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對無道的君主的貶稱，一般而言，他們昏聵不明、荒淫無道，對國家和民眾犯下了許多罪行。 比如紂王、秦二世等等。也藉以批判昏昧誤國之王侯。

明君：指英明的君主。分為：奠基創業、統一天下的開國之君，繼業守成、開創治世或盛世的賢君英主，承天命於宇廈將傾、社稷飄零的衰世，勵精圖治、中興家國的中興之主，雖沒有開創國家和締造盛世也沒有中興國家，但是卻鞏固了身後國家的待興之主。

聖君：中國史前的虛構的理想的統治者。比如：三皇五帝。

我來回答

古代封建社會昏君與明君區別大致以下幾點

明君

其一；心繫天下，以人為本，

其二；明辨是非，可以裝糊塗可不能正糊塗，能人善任，顧大局而不小家，

其三；勤政愛民，樹立國法，知道恩威天下

其四；多謀而少兵戈，征伐有度，知禮自律

昏君

其一；親小人，遠賢臣，目無國法，荒淫無道。

其二；多起兵戈，殘害忠良，禍害百姓

其三，不明真假，無能不自律

其四；少謀而無斷，志大而才梳，身死而國滅，國家動盪百姓不安

以上只是昏君與明君的一個大致區別，不能絕對

比如漢武帝，親賢臣，遠小人，立新禮，滅匈奴，徵南越其功績千古傳誦，但多兵戈國庫空虛百姓苦不堪言，晚年寫下“罪己詔”

又如崇禎皇帝，勤政愛民，心繫國家然國家腐朽雖竭盡全力也無能為力國滅身死，百姓苦不堪言

而隋煬帝楊廣多暴政，輕起兵戈，無視百姓，修運河，徵高麗實則暴君。然修運河利萬世，開科舉傳千年

明君、昏君是傳統中國人按照傳統儒家道德倫理定義的概念。大致上，明君的特點是以百姓安康為己任、勤政、節儉、愛惜民力、從諫如流，昏君的特點是荒政、不分忠奸、為一己之私不顧民望，荒淫無度、殘害大臣百姓，遵守各自的道德本分，國家就必然“大治”了。也就是說，國家民族的興衰榮辱取決於人們的道德水平。於是根據其中對皇帝的道德要求，提出了明君昏君等概念。

我認為古代明君必須要具備以下幾點：

1.勤政，不懶政；

2.個人愛好不超過國家大事；

3.關注民生，比如不增加苛捐雜稅，治理水利農田；

4.有效的抵禦外辱，維護國家尊嚴；

5.有幾個拿得出手的政績功績；

而昏君相反, 就是聽信讒言, 相信小人奸人的皇上, 只聽好話不停忠言的. 庸君大概是渾渾噩噩,沒有主見,別人說什麼是什麼, 什麼都聽別人的,而且一般都聽壞人的... 暴力治國,有反對自己多久斬,抄家之類的,殘暴的. 明君 當然就是賢明,知人善用, 懂得聽取忠臣的意見, 把國家治理的很好的皇帝了.

一看歷史行程，如王朝初期，再不濟也是個守成令主，如明英宗，儘管能力未必趕得上天啟，但還是得了“英”這個廟號。

三看文人墨客，筆桿子能殺人啊。君不見，千古一帝秦始皇，號稱祖龍，也被後世書生罵了個狗血噴頭；南唐李後主明明是個亡國之君，還枉殺大將，卻也被人憐惜得緊，認為他是入錯了行，可見歷史終究是由書寫歷史的人書寫的。

歸根結底，歷史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英雄或許可以影響時勢，但時勢卻能創造英雄。

古代人眼裡，罪不及君王，昏君與明君解釋後世給予的，美其名曰諡號或者廟號。

所謂的古代昏君，往往有相同的德行，如：荒淫無度、親佞遠賢、濫用賞罰、暴虐殺戮等等，我們看商紂王、隋煬帝等等都是這樣。

所謂明君，大多是選用賢臣、儉樸為政、在位時勤勤懇懇，為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做出巨大貢獻、深受百姓愛戴之人，當然該君王在位時必定是功大於過的，詳細參考唐太宗李世民。

昏君和明君說實話沒有明確的界限。昏君也做過好事，明君也做過壞事。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昏君和明君的 定性往往來自於後繼之人的評價。如果後繼之人是自己的兒孫，往往會在史書上大肆褒揚其善行功業，隱藏其不好的行為。如果後繼之人不是自己的直系子孫，則多譭譽之詞，其中的功業多為所藏。

