全集》卷九）。 民間疾苦使他感到責任重大，於是，他重返政壇。

四年之後，他進入翰林院，他雖有強烈的責任感，但他並沒有表現出張揚之舉，在朝中的政治漩渦中，他學習他的老師徐階，不入黨群，冷靜觀察，相機而動。

接下來，張居正開始升官，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張居正任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而徐階乘機推薦他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張居正利用在裕王府的機會，結識了朝中的很多重臣，積累了廣泛的人脈資源。任裕王侍講是使居正在官場上邁開了一大步，裕王是未來的明穆宗，張居正在裕王府的經歷成了他潛在的政治資源。

張居正的老師徐階很有政治手腕，在嚴嵩專權時，徐階與其同朝為官，起初徐階與嚴嵩意見不合，後來他改變策略，順從嚴嵩，但是，當嚴嵩之子嚴世蕃橫行霸道而讓嘉靖帝感到反感時，徐階及時向嘉靖帝靠攏，極力奉承嘉靖帝，從而討得嘉靖帝的喜歡，隨後，徐階被加少保頭銜，兼任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機務；後來，徐階密奏咸寧侯仇鸞之罪，使嘉靖帝殺掉了仇鸞，徐階得寵，加太子太師頭銜，其地位僅次於嚴嵩。最後，鄒應龍告發嚴嵩父子，嘉靖帝下令逮捕嚴世蕃，勒令嚴嵩退休，徐階順利地取代嚴嵩而成為內閣首輔。

徐階成為首輔對張居正在官場的前途影響很大。徐階繼任首輔之後，立即改變了嚴嵩時的弊政，其中有一條是大量提拔新人進入高層，張居正、高拱等逐漸得到升遷。張居正輔助徐階推行一系列新政策，減輕百姓負擔，清理鹽稅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去世，徐階負責起草遺詔，他讓張居正幫助起草，他們將大禮議中因反對嘉靖帝而獲罪被罷免的大臣進行平反，使朝廷的風氣大變。不久，張居正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一個月之後，張居正與裕王潛邸講官陳以勤一起入閣，張居正仍為吏部左侍郎，併兼東閣大學士。同年四月，張居正升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年紀大了，退出內閣，次年，高拱進入內閣兼管吏部，接替徐階執掌內閣大權。此時，張居正雖在內閣中居次輔之位，但其活動方式卻沒有徐階為首輔時方便。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年僅十歲的朱翊鈞繼位，遺詔讓內閣首輔高拱、次輔張居正與高儀三人為顧命大臣，但馮保等中宮矯遺詔，馮保自己也成了為輔臣之一。神宗皇帝朱翊鈞登基之後，馮保由秉筆太監晉升為掌印太監，協理李太后負責培養和教育小皇帝，馮保被神宗皇帝稱為“大伴”。

此時，張居正迎來了好機會，高拱因議論“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等，被馮保告發，神宗帝的生母李太后對高拱很氣憤，張居正抓住時機與馮保聯手，在李太后的支援下，排擠高拱。李太后以“專政擅權”之罪將高拱譴回原籍，張居正順利地升任首輔，並加左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依附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登上首輔之位，他的這一政治招數繼承了徐階政治權術的真諦。

張居正執掌內閣首輔之權後，立即推行改革，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方案，旨在整飭吏治、富國強兵。於是，張居正推行了轟轟烈烈的“萬曆新政”。

張居正與馮保（劇照）

第二，推行“—條鞭法”，減輕民眾的賦役負擔，但卻未能根除權臣的橫徵暴斂。

何為“一條鞭法”呢？

簡要說，“一條鞭法”就以州縣為基礎，把所有的賦稅統一歸為一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所徵收的各種經費和所有徭役統一編派，併為“一條”，總歸計為一項稅賦。就像是“一條鞭”，將所有稅賦都歸為一體了。

之前，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而在所規定的徵收上名目上又分為各種各樣，專案繁煩，很難弄清楚，而實行“一條鞭法”之後，將所有專案歸為一體，統一徵收，使徵稅官員容易掌控，也使百姓能很容易弄清楚。如此一來，原本靠稅賦名目繁多、稅項不清而從中貪汙的官員就很難下手了。

此外，關於徭役徵派，之前也分為多種，有裡甲、均徭、雜泛之分等。其中，“裡甲”按戶計徵，不役者納“門銀”（戶銀）；而“均徭、雜泛”按丁分派，其中應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銀差（納銀代役）之分。

實行“一條鞭法”之後，取消了“裡甲”之役，將應徵的全部門銀，同丁銀合併在一起。而“丁銀”的計算辦法，是將力差的“工”（勞動）和“食”（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折算為銀；如“銀差”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銀耗”（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然後全部役銀以“丁”和“地”或（田糧）兩大類因素統一編派徵收，即所謂“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

如此一來，戶不再是役的一種計算依據，而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地”或“糧”中。

賦、役之中，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之外，其餘“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為僉募”，僱人從役。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伐薪、修路、搬運、廚役等一概免除。現在，賦役折銀徵收，方便多了，而且，這一方式體現了商品貨幣的發展成果，而且反過來也進一步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

張居正所推行的這一套新的賦、役政策實際上是化繁為簡、將賦役折銀的方式來徵收，將稅役政策精確化、方便化了，這使稅賦管理更有序，更具有科學性。

萬曆六年（1578年），在推行新政策之初，張居正先搞試點，他選擇福建作為試點，先清丈田地，摸底計算，摸清徵收稅賦的基礎。而經過試驗，福建民眾感到新稅賦方式方便多了。

試點推行獲得初步成功之後，張居正於萬曆八年（1580年），上疏萬曆皇帝，獲准在全國範圍逐步展開清丈土地的行動，並在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第二年，張居正正式以首輔身份，代表皇帝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

張居正還施行了相應的懲罰措施，他規定地方官徵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給予處罰。至萬曆四年（1576年）年底，就有至少30名地方官員犯了此規定而被處罰，包括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山東二名，河南九名等。處罰措施保證了徵賦的順利施行。

“—條鞭法”的實行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是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根本性的改革。其影響非常大。一是它將賦役專案精確化和清晰化，使徵收手續更方便、更有效；二是使賦役合一，折銀徵收，有利於是賦役向“攤丁入畝”推進；三是促進了萬曆年間財政狀況一定程度的好轉，使太僕寺存銀（約四百萬兩）和太倉存銀總計達近八百萬兩。

“一條鞭法”的實行，改變了嚴嵩當政時期極為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官吏的舞弊、貪汙，尤其是取消力差，使農民有更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減輕了賦役給農民造成的不合理負擔，總的來看，新的稅賦政策是積極有效的。

但是，“一條鞭法”也有其弊病和缺乏解決深層問題的侷限性。比如，對所實行的賦役只有簡化和精確性的好處，但卻沒有對徵收總額進行規定，這給負責徵收的官員留下了橫徵暴斂的縫隙。再如，對於明中葉土地兼併的嚴重狀況所帶來的壟斷地主對佃農的暴虐盤剝並沒有能改變，解決不了佃農的根本難題；再次，明中葉以後朝廷不斷膨脹的財政需求和高層權貴非法征斂，是賦、役統一化和精簡化並沒有能解決根本問題。顯然，對於明王朝病入骨髓的經濟剝削惡疾，“一條鞭法”只是治標不治本。張居正的賦、役政策的改革只能暫時改變了萬曆朝的財政困境，治不了明王朝的絕症。

神宗皇帝畫像

第三，實行“考成法”，革新吏治，提高治政效率，但條例過嚴，也埋下禍根。

張居正年輕時就已經看出了明王朝政治機制存在"臃腫痿痺”的現象，朝中吏治腐敗，效率極低，在他任內閣首輔之後，他有權力改變機制的“病態”和吏治“頑疾”，因而，他開始積極推行政治改革。

萬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萬曆皇帝，建議實行“考成法”，萬曆皇帝照準。

“考成法”堅持一個基本準則：“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其主要目的是改變官僚爭權奪勢、翫忽職守的腐敗之風。在張居正看來，當時朝政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吏治不清”，朝中官員職責不明確，拖沓成風，賄賂盛行，民不聊生。所以，他強調必須“課吏職”，推行對於官吏的考核制度，對於翫忽職守的官吏必須進行淘汰或懲罰，以消除人浮於事的狀況。