舉個最為典型的例子，隋煬帝楊廣弒父篡位，被後世人稱其滅絕人性，對高高麗用兵失利，被人稱為窮兵黷武，愛美人被人稱其為貪淫無狀，總而言之，後世之人稱其為暴君、昏君；在看隋煬帝的外甥唐太宗李世民，他殺兄娶嫂，逼父禪位，對高句麗用兵失敗，後世之人卻仍稱其為少有的明君，很少有人說太宗是個暴君。細想來，二者後世評價不同終究不過“勝者王侯敗者寇”這句老話。隋煬帝身死，子孫被屠戮，隋朝宗廟毀之一炬，之後的繼任者為了立國的合法性，怎會頌揚隋煬帝的功業。唐太宗雖也身死，但後繼者均為其子孫，縱然太宗有滔天罪孽也會為其文過飾非。

所以說，昏君和明君的稱謂都是後繼之人為其增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而給前人樹立的人設。

明君和昏君 。

一字之別，結果卻是千差萬別。

明君的幾個特點:

不戀美色，

賞罰分明，

開疆擴土，

任用賢才，

不信奸言，

（昏君則反之！）

不戀美色:

不貪圖享樂，不貪戀女人，克守體己，才能勤政愛民，知百姓疾苦。

賞罰分明，不信奸言:

不信小人，奸人言語，賞罰有度，不用貪官，敢殺貪官，才能使自己做決斷，不會猶猶豫豫，而是果敢段煉，而殺貪官，才能使國庫豐滿，也能藏富於民。

開疆擴土，任用賢才:

開疆擴土，並不是評判一個君王賢與暴的決定性的因素，只要能做到勤政愛民，保衛疆土，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沒有饑荒，就已經是一個明君了。

而開疆擴土，統一天下，一般都是開國皇帝的標準配置。

這類的代表有:

秦始皇，

劉邦，

楊堅，

李世民，

朱元璋。

其實有幾個皇帝是被誤解為暴君昏君的。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秦始皇和楊廣。

秦始皇之所以被誤解為暴君，跟儒家脫不開關係。

他統一六國，而未殺六國皇族。

他書同文，車同軌，錢統籌，為後來的大漢以及後世這些朝代打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根基。

他焚書坑儒，焚的是禍亂人心的假經書，埋的是妖言惑眾的假術士。

而楊廣，他其實不是昏君，他胸有大志，想要開疆闢土，所以才三徵高麗。

他想百姓安居樂業，所以修了大運河。

他錯就錯在，“太急了”，總想什麼都做，什麼都要，所以才導致民怨沸騰，從而給了李家機會，他爹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開創的大隋盛世，最後都便宜了李家，便宜了李世民，如果沒有隋朝，沒有楊堅，那麼也絕對不會有後來的盛世大唐。

如果他不急，可能歷史就不一樣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具有代表性的昏君，商紂王“帝辛”

他在位期間，搜刮民脂民膏，貪圖享樂，不顧黎明百姓之疾苦。自己修建酒池肉林，並聽信費仲和尤渾兩位佞臣的讒言，聽不進去忠良的直言納諫，最後還賜死自己的叔叔比干。沉溺於女色之中，不理朝政，加重民間稅收。最後天怒人怨，被周武王姬發，滅國。《史記》中記載

唐太宗的英明事蹟，是我們後人為之所見的。正是他在位期間，創造了大唐盛世。他所創造的大唐盛世這件事情是必然要發生的，在位期間體恤民情。不貪圖自己的享樂。聽得進去，賢臣的直言納諫。並且也造就了千古第一“諫臣”魏徵。稱，魏徵為自己的鏡子。

《資治通鑑》中有這麼一段記載，講的就是李世民畏懼魏徵的，魏徵有一次，請假回家上墳，李世民就想著去南山遊玩遊玩，得知魏徵提前回來。便取消了行程。魏徵對李世民說，聽說皇上要出去遊玩，為何取消了呢。李世民坦言怕魏徵責怪於他。

透過對上兩位帝王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雖同為帝王，兩人的作風卻截然相反，一位只貪圖自己的享樂，不顧黎明百姓安危。狂妄自大。倘若心中懷有百姓的疾苦，也不會，做出種種昏庸之事。一位心繫天下，體恤民間疾苦。同時心中也懷有對賢臣的敬畏之心。

窮則獨善其身，富則達濟天下。

明君與昏君，只不過是史書的記載。使書中還記載秦始皇焚書坑儒，可有幾個人記得他一統六國揚我華夏國威，隋煬帝昏庸無道，修京杭大運河，只不過為了他遊覽所需，可誰又知道京杭大運河在今天都發揮著它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過是一些酸腐之儒罷了。