於是，張居正實行明確職責管理制度。他以內閣控制六科，以六科控制六部。這就是，給予給事中以獨立的權力，讓其掌印長官都給事中對於六部有監督許可權（《明史•職官三》曰：“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將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給事中，從六科都到各衙門官吏，層層考試，使上層對下層，下層官員對自己的職責和任務都能心中有數，能事事辦理很有條理。

“考成法”的實施辦法是，由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底，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當責任官員每完成一件，便在賬簿上登記一件，如完成不了，必須如實申報，否則論罪處罰。此外，六科也可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閣也可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制度化監督方式，以內閣統領監察部門，再以監察部門來監督六部，並以六部統率文武百官及地方官員，形成了一套較完善的官員考評機制，以改變以前懶政拖沓的“吏治不清”現象。

張居正對“考成法”的實行以嚴厲的懲罰措施來作維護其權威性，自實行之後，有巡撫、撫按官員54人被處罰，其中鳳陽巡撫王宗沐、巡按張更化，廣東巡按張守約，浙江巡按肖廩等，因離完成登記任務的目標太遠，被罰停俸三月等。

“考成法”實質上就是一種量化考核的管理方式，使各級官吏能職責明確、任務明確、監督明確、賞罰有據，它有效實現了考評與糾偏相結合，改變以往僅僅靠吏部來運作的官員考評。它的實行大大提高了各級衙門的辦事效率，以明確的措施來督促各層官吏去按時按質完成任務。

說白了，張居正是透過“考成法”所實行的是一種以考核制度來管理官員的新型管理措施，以替代以往以人來管人的“人治”措施，所以，官吏的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朝廷發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考成法”是積極有效的，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由於考核指標的過度硬化而給各級官員帶來了很大壓力，致使官吏中有不少牴觸情緒，這打擊了官員的積極性。簿記方式的管理失去了對於人的激勵，壓抑了官員的創造性和自覺性，甚至讓一些官員很有怨氣。這也是造成張居正死後被清算的原因之一。張居正嚴厲甚至苛刻地整治腐敗官吏，積怨於朝中大臣，為他自己埋下了禍根。

張居正故居

結語：卓越的政治成就，但卻成了蔑視主上的罪過，死後被清算。

張居在內閣主政十多年，其專權攬的程度超過了徐階、高拱甚至嚴嵩，他在政治上所推行的“考成法”等改革措施，充分體現了他超強的政治管理能力，可是，他執掌朝中大權，也就意味著神宗皇帝的權力被削弱，儘管這是當時張居正推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但張居正的當權便是神宗帝皇權的失位。張居正在世時，神宗皇帝尊重他，基本上順從他的意願，但是，這無形中卻使張居正成了神宗皇帝的潛在對手，在神宗皇帝看來，張居正雖效忠國事，但卻專權擅政、蔑視主上，這在朱翊鈞心裡是一道過不去的坎。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曆7月9日），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病逝，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但是，在他死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張居正生前竭力推薦的官員潘晟，這是張居正開始失寵的訊號。接著，言官把矛頭直接指向張居正，於是，神宗便下令抄其家，並削盡其宮秩，剝迫張居正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等，以罪狀示天下，張居正險遭開棺鞭屍，其家屬或流放，或餓死。在張居正活著的時候，朱翊鈞是一個很聽話的“乖乖”年輕皇帝；而在張居正死後不久，朱翊鈞變成一個狠角色，對此，張居正能意料到嗎？

當然，神宗皇帝對張居正的死後清算並不能抹去張居正的卓越政治成就。張居正所推行的新政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之一，是繼管仲、商鞅、秦始皇、隋煬帝、王安石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也是最成功的改革，其影響十分深遠。

在經濟上，他所推行的“一條鞭法”等制度，其改革幅度之深，成效之顯著是其他時期的改革所無法相比的；在政壇上，他雖不是丞相但卻勝於丞相，在上面，他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援；在朝中，他與司禮監掌印太監攜手，在政壇角逐中長袖善舞，對權力的掌控達到了明朝內閣首輔的頂峰；他起衰振隳、力挽狂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統治階級與廣大民眾的矛盾；在邊防上，他奇蹟般地在北疆化干戈為玉帛，緩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國祚。

張居正為延長明王朝的壽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也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打下了較好的基礎，他所主持推行的“萬曆新政”成了古代改革的一個典型事例。