昏君∴驕奢淫逸，貪圖享受，大興土木，忠奸不辨，圖的是個人享受主義，不會顧及百姓臣子的生死;明君∴仁智禮義，勵精圖治，廣開言路，明辨忠奸。一個固定的迴圈是歷朝歷代的開國君王都比較聖明，到王朝的末期都比較昏庸，以致於改朝換代，造就下一個紀元的開始。

古代昏君和明君，現代人的認知，往往是從史書得出來的結論，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儘管史官在當朝多不受到重視，而歷史的悠悠之口，卻能給昏君和明君劃分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文人掌握社會的輿論，厚待文人的皇帝常常留下美名，而文人因言獲罪，或者被打擊的年代，皇帝往往被口誅筆伐，所以我們看到漢桓帝，漢靈帝因黨錮之禍難以翻身，嘉靖，萬曆皇帝因為受不了文人的朝堂爭吵而不開大會，被指責不理朝政。

另一方面，史書由勝利者書寫，我們常常看到文人筆下的夏桀、帝辛，周幽王等末代君王，總是類似的病:驕奢淫逸，暴虐無道，其實很多是後世史官必須有的立場問題。

老百姓的價值判斷其實很簡單，就是茶米油鹽姜醋茶，沒有對百姓太多幹擾，政治清明就是明君。或許這些皇帝並不在開疆拓土，討伐蠻夷沒有太多建樹，但老百姓難得過上了安定的日子，比如很多非歷史愛好者不熟悉的宋仁宗，明孝宗等等；而苛捐雜稅的皇帝，雖然有其外部原因，但皇帝的形象也會受到影響。

現代人在哲學發展交流下，對歷史有了新的認知，無論從歷史唯物主義還是從英雄史觀，都給我們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切入角度，也就有了不同的結論。因此，過去一直形成的昏君和明君的界限在逐漸模糊化。

簡單用昏君明君來概括一個皇帝是不客觀的，就像用好人壞人或者忠臣奸臣來概括一個歷史人物也是不客觀的，因為每一個歷史人物包括皇帝都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往往是對一部分人好而對另一部分人惡，因此評價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應該就事論事一分為二，而不應該一棍子打死，認為所謂昏君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而所謂明君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

所謂勝者王侯敗者賊，史書往往是由勝利者編寫的。比如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昏君暴君商紂王就是被《封神演義》等評書演義嚴重黑化的君主。

《史記·殷本紀》記載說商紂王文武全才，廣聞博見，知識淵博，思維敏捷，相貌英俊，身材高大威猛，力大無窮，可以徒手和野獸搏鬥，是一個智勇雙全的人。其它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撫梁移柱之力”的記述。

帝辛繼位後，定都於沫（前1082年），後改沬邑為朝歌（今河南淇縣）。他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展，商朝國力逐漸強盛。在位期間繼續對人方（周人稱之為東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經歷了長期的戰爭之後最終取得了勝利，並將商朝勢力擴充套件到江淮一帶。

征伐的同時，商紂王還不失時機的把中原文化向四海傳播，進一步鞏固了商朝的統治。河南北部的淇縣（即朝歌）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諺：“帝辛的江山，鐵桶一般。”

客觀地來看商紂王，雖然是商朝的亡國之君，但也做了一點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他開拓了山東、淮河下游和長江流域。然而，開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國力，就要徵兵，就會導致民怨沸騰，這是商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至於著名的紅顏禍水妲己對商紂王的影響力也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蘇氏之女，而有蘇氏一族在商朝並未得勢。紂王晚年熱衷色、食是實，但把這些歸因於妲己，明顯不實。妲己的惡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實紂王“唯婦人之言是聽”的罪名。

英明神武的商紂王會遭遇身敗名裂的厄運與周文王陽奉陰違、伺機篡權地苦心經營，以及周武王處心積慮地製造“輿論”攻勢、惡語中傷是分不開的。

在與各路諸侯會師後，周武王莊嚴誓師，釋出討伐紂王的戰鬥檄文《泰誓》，歷數了商紂王執政以來，像“用婦人之言”、“毀壞三正”以及“離逖王父母弟，斷棄先祖之樂”等“自絕於天”的種種“劣跡”和“罪惡”。

周武王的這一招無疑是毒辣的，但確實是奏效的。他那怒髮衝冠、激烈憤慨般的煽動演講，一下子就把以下犯上的謀反叛亂之戰，變成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正義之舉。