張居正是明朝的政治明星，他既是效忠國事的典範，又是專權擅政的典例。正如紀曉嵐所評述的：“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後譭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梁啟超說：“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著名哲學家熊十力對張居正的評價更是引人深思：“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原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參看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我認為是功大於過的，當然這是從結果論上來說，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來說的，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有所提高。

嘉靖之後其實明朝已經走進了王朝末路，亡國之像已經表現出來，嘉靖皇帝沉迷於煉丹長生不老，也是個不愛理政的皇帝，廷上有權臣嚴嵩嚴世藩，權傾天下二十年，是明代六大奸臣之首，戲曲中也有一部分是說這個的。據說王世貞寫的《金瓶梅》就是含沙射影的說嚴世藩，說的遠了。

隆慶享國之日淺，首輔高拱也不過如此，只能說合格，而這種人平常年代還可以，但是這個時候就不大行了。

高拱被趕走之後張居正擔任首輔，張居正深深地感到不改革不行，他和商鞅一樣對明朝進行外科手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條鞭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確實為財政收入作出了巨大貢獻。

其實張居正並非一條邊，而是兩條邊，一條搞財政另一方面就是長城。長城其實修的最多的是明朝，比如現在長城最有名的八達嶺一段就是那個時候修建的，此時外患主要還是蒙古，這段長城確實起到了作用。

一條鞭法就要清丈土地，明朝是個小農經濟國家，農業稅佔明朝財政收入的大頭，繳稅的土地越來越少，有很多土地都是不交稅的土地。這樣張居正幾乎是頂著巨大的壓力政策才能實行下去，而且他辦的很好，至少比王安石的改革成功，而是太后和皇帝也支援他。

經過測量繳稅的土地增加了五分之二之多，這樣明朝的財政困難迎刃而解，國庫也終於有了盈餘，如果不是張居正的改革或許萬曆三大徵肯定是沒錢打的，這也是大明最後的輝煌了。但是張居正死後被抄家，自己的改革也被萬曆毀掉了。

有人以抄家抄出十萬兩來說張居正貪財，賣官。其實張居正雖然用人為賢為親，但是換個角度，如果張居正不把那些頑固分子都搞下去，改革是難以進行的，畢竟這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賣官也不可能，作為大明首輔，掌握大權十年，說實話這點錢確實不多。我們也應當看到當時時代的侷限性，嚴嵩抄家得白銀二百萬兩，黃金三萬餘，古玩字畫無數。

又比如張居正的老師，首輔徐階，他光田地就有二十萬畝多。這麼一比較張居正簡直就是一個大清官了。

張居正，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他輔佐皇帝，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

明朝開國依據“四書”教條釐定各種財政制度，由於這些制度難以根據形勢加以調整，導致財政上的死板和混亂，官員俸祿非常微薄，因此不得不尋求他路以增加財產收入，同時伴隨產生地另一個問題是文官體制有著巨大弊病，如行政效率低下、結黨營私、缺乏應急能力諸如此類。張居正擔任首輔後便以天下為己任力圖憑一己之力扭轉大明朝的頹廢之勢。.張居正下令清丈全國土地，清查溢額脫漏，並限三年完成，在此基礎之上上採用一條鞭法，作為全國通行的制度。此外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同時知人善任，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人，保衛邊境安全等。

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在他人的鼓動之下對其張氏家族進行了清查。張居正被秋後算賬是生前的種種行為所埋下的禍根所致。一方面是多次與人交惡，樹敵太多，帶有強烈獨裁色彩。張居正以職責為重，往往忽視了其他群體感受，下屬處理事務不當，便橫加指責，引起他人仇恨，此外改革中某些措施觸動當時文官集團的利益，引起文官集團的集體反感。另外張居正對官員的任用罷免多數由於自己的個人憎惡。另一方面張居正功高蓋主，留戀權位。張居正因皇帝年幼，事無鉅細皆親自處理因此政績方面建樹甚高，以至於內閣成員不敢與張居正以同事相稱。同時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慣例應該停職守孝，然而張居正守孝期間卻以素服辦公，違反禮制。