牧野之戰後，周軍隨即攻至朝歌。帝辛登上鹿臺，穿上寶玉衣，投於火中自焚殉國，商朝滅亡。帝辛的死後頭顱被周武王斬下，懸在白旗，兩位妻妾包括妲己的頭顱懸在紅旗上，被送入周太廟祭拜周人祖先。

帝辛自殺殉國以後，被周朝惡諡為“紂”（按：馬屁股後面的革帶，有損貶之意），歷代史書及評書演義也不分青紅皂白，人云亦云，使商紂王蒙受了幾千年的不白之冤。

比如新朝開國皇帝王莽，因為取代西漢建立新朝，而且僅僅十五年新朝滅亡被東漢取代，王莽被後世史書汙衊為暴君昏君奸臣偽君子等，甚至王莽的皇帝身份與新朝都不被史書承認。

實際上王莽一生做過樂善好施的好事遠遠多於壞事，是一個廢寢忘食勤政愛民的皇帝。

首先，王莽注重科學技術與創造。王莽聽聞有人用羽毛只做了飛行器可以讓人飛行數百步後居然還接見了他，讓他繼續創造。而且王莽創造的遊標卡尺與現在的遊標卡尺極為相似，比西方早了1700年。

其次，王莽進行土地改革。一對夫妻能夠分到一百畝田地，土地國有化，人均一百畝，多佔的不論富豪鄉紳全部要無條件交出分給貧窮百姓。

第三，王莽廢除奴隸制。王莽非常討厭奴隸制，禁止買賣奴隸。王莽有著人生來平等的思想， 而漢代屬於半農奴制國家，王莽以有違“六合之性報酬貴”的大義，禁止買賣奴隸。

第四，王莽處罰不勞而獲，發展生產力。王莽規定沒有工作的無業遊民每年罰一塊布，或者參加勞役。因為無業遊民是社會的不安定分子，為了保護社會安定，必須減少流民，增加生產力。

第五，王莽發展國有經濟。酒、鐵、鹽區域性收為國有，國家發行貨幣。以前富豪們是可以自己鑄錢的，現在也成了國有，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題，宏觀調控市場的經濟。

第六，王莽實行政府掌握物價，禁止商戶囤貨炒價。這有點像現在的物價局，供大於求時按成本買賣，求大於供時調整物價。

第七，王莽實行存款制度。運營買賣農商的可以向國家存款，國家收取利潤的百分之一。

第八，王莽對手工業者和牽扯到買賣的貿易收取稅收，用於調整物價和存款收入。

第九，王莽還制定了廉租房的制度。就是將那些沒有人居住的房子以十分廉價的價格租給那些沒錢的百姓。這些就是明顯的國家救濟措施，而且非常的有遠見與定位。

在開疆拓土方面，王莽派新朝軍隊收復青海，平定高句麗。

由此可見王莽在中國古代是一位非常難得的具有現代文明思想的皇帝。

可惜王莽最大的弱點是剛愎自用嫉賢妒能，不善於選拔與使用人才，導致王莽的一系列宏圖大志缺乏人才去實行落實，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新朝僅僅十五年就徹底滅亡。

比如隋世祖楊廣被唐朝貶低為隋煬帝，也被史書與評書演義等黑化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昏君暴君，實際上楊廣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有豐功偉績的皇帝。

首先，楊廣率軍滅陳一統天下。公元589年，20歲的楊廣被拜為隋朝兵馬都討大元帥，統領51萬大軍南下，攻滅陳朝。在公元590年，楊廣任揚州總管，並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亂。在軍事佔領後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礙南人成為忠於隋室臣民的許多政治和文化隔閡。公元600年，北上擊敗突厥進犯。《隋書》贊曰：”楊廣，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

其次，楊廣營建東都洛陽。大業元年，楊廣開始大規模營建東都宮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獨特的佈局和整齊的劃一裡見方的裡坊佈局建制而在中國都城建設歷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第三，楊廣最大的功績下令開大運河。他下令開挖修建南北“大運河”，將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連線起來。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達涿郡，南至餘杭，全長兩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長的運河 。大運河的開通，大大促進了我國南北經濟的交流，為以後中原王朝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四，楊廣開發西域，暢通了絲綢之路。大業五年（609年），楊廣率大軍從京都長安浩浩蕩蕩的出發到甘肅隴西，西上青海橫穿祁連山，經大斗拔谷北上，到達河西走廊的張掖郡。大業六年，隋政府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打敗了西突厥的處羅可汗，掃除一大障礙。擊敗吐谷渾，將其領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員治理，保證了和西域的暢通，可以說是開疆擴土。

第五，開創科舉重視教育。 楊廣即位第一年，就在詔書中寫道：“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