從張居正功過方面來看，張居正還是功大於過。張居正病危之際仍為大明國事而操勞，試圖為改變大明王朝的命運盡一點微薄之力。張居正被稱為大明第一首輔也是擔當得起的。

有些人說張居正不應該獨裁 不應該這啊 那的 你們有沒有想過他不這樣做 能改革的了嗎 他實行的改革 得罪了所有計程車人階級和大量不用繳稅集團的根本利益 如果張居正跟他們這些鼠目寸光只有自己私人利益不顧國家利益族群利益的人 扯皮拉筋這個改革估計永遠都改不了 你們說張居正不培養接班人 萬曆就是他接班人 只是被那些利益集團 三人說虎離間了關係 最後只能人亡政息 知道家天下里 就張居正為萬曆想 那些利益集團只有自己利益 天下是家的 豬家亡國滅種 和他們沒有關係 大不了換個老闆 萬曆的媽懂得這個道理 配合張居正完成改革 萬曆不懂或懂得 只是他極度自私 只管自己身前快活那管死厚洪水滔天 明亡於萬曆

萬曆皇帝在位的年代，被稱為明朝第一首輔的張居正得到皇帝和太后的支援，他當政時期也是內閣權力最大的時期。在政治上，張居正透過對馮保的拉攏，使得司禮監、錦衣衛、東廠等站在了自己這一邊，在軍事上，他任用了出色將領戚繼光和李成梁，保障了國家有著一個安全的發展空間。這樣的張居正，已經是軍事和政治上的實質最高領導人了，可以說是無冕之皇。政績斐然的他，獲得了中極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太子太傅、太子太師、上柱國等諸多頭銜，權傾朝野。

張居正生於公元1525年，曾名“白圭”，從小的時候便十分聰明。在他13歲的時候就參加童試，並考上了秀才，於自己多年未考上舉人的父親平起平坐了，準備三年後和他爹一起考舉人。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喜愛並親自接待了他，臨走的時候為其改名“居正”，希望他日後報效朝廷。

在嘉靖十九年，16歲的張居正就已經考上了舉人。當時的湖廣巡撫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嘉靖二十六年，23歲的張居正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庶吉士的功名，並被授予了翰林院編修的職務。世宗後期，居正升任右中允，與時任國子監祭酒的高拱關係良好。由於超高的情商，張居正亦是當時少數能與兩大重臣嚴嵩與徐階都能保持良好來往的官員之一。張居正與朝廷中宦官和權臣都有密切關係，《張文忠公全集》中記載其《論時政疏》不被採納，之後嘉靖皇帝在位時期，張居正便再也沒有上奏過。這對他後來的仕途與施政都有著很大的影響，但也埋下“禍發身後”的悲劇。

神宗萬曆初年，張居正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當時神宗年幼，張居正得到當時攝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軍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決，前後當國十年，實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明史紀事本末》一書中記載，萬曆五年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官制應守孝三年，但是張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援下提出奪情，一時間遭到多方面的劇烈攻擊。為了使改革順利進行，張居正不守孝，杖罰領頭反對的官員，強力壓制反對意見。最終事態平息，但張居正也受到了大多數官員的敵視和非議，落上了貪權不孝的罵名。

萬曆七年時，神宗因夜與宦官張鯨遊玩時行為不檢，遭到李太后訓斥，張居正為皇帝寫了罪己詔，由此埋下日後的禍根。一次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朝的大臣無不大驚。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連皇帝都有所忌憚。《張居正大傳》中記載，通州縣知縣張倫為了迎合張居正，拍足張老太太馬屁，老太太對張居正說：“一路煩熱，到了通州一憩，才有如遊清涼國。”張居正提拔張倫為戶部員外郎。對於晚年的生活有人指責其驕奢、專權，兩個兒子分別中狀元、榜眼，也被世人所議論不休。

但是張居正依然功於社稷，《明神宗實錄》記載張居正在位期間“十年內海寓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

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了，史書上說張居正死於痔瘡，但是現在的醫學認為他實際死於直腸癌。人走茶涼，萬曆皇帝下令抄了張居正的家，。至天啟時方恢復名譽。崇禎時“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為張居正徹底平反。識者感慨其“功在社稷，過在身家”。《明史》評價他功在社稷，張居正故宅有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張居正為什麼會被稱為明朝第一首輔？這是因為張居正實行了新政，這個變法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