楊廣恢復了被楊堅廢除了的國子監、太學以及州縣學。楊廣正式設立進士科，科舉制度正式誕生。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楊廣不僅興辦學校，還訪求遺散的圖書，並加以保護。隋時的藏書量是中國曆代最多的，大興城和洛陽建有大藏書殿，而最終的成果則是規模宏大的秘書省，在洛陽藏有珍本，藏書總數達37萬餘卷。

雖然楊廣很多做法在當時是勞民傷財的，但是長久來看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包括導致隋朝滅亡的三徵高句麗，雖然最終勞而無功，只是逼迫高句麗名義上投降隋朝，但打斷了高句麗崛起程序。後來唐太宗唐高宗接著攻打高句麗，最後才迫使其徹底屈服。

由此可見，《隋唐演義》等評書演義把楊廣說成頭腦簡單，荒淫無道的昏君完全是詆譭汙衊。

昏君, 就是聽信讒言, 相信小人奸人的皇上, 只聽好話不停忠言的. 庸君大概是渾渾噩噩,沒有主見,別人說什麼是什麼, 什麼都聽別人的,而且一般都聽壞人的... 暴君就是暴力治國,有反對自己多久斬,抄家之類的,殘暴的. 明君 當然就是賢明,知人善用, 懂得聽取忠臣的意見, 把國家治理的很好的皇帝了

憐若品史，憐若來替你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吧在我看來，昏君和明君沒有太大的區分界限。明君在有的時候也是可以變為昏君的，就拿明朝最後兩個皇帝來說吧。或許在大家的印象裡，天啟皇帝是個木匠皇帝。而且重用閹黨，以至朝廷大亂。而崇禎皇帝勤政，勵精圖治。這麼一看，崇禎是亡國的明君，而天啟是不折不扣的大昏君。這只是一些表象，而實際上。天啟是個明君，崇禎反而算不上。天啟重用魏忠賢是為了壓制東林黨，可以說天啟帝的帝王術用的非常之好。而崇禎上臺後，閹黨失勢，東林黨最終失去了制衡。可以拿一點說明兩者之間的差距，那就是袁崇煥。袁崇煥曾經向天啟皇帝上了一份奏摺，簡言之就是關於只要在關外屯田就可以打敗後金了。而天啟皇帝問了一大推的問題，譬如在哪屯田，後金打進來了怎麼辦。袁崇煥頓時無言。

閒話少表，那麼昏君和明君到底有何區別呢。在我看來無非以下幾點

（一）明君有自己的思考方式，懂得如何用人，瞭解帝皇術。如何平衡朝中勢力。而昏君往往聽信旁人，不會制衡各方勢力。

（二）明君能廣開言路，兼聽則明，偏信則闇。而昏君只會聽從一些佞臣。

（三）明君通常心胸廣闊，有容人之處。即使大臣有得罪他的地方也不會去懲罰他。反之昏君澤無容人之處。

......

一個古代君主，怎麼判斷他是昏君還是明君？我們可以從西遊記中得到許多例子和線索。雖然西遊記故事是虛構的，但是反映的卻是社會現實。

唐僧每到一個國家，就要倒換通關文鰈，以至於一路上遇到的國君特別多。下面取三個很有代表性的來說。

第一位是比丘國的國王。

很明顯，此人就是非常典型的昏君，他因貪圖美色，掏空了身子，就聽信妖怪國丈讒言，要拿1000個小男孩的心肝做藥引子。

第二位是滅法國的國王。

很難說清楚他是昏君還是明君：他治理國家很成功，老百姓到了門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地步，應該說是個明君吧；但是，在唐僧師徒四人到來之前，他因為牴觸佛教，已經殺了9996個和尚，只等再殺4個，湊足1萬，可以說殺人如麻不眨眼了。

第三位是朱紫國的國王。

跟比丘國的昏君國王相比，他就是典型的明君了。在遭遇妖怪威脅時，為了國家和其他人的性命，忍痛割愛，交出最心愛的女人，自己則因此而病魔纏身，同時飽受相思之苦。

所以，一個君主到底屬於哪種，有時候判斷起來很簡單：

昏君就是昏聵無能、暴虐嗜殺、荒淫無度的，最主要的標誌是老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而明君則是勤於政務、沒有突出的不良嗜好，特別是在他的管理之下，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但是，有時候又不太好下定論：

畢竟人性是立體的，可以有很多面，臉譜化地下結論，往往不太恰當。

一定要分類的話，那麼，功大於過，促進社會發展，可歸在明君；反過來，過大於功，特別是過錯遠大於功勞的，就是昏君了；功過相當，則是中庸，稱不上是明君還是昏君。