張居正改革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壽命。

還成功的解決掉朝廷的財政危機，弼成萬曆初年之治，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更體現在對近代前夜國家統一與社會轉型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一條鞭法是介於“兩稅法” 與攤丁入畝之間的賦役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賦役制度的演變中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張居正一生的功與過

功：政治上，實行考成法。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明長城”。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翫忽職守的腐敗 之風。

在執行上，他“信賞罰”，“持法嚴”，使賞罰有準，不姑息。

在軍事上，讓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

在土地上，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

過：

在位期間過於獨斷專行，破壞了隆慶朝建立起來的君臣關係

用人方面可說是是他最大的失誤，當時的朝廷有兩派人，一派是他的親信，另一派是他的反對者。

加強專制控制，則是張居正執政的主要特徵還有禁止書院講學等等

或許這世界上唯一能瞭解張居正的只有他自己。世人評論張居正，有人說他驕縱、獨裁、狂妄；也有人認為他是能臣、勤勉、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

作為一個政治家，其人格是複雜的；而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受到指責、猜疑、批判更是豐富多彩，或許也只有這樣一個偉人才有資格受到這麼多褒貶不一的評價。

因此，張居正的一生充滿了矛盾，他恢復國家經濟的同時又拉幫結派，讓皇帝厭惡；他勤勉工作卻生活奢靡，被百姓在背後怒罵。

作為一個優秀的工作狂人，張居正僅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一條鞭法”、“考成法”以及“丈量全國土地，要知道古代的沒有現代這樣的科技，在行政效率低下的時代，他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而就是因為這樣的人做了這樣的事，導致衝犯了他人的利益，所以他的改革得不到別人的支援。他沒有朋友，但在他眼裡從基層到內閣的官員都是平庸之輩，他不屑於這些人為伍，不管是申時行還是張四維，張居正從來都沒看的起他們過，所以張居正不需要這些平庸的朋友。

（申時行畫像）

但也恰恰如此，他的改革雖然成功了，可是沒有得力的助手，沒有朋友和接班人接收，最後改革只能被釜底抽薪，自己被掘墓鞭屍時沒有人出來為他說話。

從張居正從執政開始，他就像一根點亮風雨中的大明朝的蠟燭，為大明王朝燃燒盡最後一滴油，可以說所謂的”萬曆中興“，完全是由張居正一人打造而成的。

（張居正的巨型官轎）

然而，這樣一個力挽狂瀾的人物也有著俗氣的一面，巨型的官轎、歌姬成群、生活奢靡。在張居正被抄家時，傻子都能明白以張居正的俸祿是不可能達到這種奢靡程度的。

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明朝時期除了海瑞，哪個又敢站出來說自己兩袖清風，就連民族英雄戚繼光也不敢大聲嚷嚷自己高風亮節。

或許張居正也會說，我替大明王朝奉獻了這麼多，偶爾奢靡一下，怎麼了？

心思細膩是作為一個優秀政治家必備的素質之一。因此，張居正在當政期間從不得罪人，管好自己的飯碗，也捧好他人的飯碗，這為當時的改革順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他伺候好李太后、照顧好馮保、或許除了海瑞整個朝廷上下，張居正都伺候的很周到，以至於他可以穩穩地做好明朝第一首輔這個位置。

然而，因為他的自傲卻讓萬曆皇帝心裡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也許是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又或許自傲的人總希望讓別人以自己為標榜，他對萬曆皇帝的責罵全然不顧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的臉面。

張居正的自傲也為自己種下了一顆被萬曆清算的果實，而這個苦果也只能自己嘗。

說了這麼多，對於張居正的功與過其實有著很好的理解。一個國家、一個朝廷，招收一批人才進來，為的就是讓這些官員出謀劃策提高國家經濟、軍事力量，而不是養著那些尸位素餐、見利忘義的偽君子。

（萬曆十年）

張居正的個人品行或許在世人看來並不好，但他對大明王朝所做出的貢獻是可圈可點的，可以說沒有張居正的獨裁、善政；沒有他的一意孤行地改革，和對國家的力挽狂瀾，哪有什麼”萬曆中興’。

張居正為大明付出自己一生的光和熱，才換來了萬曆王朝的黃金十年，而這十年時間讓世人記住了萬曆皇帝的英明，卻讓張居正背上了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